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展的道德范围和交互视角原理

扩展的道德范围是一个比喻，我用它来描述是什么一直在推动道德之弧向上；它源自扩展的圆圈的比喻，后者由爱尔兰历史学家威廉·爱德华·哈特波尔·莱基（William Edward Hartpole Lecky）于1869年在《欧洲道德史》中首次提出，他在这部两卷本的巨著中写道：“历史告诉我们，随着文明发展，人们的慈善观会立刻变得更加温暖也更加慷慨，习惯性的行为既会更加优雅也更加温和，并且对真理的热爱会更加真诚。”然而，这样的道德进步并非植根于人的生物本性，莱基写道，“人来到世界上，带来的仁慈情感的强度比起自私情感要微弱得多，道德的功能就在于扭转两者间的强弱次序。”“对个人来说自私情感完全消失是不可能的，然而如果它是压倒性的，那么将会导致社会瓦解”。莱基在承认了这一点之后指出，道德进步是一个渐进过程：“道德问题必定是个比例或程度问题。一度仁慈情感只拥抱家庭，很快圆圈会扩展开来，先是包括了阶级，再是国家，然后是国家联盟，再然后是囊括了整个人类，最后它的影响渗透到了人与动物世界的交往中。”[19]在19世纪的欧洲，扩展道德圆圈直至包括动物？对于那个时代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它也表明一旦你从基本的道德原则开始推理，可能会发生什么。[20]

哲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也是道德之弧理论的先驱，他在1981年出版的《扩展的圆圈》中预言了进化心理学和进化伦理学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的进展，并预言在这进展中可能会发展出一门道德科学。辛格为理性和科学提出的正当理由就是为下述问题提供合理的论证，即为什么我们应该如同珍视我们自己的利益一样珍视X的利益，而这X则是指少数民族、同性恋人群、女性、儿童，现在还包括动物。为了解释扩展的圆圈，辛格诉诸于他所称的“无偏见的利益考虑原则”：“在做伦理决策时，我尽力去做能被他者辩护的决策。这要求我站在这样一个角度，我的利益并不会仅仅因为是我就比他者的类似利益更重要。任何对自我利益的偏爱都必须依照某种广泛的无偏见原则获得正当性。”[21]

斯蒂文·平克这样解释这一逻辑：“如果我请求你做一件对我有影响的事情，倘若我还希望你认真对待我，那么我就不能以一种凌驾于你的利益之上的方式提出请求。我必须以一种促使我平等待你的方式陈述我的状况。不能仅仅因为我是我，而你不是我，我就煞有介事地觉得我的利益是特殊的，正如不能仅仅因为我恰好站在某个点，我就可以说服你相信我所站立的地方是宇宙中心一样。”[22]

扩展道德范围（我更喜欢三维的范围而非二维的圆圈，因为我想象范围在时间、空间和物种之内和之间包了含更广阔的可变性）背后的推理过程可以更一般地被称为交互视角，它不仅适用于群体、部落或国家之内的个人，也适用于群体、部落和国家之间的个人。这是我的国家不是你的国家，仅有这个理由我不能合理地要求你的国家优待我的国家。（当我告诉我的欧洲朋友，美国某位保守的电台谈话节目主持人惯常重复的一句话就是美国是“上帝的绿色星球上最伟大的国家”[23]，他们只是眼珠一转表示不屑一顾。）我的群体利益相对于你的群体利益的任何优先权都需要公正、无私的伦理来为之正名，这听起来很简单，但考虑到我们是同人而不是同神打交道，让双方就基本原则达成共识有时很困难——尤其是不能或不愿转换视角的双方。这就是伦理推理的力量，正如辛格所言，“一旦开始，它会冲破我们最初有限的伦理视界，引领我们一直走向更加普遍的视角。”[24]

理性和交互视角使得道德更接近科学发现而不是文化习俗。科学家不能只坚持一个断言而不用理性论证和经验数据支持它（当然，他们可以这么做，但将会遭到同行的非正式驱逐或者公开斥责）。确实存在使人们生活得更好的方式，而且原则上我们应该能够通过科学和理性的工具发现这一方式。据说，你无法理性说服人们放弃最初并不是通过理性获得的信念，但一旦信念被赋予了理由，我们就有权利用更好的理由去反驳原有的理由。如果连隐隐约约的理由都没有，我们有权援引我所称的希钦斯格言拒绝这些信念。这条格言以我逝去的朋友和同事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的观察命名，“如果支持缺乏证据，那么反对也不需要证据。”[25]

变换视角和观点的能力与（同样重要的）意愿是扩展道德范围（如图1——1所示）的主要驱动力。从我们自身开始由内向外的扩展说明道德关怀最直接地指向基因上与我们关系最密切的对象，从同卵双胞胎，到兄弟姐妹、父母和子女，到祖父母外祖父母、堂兄弟表姐妹、姨妈姑妈和叔叔舅舅、侄女外甥女和侄儿外甥，到曾祖父母曾外祖父母、叔祖母叔祖父和重孙子女，一路下来直至追溯到天祖，再到朋友、熟人和内群体（in-group）成员，到其他群体、部落、区域国家和民族国家的成员，到所有人类，甚至到其他哺乳类动物、有感觉的存在者，直到生物圈。变换视角和扩展道德范围的能力反映的可能是我们一直在发展的智能和抽象推理能力。

图1-1　扩展的道德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