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文献综述

关于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文献综述_中国西部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生命系统发展研究

一、国外对农合组织的相关研究

农合组织理论渊源久远，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上半叶各种合作思想创立的时候，至今农合组织的发展已走过两百多年的历程 (Charles Ling，2010)[1]。由于农合组织发源和盛行于欧洲和北美，因此，对其研究和实践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也是相对领先。但是直到20世纪后期，农合组织理论才正式成为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其重视程度可从联合国大会定义2012年为“国际合作组织年”充分体现出来，其目的是为了强调合作组织对全球社会经济发展所做的重要贡献。

(一) 农合组织理论的演进方面

在农合组织的理论史上，曾经先后出现过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学派、基督教社会主义学派等。早期的合作社学派以美国Sapiro和Nourse这两个人物为代表。他们认为，农民通过合作经济组织进入市场，不但改善了其在市场中的地位，提高了其收入，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市场竞争更加激烈，这迫使其他投资者所有企业也不得不提高效率，从而使得整个社会市场的效率得到了提高。因此，合作经济组织扮演了市场竞争标尺 (Competitiveyardstick) 的社会公共品角色，政府应该给予公共政策的支持。他们的思想在美国1922年通过的Capper－Volstead法案中得到了实现。1926年的营销合作经济组织法案 (Cooperative Marketing Act) 和1937年的农业营销协议法案 (Agricultural Marketing Agreementsact) 也体现了他们的思想。此外，Sapiro和Nourse在合作经济组织如何获得成员的信任和提高合作社的凝聚力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Torgerson，1998)。在Sapiro和Nourse之后几年，人们对合作经济组织的研究开始由注重外部影响向以解决合作经济组织内部问题为重点转移。但合作经济组织所扮演的社会公共角色一直以来都很受人们重视。一些经济学家用产业组织模型阐明了合作经济组织对整个社会经济带来的好处，其中Shaffer (1987) 建立的分析合作经济组织在宏观经济协调中作用的研究框架最为突出。

农合组织正式的经济学模型是到1940年以后才出现的。在模型建立后的40年中，经济学家把合作经济组织分成3种模式: (1) 作为垂直一体化的一种形式; (2) 作为一个独立的企业; (3) 作为以集体或联合行动存在的联盟。

把农合组织作为垂直一体化形式的模型创始人有Emelianoff (1942)，Phillips (1953)，Robotka (1957) 等。Emelianoff建立了一个相对复杂的农合组织理论框架，把研究重点放在成员关系上。根据Emelianoff，Robotka的垂直一体化框架， Phillips建立了一个产出和价格决策模型，但是一些经济学家指出这个模型存在着缺陷。Emelianoff，Robotka和Phillips指出了委托代理关系在农合组织中的重要性，农合组织使“谁受益”这个问题的研究变得十分重要。Harris (1996) 认为，农合组织走垂直一体化的道路还存在着其他一些非经济上的因素，例如人们的情感因素等。

把农合组织当作一个企业的观点是Enke (1945) 在研究消费农合组织时提出来的。他的理论假定，农合组织中的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总额最大化时，成员和社区的福利也被最大化了，这个模型需要一个决策者，类似于投资者所有企业经理的角色。但是这个模型不能解释农合组织持续经营问题。Helm－berger和Hoos (1962) 沿着前者的思路对营销合作社的行为进行了解释，这种思路在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成为北美理论研究的主流思想，但是这个模型也并没有解决均衡问题。

在20世纪60年代，Helmberger和Hoos (1965) 运用企业理论，建立了一个农合组织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农合组织通过对成员按惠顾量或惠顾额返还收入，使其单位产品价值或平均价格最大化。通过短期和长期决策分析，Helm－berger和Hoos模型揭示了合作经济组织可以通过限制组织成员数量来增强现有成员的潜在激励。模型显示，在收益递减的情况下，如果管理者试图通过吸收新成员来扩大业务，将会减少已有成员的收入。

在20世纪60年代后，产权理论开始被应用于农合组织问题的研究。Condon (1987) 首先建立了一个理论框架，用以证明财产权和合作经济组织间的联系。Cook等 (1995) 应用产权理论对农合组织的产权进行了分析，认为农合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存在成员搭便车、资产组合及对长期项目缺乏投资的激励等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在绝大部分传统农合组织中，所有权本质上不能带来收益; 成员只有在惠顾合作经济组织时才能取得，合作经济组织产权不能确保当前成员完全承担他们行为的成本或得到他们创造的完全收益，这在成员资格开放的合作经济组织尤为明显; 合作经济组织缺乏剩余索取权的转让、流动和增值机制，组织成员不能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调整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资产组合。随后的一些文献提出了一些补救措施以解决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存在的这些问题。例如，有人提出以一种封闭的成员资格政策加上销售协议 (销售协议是指在销售合作社中单个成员和合作经济组织之间签订的契约，它具体规定了每个成员提供合作经济组织的商品的数量和质量) 来解决搭便车问题，通过建立合作经济组织股份的二级市场，允许合作经济组织股份转让来提高成员的投资激励和改善资产组合 (Harris，eta1，1996)。Fulton等 (1995) 也认为，改善合作社的产权安排是合作经济组织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Fulton和Gibbings (2000) 又对合作社产权做了进一步的阐释: (1) 搭便车问题。由于社员从合作社得到的经济回报主要是根据他利用合作社的程度即进行惠顾返还，而不是他的投资，因此，社员利用合作社却对投资于合作社缺乏兴趣，这使合作社缺乏资本，投资主要依靠借贷，这就限制了合作社的发展。(2) 范围问题 (horizonproblem)。合作社社员出资的有限往往导致合作社达不到最佳的经济规模和运行低效。由于社员只关心其利用合作社的程度，因此，社员只支持那些在短期内能取得最大回报的行动，而对合作社的长期发展不感兴趣，行为的短期化会制约合作社的长期发展。(3) 控制问题。由于合作社的股份不能在市场上公开交易，因此，合作社股份的价值不能成为衡量合作社经营绩效的尺子，这使合作社的低效运行不易被察觉。同时，合作社的股份分布在广泛的社员当中，每个社员所占的份额都很小，这就无法激励社员去监督合作社的经营管理，这种情况在大的合作社中尤其严重。(4) 投资比例问题 (portfolio problem)。合作社股份的非交易性还意味着合作社社员不能根据他们的风险偏好及时调整投资比例，这会导致社员按照对自己最有利的风险和收益的权衡来影响和引导合作社的行动。(5) 影响成本问题。合作社的社员既是合作社的所有者，又是合作社的使用者，这种双重身份会给合作社的管理带来特殊的问题，社员会把合作社的决策引向有利于社员个人。为了取得社员的支持，合作社的管理人员必须努力使意见各异的社员能达成一致，这是一项成本高昂的活动。

20世纪70年代，Taylor (1971) 用企业理论解释农合组织中的税收问题。沃德提出了“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陷阱”理论，文克 (1970) 引入一般均衡理论进一步分析并破解了“制度陷阱”，在此基础上，Jansson和Hellmark设计了合作经济组织的生命周期模型，提出在一定的环境下，合作经济组织一般都要经历起始阶段、初期成熟和晚期成熟3个阶段，并分析了3个阶段中合作社的属性。

20世纪80年代，随着博弈理论、交易费用理论等一些新经济理论的兴起，一些学者也及时应用这些理论研究合作经济组织问题。例如，Staatz (1983) 用博弈理论的框架分析了合作经济组织的组织机构，Sexton (1984) 扩展了他的框架。博弈理论大多被用来分析合作经济组织内部的决策过程。Le Vay (1983) 等不少学者还用交易费用理论分析了合作经济组织产生的原因。

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合组织的理论研究有了更快的进展。例如，拉坦(1991) 从制度创新的角度出发，认为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一种创新的组织制度形式，其产生的原因与分割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新收入流有关; 勒普克 (1992) 具体指出了合作经济组织的作用主要是降低经济活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取得规模经济和打破市场垄断。埃申堡(1992) 指出合作经济组织对市场的代替并不是取消了市场，而是将外部市场内部化，也就是所谓的“合作社内部市场”[2]。

