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中土之见闻”到“小说为国民之魂”

第一节　从“广中土之见闻”到“小说为国民之魂”

在《昕夕闲谈》问世之前，《申报》从1872年开始，就陆续刊登了翻译小说《谈瀛小录》、《一睡七十年》和《乃苏国奇闻》。其中《谈瀛小录》是从英国小说家斯威夫特的名著《格列佛游记》里节译而成。译者在交代故事时，直接在开头添加了一个总体说明，声称：

昨有友人送一稿至本馆，所传之事，最为新异。但其书为何人之笔，其事为何时之事，则友人均未周知，盖从一旧族书籍中检出。观其纸墨霉败，几三百余年物也。今节改录之，以广异闻云尔。^[1]

至于《乃苏国奇闻》，则被译者加工为一个连环套故事，可能连编译者自己也无法厘清它究竟是奇闻逸事还是小说。时至1873年，近代小说翻译的先行者蠡勺居士在《〈昕夕闲谈〉小序》中则明确告知了读者他的翻译动机和目的：“因逐节翻译之，成为华字小说，书名《昕夕闲谈》，陆续附刊，其所以广中土之见闻，所以记欧洲之风俗者，犹其浅焉者也。诸君子之阅是书者，尚勿等诸寻常之平话，无益之小说也可。”^[2]至此，从小说翻译视野来看，我国近代早期翻译思想的“广中土之见闻”功能观正式形成。

持“广中土之见闻”功能观的译者认为翻译域外作品在于使民开化，让长期闭关锁国而且或多或少“夜郎自大”的国人开眼看世界，广博见识。1904年，《新新小说》创刊，在首期便推出了《世界奇谈第一·食人会》。在该译作之《叙言》中，译者说：

……读《红楼梦》，一境也;读《水浒》，一境也;读《西厢》，一境也;读《西游记》，一境也;读《茶花女遗事》，一境也;读《包探案》，一境也。天下之境无尽止，天下之好探境者亦无尽止。我愿共搜索世界之奇境，与天下好探新境者共领略，我乃采译《世界奇谈》。^[3]

与此同时，为了达到向国人介绍域外社会概况之目的，持“广中土之见闻”功能观的翻译者们甚至将非小说文类的外国作品也“乔装打扮”。早在1903年，《大陆报》就刊登了汉译阿拉伯民间故事《一千一夜》，并视之为“欧美著名之说部”^[4]。在《一千一夜·序》中，译者说：

《一千一夜》者，欧美著名之说部，即妇孺亦能道之，犹我国之《三国志》、《水浒传》也。……今读其书，见其所道故事，时而述魍魉魑魅灵奇变怪不可思议之迹，时而摹惊涛骇浪荒漠绝岛无可如何之境，时而写古英杰雍容慷慨复仇冒险之业，时而状女子小人机械变诈之态，时而演僧徒官吏欺惑愚众贪墨

不职诸状，莫不如铸鼎象物，使读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宜解利亚之听而忘倦也。顾读者或仅以此书为齐谐、志怪之属，则亦有未尽然者。盖书中多识回部之制度、风俗、教理、民情，足以资学者之考镜……^[5]

再如1906年创刊的《月月小说》，在第八号就登载了这样一篇所谓的“杂记小说”：

美洲合众国，各制造厂出口运往英吉利销售之粗笨货物，以紫铜、矿油、制皮、钢、铁，五者为大宗。钢铁、铜、油四宗，每年销数各在四十兆金圆以上，皮半之，年销二十兆金圆而已。此外则如农具一项，亦可销至十兆金圆以外云，至农产之由美出口，运往各国者，其数乃达一秭金圆。^[6]

显然，上述文字按现在的文类标准来看只不过是一篇财经报道，决非小说。但它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近代国人(包括翻译者在内)在长期封闭之后渴望短时间内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小说”形式满足对外界极度好奇的文化交流动机。难怪1906年的《时时日报》评论说：“其(《月月小说》)小说内容有历史、游记、谈丛等属，其体裁有章回、长篇、短篇、一期全刊、以次待续诸门，其间自撰者半，译自英文及他国文者亦半，想中国不乏读书好奇之士”。甚至到了1909年，这种状况仍然存在。《小说时报》第一期的所谓“翻译小说”《律师态度之华盛顿》也只不过是记叙了少年华盛顿与父亲之间的一场狡辩，充其量可视之为人物逸事。

