从“用力甚鲜，而获益甚巨”到“译者未必能无失其意也”

第四节　从“用力甚鲜，而获益甚巨”到“译者未必能无失其意也”

谈及近代译本选择的语种问题，陈平原指出：“我们把日本小说排在英、法小说之后，列第三位;但倘以译者所据本子语种统计，译自日文的小说应是第一位，因为许多英、法小说的译本实际上是根据日译本重译的……以日本为接触、介绍外国文化的中转站，这是当年的思想文化界的大趋势。”^[49]郑振铎描述当时的转译状况时也感叹地说道：“如此的辗转翻译的方法，无论那一国都是极少看见的，但在我们中国的现在文学界里却是非常盛行。”^[50]据统计，“以1902年至1904年为例，3年共译西书533种，其中英文书89种，占全国译书总数6%;德文24种，占4%;法文17种，占3%;日文321种，占总数60%”^[51]可见，在探讨近代翻译思想的文本选择观演进中，转译是难以回避的一环。

1896年，认识到翻译在维新救国中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性的梁启超在《论译书》一文中激越地说：

日本自杉田翼等始以和文译荷兰书，泊尼虚曼孑身逃美，归而大畅斯旨。至今日本书会，凡西人致用之籍，靡不有译本，故其变法灼见本原，一发即中，遂成雄国。^[52]

次年，康有为编成了《日本书目志》。此外，在《大同译书局叙例》中梁启超进一步提出了“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53]的主张。此时，通过日译本转译西书的思想可以说已初露端倪。1898年，康有为在《请广译日本书派游学折》中又说：

臣愚颛颛思之，以为日本与我同文也，其变法至今三十年，欧、美政治文学武备新识之佳书，咸译矣……译日本之书，为我文字者十之八，其成事至少，其费日无多也。^[54]

同年，张之洞在著名的《劝学篇》中也提出“各种西学书之要者，日本皆已译之。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则东文之用多……若学东洋文，译东洋书，则速而又速者也”^[55]。1899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宣称“学日本文，数月而小成，日本之学已尽为我有矣”^[56]。由此观之，此时的梁氏已成为一个坚定的转译支持者。

“日本与我为同文之国，自昔行用汉文。自和文肇兴，而平假名、片假名等，始与汉文相杂厕，然汉文仍具十六七。日本自维新以后，锐意西学，所翻彼中之书，要者略备，其本国新著之书，亦多可观。今诚能习日文以译日书，用力甚鲜，而获益甚巨。”^[57]这一席话可视为他转译思想的一个高度概括。

1903年，梁启超由日译本转译的《十五小豪杰》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作。在康有为、梁启超的号召及影响下，经日译本转译在清末民初蔚为大观，徐念慈《海外天》，包天笑《馨儿就学记》，冷血《圣人欤盗贼欤》、鲁迅《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吴梼《黑衣教士》、《忧患余生》等均属此列。包天笑曾经回忆说：

我知道日本当时翻译西文书籍，差不多以汉文为主的，以之再译中文，较为容易。我就托了他们，搜求旧小说，但有两个条件：一是要译自欧美的;一是要书中汉文多而和文少的。^[58]

正是在这种“用力甚鲜，而获益甚巨”的翻译思潮影响下，近代国人凭借日文转译本与许多西方文学大家有了初次的接触。例如，1906年3月《绣像小说》第七十期刊登了马克·吐温的长篇小说The Californian Tale译文。该文是吴梼从日文转译的。小说的题目译成《山家奇遇》，“Mark Twain”也译成了“马克多槐音”，这就是中国读者读到的第一篇马克·吐温的作品。1907年，吴梼又根据长谷川二叶亭的译本《犹太人之浮生》转译出《忧患余生》并发表于《东方杂志》，这也是“最早介绍高尔基之译本”^[59]。与此同时，经由其他语种转译的现象也不再鲜见。如鲁迅和周作人合译的两册《域外小说集》，周瘦鹃选译的《欧美名家小说丛刊》，两书中东欧诸小国的作品很多是由英语译本转译的。无怪乎周桂笙在强大的转译潮流面前乐观而又自信地说：