(二) 农合组织发挥的作用方面

Athur Doben (1966)[3]认为，农合组织的优势在于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生产者能够获得在扣除必要的费用以后的绝大部分利润，而这些利润原本由代理人获得，这使农合组织成员的收入增加了，是市场的需求，其治理结构相对于政府和市场来说更加合理，是其他经济组织所不能代替的。Roger Spear (2000)[4]也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他从治理的角度入手，总结出农合组织具有的6种优势。具体包括: 能够有效地应对市场和政府在一些情况下调控失灵的情况，社员之间建立起互相信任的机制，具有明显的互助优势，社会关系能被充分利用，在参与和合作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具有比较好的社会效益。

(三) 农合组织生命周期方面

Cook和Chambers (2007)[5]指出: 美国农合组织的生命周期呈上升趋势，明确了农合组织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组织形式。Gian Nicola Francesconi和Ruerd Ruben (2008)[6]调查了埃塞俄比亚201个农合组织，结果显示，农合组织的平均寿命是15年左右，前8年高速发展，然后从第9年开始发展速度急速下降。同时也得到如下结论: 在持续发展方面，农民自发形成的农合组织比由政府或第三部门发起形成的农合组织有优势，并指出政府的直接干预对农合组织的发展没有明显的作用，相反，政府可以在扶助提高管理能力、帮助农合组织成员应对来自市场的周期性挑战等方面扶助农合组织。

(四) 农合组织合作原则与组织文化方面

美国农业部 (USDA，2002) 认为，农合组织的合作原则为: (1) 成员所有原则: 农合组织由全体成员所拥有。(2) 成员控制原则: 农合组织由全体成员所控制。(3) 成员受益原则: 农合组织所产生的利益归成员所得[7]。同时，US－DA指出，21世纪农合组织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着以下改变: (1) 农业人口的改变。美国从事农业的人口年龄偏大，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二，现在的农合组织越来越多地满足不同成员在服务、产品和结构方面的要求，制定竞争特权和商业行为相冲突成为农合组织的挑战。(2) 技术革新。高新科技已经成为农合组织竞争环境改变的重要因素。在美国食品市场体系中，通过技术革新加强农合组织加工、批发和零售水平一直是受鼓励的，如果不进行技术革新，就算是最大的农合组织，其市场影响和讨价还价能力也受到限制。食品零售商通过强大的合作机制固定他们的市场入侵，并严格要求供应商遵守。食品加工商通过一系列的所有权和合约安排整合原材料的生产，从而对分销渠道施加更大的影响。这些安排都掠夺了农合组织自主决定的权力和市场选择。(3) 消费者的角色。今天的市场是消费者推动的市场。现代的消费者都想要以可能的最低价获得可口、方便、安全的食品。他们有时间、信息和能力去区分哪个商店能满足他们的标准。由于全球市场化，这就要求农合组织要不断地花时间去做消费者研究、新产品研究、包装和广告研究。许多农合组织现在才开始承认这是一个消费者驱动的市场。(4) 工业化。随着农业产业化进程的推进，农产品加工和市场结构的改变，农合组织被逼着从生产者和市场角度重新评估自己在供应链的位置。(5) 全球化。在全球化趋势下，农合组织要充分考虑价格收入政策、环境立法等国际政策环境的变化。在外部环境改变的同时，农合组织面临着内部环境的挑战: 实现平等的能力有限，不同的会员特征和多样化需要，董事会的影响，管理缺乏合作，组织增长强调价值增值活动，传统合作模式的压力等。在以上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中，未来农合组织应更加注重于对合作组织的投资，强调利益均衡，强调合作组织的领导关系，合作单位间的持续发展等。

Kyriakos Kyriakopoulos (2004) 基于过去有关农合组织的文献和实践，提出农合组织的两个关键的组织特征: 农合组织结构 (基于控制、所有权、成本价格政策所产生的传统或再造的农合组织) 和农合组织的组织文化。然后根据荷兰农合组织进行分析，虽然不能建立一个农合组织对组织业绩和以市场为导向的成本价格政策的影响体系，但农合组织内部会员所有权和组织文化对农合组织业绩和以市场为导向的成本/价格政策有显著的影响[8]。

Julie A.Hogeland (2004) 提出，在社区，一个农合组织是由经济、社会、邻里、亲属和政治等多方面的关系缠绕在一起的一个组合。这不仅使得农合组织更有凝聚力和团结力，也使得农民对农合组织有一定的期望从而可以抗拒外在环境的变化。过去，经济学家没有过多关注农合组织的文化。农合组织的管理者、合作者也没有对农合组织文化有明确的认定。有一些基础的、统一的农合组织文化价值影响到对什么是农合组织，农合组织应包含哪些价值和责任的一般理解:(1) 强调服务胜于挣钱; (2) 不要为获取利润而进行商业活动; (3) 自给自足，最小程度减少农民对外界的依赖; (4) 强调领导关系和依附者的继承体制;(5) 经常表达出对某些关系、某些事情和地点不愿意的态度以求解决问题; (6)价值衡量为“小且有个性”，而不是“大而无个性”; (7) 偏向于将个人目标附属于整个产品; (8) 衡量平等性 (平等对待每一个人)[9]。

Tanguy Bernard，David J.Spielman (2009) 引用了埃塞俄比亚农民利用合作社较为成功的例子，文中通过分析全国具有代表性的家庭和相关合作水平的调查数据，研究了农合组织的商业化作用，以及以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建立一个包容的组织原则，与其销售业绩挂钩并揭示营销业绩和包容性原则之间关系的权衡证据[10]。

(五) 农合组织合作资本方面

Wallace E.Huffman，Richard E.Just (1999) 在回顾西方发达国家农合组织的结构和组织的变化的基础上，重点分析研究了农合组织新的融资前景，并明确了农合组织在21世纪服务的最佳定位[11]; Timothy J.Richards (2003)验证了一假设检验，农合组织合并主要是对受到资本约束和缺乏外部资本的准入而产生的。应用多元逻辑对美国最大的100个农合组织的交易选择进行实证分析，估计出长期投资资本的影子价值。结果进一步肯定资本约束假设，这意味着如果新的合作金融形式得以发展，内部增长是农合组织巩固的可行方法[12]。Shu Chun Chang (2010) 通过对台湾农合组织的研究，认为社会资本与农合组织的业绩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社会资本越多，农合组织的业绩越好。农合组织的业绩又与未来的合作意向有正相关关系，农合组织的业绩越好，未来合作的意向越高。社会资本的互惠性和忠诚度彼此相关，这两个特点都与知识的获得、信息的分享、交流能力、合作企业发展革新的思考和合作企业长期合作的意图有相关关系。社会资本对未来农合组织的合作意图的影响高于农合组织的业绩。网络的发展是决定农民是否继续与他的合作伙伴合作的关键因素[13]。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参与者彼此的忠诚度，从而加强农合组织的未来发展。总而言之，农合组织的业绩可能受到网络学习的影响，在本研究中其他要素对当前的影响没再考虑 (如财务业绩、关系质量和被动卷入)，这些可能包含在未来的研究中。总的来说，农合组织的业绩包括一种无形的、主观关系和有组织学习 (Wang Fesenmaier，2007)[14]和实在的、客观的业绩的财政成就 (Fang Yang，2004)[15]。

