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发展的需要

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激进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各学派代表人物都对女性解放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从早期的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其第一部也是历史上第一部重要的女权主义理论著作《女权辩护》（1792年）中对女性受教育权和参政权的争取；到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在《妇女的屈从地位》（1869年）中对女性平等的政治、经济权利的抗争；再到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1963年）中对女性要进入公共领域的主张等等，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学派在自由主义原则基础上扩展形成，而自由主义原则对国家的作用以及多元政治的理解本身就存在问题。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两性平等忽视两性的生理差别，要求女性变得和男性一样，处处以男性的规范为标准；要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父权制的前提下，靠女性个人自身努力而不是群体的力量获得和男性的平等；否认非性别形式的其他形式的压迫，尤其是阶级压迫的存在。激进女权主义则认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本原因在于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也就是父权制对女性的统治；强调男性在家庭中对性和生育的控制，女性的再生产角色以及由此产生的意识形态与文化现象。把女性所受压迫看作是普遍存在的、非历史的现象，由此受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批评。

自由女权主义因为在空泛地要求两性在政治上的平等，激进女权主义因为以激进的形式要求实现在实践中不可能的两性平等而使一部分女权主义者要求突破传统女权主义的藩篱，为女权主义探寻新的理论基础，为女性实现全面彻底解放寻求新的发展路径。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的结盟，巴巴拉·艾伦瑞奇认为是因为二者有许多相似地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都以一种批判性的方式看待世界，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压迫，女权主义者则努力消除女性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并且渴望利用社会变革的途径来使得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现状得到改变。于是，以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结合为理论框架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社会思潮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