举凡东西各国文字学术，辗转翻译，无不皆通。于是乎中外古今，庶几无不通之情、不达之意矣。^[60]

换言之，无论译本经过多少语种的辗转翻译，在周瘦鹃看来，译本的文本意义与原作相比几乎是没有损失的。

但众所周知，由于两种语言文化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空白和不可译性，加之译者对原著在作家背景、思想内容、文化内涵、艺术特色等方面往往融入译者本人的好恶，因此经过第一次翻译后，原作已被“变形”了。毋庸赘言，转译自然会产生“二度变形”，甚至以讹传讹的扭曲。这样，一方面原作的整体内容、结构、文学性和美学价值可能受到损耗，例如马君武所译《物种由来》因依据的是“日本的坏译本”，所以“实有另译的不要”^[61]。另一方面，就连与原作有关的基本背景资料，也往往会产生误传。如鲁迅在译法国儒勒·凡尔纳的《月界旅行》时，受日译本影响，谈及作者时说：“培伦者，名查理士，美国硕儒也。”^[62]译《地底旅行》时，他又将原作者误作英国威男。又例如高尔基之译名问题，受日译本影响吴梼译之为戈砺机，鲁迅译作戈理基，而周瘦鹃从英文本转译时又译为高甘。

在这股世界上罕见的转译浪潮中，清醒的翻译家及学者渐渐看出了其中之弊。严复就对这股译坛风尚颇不以为然。他在给曹典球的信中写道：

大抵翻译之事，从其原文本书下手者，已隔一尘，若数转为译，则源远益分，未必不害，故不敢也。颇怪近世人争趋东学，往往入者主之，则以谓实胜西学。通商大埠广告所列，大抵皆从东文来。夫以华人而从东文求西学，谓之慰情胜无，尤有说也;至谓胜其原本之睹，此何异睹西子于图画，而以为美于真形者乎?俗说之常如此矣!^[63]

日本学者狭间直树也曾毫不客气地指出，梁启超的译介工作“常常带有一种被称之为‘梁启超式的输入’的浅薄性”^[64]。1903年，也就是《十五小豪杰》问世的同一年，《新小说》发表了梁启超翻译的摆伦(今译拜伦)《端志安》(拜伦《哀希腊》之一节)。在“案语”中，这位转译的重要倡导者慨叹地说：

翻译本属至难之业，翻译诗歌尤属难中之难。本篇中国调译外国意，填谱选韵，在在窒碍，万不能尽如原意。刻画无盐，唐突西子，自知罪过不小，读者但看西文原本，方知其妙。^[65]

此言虽是针对译诗而发，但这已表明梁氏开始隐约看到不通原作语言、不看“西文原本”所带来的问题。论及从日译著作中求西学的未来前途，他困惑而又无奈地说：

虽然，所译之书，未必彼中之良也。良矣，译者未必能无失其意也。即二者具备，而其书也。率西域十余年以前之旧书，他人所吐弃而不复道者，而吾犹以为瑰宝而珍之，其为西域笑也。^[66]

1905年，周作人翻译的安介坡(今译爱伦·坡)的《玉虫缘》刊载，在该译文的“例言”中，他说到：“是书英文原本名曰《金之甲虫》，著是事之原始也。日本山县氏译本名曰《掘宝》，著是事之结果也。”^[67]可见，周作人清醒地觉察到单纯依赖日译本是不能够向读者传递“是事之原始”的。面对良莠不齐的日语转译译本，胡蕴玉则在《中国文学史序》中愤愤地说：“日本文法，因以输入;始也译书撰报，以存其真;继也厌故喜新，竞摹其体。甚至公牍文报，亦效东籍之冗芜;遂至小子后生，莫识先贤之文派。”^[68]胡氏所言，透露出当时学界对这种严重冲击文坛乃至社会语言和文化的转译已强烈不满并产生了抵触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