(六) 农合组织成员发展方面

Olson (1965)[16]认为: 除非一个农合组织成员数量很小或者对成员行为有一些非常严格的要求，否则“理性”的个人不会按照农合组织的共同目标而安排生产; Sexton (1986)[17]和Staatz (1987)[18]分别指出: 随着时间的推移，农合组织竞争力逐渐丧失以及成员偏好出现分歧，农合组织内部出现了冲突，破坏了联盟的稳定，这导致了核心成员的离开 (Cook，1995)[19]; Karantininis和Zago (2001)[20]，Barhamand和Childress (1992)[21]认为: 农合组织成员的离开是减少内部成员偏好异质性的自然调节行为; Sykuta和Cook (2000)[22]认为: 新一代农合组织是变革的农合组织，内部股本的部分变动，比如基本资本计划、比例投票、缩小的产品范围、资本获取等; Svein Ole Borgen (2001)[23]从合作社成员之间建立信任的重要意义这个角度入手，对合作社进行了研究，得出了两个结论，一是社员对合作社的信任度与其对合作社的认同感成正相关的关系; 二是核心社员必须赢得普通社员对自己的信任才能提升合作社的凝聚力，但因为两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因此必须建立足够的信任才能使农合组织顺利运行; Cook和Chambers (2007)[24]指出: 在农合组织发展的初级阶段，农合组织以较低的价格获得市场份额，并因此进入一段发展和繁荣的阶段。但是，随着农合组织过度强调低价格策略时，市场竞争者也开始改变他们的市场战略，农合组织的竞争优势开始消失。当农合组织认识到提高市场竞争力的压力时，他们同样面临着改变市场战略的复杂情况。此时，有些成员可能愿意投资于共同的事业，其他人可能不愿意。Morgan P.Miles，John B.White和Linda S.Munilla (1997)[25]通过调查得出以下结论:成员规模小的农合组织与成员规模较大的农合组织在应用战略规划方法上相似，即应用战略规划方法与农合组织成员的规模无关，但同时指出，如果成员规模小的农合组织应用核心竞争力分析方法以及产品生命周期方法的话，将会获得竞争优势; Jarka Chloupkova.Gunnar Lind Haase Svendsen和Gert Tinggaard Svendsen (2003)[26]通过对丹麦农合组织发展的研究，提出资本的聚集、产业专业化以及农业的变化是导致农合组织产生的宏观原因，同时政策对农合组织成员的发展影响很大。

(七) 农合组织联合发展方面

20世纪90年代以来，很多人把合作经济组织看作是效用最大化群体的联结，从而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一种联盟的这个观点有了显著进展。Yasuo Hoshino (1995) 通过对日本遭到兼并与没有兼并的农合组织进行分析，认为兼并对农合组织的业绩有负效应，兼并的农合组织的业绩不如不兼并的农合组织[27]。Bergman，Mats (1997) 通过对美国、欧洲和瑞士国家的价格与福利对反托拉斯立法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认为垄断合作的农合组织比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农合组织所获得的福利要多。因为以农合组织为主的寡头垄断比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农合组织在行为上更积极主动，所获得的市场份额也就更大。参加合作相比于不参加合作的农业加工企业来说，更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28]。

(八) 农合组织物流管理方面

Richard J.Sexton (1990) 认为，许多不完全竞争的农业市场的重要特征是运输原始产品到相对少的加工商的成本太大，这些加工商通常是农合组织。本文分析了价格行为对农合组织在寡头垄断、空间市场、合作链接方面比非合作加工商有促进竞争效应。现存的或放大的促竞争效应依赖于一系列的结构和战略要素，包括在非加工商间的竞争关系和农合组织会员和价格政策[29]。Yoshinori Suzuki (2009) 在研究农合组织物流方面，讨论了美国农合组织运输力量状况，如运输规模和运输管理。在运输规模方面，研究了车辆路径、车辆安置、上路车辆的分配等。而运输管理集中在研究更直接地将运输规模作为在车辆的时间表、路径和分配政策中的一个决策变量[30]。

(九) 农合组织网络建设方面

Rosenfeld (1996) 充分肯定了网络建设可以加强内部和外部合作，能从总体上刺激农合组织的竞争能力，尤其是中小型农合组织[31]。Carlsson (1997) 从系统动力学的角度提出网络建设有利于农合组织减少交易成本，扩大交易规模[32]。Amin (1999) 提出，网络建设有助于农合组织建立信任和控制机制，有利于农合组织业务范围的合并和产生规模经济[33]。Mistri (1999)[34]和Bellandi (2002)[35]从当地政府的角度提出，农合组织通过网络建设可以解决主要的机构问题或者进入当地的公益事业。Lamprinopoulou (2006) 基于网络理论，对希腊中小型食品类农合组织进行了调研，认为农合组织参与集体行动比独立行动可能产生三方面的好处: 有利于获取资源，产生规模经济，由于经营业务的扩大最终减少交易和合作成本[36]。Phillips (2006) 提出，农合组织通过网络建设可以提高社会文化对农合组织的认知度和组织管理的科学技术水平[37]。Annette Hurrelmann (2008) 在对波兰3个农合组织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农合组织应该由具有合同关系的网络进行治理，通过市场规则的形成、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和保护成员的利益，可以满足农合组织成员的共同目标[38]。根据Cook (2008) 对圣地亚哥农合组织的研究，提出网络建设可以提高农合组织的竞争力[39]。Acta Agriculturae Scandinavica (2010) 对希腊农合组织与当地中小企业在供应链上的竞争进行了调查研究，分析了农合组织在竞争中存在的问题和利用网络的解决方法。具体研究内容归纳如表2.1所示[40]:

表2.1 希腊农合组织发展存在的问题与网络解决方案

(十) 农合组织品牌建设方面

Michael Bevedand (2007)[41]通过对新西兰5家农合组织进行调研，验证了传统的和新一代农合组织是否支持市场营销战略，比如品牌战略以及与顾客建立长期关系，从而可以可持续发展并增加社员的收益。得出以下结论: 相比于传统农合组织来说，新一代农合组织能够在市场营销方面取得成功，原因是成员能够获得例如品牌价值这样的无形资产。传统的农合组织特点是产权定义不清，而新一代农合组织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股权转让，明显的股权和成员界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约或一个统一的协议，最低前期股权投入 (Cook and Iliopoulos， 1999)[42]; Cook和Iliopoulos (1999)[43]指出，理论上农合组织是农民拥有，但实际上管理层结构很难从市场营销中获得价值。由于农民需要提高农产品价格或增加收益，这往往导致以牺牲农合组织长期价值以及强健的供应链关系为代价，这对农合组织的品牌建设很不利; Lichtenthal和Long (1998)[44]认为，农合组织只从技术上创新产品而忽视品牌建设是远远不够的; Miles等 (1997)[45]也指出，未来农合组织要应用战略规划模型来获取成功，这就需要组织做大做强品牌、与顾客建立良好的关系以及以市场导向; Edwards和Shultz (2005)[46]要求农合组织应从生产导向转移到营销导向，还指出农合组织实施品牌战略可以与顾客建立长期良好的关系、增加农合组织成员收益、在市场上提供差异产品。这样，农合组织可以摆脱商品价格周期。

(十一) 农合组织模型分析方面

20世纪90年代以来，很多人把合作经济组织看作是效用最大化群体的联结，从而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一种联盟的这个观点有了显著进展。在这部分的内容中，用到了博弈理论的框架。Zusman (1992) 根据契约理论建立了一个关于合作经济组织企业中的集体选择模型。这个模型解释了成员之间存在差异的合作经济组织如何在信息不完全、不确定和有限理性等情况下来制定规则以及如何选择集体规则。在博弈论工具的应用上，Zusman的模型建立的是一个两阶段博弈模型:首先是合作经济组织的基本制度选择，然后是在所选择的制度环境下合作经济组织的具体运作。显然，Zusman的研究是对以往单阶段博弈模型的拓展。Zusman和Rausser (1994) 采用Nash－Harsanyi方法，提出了一个在多个参与者的组织中群体选择的均衡组织模型。先前的合作经济组织决策模型把合作经济组织看成了一个关系网，相应地，这些模型把集体决策描述成有N个人的囚徒困境，但结果总是不尽如人意。Zusman和Rausser把囚徒困境转换为一个核心的和N个非核心参与者的交易博弈，使我们明白在合作经济组织中，群体行为如何影响组织的效率。但是，并没有给出一些基本假定上的证明。

Fulton和Vercammen (1995) 用新古典理论构造了合作经济组织可以减低平均成本定价带来经济失效的非均衡价格系统模型。提出了合作经济组织应在何时采用非均衡定价计划，同时，通过他们的模型，可以了解在农合组织中非均衡定价所带来的影响。

Vercangnen，Fu Iton和Hyde (1996) 用标准新古典理论建立了在营销合作经济组织中的非线性定价模型。先前的合作经济组织定价行为模型证明了成员异质性带来的限制和一些信息不对称上的问题，但是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这篇文章拓展了我们如何用非均衡定价方案来改进经济失效问题的思路，遗憾的是，作者低估了合作经济组织内部治理结构和投票方法对定价的影响。Alback和Schultz (1997) 为了研究农业营销合作经济组织的投资决策，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理论和投票理论建立了一个形式化的投资模型。这个模型表明“一人一票”的民主投票方式与效率之间并没有矛盾，也没有误导营销合作经济组织中的投资决策。如果合作经济组织成员对投资的贡献独立于生产过程，那么合作经济组织能否有效地进行投资取决于成本分担规则、投票规则和农户的规模分布状况。此外，模型分析还表明，不论选择什么样的投票规则，根据规模大小分担成本是最有效率的。

