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说的是人和自然融为一体

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天人关系是中西哲学共同面对的问题。西方哲学强调“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自然的立法者”和“知识就是力量”，把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看作是人的主体性即其本质力量的表现。在这种“主客二分”“天人对立”的世界观指导下，科学技术得到了长足发展，而人类生存的环境也遭到了日益严重的破坏。中国哲学中虽然也有“制天命而用之”“天人交相胜”的思想，但不占主导地位。在中国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天人合一”“民胞物与”“性天相通”“辅相参赞”等观念，人与自然不是一种疏离以致对立的关系，而是息息相关、相互依存、内在统一不可分离的。“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天人对立”是中西哲学观念的基本差别之一，这已是学术界的共识。

“天人合一”的思想起源于6 000年前还没有文字的伏羲氏时代。《易传·系辞下》记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是说，远古时代伏羲氏当部落联盟领袖时，通过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而创作了八卦，其目的就是要通过“类万物”来实现人与“神明”的沟通。而伏羲氏“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做法，已经是一种“天人合一”观念的反映。“八卦的每一卦都有一个卦体，每一卦的卦体都由三个线段所组成，每个线段有一个象征意义：上象征天，下象征地，中间象征人，称为‘天地人三才’。”^[12]这是“天人合一”的最早的提法。

“天人合一”的思想起源于《周易》，这一思想既是中国哲学的主干，也是人生的理想和最高境界。中国传统哲学对天人关系问题的回答，多数哲学家都是主张“天人合一”的，或者说，这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时代思潮。这一思想绵延数千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核心所在。正如胡伟希教授指出的：“无论采取何种价值判断，几乎所有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学者都同意：‘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它可以是一种世界观和宇宙观，同时又是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而且代表一种人生值得追求的境界。”^[13]法国哲学家史怀泽盛赞它“以奇迹般深刻的直觉思维”，体现了人类最高的生态智慧。^[14]

今天在以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为特点的西方文化普遍受到质疑的情况下，“天人合一”式的东方思维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对“天人合一”的阐释却歧义纷呈，言人人殊。究其原因，不外乎是对“天”这一概念的理解不同而造成的。在中国古代儒家文化传统中，天就有多方面含义。朱熹曾说“天”“要人自看得分晓，也有说苍苍者，也有说主宰者，也有单训理时”。看来，古代儒家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场合、以不同的目的言天的。

张岱年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在《 “天人合一”思想的剖析》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哲学中所谓天，在不同的哲学家具有不同的含义。大致说来，所谓天有三种含义：一指最高主宰，二指大自然，三指最高原理。由于不同的哲学家所谓天的意义不同，他们所谓“天人合一”的含义也就不同。

古代天人关系，不仅包含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有人与理、帝、神等主宰性力量的关系，以及建立在这些基础上的社会伦理道德等内容。甚至单就儒家文化传统来说，天人关系的重点还应是后者，而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便在谈论人与自然关系的时候，也是在比附、应和社会伦理道德以及政治统治的需要。自然领域并不是儒家所关注的重点。就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天人关系论并不只是儒家所独有的。其实任何一种成熟的哲学系统都不可避免地构建自己的天人关系体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重要奠基者——道家，自然也不例外。然而，在面对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时大家似乎获得了一致，即天即自然，人属于自然万物的一部分，人应该归与大自然，亲近大自然。

不难看出，古人在“天人之辨”中，可谓唯物唯心，见仁见智，异彩纷呈。今天，我们自可不必加入到古人的玄辩之中。然而，却可以而且应当将古人庞杂的“天论”诸说，从总体概念上加以剥离和提纯，即“天”应当是泛指相对于“人”的天地万物，或者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天人关系”称之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更深地体会这场千年哲辨的历史价值和“天人合一”论的博大精深。远在2 000多年前，我们的先人即已在着力追求“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迁），并且鲜明地提出“天人合一”这样光辉的哲学命题，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季羡林先生曾明确地说：“东方哲学思想的基本点是‘天人合一’。什么叫‘天’ ？中国哲学史上解释很多。我个人认为，‘天’就是大自然，而‘人’就是人类。天人合一就是人与大自然的合一。”^[15]他认为西方的天人对立思想已经引发出了威胁着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严重的生态危机，在今天，只有东方的“天人合一”思想方能拯救人类。

