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州北行“长岭—营州道”上的重要史迹

由隋唐幽州（旧为渔阳郡）东北行的“长岭—营州道”，实际是高句丽灭亡后，唐与辽海和海东盛国渤海陆路交通的唯一通道。它与另一条由山东登莱跨海至鸭绿江口的水路，构成了盛唐以后，中原与东北亚往来的南、北两条交通动脉。在这条北行陆路的交通干道上，关山万里，险阻重重。其基本走向，在上节“营州道”中已略有记载。本节据迄今可考察的明确史迹，将汉晋至隋唐期间地控交通枢要者列举如下。

（一）蓟州渔阳郡

唐代的蓟州渔阳郡，是继汉魏以来，由幽州（今北京）东北出边的关镇要衢。前已考故地在蓟县（今属天津市），这是北出幽州长城关塞、东北向交通的首镇。

（二）卢龙塞与平州

唐代卢龙塞与平州，前者与汉魏、两晋时代相同，即仍是今滦河上游北出塞外的“卢龙三道”。不过唐代，由渔阳郡发向“营州”（今朝阳）的陆路，主要为“卢龙中道”，即出今长城桃林口的卢龙塞道。而唐时“平州”，已迁至今河北省卢龙县。由卢龙出塞向辽西，唐代有南、北二道。其南道经昌黎、抚宁出“榆关守捉”，至锦州一线，为傍海沙碛道。其北道为正途，即由“卢龙塞”进至辽西“营州”（今朝阳）。其途经建德、广城等大凌河流域，多与前代无异。这一交通道的关键地理坐标，是前考的“卢龙塞”和“渝（榆）关”。

（三）营州柳城郡

营州柳城郡是继“龙城”以后的隋唐重镇。当代考古发现，可以确证的史迹，有今朝阳北塔和北塔南北的朝阳北大街的压在“三燕”龙城南门上的南门址及两侧建筑址；有北塔以北的营州北门址和一段旧城“遗迹”以及围绕朝阳旧城的大量唐代墓群。这应是唐玄宗开元五年（717），契丹内附后，由御史中函宋庆礼督修的“营州”旧城遗迹，其遗迹已详见于前一章。

（四）汝罗城与怀远镇

汝罗城与怀远镇是前节记述隋唐东征的两处交通重镇。二者均地处营州东南的交通冲要，前者地在今义县南，凌海之北的开州城村。后者在黑山县西南蛇山子。在唐代的“营州道”上，二地是过大凌河经医巫闾山，东渡“辽泽”的河险要途之一。在唐代其专设“汝罗守捉”城以控其地。其东行黑山县蛇山子之“怀远镇”，为汉“无虑县”地，古今均为医巫闾山以东的东西交通要冲。

（五）辽泽东之河险要途

辽泽为从汉魏至隋唐、辽金时，由营州东行的二百里泥淖交通。由于其跨越绕阳河、辽河等多处河网地带，具体交通走向较难确指。但从营州至“安东”（今辽阳）的中路交通看，今辽阳西南太子河畔的“唐马寨”，应为隋唐、辽金时要镇。1982年笔者调查该古城，观其在明代长勇堡下有辽金遗物。而且地控太子河西岸东西要道，东北20公里即至辽阳“首山”。其“唐马寨”者，当即源于唐代东征交通地名。唐时由“怀远镇”（蛇山子）东行百里即达今辽阳唐马寨，可径达“辽东城”。

（六）安东都护府（辽东城）

唐代中期（太宗以后）的安东都护府，即辽东郡故城，地在今辽阳市。该城为“营州—长岭—渤海道”上的中心枢纽，在以上据《新唐书》地理志引贾耽《道里记》中已有明确记载和考述。

（七）盖牟城

盖牟城为同见于《新唐书》地理志中的营州道上的重镇，唐平高句丽后，置为盖牟州。故城在辽阳东北百里，有沈阳南塔山山城旧迹。其城内唐与高句丽遗迹宛然，并有辽代塔基遗址。

（八）“玄菟”故城

唐代玄菟故城，为高句丽占据辽沈以后的最后一个“玄菟郡”废城，但其交通地理尤关重要。地在今沈阳东20公里浑河南古道上之上伯官屯古城。隋唐东征过“通定镇”（今新民乌尔汉）过辽河首达的“玄菟”，即指已废弃的玄菟郡址上伯官屯古城一带浑河沿岸交通古城。

（九）新城

新城常与旧“玄菟”对应，为高句丽在辽东所设“西陲重镇”，同时为“长岭—营州道”上的重镇。其方位和史迹明确，即今抚顺市浑河北高尔山山城。其遗迹与文献记载一一印证无疑。

（十）扶余城

唐代扶余城，应继承了高句丽的旧扶余城而为渤海沿用。其故地应在今抚顺高尔山山城东北百余公里的吉林省柳河县罗通山城，该城正在由“新城”（高尔山城）东北由浑河进入辉发河的古道上，东北行有渤海“长岭府”（今桦甸苏密城）。近年考古发掘，其东西两城，在高句丽旧城基础上，均有渤海遗物。这一切与唐代“长岭—营州道”的走向勘合。