Hendrikse (1998) 建立了一个在组织形式 (合作经济组织和投资者所有公司) 选择上投资决策的博弈理论模型。博弈理论分为3个阶段，通过后向推理可以得到完美的纳什均衡，把合作经济组织作为有效的组织形式从而推断出一些基本的结论。Hendrikse同时也指出，在一定条件下，投资者所有公司和合作经济组织可以共存。此外，作者把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一个决策单元，充实了先前的决策模型。

Bourgeon和Chambers (1999) 建立了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合作经济组织定价的两阶段博弈理论模型。他们认为，在博弈的第一个阶段，合作经济组织诱使农民生产的产品数量可以产生潜在的垄断租金。在第二阶段，合作经济组织必须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分配收益以使均衡得以维持。这个模型扩展了先前Vercammen， Fulton和Hyde (1996) 合作经济组织定价规则的模型，说明了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异质性的成员如何通过定价方案来影响效率。

Fulton和Giannakas (2000) 建立了消费者农合组织和投资者所有公司之间价格竞争的两阶段博弈理论模型，用以研究成员的参与如何影响价格、数量、市场份额和消费者福利[47]。Steven Wolf，David Just (2001) 提出建立一个信息核算框架模型来提高农业合作组织的内部分析能力和决策能力[48]。Banerjee等 (2001)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推导出农合组织寻租的理论模型。导入了农合组织中不同成员群体间交易权利的分配问题，提出了在部分垄断并受到监管的产业中，财富的限制和成员的异质性是如何影响效率的[49]。Fabio R.Chaddad (2004) 从所有权角度检验了新的农合组织模型，采用所有权的定义是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焦点在于这些新的农合组织模型的区别在于所有权是怎么分配给与农合组织有合约关系的经济主体 (会员、顾客和投资者)。新类型包括5类非传统模型，并提出这些农合组织可能适用于改善财务约束[50]。Konstantinos Giannakas (2005) 创建了一系列的不同生产者对策论模型去检验在农业部门加工改革过程中对农合组织增加的市场份额和福利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农合组织的存在在减少农业投入价格的同时提高了革新率，农合组织参与革新活动能提高社会福利和社会效应[51]。

(十二) 农合组织股东间的交易关系方面

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把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一组契约关系联结的观点受到了极大的关注。这种观点把合作经济组织股东间的交易关系看作是契约关系。它其实是代理理论、交易成本经济学和不完全契约理论的综合。在80年代，这种思想就被提了出来，但是到90年代后期才取得显著的进展。

Eilers和Hanf (1999) 主要利用代理理论提出农合组织中最优契约设计的论点。提供了一个具有启迪性的讨论——在农业营销合作经济组织中谁是委托人、谁是代理人。他们认为，当农合组织管理者向农民提供合同时，管理者是委托人，而农民是代理人; 反过来，当农民向农合组织提供合同时，农民是委托人，而农合组织管理者是代理人。他们认为，代理理论很适合用来分析农合组织的激励问题，同时也告诫研究者必须对农合组织中独特的组织和机构设置有深刻的了解。

Hendrikse和Veerman (2001) 用不完全契约理论中的财产权形式提出了一个关于农业营销合作经济组织的著名论点——哪种治理结构最能使成员的投资受益。他们利用三阶段的模型和非合作博弈理论的工具，提出了治理结构选择和投资决策，使我们明白了治理结构近年来出现的各种新形式、新激励体制等[52]。Hendrikse和Veerman (2001) 还用另一种新制度经济学方法——交易成本理论来研究在农业营销合作经济组织中投资约束和控制约束的关系。他们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分析投资者所有企业和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之间在控制和投资决策上的差异[53]。

Hendrikse和Bijman (2002) 的文章拓展了Hendrikse和Veerman (2001) 在生产者治理结构选择上的研究。作者运用产权不完全的契约分析框架研究了所有权结构对投资的影响，探求了在何种市场和激励组织下，生产者进行后向一体化投资是有利的。利用博弈论的模型和通过对作为变量的谈判权利分配的背景分析，作者得出了在既定和可选择的投资状态下最有效率的所有权结构[54]。

(十三) 农合组织影响要素方面

Jensen (1990) 通过对田纳西州农合组织的调查分析影响农合组织发展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形成有保证的、畅通的市场销售渠道对农合组织的发展至关重要，这一渠道为成员、农合组织和社区提供的服务远比价格水平更重要[55]。Burtand Wirth (1990) 分别从农合组织管理者和组织成员的视角比较上，对供应型农合组织的发展影响因素进行了评估，评估结果表明，农合组织的规模不能解释成员对农合组织的态度和行为[56]。然而，Klein，Richards和Walburger (1997) 对加拿大西部亚伯达省的大量农合组织进行了调查，该地区农合组织业务范围主要涉及小麦种植和牛类饲养。调查内容主要针对影响成员支持农合组织发展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合组织的规模对成员的支持度和参与度有很大影响，中等规模的成员是最积极的[57]。Abigail M.Hind (1997) 运用7个农合组织的历史年度报告将农合组织作为评估对象进行分析。结果验证了农合组织存在成员年龄的增长与合作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农合组织的发展受到成员特性、组织起源等因素的制约，这一现象对所有的组织都是一样的。这一结果也为那些农合组织将内部动力的激发作为农合组织发展核心的转变而不是将外部因素如竞争和经济趋势作为核心提供了证据[58]。Gray (1998) 通过对美国农合组织农户参与情况的调查研究表明，成员的作为、忠诚度和满意度是影响农合组织获利能力的重要因素[59]。Mather (1998) 认为，农业供应合作组织是一个将销售农场物资给他们的合作组织成员的一种组织形式。在美国，约有3000个合作组织提供大约28%的农场物资。成员对物资的满意度对于合作组织至关重要[60]。Zeuli和Betan－cor (2005) 在对美国农合组织成员忠诚度的调查研究中发现，大规模农合组织的成员更挑剔，更难于管理[61]。Peter (2009) 通过对2250户瑞典农合组织成员的邮件调查，结果表明，农合组织成功的程度归因于不同成员的特性，尤其是他们参与农合组织管理的理念。其中存在三类不同的成员特性归属: 对农合组织生产利润的满足程度、成员的年龄和对委员会工作的经验。对于成员参与管理的观念这一变量，多数区别也能由这一变量解释。研究中发现，成员年龄部分相关于对董事长的信任，年龄越大的成员，信任度越小。在本研究中有一系列的解释变量，像农业生产的规模、红利分配政策、农产品原材料的价格水平，和农业生产的专业化水平[62]。Catheryn C.Obern (2010) 认为，影响农合组织的因素有以下这些: (1) 文化因素: 重要的文化因素之一是平均主义的理念。平等进行当地的权力和控制体系，对执行民主参与提供了很好的基础，这些是农合组织生存发展的本质。与农合组织相关的另一个文化要素是语言的差别。一般来讲，在同一地区有几个不同语种区执行政府政策要比在同一语种地区要难。(2) 社会要素:亲属关系，上下级从属关系，土地所有权模式，人口模式，现存的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信息渠道。(3) 经济要素: 信用，直接补贴，货款管理，一定的基础设施 (交通和通讯、组织供应和销售网络、技术信息) (4) 政治因素: 思想观念、政策和项目执行。(5) 管理要素: 农合组织的成员标准，控制农合组织时各成员的角色，生产活动组织等[63]。

(十四) 简评

从以上研究成果可见，20世纪90年代后，对农合组织研究的新进展主要体现在大量新理论、新方法不断涌现并进入农合组织理论和实践的研究领域。在理论研究方面，很多学者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对农合组织的治理结构及其影响因素和变化进行深入分析; 在实践应用研究中，很多学者把研究重点放在了农合组织的管理创新上，特别是在构建网络组织和战略联盟方面。

二、国内对农合组织的相关研究

随着国内农合组织的发展，国内相关理论研究有一个明显的逐步深入的过程，研究视角越来越多样化，研究方法日益丰富化和规范化。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国内学者主要从农合组织发展的作用、发展现状及问题对策、影响因素、组织结构、发展模式以及制度安排等方面作为切入点来进行阐述，这些研究无疑对我国农合组织的发展起到了理论探讨和实践指导的作用。

