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武经总要》中的辽东京至中京道

辽代由东京辽阳府向西行中京大定府的陆路，中经兴中府霸州，即今大凌河中游的朝阳古“龙城”和“营州”之地。这是自汉、唐以来，横贯东北南部辽东至辽西间的横向干线。成书于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并有仁宗亲题“御序”的曾公亮主纂的《武经总要》一书，从军事地理的角度，对当时《北蕃地理》，即辽的东京和中京间的州郡建置及四至交通，都有扼要而具实的记述。其中对由东京辽阳府西行中京大定府的交通路线、所经历各馆站记程如下。

东京“西六十里至鹤柱馆，又九十里至辽水馆，又七十里至闾山馆，馆在医巫闾山中。又九十里至独山馆，又六十里唐叶馆，又五十里至乾州，又五十里至辽州，北六十里至宜州，又百里至牛心山馆，在牛心山北中，又六十里至霸州，又七十里至建安馆，又五十里至富水、会安，至中京三驿程，各去七十里”^[54]。

《武经总要》中的这条东北南部东西横向交通路线，由于文献记载比较疏略，在方位、里距上不甚明确。参证其他史籍和考古发现，其交通路线的走向，可分为南北两条 ：

其一为南路。为由东京辽阳府西南行经鹤柱馆、辽水馆，而至闾山馆的一条。此道中主要经四站，除东京有明确定点外，其他鹤柱馆、辽水馆和闾山馆，多以山水命名。须以文献记载与实地考察相印证如下。

鹤柱馆：馆名较为费解。参证《辽史·地理志》，该馆或应以辽代东京西南的“鹤野县”得名。按《辽志》记载，鹤野县以传说的丁令威化鹤归来“集于华表柱”得名^[55]。这个地名传说应是“鹤柱馆”名称之由来。而辽代东京鹤野县址，已据实地考察，定于今辽宁省鞍山市南旧堡之驿堡古城^[56]。此城东北距今辽阳市60余里。与《武经总要》记载，“东京（今辽阳）西南行六十里至鹤柱馆”吻合。馆舍正在今东、西鞍山之间的隘口，古今均为交通孔道。

辽水馆：馆址既以辽水（今大辽河）得名，应在辽水之畔。由《武经总要》记载，从鹤野县西行九十里至辽水馆。以鹤野县（鹤柱馆）在鞍山旧堡核定，西行九十里，恰在今辽河东岸的海城西南感王芦屯江“辽队”旧址或今大洼县“古城子”一带。其地应是辽时辽水馆故地，明代亦为边堡。

闾山馆：馆名以“北镇”医巫闾山得名，馆址当靠近医巫闾山。据《武经总要》著录，由辽水馆“七十里至闾山馆”。考核今日地理，由辽水右岸西去医巫闾山，最近便途也需150华里。这与《武经总要》中记载的辽水馆西至闾山馆“七十里”相差殊甚。故疑《武经总要》中的“七十里”，应为“百七十里”，这与今辽河左岸的芦屯或“古城子”西北距医巫闾山南的旧“闾阳驿”的距离相合。闾阳自汉以来向为交通干线之一。则南路闾山馆，当在今闾阳驿一带。

其二为北路。从《武经总要》的行文考察，由东京西“九十里至独山馆”，过独山馆历经乾、显、辽、宜诸州，再西行霸州和中京道。这是辽代继承了隋、唐东征时的陆路中道（详见第六章）。其全程所经的重要馆站为：唐叶馆、独山馆、乾州、辽（西）州，宜州、牛心馆、霸州、建安馆、富水馆、会安堡、中京。依次可索定如下。

（一）唐叶馆

北镇庙

在《武经总要》中唐叶馆排在“独山馆”之后，并注明独山馆在“辽阳西九十里”。从今日辽阳西行90里的范围看，已在辽河、浑河、太子河之间，根本无“独山”之处。所以考辨《武经总要》中唐叶与独山二馆的位置顺序，应是唐叶在前，独山在后。但“唐叶”者颇为费解，故疑“唐叶馆”应为“唐寨馆”之误［叶（葉）应书为“寨”］。即“唐王寨馆”的简称。考核今日地理，在辽阳西南约80里仍有地名为“唐马寨”。旧志中一直书为“唐王寨”，俗传此地系唐王征东驻马之处。至辽代在这里建有“衍州”，为辽阳西南的交通要镇^[57]。经1982年5月实地调查，至今仍有辽金和明代古城遗迹。古今为控制太子河与辽河之间的通衢重镇，至今仍为东西交通枢纽，而且与从辽阳府西行的里距和方位符合，因定为辽代由东京辽阳府西南行首站之“唐叶（寨）馆”。

（二）独山馆

以辽阳西南行首站应为唐寨馆的位置勘定，过唐寨馆以西“九十里”的“独山馆”，应在由今辽阳唐马寨西去往北镇乾州和显州之间的高阜之地。以里距推定，适在今饶阳河下游西岸古“辽泽”之中的最高之处黑山县蛇山子。此道自辽金以至元、明、清以来，一直为过辽泽东西必经孔道，而唯有高山子和蛇山子一线，方有交通道上的“独山”之峙的地貌，可当古代驿站。

（三）乾州

义县奉国寺

辽代由东京西行中京道上的乾州，位置已经考古发现确定，即今北镇市北镇庙前辽代古城，以辽景宗乾陵得名。《武经总要》“乾州”条下记载，“（州）在医巫闾山之南，古辽泽之地，虏（契丹）主景宗陵寝在焉”。辑本《大元一统志》记“乾州故城在广宁府西南七里”。辽代景宗“乾陵”，应在其州北十余里的今龙岗二道沟“琉璃寺”。