虽然中国传统哲学中所讲的“天”有各种含义，但从环境问题看，其最根本的涵义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是儒家自然观的基本思想。在儒家学者看来，人与自然理应和谐相处，而不是征服自然、与自然对立。人是自然演化的产物，同时又是自然的一部分，“人道”是“天道”的体现，因此，人应该“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易传·文言》）。

孔子认为，“天”是一切现象和自然变化过程之根源，是宇宙的最高本体，人及人类社会是自然生态环境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的活动不能违背自然生态的运行规律。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篇》）这个“天”就是指包括四时运行、万物生长在内的自然界，认为四时的运行和万物的生长都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

相传孔子作《易传》，用乾、坤二卦代表天、地，并将乾、坤二卦视为父母卦，《易传》说：“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易传·说卦》）并认为，万物来源于天，生成于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天。”（《易传·象传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易传》进一步指出了人对天地的依赖关系及天地对人的养育功能。《易传》说：“天地感，而万物化生”（《易传·象传下》）、“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易传·系辞上》）、“生生之谓易”“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传·系辞下》）。《易传》还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易传·序卦》）。也就是说，天之道是“始万物”；地之道是“生万物”，人之道是“成万物”。这三者是不可分割的，“生成”与“实现”是统一的，这就是“天人合一”。上述论述充分说明，天地产生人类及万物，人类与万物是共生的关系。

天人关系的实质即“天道”和“人道”的关系，二者是相通、统一的，人们应该在人伦天道化、天道人伦化的发展演进过程中，不断地探索整个自然界和宇宙。孔子的孙子子思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在《中庸》中提出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思想；主张“上律天时，下袭水土”，按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办事；并且把“诚”视为天的本性，是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本：“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在他看来，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与万物一齐生长发育，可以“与天地参”，与万物和谐相处，相得益彰，而不加害于自然。

孟子继承了孔子天人和谐的思想，提出把人类之爱推广到万物的思想，这就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在此基础上，孟子又提出了“诚”的概念。他说：“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诚”是天的根本属性，“思诚”即“求诚”（“认识诚”）以合乎诚的境界是人之道，因而，他以“诚”作为“天人合一”的理论指向。^[16]

集先秦儒学之大成的荀子在“天人关系”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首先指出天是创造了人和万物的自然界，是四时运行、万物生长的自然界：“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荀子·天论》）而且他还进一步指出，自然界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们遵循自然规律，就能获得成功；否则，必遭失败：“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穷。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荀子·天论》）总之，荀子的思想中已经明白地表达了人与万物是自然界的产物的思想。

及至宋代，“天人合一”的思想发展到顶峰。尤其是张载，他第一次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题，指出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 ”（《正蒙·乾称》）。他把天地看作人类和万物的父母，二者同出一源，故应像兄弟姐妹一样和谐相处。他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在他看来，人和万物是天地所生，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气，构人与万物的形体，统帅气的变化的本性，也就是万物的本性；人民是我的同胞兄弟，万物是我的伙伴朋友；人只是天地中一物，从“天”的本性，儒者明白，人与自然是统一整体。人与万物皆大地父母所生，故人与自然融为一体，而不是与自然对立二分的掠夺者。这种思想具有深刻的生态伦理意识。

宋儒程朱学派，以程颢、程颐和朱熹为代表。其主要内容就是天地人一体、阴阳对立统一、天人和谐一致等，蕴涵着人与自然本质统一的思想内核。这是中国思想的精华。他们以“天理”为最高哲学范畴，“天只以生为道”，天理即“生”，“生”是宇宙的本体，在生生不息的天道中，阴阳二气化生，产生天地万物和人，“人与天地一物也”，故“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发展了“天人合一”哲学。例如，程颢提出“一天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同一性，主张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程颢环境保护思想的哲学基础是万物与吾一体的天人合一思想，他认为“人与天地一物”，把人视为天地自然界的一部分。强调“人在天地之间，与万物同流，天几时分别出是人是物”。认为从大自然的角度看，人与万物同流，不曾有人与物的分别，因此把人与自然界的同一，视为理所当然。朱熹把宇宙本体解释为“生”，即生命精神和生长之道。他说：“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发而此体已具，情之已发而其用不穷。诚能体而存之，则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仁说》）也就是说，天地之“心”要使万物生长化育，它赋予每一件事物以生的本质，从而生生不息。这个统一的生命就谓之为仁。它是天地之心，众善之源，百行之本，世界是统一的，统一于“生”。