(一) 关于农合组织发挥作用方面

学者经过研究总结出了农合组织对社会、经济、文化等外部环境所产生的作用，如张晓山等 (1997) 认为，农合组织这类经济性组织能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和补充政府部门的功能，文章围绕政府和专业合作组织的关系、农村传统组织资源在发展专业合作组织中的作用展开了研究; 缪建平 (1999) 认为，农合组织能够把农民组织联合起来进入市场，顺应了我国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和市场化趋向改革的不断深化而发展，符合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黄祖辉 (2000) 认为，农业生产存在着产品的生物性、地域的分散性以及规模的不均匀性等特点，合作社的存在正是为了适应农业生产的这些基本特点，促进农业更好地发展[64]; 黄祖辉 (2002) 认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按照合作制的原则订立章程，建立运行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发扬了互助合作的精神，由牵头人带领一批农民共同闯市场，能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有效提高参与合作农民的收入，实现共同富裕[65]; 苑鹏 (2003) 认为，农业企业化是21世纪初农业基本经营制度创新的新亮点，而农民专业合作社则是农业企业化的有效组织载体; 吴晓东等(2006) 认为，合作组织不是封闭地、独立地运行于整个经济体系之外的，而是与整个经济体系密切联系的，要注重从整体的角度来规划合作组织的“市场”地位和功能; 周发源等 (2007) 在浙江、山东等地调查研究得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提升了农业产业化水平，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规模化，提高了农业标准化生产水平，推动了农业社会化服务，提高了农业生产经营的经济效益，促进了农民增收，提高了农民自身素质，增强了农民市场观念、合作精神和民主意识，提高了自我组织、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能力，推动了政府服务农业方式转变[66]。胡云涛等 (2009) 提出，由于农业合作组织在现代农业信息网络中所处的至关重要的位置，决定了其在特色农产品流通过程中实施农产品可追溯性方面起着重要作用[67]。伍家旺等 (2009) 在对云南省通海和元谋两县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指出发展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是提高农民维权意识和法律意识的有效途径，通过合作组织文化的熏陶、宣传和培训，可以增强组织成员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增进他们之间的交流，达到更好的普法教育的效果[68]。

(二) 关于农合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方面

郭红东、徐旭初等 (2004) 结合浙江省的具体实践，把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分为专业协会、传统专业合作社和股份合作社三大类，分别对其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的特点和发展趋势进行了揭示。除此之外，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模式进行了总结，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会呈现出以农户为主导，多部门、多层次推动发展的格局[69]。姜明伦、郭红东 (2006) 以云南“元谋模式”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走访、案例调查，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内部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农民对其评价与需求及影响因素进行全方位深入系统研究。深入探讨了“元谋模式”即“公司、经纪人、协会”三位一体的组织形式和“好品种+订单”经营模式有机结合的产生原因、发展动力及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70]。郭红东、蒋文华 (2007) 对上海福易得保健食品有限公司“行业协会+公司+合作社+专业农户”订单农业运作模式进行了调研，深入研究了“江山模式”中订单蜂业的组织结构、运行机制与绩效，并提出企业产品品牌的重要性会直接影响企业参与订单农业的积极性，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发展订单农业的有效载体，农产品行业协会在订单签订和履行过程中可以起到重要的监督、协调和服务作用; 同时，订单条款的安排也会影响订单的履约率[71]。赵金龙等(2009) 认为，我国农业的超小规模经营性、兼营性和低效性，导致农民参与农业合作组织管理的动力不足; 农民的小、贫、弱等特点也导致“一人一票”制的合作组织管理模式难以开展，即便开展其效率也很低; 农村的社会特性和合作组织产生机制决定了农业合作组织难以真正实行“一人一票”制管理，鉴于此，提出我国农业合作组织最理想的模式是“能人+协会+农户”模式和“支部+协会”的合作模式[72]。黄祖辉等 (2010) 以我国台湾地区农会发展经验为基础，从台湾农会组织设置的普遍性、组织功能多样性、组织业务互补性、组织人员控制性等方面研究了台湾农会的组织定位与组织特征[73]。廖乐焕(2010) 提出，应根据云南省农业合作组织的形势，依据2007年颁布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适时地研究制定符合云南省实际的《云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章程》、《云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会计核算办法》、《云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办法》、《云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制度》等地方法规、实施细则和政策措施，以积极推进云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行机制的法制化和规范化发展[74]。廖乐焕 (2010) 通过对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模式多元化趋势的分析，比较当前各种模式的优缺点，并以云南省为例，探讨西部民族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模式选择的原则、标准及建议[75]。张永翊等 (2010) 对农合组织制度创新进行了研究，从社员结构、融资机制、民主管理、分配机制、经营方式等方面提出制度创新的对策建议[76]。

(三) 关于农户参与农合组织的意愿方面

关于影响农户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意愿及影响因素，不少学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例如，孙亚范 (2003) 认为，农民对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认知程度是影响农民参与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行为的主要因素[77]。张仁寿等 (2003) 通过对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调查与思考，提出产品越有特色和比较优势，农户对合作的需求就越强烈，农民就更有热情、更主动地希望进行合作，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就较容易形成和发展; 同时认为，“农村能人”是农村最为宝贵的人力资源，也是促使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形成的因素[78]。郭红东等 (2004) 基于对浙江省556户农户的实证研究，从农户的角度出发，运用Logistic模型研究了影响农户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因素，认为户主的文化程度、生产的商品化程度、农产品卖难问题、政府支持程度等是影响农户是否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重要因素[79]。郭红东等 (2005) 以全国694个农户为研究对象，研究农户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意愿和行为。研究结果表明，目前农户对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认知程度较低，参与的主动性不够，但农户对其需求很强烈; 农户由于所处地区、认识的差异及自身情况不同，对于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形式的需求也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股份制企业或其他类型的组织形式; 农户对政府在领办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中的作用期望很高[80]。黄祖辉等 (2006) 通过对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调查认为，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践中，亲缘关系实在是功不可没，亲缘关系是农民获取各种资源的重要途径和手段，这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最初的产生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亲缘关系规则也有别于任人唯亲的亲情原则，它所依据的是一种亲缘、忠诚和能力相结合的原则[81]。周月书、赵敏(2007) 认为，农户对合作社的认知程度、当前生产状况和销售状况、农户对合作社的评价是重要的影响因素[82]。林迪 (2009) 通过全国30家合作社社员的调查，重点分析了参与合作社社员的基本情况、社员参与合作社情况、社员对合作社期望与得到服务、社员对合作社发展的看法等方面情况[83]。赵泉民 (2010) 对东、中、西3省43个村落的实地调查发现，农民参与农合组织过程与组织选举中，存在大量农民参与意识淡漠、参与态度和行为消极被动、随大流倾向比较明显、动员参与行政色彩浓厚等现象，此种情形必然会导致农合组织的“异化”，以致各地农村虽冠以农合组织而实际上是“大户领办、控股或主导”并“排斥小农”的大股东控股型、家族型经济组织大量存在，较为规范的农合组织数量很少[84]。郭红东(2010) 等在对影响农户参与合作社意愿因素的理论假设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全国23个省部分农户调查数据对其进行了实证分析，提出农户参与合作社的意愿受农户的文化教育水平，农户生产的兼业化程度、规模、商品化率，产品销售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以及政府对合作社支持程度的影响[85]。楼栋 (2010) 等运用浙江省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社社长的调查数据，考察了社长对其合作社发展的信心，并分析了影响其信心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 超过70%的社长对自己合作社的发展充满信心; 社长的政治面貌、其担任社长的年限、合作社产品的市场知名度、合作社社会影响力、社长的合作社法认知度、合作社的级别等因素，会显著影响合作社社长的信心[86]。李田静(2010) 等通过问卷调查了浙江省410位农户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情况，调查结果表明，广大农户对发展合作社的需求是强烈的。产品销售合作社是农户目前最需要的合作社类型。在发展合作社过程中，目前最主要的困难是农民对专业合作社知识的缺乏及缺少带头人[87]。