其实，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晚清，民国初期也并未销声匿迹。只不过，随着西学在近代中国影响的与日俱增，以“广中土之见闻”翻译功能观之内容不再仅仅局限于介绍西方风土人情，而是渐渐地向介绍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政治制度转变。周桂笙在译本《神女再生缘》的序言中写道：

今外国已有空中飞艇之制，而回视吾国，则瞠乎未之有闻，科学不明，格致不讲，宜乎儒者于本国经史之外，几不复知有学矣。后之学者，其于科学，幸加之意焉。^[7]

可见，翻译者们已不满足于“奇文共欣赏”式的小说翻译，一种日甚一日的强国欲望在萌动着。“文学不是政治的附庸，但政治的变革是当时人民迫切期待的，因此文学随政治的需要而变革，不可避免。”^[8]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步伐的加快和江河日下的国势加速了“广中土之见闻”翻译功能观的没落。康有为明确地指出：

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9]

1896年，被喻为“近代文坛上第一篇提倡翻译、专论翻译的专门文章”^[10]——《论译书》问世，在文中梁启超大声疾呼：“苟且处今日之天下，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昭昭然也。”^[11]在他《戊戌政变记》的“上谕恭跋”中还说道：“甲午之前，我国士大夫言西法者，以为西人之长不过在船坚炮利，机器精奇，故学知者亦不过炮械船舰而已。此实我国致败之由也。乙未和议成，士大夫渐知泰西之强由于学术。”^[12]1897年，在严复、夏曾佑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一文中，作者也指出了翻译小说对开化民智的重要性：

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是以不惮辛勤，广为采辑，附纸分送。或译诸大瀛之外，或扶其孤本之微。文章事实，万有不同，不能预拟。而本原之地，宗旨所存，则在乎使民开化。自以为亦愚公之一畚，精卫之一石也。^[13]

次年12月梁启超又发表了在翻译功能观演进方面颇具里程碑意义的《译印政治小说序》，在文末他指出：

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缀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英名士某君曰：‘小说为国民之魂。’岂不然哉!岂不然哉!^[14]

此文犹如一声惊雷，唤醒了沉睡的国人和执著于单纯介绍异域风情的小说翻译家。至此，以宣扬政治改革、救国启民为核心的“小说为国民之魂”翻译功能观正式确立。

梁启超不但在翻译理论方面进行了上述探索，自己还身体力行于1902年在日本东京创办了中国第一本小说刊物——《新小说》，该杂志大量发表翻译小说与创作的新小说。无独有偶，同样在1902年创刊的《大公报》刊登的第一篇翻译小说《猫鼠成亲》中，译者在末段意味深长地点明了翻译初衷：“不禁的看着可怕，像那些鼠辈不知道自立，强颜倚靠人的，还不警醒吗?”^[15]显然，译者在此是借这篇寓言小说告诫国人要自强自立，发愤图强。1903年，《绣像小说》创刊，在《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起》中作者坚定地认为：“欧美化民，多由小说;……著而为书，以醒齐民之耳目，或对人群之积弊而下砭，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揆其立意，无一非裨国利民。”^[16]就连上海商务印书馆为该杂志所做的广告文稿之开篇也是“欧美化民，多由小说”^[17]。同年，译界巨擘严复拟定了《京师大学堂译书章程》，其中提及的翻译“宗旨”如下：“一曰开瀹民智，不主故常;二曰敦崇朴学，以棣贫弱;三曰借鉴他山，力求进步;四曰正名定义，以杜杂庞。”^[18]

这样，政治话语逐渐成为文学言说和文学翻译的基本话语，“以稗官之异才，写政界之大势”^[19]的梁启超译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就是为了宣传弱小国家救亡保种的政治活动，在其主编的《清议报》上刊载《经国美谈》也是因为这本政治小说曾经“鼓舞过日本青年保卫自己这个弱小国家的爱国主义，唤起过青年知识分子争取政治自由和国家独立的热情”^[20]。对于翻译这两部小说，梁氏自己就明确指出：

政治小说之著述亦渐起……著书之人，皆一时之大政论家，寄托书中之人物，以写自己之政见，固不得专以小说目之。而其浸润于国民脑质最有效力者，则《经国美谈》、《佳人奇遇》两书为最云。^[21]