明代的王阳明论证说：“风、雨、露、雷、日、月、星、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他又说：“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为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是故见孺子人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者也，见瓦石之毁而必有顾惜之心，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是其一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是故谓之‘明德’。”（《大学间》）他认为这种与孺子、鸟兽、草木、瓦石的“一体之仁”是人性的自然表露，同时也是人类最高的伦理情感，是人对天地万物的一种责任意识。

清初的王夫之发展张载的思想，强调“天地之气日新”，万事“一物两体”，“以合为一者，既分一为二之所固有”。天地人一体，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在《周易外传》中，他说：“夫《易》，天地之合用也。天成乎天，地成乎地，人成乎人，不相易者也。天之所以天，地之所以地，人之所以人，不相离者也。”他又说：“乾坤并建于上，时无先后，权无主辅，犹呼吸也，犹雷电也，犹两目视，两耳听，见闻同觉也。故无有天而无地，无有天地而无人。而曰‘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其说诎矣。”

道家思想主张“自然无为，顺应人道”。《老子》曰：“人法地，地法人，人法道，道法自然。”认为道是本性，是人然，是自然而然；人、地、人是不可分的，人来源于自然，依赖自然而生存，必须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持续发展道家反对以人类为中心，认为“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意即人与自然是平等的、相依而存的，那种过分追求物质则富，不顾自然环境承受能力的发展模式是不能持续的。《庄子》提倡“少私寡欲”，由此演化出“节俭”的美德，包括减少资源的浪费，限制过度的贪欲。

道生万物，世界有了万物，自此“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是古典道家万物平等的理论根据。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老子》第五章）天地不偏爱，视万物刍狗（祭祀有的用草扎成的狗）；圣人不偏爱，视百姓为刍狗。我们要遵循自然规律，视万物平等，无贵贱之分，对万物一视同仁，这是“守中”。

老子以“天道”论证“人道”，人道包括在天道内，“天道”之内，万物自我发展（“自化”），因而万物是平等的。

庄子以《齐物论》为题，他在文中说：“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谲怪，道通为一。”

在他看来，小草（莛）与大树（楹），丑女（厉）与西施，虽然万物千姿百态，但从“道”的角度，它们是不分彼此的，没有贵贱之分。他又说：“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鳅然乎哉？木处则惴栗恂惧，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蝍蛆甘带，鸱鸦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以为雌，麋与鹿交，鳅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为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庄子·齐物论》）

这里的意思是说，人住在潮湿的地方会生病，住在树上会害怕，但泥鳅、猿猴则不然；人食禽兽，麇鹿吃草（荐），螂蛆（蜈蚣）吃蛇（带），鸱鸦吃鼠，四者食性不同；丽人、鱼、鸟、鹿四者以不同的事物为美，有不同有审美准则。这些不是仁义、是非之别，而是“利害”之别，它们都在趋利避害，追求自己的生存，这是同一的，在生态食物链上，不同物种处于不同的生态位，有不同的生存方式。这不是仁义的问题，而是生存的问题。在生存这一根本问题上，要“齐万物以为道”，尊重所有生命的生存。

按“道”的法则，万物齐一，万物自化，因而万物是平等的，要兼容万物。庄子说：“天地万物与我并生，类也。类无贵贱。”

“北海若曰：‘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河伯曰：‘然则我何为乎？何不为乎？吾辞受趣舍，吾终奈何？’北海若日：‘以道观之，何贵何贱，是谓反衍；无拘而志，与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训谢施；无一而行，与道参差。严乎若国之有君，其无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无私福；泛泛乎其若四方之无穷，其无所畛域。兼怀万物，其孰承翼？是谓无方，万物齐一，孰短孰长？道无始终，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虚一满，不位乎其形。年不可举，时不可止；消息盈虚，终则有始。是所以语大义之方，论万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 ”（《庄子·秋水 》）

应该怎么办？从“道”来看，天下万物都有自己的位置，虽然各不相同，但并没有贵贱之分，“类无贵贱”；贵贱向相反的方向演化（“反演”），循环往复，相互转化（“谢施”）；贵贱是由人以世俗的观点而定的；因而我们对万物要兼爱，兼容万物，没有偏心，“无私德”，“无私福”，这样才是符合道德的。