(四) 关于农合组织绩效评价方面

孙艳华、周力、应瑞瑶 (2007)[88]通过实证的方法，利用江苏省养鸡行业的调查数据，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增收绩效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够增加农户的收入，但是合作社内部功能与原则的差异影响了社员间的增收绩效，并提出“利润返还”对提高增收绩效具有最为重要的意义; 刘滨、陈池波、杜辉 (2009)[89]构建了一个包含5个一级指标、18个二级指标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度量体系，调查结构显示，总体上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竞争能力比较弱，并建议政府在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时应从以数量为重转向数量与质量并重;王会东 (2009)[90]首次将规范化与标准化管理、安全化与品牌化管理纳入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徐旭初 (2009)[91]构建了涵盖组织建设、运营活动、社员收益、组织发展和社会影响5个方面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体系。

(五) 关于农合组织品牌建设方面

万力 (2005) 在对美国的成功经验进行研究之后，发现美国农产品品牌建设的成功主要归功于其发达的市场体系，同时，它的技术、营销、传媒等领域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并且还有其超强的经济实力做后盾。与美国相比，欧洲成功经验的最大特点在于其科技性和文化性。在农产品品牌建设中，它们尤其注重企业文化的挖掘和提升，千方百计地提高产品品质。日本在农产品的品牌建设中，则着力立足本国国情，坚持推进以成本控制、质量管理和竞争意识为基础的品牌战略。付彩芳、定毅 (2006) 在对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日本等国的农业经营与管理进行对比分析后，发现世界先进国家在农产品品牌培育上都有建立健全高效农业体系的大趋势，并进一步加快向信息化、机械化、市场化、现代化和专业化方向转变，从而实现农业与相关产业部门的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经营的发展格局。徐娟 (2008) 指出，品牌竞争是当今市场竞争的普遍规律。品牌竞争是以品牌形象和价值为核心的竞争，是品牌之间的较量，是一种新的竞争形态。农合组织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产生的新的市场主体组织形式，对内是服务主体，对外是竞争主体。它的发展动力源于参与市场竞争，它的成长壮大更要基于其参与市场竞争的结果。强化品牌、实施品牌战略是提升农合组织发展壮大的关键因素之一[92]。孔祥智等 (2009) 认为，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品牌战略对于农合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显得愈来愈重要。在这样的背景下，充分认识农合组织品牌化发展的重要性，推动农合组织品牌建设，是我国农合组织未来发展的重要内容[93]。钱淼等 (2008) 认为，实施品牌战略是提高特色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最有效的途径，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由于生产规模限制品牌的创建、农业标准化低、品牌主体缺失等因素，造成了当前我国特色农产品品牌建设中品牌层次不高、市场影响力不明显等问题。我国农合组织在奠定特色农产品品牌形成的物质基础、形象识别、推广实施农业标准化以及保护品牌方面发挥重要作用[94]。周修亭等 (2009) 指出，同样作为合作社经济的新奇士能做到百年传承，并且在国际上享有盛名，对于我国发展农业合作社经济具有很强的启示作用，表现在: (1) 培育合作社文化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品牌化发展的关键前提; (2) 加强品牌运作，使农产品走向国际市场; (3) 建立健全农产品标准化体系，以标准化促进产业化经营; (4) 健全各项制度，规范内部管理;(5) 加大扶持力度，落实优惠政策[95]。刘媛嫒 (2009) 认为，规范化、标准化和品牌化3个要素之间是互相联系相辅相成的。没有合作社的规范管理，就不可能实现标准统一的生产，而没有标准的生产环节，就不可能有质量稳定的产品，没有质量达标的产品，也就难以形成影响力形成品牌化。“三化”是制约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质量进一步提高的关键因素[96]。

国内许多学者认为，我国农合组织品牌的发展已经完成了量的积累，但尚未实现质的飞跃。上海交通大学余明阳认为，企业必须重视品牌的差异化战略，强调品牌的个性，这是企业能否存活并发展的关键。我国农合组织品牌管理的环境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面对的挑战也越来越多，创立和维持一个品牌的成本也在持续提高，而且我国农合组织品牌建设和管理缺乏个性和创新，因此我国农合组织在品牌建设上还有很艰巨的路要走[97]。

(六) 关于影响农合组织发展因素方面

国内很多学者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影响农合组织发展的各类因素进行了研究，特别是本世纪后，更多学者把分析重点放在实证研究上。

1. 理论阐述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影响因素

张晓山 (1991) 认为，在市场经济刚起步阶段，国家干预对合作组织的发展是不可缺少的，可以作为“第一动力”来弥补个人主动性的不足。范小建(1999) 指出，鉴于我国以往的历史教训，建立国家与合作社的“适当" 关系，关键是国家不能不受限制地把行政扩张到合作社的内部事务中，以至于分不清它是政府行为还是合作社行为。夏英 (1999) 把影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主要因素归纳为: 制度因素、利益因素、权力因素、业缘因素 (即产业和技术因素)、地缘和情缘因素5个方面。苑鹏 (2003) 强调当地政府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作用，指出目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相对较快的地区都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廖运凤 (2004) 强调政府对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服务职能，应为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创造好的外部环境，认为国家对合作经济的帮助和扶持显得格外重要。李瑞英 (2004) 提出，由于当前各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依托对象多元化，有社区组织、政府职能部门、各经济实体、农村专业能手，等等，因此依托对象的不同也是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形成的因素之一。唐楚生 (2005) 从思想认识障碍、农业组织现有的缺陷、制度环境的缺损、自身内部的制约因素等方面进行了详细地分析，归纳出了影响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形成的障碍。邸焕双 (2005) 也提出了制约农民合作组织形成与发展的几个比较现实的因素: 无法可依，无章可循; 依赖政府，性质异化; 扶持力弱，宣传力小; 机制不全，管理松散; 精英稀缺，政府介入; 素质偏低，内力不足。苑鹏 (2006)认为，是由于农产品自身的特性和产业特性促使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形成，能够在当地产生并形成一定气候的合作经济组织，背后大都有一个面向市场的主导产业或特色产业基础。王新利等 (2007) 通过对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分析，得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以及各自独特的地理环境条件等的影响，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不平衡且参差不齐，由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发展农民合作组织环境的不同，这就要求在我国发展农民合作组织要因地制宜，发展模式应各具特色[98]。

2. 实证研究农合组织发展的影响因素

黄祖辉 (2002) 通过对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现状分析，从理论上提出了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因素大致可归结为产品特性因素、生产集群因素、合作成员因素、制度环境因素[99]。孙亚范 (2003) 通过对江苏省农户的实证调查和分析，认为地方文化环境影响农业合作组织的形成，同时合作组织的发展也形成了自己特定的组织文化[100]。中改院课题组 (2005) 通过对全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情况进行统计分析，认为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有较强的相关性，但地区发展水平并不是决定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唯一条件，民间互助合作精神传统、非政府组织介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政府推动等因素，都可能促进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育和发展，农户贫穷和富裕两极状态下都较容易产生合作需求 (王景新，2005)[101]。孔祥智等 (2006) 采用非随机抽样方法，调查全国23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 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结果发现政府的支持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中尤其在发展初期起着重要作用，但总体上，政府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支持仍显不足[102]。周勇等 (2006) 以重庆市23个合作社为样本，认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虽对一个地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数量影响不明显，但却与该地区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规范程度呈高度正相关，说明在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规范发展要受到一定的制约[103]。周发源等 (2007) 通过对山东、浙江等地的调查指出，合作组织的性质、地位模糊，出现了多头注册、多头管理，以及法律配套实施办法不完善等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虽有了一定发展，但发展不充分[104]。范水生(2007) 研究认为，福建省政府部门很重视和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并且其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主要是依据当地农产品特性而形成的，其主要涉及畜牧、水产、林竹、园艺4大主导产业和9个特色优势农产品[105]。马新蕾 (2008)基于对云南省部分地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与专业协会的调研与思考，阐明了农业科技应用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重要作用。介绍国内外以及省内的农业科技发展现状，省内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状况，农民合作组织中科技应用的特点以及以科技促进合作组织发展的对策分析视角等内容[106]。赵培 (2009)应用层次分析法对云南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中的影响和制约因素进行分析，通过构建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递阶层次结构模型，提出目前云南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主要受到农民层面、农业产业化进程、政府层面以及社区环境4个层面的影响[107]。黄祖辉等 (2010) 在对浙江省粮食类、食用菌类、花卉苗木类和农业生产服务类的399家合作社组织进行调研中发现，不同的产品类型会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规模、治理结构与运营绩效产生较大差异，文章运用非参数检验当中的Kruskal Wallis检验方法，发现不同产品类型的合作社，不但在成员和资本规模上有着明显区别，而且在年总收入、总盈余和相应的利润水平上也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108]。郭红东 (2010) 等以浙江温岭市箬横西瓜合作社为案例，分析了该合作社的产生背景、运行机制、绩效以及获得的经验与启示，通过研究结果提出: 农民的专业化、规模化与商品化经营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内在动力; 各级政府部门的扶持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能干的经营班子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关键; 完善的规章制度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稳定发展的保障; 使社员受益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吸引农户参与的根本手段，提高合作社的市场竞争力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持续发展的保证[109]。

