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帆 李德英
前一章以通济堰为例，深入探讨了水利管理与地方秩序和农民生活的关系，反映了自晚清以来，国家试图通过逐步加强对地方水利事务的控制，积极介入地方社会的管理。而同时国家对乡村社会的社仓控制亦有所加强。本章借助四川省新津县档案馆所藏关于社济仓（即社仓）的资料，以新津县社济仓为例，对清末社仓经首略作探讨，通过对其管理职责、选任、更换以及产生纠纷的分析，讨论了社仓经首与地方政府及乡村社会的关系。
社仓，作为中国古代民间仓储制度中的重要部分，一直备受海内外学者重视，近年来关于清代社仓研究更是硕果累累。[1]既存研究从政治制度史和区域社会史等不同视角进行考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成果集中在社仓制度的历史沿革、社仓性质、社仓的功能等方面，对于社仓内部的具体运行机制、社仓与地方社会的关系等研究稍显不足。其中，对于社仓首领，即社长的具体研究更是缺乏，鲜有专门论述。
社仓制度是中国古代仓储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村社会最重要的民间组织之一。南宋时期，著名理学家朱熹所确立的以米谷为贷本，岁贷收息、春借秋还的借贷方式，建立了由乡间士人与地方政府共同管理的经营模式。[2]
明末清初，四川经历了长达四五十年的战乱，直至乾隆时期，才在各地建立社仓。乾隆元年（1736年）清政府令四川建社仓，“最初以粜卖常平仓谷价银，除买补正项外，余银全买粮作社仓本，以此倡导绅民捐输。乾隆二年秋，买谷2970石，绅民捐谷25600石。达州、内江等30余处州县旧有贮谷21000石，全省旧贮新购共有社仓粮49570石”[3]。乾隆三年（1738年），“照常平仓例，每谷400石建仓廒一间，其工料银于存公银内动支”[4]。同年，又复准社仓管理费用的解决办法，规定“将息谷10升中以7升归仓，以3升给社长作为修仓折耗。如有逃亡情况，仓长向地方官报告，核实后于7升息谷内开销”[5]。这些措施使社仓在四川乡村迅速发展起来，并作为民间组织，为乡村社会带来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最终也影响了地主、农民、乡绅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由殷实粮户所担任的社仓经首，在乡村社会网络中，与佃户、团甲、知县等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它们相互渗透交织，构成了一张由社仓经首、团甲以及知县组成的权利网络，共同管理社仓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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