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市场中，出现了资本流动与劳动力流动的巨大不一致，这是民族国家面临的新型制度约束。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使其不断强化生产系统的效率，努力降低生产成本，并且试图把一国对资本的约束降到最低。跨国企业的壮大就是资本对效率不断强化的结果。
资本的流动性已经大大加强了，它可以轻易跨越民族国家的界限而寻求利润的最大化，众多发展中国家对资本的渴望也使得资本有了更多的选择。而一国之内的劳动者却因为地理限制和国家间的壁垒难以自由流动，难以去到那些高工资待遇的国家。此外，移民劳工也因为所在国工人的不满而处于被排斥的边缘，并进而影响到了各国围绕福利的制定而产生的一系列政治安排。
基于效率和竞争力的区分是造成资本与劳动力流动不一致的动力，也是造成民族国家内部劳工阶级新型分化的动力。因为基于效率的考虑，以及全球化时代各国对资本的渴望，使得资本更容易流向那些生产成本较低的国家，而劳动力在自由迁徙时却受到种种限制。
同时，市场竞争中企业对技术的依赖，也使得技术工人在企业中日益发挥着主要作用。在这种机制的作用下，丹尼尔·贝尔笔下的“知识精英”从此借助知识和技术成为了资本家群体中不可分割的结构组成。这种分化在为社会提供机遇和物质的同时也强化了人们对“进步”和地位“上升”的欲望。
在工人阶级内部，技术工人和底层劳动者之间的分化也成为必然。民族国家与跨国企业一道让传统工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被替代与被边缘化的压力。在掌握精密技术的工人面前，那些缺乏技术优势的工人开始变得无关紧要，在整个生产体系中他们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处于被孤立和忽视的境地。
在这种情形下，民族国家间相对稳定的边界与资本流动及生产的全球化共存，使得世界范围内底层劳工的心理和实际联系都脉若游丝，而民族国家内部工人群体间的分化和民族国家间的经济、政治及制度竞争却不断增强。在这样的制度和环境约束下，系统性福利与国家间的关系更加具有共生性和互相嵌入性，也透过对社会群体诉求的关注和公平、正义的考量，重塑着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走势和社会结构。
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大量低技术、低成本的劳动力，成为国家吸引流动资本并解决就业的优势所在。依靠着巨大的人口红利，中国在过去30年创造了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但奇迹的背后是对底层劳动者诸多福利权利的忽视。当市场以摧枯拉朽的力量摧毁所有安全网时，必然会引发毁灭性的结果。[21]
在当前的分配格局中，劳动者报酬在中国的初次分配中所占比例依然偏少。“从1995年到2010年，如果把通货膨胀的影响去掉，政府预算内财政税收在这15年里翻了10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除去通胀大概只增长了2.2倍。”[22]低工资的经济增长路径是对劳动者代际更替和创新能力的严重制约，也导致了家庭的贫富分化和社会的两极化格局。经济发展和公平、正义之间必须作出合理的考量。当资本向其他落后国家转移，巨大的人口红利不在时，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面临着普遍的转型困境。当“创新驱动”被纳入国家战略的高度时，优化分配格局，完善福利架构，理应纳入决策者的视野。
在这一点上，德国可以为我们带来有益的启示。德国正是依靠以生产者为导向的优良的福利制度所打造出来的强大的实体经济和在高精尖产业的竞争能力，得以在欧债危机中独善其身，成为欧洲经济的璀璨明星。
资本和企业在全球化和外部竞争下所带来的社会紧张和动荡，使得系统性福利的建构成为必要。系统性福利的发展进一步缓和了来自底层的群体对资本的反抗，维护了社会稳定，进而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秩序。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是扭转转型中国的分配格局、缓解贫富差距的重大举措。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