（四）辽州

由辽代东京西行中京过乾州以后的辽州，以实际方位校之，应为“辽西州”。因为据《武经总要》记，“乾州西至辽（西）州六十里”。按此条位置，“乾州西六十里”，绝非《辽史·地理志》中的“辽州辽滨县”。因为辽州辽滨县故城，考古发现已确认为今辽宁省新民市辽滨塔古城，该城不仅不在由辽阳西去经乾州的交通上，而且与“乾州西六十里”南辕北辙。但在辽代当时，于乾州西确有“辽西州”，治“长庆县”，并隶属于“显州”^[58]。降至金代后，辽西州又改为辽西镇^[59]。早年在今义县东南的大凌河东岸王民屯一带，已发现了金代的“辽西镇”石碑。这进一步确认了义县王民屯一带应为辽、金两代的辽西州和辽西镇所在地。王民屯东距北镇庙前辽乾州故址恰为60里左右，与《武经总要》中记载的交通里距方位俱相合。

（五）宜州

由辽阳西行乾州之路，至辽西州稍西北行。《武经总要》记载，辽西州“北六十里至宜州” 。此辽代宜州即金代以后的义州今辽西义县。《金史·地理志》： “辽宜州，天德三年更州名（义州）……有凌河。”^[60]至今辽宁省义县县城内仍保存完整的辽代古建筑大奉国寺。寺中的金明昌三年（1192）碑刻记有“宜州大奉国寺圣贤题名记”。证明辽代宜州和金代义州，都在弘政县今义县县城。古宜州在交通地理的位置，也正在沿大凌河谷道，由北镇乾、显诸州去往今朝阳（辽兴中府）的古今交通道上。辽代经宜州（今义县）由“北路”去往“霸州兴中府”（今朝阳）的交通道上，重要交通关隘是今义县东北医巫闾山北缘之“牵马岭”。其地笔者曾驱车考察，地控山谷冲要。至迟自隋唐，辽金至元、明、清，素为交通孔道。明、清方志中多记有义州“牵马岭”通道，而其实开辟在辽金以前。至今在《宜州大奉国寺续装两洞贤达圣题名记》中仍有：“自燕而东，列郡以数十，东营为大。其地左巫闾，右白霫，襟带辽海，控引幽蓟，人物繁夥，风俗淳古。”^[61]过义州“牵马岭”即入兴中府界。

（六）牛心馆

此馆地名不见于辽、金二史。按《武经总要》记载，以其距“宜州西百里”的方位认定，应在今由义县至朝阳的中间地带。在今义县西约百里之地，有地名仍称牛心山和牤牛营子。其中尤以牛心山以北，当今义县至朝阳道途之冲，或为古牛心馆站名所由也。即宋、辽时之“牛心馆”，当今义县西之牛心山之地。

（七）霸州

霸州在辽代为兴中府治所，故址即为朝阳，古今无争议，为汉、唐以来历代辽西地区的交通枢纽和历史名城。城内设有“长春路钱帛司”“辽西路钱帛司”“平州路钱帛司”。

（八）建安馆

馆站的名称应以辽代建州得名。辽代有前、后两个建州。前期建州在大凌河南木头城子，后期建州在大凌河北朝阳黄花滩古城。以辽代行程方向和《武经总要》的成书分析，这里的建州，应指辽圣宗以后迁于大凌河北的建州。州治在今朝阳西南30多公里的黄花滩古城，也就是建安馆的所在地，方位与《武经总要》中去中京方向的记载相一致。

（九）富水馆

《武经总要》记载，由建安馆（建州）西行五十里至“富水馆”。这段行程从馆站方位看，是沿大凌河左岸西行。位于建安馆以西五十里的富水馆，从里距看应在今喀左县境的叶柏寿河汇大凌河处。在今喀左县东北、公营子镇土城子村，发现一座辽金元时代的土城。纵横400米，位于交通沿线，顺交通方向辟有东、西二门，东距黄花滩辽建州“建安馆”恰为50华里左右。从交通地理的方位和里距看，适为《武经总要》中的富水馆。又据《元一统志》记载，建州西五六十里有“富庶县”,经考察，县址即公营子镇土城子。因此推断，辽代由建州去往中京道上的“富水馆”，与后来的元代“富庶县”，当有地名渊源关系。

（十）会安馆

《武经总要》记载，“富水、会安、中京”连续三站间的距离“各七十里”。以这样的站距排列，离富水馆后，驿道已离开大凌河左岸，而沿其支流叶柏寿河西行方至中京。因此位于富水馆和中京之间“各七十里”的会安馆，虽馆址尚未最后寻定，但其位置应在今辽宁省建平县西北的沙海镇一带。这里是由富水西行中京的适中必经之地。

（十一）中京

《武经总要》中的这段驿道的终点中京，古今学者已考定无疑，即前指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西南四十里老哈河北岸之大明城旧址。辽代之中京大定府，是仅次于上京临潢府的都城。它不仅在辽代历史上为衔接腹心南北的重镇，而且在金、元两代和明初，都是关系塞北出入、得失的名城和交通重镇。

上述《武经总要》中记载的东京至中京之路，无疑主要是着眼于当时军事地理的。这条交通道，东起高丽和渤海东丹旧地的东京，西至辽代腹里重镇中京，在辽代当时有举足千钧之重。其东转，由当时的东京辽阳府沿太子河东行，在辽代过汤河、蓝河接叆河谷道交通，经连山关，而至保州（凤城）和金婆娑府（丹东九连城）诸地，跨江可去鸭绿江以东的高丽。不仅如此，辽、金、元三代都是在北方草原地区兴起的强大封建国家，军事地理和交通地理本来就是不可分的，后者往往主要是为前者服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经过审慎考订后的《武经总要·北蕃地理》，确不失为一部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宋辽时期交通地理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