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研究对工作压力源有多种分类方法，有较多分歧。创业压力源的探讨相对较少。Boyd等（1983）以英国创业者为样本，发现创业者的四种压力源：①孤独；②沉迷于业务；③人际问题；④成就需要。Adebowale等（1994）以尼日利亚中小企业者为样本的问卷调查也发现了以上的结论；Chay等（1993）研究发现创业者与一般员工虽然在工作模式和个性特征上存在显著差异，但两类人群所感受的总体工作压力却无显著差别。Parasuraman等（1996）研究发现工作与家庭冲突是与较高的生活压力密切相关的；Teoh（1997）等探索了创业者对模糊性的容忍及对风险承担的倾向性在创业角色冲突压力与感知到的创业绩效之间的缓冲作用。这说明企业家的角色压力并非直接作用于结果，而是通过个性特征的缓冲作用产生效果；Vasumathi等（2003）提出了创业角色压力由分属于成就需要、权力需要、发展与归属需要三个维度的九个压力源构成，而且发现创业背景不同的创业者所感受到的创业压力并无显著性差异；但不同行业的创业者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工业企业比非工业企业创业者感受更多的压力。龚自周和王重鸣（2005）采用电子商务企业为样本，发现了四种电子商务创业压力源：①网络市场竞争压力；②网络系统管理压力；③网络工作适应压力；④网络创业角色压力。Williams和Cooper（1998）研究中发现的七种工作压力源是使用在员工样本中的经典工作压力源模型，包括：①工作负荷；②人际关系；③职业发展；④管理责任；⑤个人责任；⑥工作与家庭平衡；⑦日常琐事。那么，基于以上实证研究，本书就中国民营企业家样本，采用多元扎根理论，探索企业家群体中创业压力源构成要素。
以往研究提出应对策略（coping strategy）是压力应对过程的核心变量，是影响个体产生倦怠的关键因素（Rodin&Salovery，1989；Folkman&Lazarus，1985）。但仍然存在若干不足：①从研究方法来看：探讨应对风格比较多（Hughes、Budd&Greenaway，1999；Carmona、Buunk、Peiro、Rodriguez&Bra‐vo，2006），对应对策略采用更粗放的维度进行探讨比较多（Lazarus，1985；Ald‐win&Revenson，1987），关于应对的测量方式多样，但是从结构化的方式进行实证研究比较少。②从研究内容来看：研究工具更多集中在自我防御性的条目（MCM、Krohne，1986；1993）；此外，关注的测量工具没有明确区别认知和行为维度，通常把二者混淆在一起。笔者认为Latack和Havlovic（1992）研究中提出的应对策略的概念框架更全面，但是没有形成具体的应对测量工具。③从研究线索来看，动态的逻辑验证较少。单纯从特定的行业、职业背景去检验应对测量工具的文献比较多；从压力源－结果的因果关系上来实证压力源与倦怠之间的关系非常缺少。针对企业家样本进行探讨的更是微乎其微。因此，对于企业家倦怠的创业压力源的内在构思同应对策略构思之间存在何种联系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此外，应对策略构思同倦怠的内在构思之间存在的关系也需要深入挖掘。
此外，压力应对策略对倦怠影响的过程机制中还包括认知评价（Cognition Appraisal）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我们几乎没有搜索到一篇实证研究探讨把认知评价纳入压力领域探讨倦怠的研究。企业家样本的认知评价同受雇用者的认知评价维度的比较研究也没有找到。关于认知评价对应对策略的影响，企业家同受雇用者两个样本是否存在差异，企业家样本是否带有特异性，也没有进行横向对比。认知评价是倦怠形成过程机制中一个很细腻的变量，把初级评价和次级评价都纳入压力应对过程机制中探讨对倦怠的影响进行分析，以往研究都没有深入挖掘。因此，未来研究应该着重解决以下问题：①探讨企业家样本的初级评价与应对策略之间的关系；②探讨企业家样本的次级评价与应对策略之间的关系；③进一步分析企业家样本认知评价维度与受雇用者的认知评价维度的不同，以及这些不同维度最终导致倦怠生成的过程。
为了增加研究的生态效度，本研究不仅关注认知评价维度，也把个性特征纳入到压力应对策略对倦怠影响的过程中。Rahim（1996）研究发现企业家比管理者有更高的内部控制感。外控者不能有效处理压力，不确定性事件和企业家通常在工作中的挑战。
已有控制感研究更多关注的是企业家样本同管理者样本的比较研究。对控制感的主效应的探讨也有相关实证研究。但探讨控制感在应对策略与倦怠构思的调节作用的研究很少。因此，本书关注企业家群体是否更加具有内控倾向？内控倾向在应对策略与倦怠构思的调节作用如何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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