老子以“道”表述他对世界的看法。他认为“德者，道之功”，德是由道产生的，德即得，“德，不得；不得，德。”“上德不得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得是以无德。”（《老子》第三十八章）万物“道生之，德育之”；“志于道，据于德”，因而要“道法自然”，“厚德载物”。也就是说，“道法自然”，“尊道贵德”，这是“道家自然哲学”。它表述了人类遵循自然界的法则，它既是客观规律，又是人类的“至德”。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育之，长之育之，成之熟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老子》第五十一章）“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老子》第十章）

这里的意思是说，“道”生长万物，“德”繁殖万物；物质使万物形成，环境使万物生长和成熟。因而天下万物都尊崇“道”，而贵重“德”。它们之所以被尊崇和贵重，这是自然而然的。所以“道”生长万物，“德”繁殖万物，使万物生长，发育，结子，成熟，对万物要抚养和保护。但是，生长和养育了万物但不据为己有，帮助万物但不自恃有功，引导万物但不宰制它们。这就是最深远和高尚的道德。

因而，老子要求人要“衣养万物而不为主”。“衣”是保护的意思，护养万物而不是主宰它们。他说：“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而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老子》第三十四章）万物依自然规律而生存，养育它们，但不能有私欲，要保护生命和自然界，这是人类崇高的道德境界。

佛教虽然是从印度传入，但是在与我国儒道结合后，成为信徒最多、地域最广的宗教。“平等”一词来自佛语，平等观是佛教的基本教义：“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故名无上正等菩提”（《金刚经》）。清代学者纪昀说：“以佛法论，广大慈悲，万物平等。”

佛学“众生平等”的思想，主要来自如下经典：《坛经》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南本《涅檗经》说：“以佛性等故，视众生无有差别”；汉本《涅槃经》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如来常住无有变易”。

这种平等观以佛性论为依据。佛学认为，一切即众生，众生即佛，万类之中个个是佛。众生均有佛性，佛性是一样的，即众生都有成为佛的可能性，都可以成佛。《泥洹经》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在于身中；无量烦恼，悉除已灭，佛便明显。”

因而，众生是平等的，无论一般生物，还是佛祖，它们在本质上都是平等的。就如在大海中，无论是鱼虾，还是蛟龙，同样享受海洋的滋养，不分上下。“若约当人分上从来底事，不论初入丛林及过去诸佛，不曾乏少。如大海水，一切鱼龙初生及全老死，所受用水悉皆平等。”（《景德传灯录》卷二一《福州安国慧球禅师》）

佛学尊重生命，众生平等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生态伦理学意义。美国哲学家罗尔斯顿认为，环境伦理学正在把西方伦理学带到一个突破口。传统西方伦理学未曾考虑人以外的生命的价值，尊重生命的伦理，不仅关心人的幸福，而且关心其他生物和环境的福利。这就使伦理学面临一个突破口。东方佛教有尊重生命的思想，没有“事实”和“价值”之间的界限，人与自然之间的界限，它有助于实现伦理学的突破。^[17]

佛教“普度众生”“众生平等”和“大慈大悲”的理念影响广泛，引导人们珍惜他人生命，关爱各种生物，保护生态环境。

从上述儒道释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言论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其思想里，人与自然是同一的，而不是对立的，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是共生共存的。

人类自出现以来，就一直在为自己的“生存更好的生存和更有保障的生存”而与自然界发生关系。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生存与活动中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最具决定性意义的关系，这个关系是贯穿人类社会发展全过程的基础。生态观念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之所以能持续发展与生存，无不与其对自然的理解，以及恰当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密切相关。诚然，“天人合一”虽然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思想原则，但产生于农业文明时代的中国传统“天人合一”观，也有着严重的历史局限性，把它现成地拿到今天来运用，指望它能解救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显然是不现实的。它要对人类未来有所贡献，还有一个现代转化的问题，这就是张世英先生所说的要把它从前主体性的“天人合一”转化为后主体性的“天人合一”。但无论如何，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观对人类思想的最大贡献，无疑是提供了人与自然有机统一、和谐共进的朴素辩证的“天人协调”说。其真谛，在于昭示世人：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永恒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