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过程理论最常用的测量工具是Ways of Coping Questionnaire(WCQ)(Lazarus,1993;Folkman et al.,1986),这个测量工具分为8个维度,分别是:①正面应对(confrontive coping);②距离化(distancing);③自我控制(self‐con‐trolling);④寻求社会支持(seeking social support);⑤接受责任(accepting re‐sponsibility);⑥逃避-回避(escape‐avoidance);⑦有计划的问题解决(planful problem‐solving);⑧积极评估(positive reappraisal)。Folkman等(1986)运用此量表探讨了评价、应对变量及压力面对者的结果变量之间的关系。
应对特质理论常用的测量工具是COPE.Carver(1989)等编制的应对量表(COPE)测评维度很多,由41个应对条目组成,包含测评维度为8个,分别为:①寻求社会支持(seeking social support,SSS);②主动控制与筹划(active con‐trol and planning,ACP);③求助宗教(turning to religion,TR);④失助反应(helplessness reaction,HR);⑤心理资源积聚(accumulation of mental re‐ sources,AMR);⑥情绪专注与宣泄(focus on and venting of emotions,FVE);⑦否认与心理摆脱(Denialandmental disengagement DMD);⑧正面认识(Pos‐itive appraisal,PA)。国内学者张卫东(2001)对应对量表(COPE)的测评维度结构进行了进一步的鉴别分析和验证研究,针对736名大学生的应对量表中文修订本(C‐COPE)测评数据进行了探索性二阶因素分析;研究结果支持了C‐COPE八因子斜交模型。
Mainz Coping Inventory(MCI)被设计成一个刺激-反应问卷模式。这个问卷源于应对模式模型(MCM,Krohne,1986;1993),描述并解释了在压力条件下行为调节的个体差异。问卷呈现刺激情境用来测量个体面对威胁时的习惯性策略,MCI包括两个部分:①MCI‐E:Mainz自我威胁子应对问卷;②MCI‐P:Mainz生理威胁子应对问卷;MCI‐E包括警惕自我威胁(VIG‐E);警惕生理威胁(VIP‐G);警惕总分(VIG‐T);自我的认知逃避威胁(CAV‐P);生理的认知逃避威胁(CAV‐T);认知逃避总分。
其他理论学者也做过相关的探讨,见表1.6。通过文献分析,可以发现有关应对的构思在实证研究中存在较大的差异,源于对应对的理解角度不同,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从应对策略入手,强调应对过程中采取的不同策略;第二类是从应对风格入手,强调个体面对压力源时,采取不同的应对风格;第三类是从应对资源视角,强调个体应对过程中所拥有的资源;第四类是从认知角度切入,强调不同的应对认知加工类别,这类研究非常少。
表1.6 以往实证研究对应对的构思界定
续表
基于以往文献总结
其中最缺乏的是第四类研究,但是个体面对压力时不单纯是从内在的认知加工来探讨,同具体采取的策略相结合会更全面揭示应对密码;最有争议的是第一类研究,应对策略纷繁复杂,有些具有针对性,针对某一特定情境的策略;有些针对不同的取样,强调的应对策略角度也不一致,而且测量工具项目数量很多,影响了测量效果;应对风格研究因为只是简单划定不同风格,而没有深入挖掘具体应对策略,而受到批评。国内研究中,最常使用的应对测量工具是肖计划(1996)修订的问卷。但是这一问卷防御性的特质应对条目比较多,也没有比较全面解释出应对的测量维度。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笔者认为Latack和Havlovic(1992)研究中提出的应对策略的概念框架更全面,但是没有形成具体的应对测量工具。Latack(1992)提出了一个非常全面的工作压力应对措施的理论评价框架。如表1.7所示。
从这个理论框架,我们可以看到,个体的应对焦点主要集中在待解决的工作任务和个人情感上,而解决的方法则主要包括认知和行为上的调节。对于认知上的调节又主要包括认知控制和认知逃避两种形式;对于行为上的调节则包括寻求社会支持、独自解决、行为控制和行为逃避四种形式。Jex等(2001)根据这一理论框架,进一步将工作压力的应对措施分为能动型和逃避型两种。前者是积极面对问题聚焦的压力应对措施,如改善压力源、寻求社会支持等,它主要着眼于问题的根本解决;后来是消极逃避和情绪聚焦的压力应对措施,如酗酒、吸毒等,它往往只是暂时性的缓解紧张情绪,有时甚至带来可能更严重的后果。
表1.7 工作压力应对措施评价
注:本表引自Latack&Havlovic,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1992,13(5):497.
整体的维度首先从2×2矩阵中提取出来的,从焦点(问题/任务与情绪/反应)和方法(认知与行为)两个方面的应对项目来分类的。此外,认知与行为应对方法可以进一步通过控制维度与逃避维度进行分类。行为应对方法进一步通过社会的与独自的维度来划分。选择焦点与方法的交叉分类主要是因为在理论文献与实证文献中广泛承认4维度的概念区分(Billings&Moos,1981;Lazarus&Folkman,1984)。有些测量中,并不是四个方格都呈现出来。比如,Kirmeyer&Dougherty(1988)只评估了聚焦于问题的行为应对(C);Osipow& Spokane(1984)的测量只有很少项目集中在聚焦于行为的策略(C),而更强调项目要落在其他几个方格内(A B和D);Violanti等(1985)只评估基于情绪的认知应对(B)和基于情绪的行为应对(D)。这并非是对这些测量的批评。选择某些应对维度是存在研究驱动的原因。关键是聚焦在某些应对机制,排除另一些应对维度应该有一个有意识的理论选择。研究者希望验证应对测量工具来决定是否测量是完整的或者符合他们的研究目的。
笔者关注于应对的行为维度,拟采用2×2×2的矩阵中提取6个应对维度:①基于问题的应对策略(控制×社会);②基于问题的应对策略(控制×单独);③基于问题的应对策略(逃避);④基于情感的应对策略(控制×社会);⑤基于情感的应对策略(控制×单独);⑥基于情感的应对策略(逃避)。
表1.8 行为应对策略的维度划分
目前的研究只针对应对策略的某一方面进行探讨,侧重某一视角的应对策略,而没有进行这种比较全面的细腻的对应对策略的划分(如表1.7)。本书试图从这一视角进行探索,开发应对策略的研究工具(如表1.8),针对的研究对象是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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