可见，梁启超“所说的小说与政治小说几乎是同义词”^[22]。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的影响下，大批有识之士，如蔡奋(衡南劫火仙)、黄世仲、林纾、周桂笙、金松岑、陈冷血以及早期的鲁迅等，均积极审视并转换自身的小说翻译功能观，抛弃“广中土之见闻”翻译功能观，视翻译小说为救国救民、开启民智的首选工具。1901年衡南劫火仙就在《小说之势力》中说：

欧美之小说，多系公卿硕儒，察天下之大势，洞人类之赜理，潜推往古，豫揣将来，然后抒一己之见，著而为书，用以醒齐民之耳目，励众庶之心志。或对人群之积弊而下砭，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然其立意，则莫不在益国利民，使勃勃欲腾之生气，常涵养于人间世而已。^[23]

1908年黄世仲在《小说风尚之进步以翻译说部为风气之先》中也说：

声光电化、政治、历史、宗教之书，可以开通上流士夫，而无补于普通社会。就灌输知识、开通风气之一方面而立说，则一切群书，其功用诚不可与小说同年语也。^[24]

此外，他还把翻译小说的社会功用等同于国人原创小说：“翻译者如前锋，自著者如后劲，扬镳分道，其影响于社会者，殆无轩轾焉。”^[25]继之，1909年的《大公报》旗帜鲜明地宣扬：“社会教育之中尤以小说之功居多。论者谓一国善良之习惯，多由一代小说家造就之。无怪欧西人士，以小说一门为专门名家之学也。……其转移社会之力极大。”^[26]

当然，在这方面林纾的言论尤为值得一提。作为小说翻译家的他在《译林序》中说：

亚之不足抗欧，正以欧人日励于学，亚则昏昏沉沉，转以欧之所学为淫奇而不之许，又漫与之角，自以为可胜。次所谓不习水而斗游者尔!吾谓欲开民智，必立学堂;学堂功缓，不如立会演说;演说又不易举，终之唯有译书。^[27]

在《黑奴吁天录·跋》中他慷慨激昂地坦陈：

余与魏君同译是书，非巧于序悲，以博阅者无端之眼泪，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上下之情，判若楚越，国威之削，又何待言?今当变政之始，而吾书适成。人人既蠲弃故纸，勤求西学，则吾书虽俚浅，亦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海内有识君子，或不斥为过当之言乎?^[28]

因此，我们在林纾的《黑奴吁天录》中可以看到鲜明的政治色彩。书中凡是与译者的政治诉求相冲突的地方一概遭到了无情的改写。众所周知，原著作者斯拖夫人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原文的字里行间都散发着厚重的宗教色彩。作者用了大量笔墨来描写汤姆之死，因此在她的笔下，汤姆简直如同圣徒殉道令读者印象深刻，这无疑是全书主题思想的升华之处。但林纾出于他的翻译功能观，对原著的这一宗教品质作了过滤。因此，在林纾的改造下，原文的圣洁描写在中文译本中却只有寥寥几笔：“心胃之间，喜气充周，忽而气逆，奄然遂逝”。也许林纾并非不能理解该书的主题，只是他认为此时需翻译传达的是中国匮乏的西人尚武精神而并非这种基督教式的坚忍与博爱，他更担心书中宣扬的这种逆来顺受式的非暴力抵抗会消磨国人抵御外侮的斗志。他所译的其他小说，诸如《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雾中人》、《剑底鸳鸯》、《爱国二童子传》的序跋中也都在重复着他自强救国的思想。

梁启超、林纾等人在“小说为国民之魂”翻译功能观的指引下，所译的小说的确影响了当时和之后的许多中国知识分子。金松岑在读了梁启超所译《十五小豪杰》之后，对翻译小说的社会作用大加肯定：

故吾读《十五小豪杰》而崇拜焉，吾安得国民人人如俄敦、武安之少年老成，冒险独立，建新共和制于南极也?^[29]

鲁迅早期初涉文学翻译时，在1903年的《月界旅行辨言》中也毫不隐讳地指出：

故掇取学理，去庄而偕，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30]

虽然鲁迅在文学翻译的后期所持翻译功能观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此时充满救国启民之志的他与梁启超、林纾等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还是极为接近的。

因此，我们看到近代翻译功能观走过了初期的“广中土之见闻”阶段，随着历史的潮流步入了“小说为国民之魂”的新时期。虽然，“广中土之见闻”翻译功能观并未就此完全消失，但此后翻译作品所呈现出的救国启民的工具性则愈来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