(七) 对国外农合组织的比较研究

由于在农业领域的合作社理论研究是建立在合作社实践活动之上的，而且又因各国的背景环境不同，使得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出现出不同的特征，以下将对国外几个典型区域环境下农业领域合作社发展特点进行比较。

1. 美国农合组织

美国大部分农合组织也称为农场主合作社，最早出现的是1810年的牛奶合作组织。目前，美国有农合组织3800个，入社会员为400万人，每6个农场主就有5个参加各种形式的农合组织。美国农合组织的主要特点是: 以销售和加工合作为主，其中销售加工类农合组织占总数的53%; 供应类农合组织占有37.6%; 服务类农合组织占9%，生产型等其他农合组织仅仅占0.4%; 专业化水平很高，重视民主管理，平等合作。绝大多数合作组织实行的都是“一人一票”制，只有极少数的还安排一些额外票。合作组织设董事会，日常经营由聘请来的经理全面负责，平均每个农合组织有38个专职管理人员; 具有跨区域性，合作社无论是专业合作社还是区域合作社，都是跨社区经营的，从不受社区限制; 合作社的资金实力特别强大，一些大的合作社已发展成为规模巨大的跨国集团，在北美乃至全世界占有重要地位。

美国政府虽然对农合组织的干预很少，但是为农合组织发展提供服务，也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政府对农合组织的支持表现为立法支持、信贷支持和税收优惠等方面。

在立法支持方面，农合组织的合法地位在法律中得到承认。192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帕尔－沃尔斯太德法 (Capper－Volstead Act (1922))，该法被誉为“合作社大宪法”，使农合组织的存在得到了法律认可，并明确了农合组织的性质等。同年又通过了“合作社销售法”(Cooperative Marketing Act)，将其从反托拉斯中豁免出来，这对农合组织特别是大型农合组织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法律还确定设立了农合组织管理局隶属于美国农业部，负责指导、组织、服务农合组织，使农户得到更多利益。另两项重要的法律是“农业营销协定法”(Agricultural Marketing Agreements Act1937) 和“农业公平交易法”(Agricultural Fair Practices Actof1967)。前者批准了农合组织建立自我销售秩序，通过集体行动，增强行业自律，以更加有秩序的方式进入市场。后者保护自愿加入农合组织的农民的权利不能被干预，农户可通过协会商议定价。

在信贷支持方面，美国农业信贷体系一直被认为是“最安全、最稳定的信贷机构”，这个信贷体系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农场主和农合组织可以通过这个信贷机构得到专门信贷支持。在农合组织信贷系统中有一个农业信贷银行，可以覆盖整个国家农业信贷需求的四分之一。1916年，美国国会制定了“农业信贷法”，确立成立联邦土地银行等。1916年创建的“农场信贷系统”合作社是美最古老和最大的金融合作社，它由合作银行、美国合作银行和圣保罗合作银行组成，大约提供农合组织80%的年度贷款额，向超过50万的农场主、农合组织提供农作物保险、经营贷款等金融服务。美国农产品出口所需资金的主要来自于这个农业信贷体系。

在税收优惠方面，政府对农合组织的支持主要体现为所得税优惠。农合组织分为免税资格的农合组织和非免税资格农合组织，对免税资格的农合组织，政府依法减免赋税，对非免税资格农合组织，实行比其他企业更低的赋税水平。按照美国的收入所得税法 (Internal Revenue Code)，农合组织经营原则是向用户——所有者按照成本价提供服务，那么从农合组织交易中获得的收益只需要交纳一次税金。如农合组织与社员交易的收益，不论是农合组织收入还是社员红利，都只缴一次税。同时还规定，农合组织有义务按照向社员生产者支付惠顾额的相同数量标准向那些少量的非社员生产者支付惠顾额。

此外，美国政府还设专门机构负责农合组织发展事务。在美国，农合组织是股份制公司中的一种，因此，农业生产者实际拥有和控制农合组织，如果其发展活动保证在互助互利、社员获益的原则上，不影响国家利益，政府就不会直接干预农合组织的发展。为了健康、快速发展农合组织，美国政府专门在农业部设置了农合组织管理局，为其提供各项服务。农合组织管理局有专门人员研究农合组织的发展，农合组织在管理经营方面遇到问题可以到该机构咨询，得到有针对性的帮助，使农合组织的经营效率和服务能力得到提高。除此以外，农合组织还可以向农合组织管理局咨询更细的内容，如农产品加工增加业务领域的可行性分析、农合组织发展战略计划、财务状况分析等都可以得到帮助。政府还为农合组织提供公共交流信息的平台，农合组织通过这一政府平台可以获取农产品的销售价格，还可以获得价格优惠的劳务供应和物资。农合组织管理局还经常开展农场主以及社员的教育和培训活动，提高农场主及社员技术、文化水平，也为农场主和社员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联邦农业信贷管理局为提高农合组织的装备水平，还向农合组织提供资金援助。农合组织管理局还有一个重要功能是与各国农合组织管理机构交流，介绍美国农合组织情况，增进农合组织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张莉彬)。

2. 法国农合组织

法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农产品净出口大国和第一大食品加工出口国，法国拥有各类合作社4万多个，入社农业企业9万多家。但在20世纪70年代前却是一个农产品及食品净进口的国家。法国农业快速发展的外部条件得益于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内部动因则是国家积极鼓励、扶持农合组织发展 (瑞安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会，2011)[110]。第一，在财政支持上，法国是欧盟农业补贴的最大受益国，其农业收入三分之一以上来自欧盟的补贴，主要包括三部分:(1) 依据土地面积每年每公顷300欧元; (2) 工业补贴，主要是用于购置环保设施，改善生产环境; (3) 国家大项目的补贴，如已经叫停的玉米转化为生物燃料的补贴。法国农业补贴政策是农业政策的中心，这些政策的落实主要依靠数量众多、规模较大的各类农合组织。目前，法国的农业补贴可分为公共财政补贴、税收和社会分摊金减免、农业贴息贷款三类。第二，在法律支持上，1847年法国就颁布实施了有关合作社的法律，以后又陆续进行了修订和完善。1962年对农业合作社专门立法，明确规定合作社建立的条件、合作社的地位、权利和义务等，为维护合作社权益和健康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政府对合作社的干预主要通过法律手段进行，合作社也严格依法拓展业务。同时，法国实行合作社准入制度: 一般企业仅需在当地商会申请即可予登记，而成立合作社首先要向政府申报，经过调查核准后通知商会予以注册。另外，为规避合作社之间恶性竞争，法国政府严格控制合作社布局，积极推进联合与合并，扩大合作社规模。第三，在金融支持上，1852年法国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农业专业银行——法兰西土地信贷银行，专门为农民购入土地或开垦利用土地提供长期贷款。法国1899年建立农业信贷地区银行，1920年成立国家农业信贷管理局，1926年将其改建为国家农业信贷银行，形成了全国性的农村金融体系，直接管理农村合作金融系统，强化外部监管。第四，在农合组织联合发展上，法国合作社联盟是农合组织的最高组织机构，成员主体是14个行业合作社联合会，22个大区的区域性合作社联盟和少量大型的专业合作社。全国的合作社联盟和区域合作社联盟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协调和为成员社服务，与政府和议会对话，开展对外联络和交流，保护农合组织的利益。第五，在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上，法国建立了以高等农业教育、中等农业教育和农民业余农业技术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农业教育体系，60%以上的青年农民都达到了中等农校毕业水平。法国农民一般都具有农业技术高中和农业专科大学毕业的文化程度，不但懂耕作，而且有文化、懂科学、会经营。根据规定，持有农业职业能力证书和农业职业文凭的人只能在农场或农业企业中当雇工; 具有高中二年以上学历的“农业技师证书”持有者，或通过农业职业和技术会考的学生，才有资格独立经营农场。为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法国各地普遍设有相当于高中的农业技术学校。