（十一）长岭府

长岭府，是唐与渤海间陆路交通道上的重镇，元明时称“纳丹府城”，故《新唐书》中称为标志性的“长岭—营州道”。所以长岭府的确认，同“盖牟”“新城”一样，是确定“朝贡道”走向的基本坐标。经近年考古发现确认，长岭府旧址即今吉林省桦甸苏密城。该城位于桦甸市区东3公里辉发河南岸，外城大体呈南北向长方形，周长2600米，每边共设四门。内城方形，周长1400米，设东、西二门。城内现存红色素面纹板瓦和灰莲花瓦当及辽金遗物。该长岭府故址，历经唐与辽金元明各代，是“扶余—契丹”道上的又一重镇。

（十二）龙潭山山城和东团山山城

龙潭山山城和东团山山城，俱为扶余和高句丽时代的古城，而为渤海沿用。其中尤以笔者两次调查过的吉林市东郊龙潭山山城较为明显。其山城内除遗有高句丽时代的绳纹红瓦残片外，也有渤海时期的拍印方格纹和渤海式瓦当。而且从该城址所处的松花江中游的交通枢纽地位（吉林市明代称“船厂”）看，这是一座军事与交通兼重的跨时代古城。从汉魏起始，一直到晋唐、辽、金、元、明、清，一直是“扶余川”（松花江）上的重要城站，也是唐“长岭—营州道”上必经要地。

敦化城山子山城

（十三）“旧国”都城遗址

渤海“旧国”都城遗址，指渤海大祚荣迁都上京前的渤海旧部。《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北狄传》记载：“祚荣遂率其众东保桂娄之故地，据东牟山，筑城以居之。”^[104]其后《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北狄传》，记其“旧国”方位：“天宝末，钦茂徙上京（龙泉府），直旧国三百里忽汗河之东。”^[105]参证两《唐书》可知，“旧国”之都应在渤海上京以南150公里的牡丹江（唐书称忽汗河）东岸。以此为线索，历年探寻渤海“旧国”者，有吉林敦化敖东城说和城山子山城说等。综合考察牡丹江上游渤海史迹，位于今敦化市西南12公里的海拔600米的城子山山城，与牡丹江以东的永胜渤海遗址，隔江仅5公里相望。二地包括稍北的“敖东城”和“二十四块石”，均应属渤海早期遗存。其中永胜遗址，更位于牡丹江（忽汗河）东岸，或为大祚荣东迁“旧国”之初都，如同高句丽始祖朱蒙南下“忽本川”（今浑江）先居平地城，三年后始创山城。牡丹江西岸的城山子山城，即应是渤海旧国的东牟山山城。

（十四）二十四块石和石湖古城

牡丹江上游的渤海交通史迹，除城子山山城、永胜遗址和敖东城等以外，以沿江分布的南北纵向的二十四块石遗址最为引人注目。二十四块石遗址，沿渤海交通道分布在牡丹江、图们江和咸镜北道，其在牡丹江上游东岸最集中。以纵向分布，依次有（敦化）城郊江东二十四块石，官地二十四块石、海青房二十四块石、腰甸子二十四块石等，计12处。对其功能，自20世纪50年代发现以来，学术界颇有异议。但从大部分二十四块石都位于沿牡丹江和图们江的交通要道，各遗址近处并无大型城址看，学术界基本公认，二十四块石遗址应是《新唐书·百官志》中的“凡三十里有驿”的渤海国时期古驿站的建筑基石遗迹。

（十五）渤海湖州

渤海之湖州，属上京龙泉府管辖，因其在上京以南的“忽汗海”（今镜泊湖）得名，所以在渤海上京的诸州中，与“长岭—营州道”关系尤重。从上述渤海“旧国”今敦化一带北行，必先经镜泊湖畔的湖州，而北上渤海上京、东京诸地。湖州在渤海灭亡后的《辽史》卷三十八《地理志》“东京道”条下有追记：“渤海置。兵事隶东京统军司。统县一：长庆县。”^[106]

关于湖州故址，学术界公认“当在忽汗海（镜泊湖）附近，盖州因水得名者也”。故多寻证于镜泊湖沿岸。《宁安县志》记载，在镜泊湖北岸“土名真味门及平房店北山上，距县一百四十里（距上京渤海镇七十里），城周围约十里。为东西长方形，西门遗有墙基二丈许，城内有井三眼”。据传民国元年（1912）城内发现有“忽汗州兼三王大都督之印”。该地俗称“城墙砬子”，为渤海重要古城无疑。20世纪80年代末，吕遵录先生在《镜泊湖周围山城遗址调查》中专门报道了城墙砬子古城^[107]。1990年夏，笔者应时任上京博物馆筹备负责人之一张泰湘先生之邀，考察渤海上京和上京博物馆，在他陪同下，专赴镜泊湖考察史迹，亦亲自踏察过该城。观其在牡丹江上游和镜泊湖北岸的地理位置，当系渤海交通道上的“湖州”，应无疑义。

渤海上京龙泉府南门

（十六）渤海上京龙泉府

该城已无争议。故址在今黑龙江省宁安县南东京城渤海镇。20世纪90年代初笔者第一次踏察该城，即为其恢宏震撼，亦曾有怀古记游：“初观北国赴龙泉，荷夏镜湖日正炎。牟岭清风连粟水，烟波瀚海漫松原。唐家驿馆今何觅，大氏宫庭旧迹妍。贡道车书传异域，星移斗转记流年。”至此“长岭—营州道”已达终点，而由上京龙泉府发轫的“龙原—日本道”和“南海新罗道”等犹为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