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环境利益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人类在再生产过程中使用了大量的自然资源，自然资源是参与价值创造的源泉。但是，自然资源没有像其他生产要素一样参与价值的分配，并且即使给予了自然资源补偿，也不足以补偿消耗的自然资源的全部价值。因此，传统生产要素分配的份额超出了它们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贡献。本应由自然资源获得的补偿，却被传统的生产要素瓜分了，结果导致自然资源的损耗得不到应有的补偿。从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来看，生产要素的分配体现为各要素主体间经济利益的分配。在这个分配过程中，各要素主体获得相应的报酬，资本所有者获得利息，劳动者获得工资，企业家才能获得利润，土地所有者才能获得地租。在投入的要素中，很大一部分环境资源难以确定主体，诸如环境的容量。环境容量是所有主体都可以使用的资源，也即各主体共同拥有的资源，其实质是真正的主体缺乏，而且这种公共物品容易导致“公用地悲剧”。政府虽然可以在形式上作为公共环境的主体，但这并不能改变环境利益被损害的事实。首先，很多环境资源难以确切地量化其提供的服务的价值；其次，由于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的存在，企业虽然对环境的损害进行了补偿，但这种补偿并未体现环境真正的损耗，未得到补偿的环境利益转化为企业的利润而被企业无偿占有。

企业利润的获得，一方面来源于剩余价值，另一面来源于环境成本最大限度的外部化。在产品价格一定的情况下，企业要扩大利润，唯一的办法是降低成本。要降低传统生产要素的成本是困难的，因此企业只能通过降低自然环境投入成本来实现其最大利润。于是，企业低价值或者无价值地使用自然资源，将环境利益转化为经济利益，并将环境成本转嫁给社会，由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承担本应由企业承担的环境责任。在西方国家，污染企业一般选择低收入群体居住区建厂，因为弱势群体缺乏必要的话语权，即使在遭受环境损害后要求赔偿，要求的经济赔偿也很低。如今，发达国家的污染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东部的污染企业向西部地区转移。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不同群体对环境质量的需求存在差异，另一方面是经济发达国家或者地区环境标准高、环境投入成本大，这会提高企业的成本，减少企业的获利水平，而污染企业若能成功地转移到低环保门槛与低环境成本的区域，企业的获利能力将大大提高。在此过程中，企业是利益既得者，而居民则成为相应的利益受损者。如果从长远来看，利益受损者是整个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