3. 德国农合组织

德国是世界上农民合作组织的发源地之一，该国农民合作组织已有140多年历史。截至2006年12月31日，德国大约有5400家合作社企业，共计1760万成员 (在8000万居民中)。政府对农合组织支持力度很大，尽管德国的农合组织与政府没有直接的行政关系，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但长期以来，政府一直通过立法和提供优惠政策保障农合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其健康发展 (瑞安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会，2011)。第一，在财政支持上，德国农合组织和法国一样可获得欧盟农业补贴。第二，在税收上，德国政府还对农合组织用税后利润进行投资的部分免征所得税; 农合组织可获得免交营业税、机动车辆税的待遇; 为农业企业提供咨询、农机出租等服务的农合组织免交法人税等。第三，在法律体系方面，德国基本法明确规定，要促进合作制，支持合作自助，促进和支持是“优先目标”。1867年，德国制定了第一部《合作社法》，与公司法同等重要，是一部法律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主体法，规范着各种合作组织的经济行为。最新的德国《经营及经济合作社法》对农合组织的法人地位、法律责任、社员出资、盈余分配等都做了详尽的规定。第四，在金融支持上，德国政府实施特殊性的信贷管理政策，支持信贷合作社的发展，向农民提供低息贷款。德国建立了遍布城乡的合作金融组织网络，分支机构超过1.3万个，为农合组织成员提供高水平、全方位的金融服务。100多年来，德国合作银行始终坚持合作制的组织结构和为社员服务的宗旨，为农业和农村经济提供大量的长期贷款和其他金融服务。第五，在农合组织联合发展上，德国已形成多层级、网络型、分权式的合作社联盟体系。农合组织自下而上分为3级: 基层合作社; 区域性合作社联盟，区域性专业协会; 全国性合作社联盟，全国性行业协会。社员在自愿、民主的基础上组织基层合作社，各基层合作社按区域组建区域性合作社联盟，各区域性合作社联盟再组建全国性的合作社组织。德国农协不从事具体的业务经营活动，主要职责是代表农民与政府交涉，维护农民利益，同时对国家的农业政策进行反馈。缴纳会费，标准约为每公顷每年3～4欧元。第六，在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上，德国十分重视培训的系统性，德国莱弗森合作社国家联盟 (DGRV) 有若干地区级和全国级的培训中心。据德国萨尔州农林厅负责人介绍，该州农民在9年义务教育结束后须到该厅接受为期3年的农业职业技术教育。该教育培训较为灵活，一般是每周上2天课，其余时间在农场工作。第七，德国有8个地区审计协会和6个专门审计协会。农合组织成立前须经当地农合组织审计协会审计通过，成立后必须加入所在地区的农合组织审计协会，并接受定期审计。至少每两年必须对农合组织的设施、财产状况以及经营管理，包括对社员名单的管理，进行审计。对资产负债表合计超过200万欧元的农合组织必须每年审计。

4. 日本农合组织

日本农合组织通常称为日本农业协同组合，简称“农协”，是一个遍布城乡由农民志愿联合、自成系统的庞大的经济合作组织。它的业务包括对农业技术和农业经营的指导，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购置，农产品的加工储存和销售，直至储蓄、信贷、保险、医疗、旅游、观光、文化娱乐等，几乎涉及农民从生产到生活的一切方面 (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2011)[111]。日本农协组织严密，采取三级系统的组织体系，即分为中央农协、县级农协和基层农协。在日本，农协联系着90%以上的农户，因此，政府制定的各项农业政策通过农协来执行，能够在最短时间内直达90%的农户，比其他渠道都直接、高效。农协也有这个基本责任和义务。比如日本政府要鼓励水稻种植，限制水果等作物种植，每个农户就通过由农协接受到这些计划指令，然后最终落实。同时，政府的一些惠农措施比如生产保护、低息贷款、价格补贴、新技术推广普及等，基本都通过农协传达实施。换句话说，日本政府的各项农业政策在农村得以顺利实施，离不开政府影响下的农协的工作。

日本政府在立法方面为农协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1899年，日本明治政府就出台了“农会法”，保护农合组织。1900年，日本颁布了该国第一部关于合作社的法律即《农业组合法》，促进了“产业组合”在日本农村迅速发展和普及。1943年，日本颁布了《农业团体法》，将各种“产业组合”合并为“农业会”，由国家对农产品统购统分，恢复了农合组织的民主原则。二战结束不久，“农业会”被美国当作军国主义组织予以取缔。1947年，《农业协同组合法》由日本政府颁行，成为日本现代农业农合组织的基本法律，日本农协得到恢复。随后，相继出台了《农业协同组合财务处理基准令》以及《关于农业协同组合监察士选任资格》等12个附属法令，来确立农协的合法地位及其任务、经营范围和优惠政策等，使农协成立和事业发展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由于有法律的保护和政府的大力支持，日本农协从1947年法律颁布到1950年，短短3年之间，日本各地涌现出4000多个基层农业协同组合，从20世纪50～70年代，在全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农业协同组合的巨大网络，覆盖了所有农村，并迅速发展成为日本最大的农合组织，从中央到基层具有完整的组织体系，几乎所有的农户都参加了农业协同组合。1961年，日本又制定了《农业基本法》。为了保证农协民主办社，在日本农协法中明确规定中央会会长和基层农协社长必须为社员 (张莉彬)。

在税收、信贷等方面日本政府对农业和农协的扶持力度也很大。日本农业是分散的小规模家庭经营，巨额的投资不可能通过农业自身的积累来完成，而在很大程度上靠国家的财政投资、优惠的金融政策和税收政策来实现，日本政府在这一方面的大力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为农协的良好发展创造了条件 (初志红等， 2007)。农协在税收、金融等方面可以享受到政府比其他法人更加优惠的条件。农协各种税收税率均比其他法人低10%左右，以此奖励农协。在信贷支持方面，日本政府给予农协低息贷款甚至是无息贷款用于开展信用事业，使农协不必为资金来源过多担忧。同时，日本政府对农协进行补助，补助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日本中央政府对日本农协实施定额补助金制度，二是各基层政府通过农协这个最大的非营利组织给予公共投资，来推进当地的公益事业。农协也可以在各都道府县获得一些补贴项目。

除此之外，日本农协还十分重视信息技术的运用。每个农协都自办或周边几个农协联办农业信息技术中心，开展农业实用性技术研究，并与每户农协社员的电脑终端和传真机连接，为社员提供生产技术、市场行情、气象、土壤分析、家畜科学饲养和疑难问题解答等全方位的信息技术服务。

(八) 简评

通过对以上研究成果的分析，可以发现国内学者们在某些方面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1. 农合组织降低了农户进入市场的交易费用，提高了农户这一市场经济中的弱势群体的经济收益; 促进了地区农业生产的规模化，提升了农业产业化水平，提高了农产品附加值; 弥补了市场机制的缺陷和补充了政府部门的功能，促进了当地农业经济的健康发展。

2. 在市场化程度高、竞争激烈、主要的农产品具有保鲜期短、不易运输、易损性等特性的农区，由于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和市场竞争的压力，农民更倾向合作，更容易自发形成农合组织。另外，拥有良好的产业基础和特色产业的地区更加有利于农合组织的产生和发展，农业专业化程度越高，产品越有特色和比较优势，农户对合作的需求就越强烈，农合组织越有生命力。

3. 良好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是影响农合组织发展的重要因素，国家政策的支持、农合组织法律的健全、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是农合组织发展的保证，内部科学化的组织结构、民主化的管理和高素质的成员是农合组织发展的根本。

4. 不同的国家区域环境背景形成了具有不同特色的农合组织，我国西部地区也应该根据内外部环境特点探索具有西部特色的农合组织发展模式，使组织与西部社会环境和谐发展，以实现推动农合组织发展、促进西部社会和经济环境改善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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