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八大上，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较早地提出了制度治党问题。他认为：“党除了应该加强对于党员的思想教育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并且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做出适当规定，以便对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8]这既包括根据新形势的要求制定一些新制度，又包括对一些过时的制度加以修订。总的来说，邓小平的制度思想主要包括健全党内法规制度、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改革组织制度和人事制度、健全党的监督制度、确立制度建设的基本方针等五大方面。
健全党内法规制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认真总结党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强调要注重从制度上管党治党。在邓小平的引导下，中共中央出台了诸如《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工作任务、职权范围、机构设置的规定》等一系列党内法规制度。其中，为了整治党员干部特殊化现象，在邓小平指导下制定了《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直指党员干部特殊化问题。这些党内法规制度对严肃党风党纪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其中明确要求改善党的领导制度。他指出：“我们要改善党的领导，除了要改善党的组织状况以外，还要改善党的领导工作状况，改善党的领导制度。”[9]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就我国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改革问题发表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对制度问题的重要性，现行的不规范、不科学制度的弊端，如何进行制度建设，改革现有制度的指导思想、方法、步骤等，都提出了十分深刻的看法。
改革组织制度和人事制度。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讲话中，邓小平要求推进组织制度和人事制度改革。他指出：要“坚决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10]。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强调：“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逐步制定完善的干部制度来加以保证。”[11]1982年12月，党的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中明确写入了干部四化标准。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再次强调了“四化”标准。他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12]邓小平还着力废除了实际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了干部退休制度。在邓小平的倡议下，1982年2月，中共中央于做出了《关于老干部退休制度的规定》；同年4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制度的几项决定》。一大批老干部办理了离退休手续。
健全党的监督制度。邓小平强调，我们党“需要接受各个方面的批评和监督，以利于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克服缺点，减少错误”[13]。党内专门监督机构重新建立，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立了以陈云为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随后，“根据1979年中纪委和中组部联合下发的《关于迅速建立健全各级纪律检查机构的意见》，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构相继建立，并不断完善纪检机关的内部建设”[14]。邓小平对群众监督也十分重视，建立健全了人民来信来访制度、公开办事制度等相关制度。
确立制度建设的基本方针。邓小平强调，制度化建设的方针是从实际出发，积极推进，稳步发展。他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指出：“实现民主和法制……一定要有步骤，有领导。否则，只能助长动乱，只能妨碍四个现代化，也只能妨碍民主和法制。”[15]同年12月25日，邓小平又在《贯彻调正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中指出：“基层单位领导制度的改革，要先在少数单位进行试点。在制定和颁布完善的条例以前，一切非试点的基层单位，一律执行原来的制度。”关于制度的执行，邓小平强调必须严格。他早在1975年8月18日发表的《关于发展工业的几点意见》中就指出：“执行规章制度要严一点，要有一点精神……你不严，规章制度就恢复不起来。”他在别的场合又强调：“执行规章制度宁可要求严一些，不严就建立不起来。”[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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