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克肖特认为，政治不是一种统治活动，而是决定政府方式和事务的活动;政治反思(政治思想)要么关注统治体制或职能，要么关注政府体制或职能怎样才能决定其正当与否。［1］西方政治学中的“政府”(government)一词，从词源学角度看，导源于拉丁文的“gubinere”和希腊文的“kubernan”，它的最初涵义是指导、驾驭或操舵。古希腊早期政治学家从功能角度将政府比喻成“操舵者”或“船长”，同时，又从实体角度将政府看成是政治活动的组织形式。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作为欧洲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先驱，古典自然法学派的杰出代表，自由主义的奠基人，他在其著名的《政府论》(下篇)中将政府定位为一种针对自然状态的种种不方便情况而设置的正当救济办法，是上帝用来约束人类偏私和暴力的武器。同样作为启蒙运动的卓越代表人物之一，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者，让·雅克·卢梭(J.J，Rousseau，1712－1778)认为，政府是国家之内的一个新的共同体，它是连接人民与主权者但又与二者截然有别的中间体。卢梭在其两部著作中论述了政府问题，“1755年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的讨论或多或少类似于一个关注政府之历史起源的契约论，而他在《社会契约论》中则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契约论，即一个理想的契约，虽然从表面上看它仍然在探讨政府的起源问题，但实际上它更关注的是政府在理想中应该如何建立，而不是它事实上是如何建立的。”［2］随着政治学理论的不断丰富、发展，政府的内涵中又逐渐包含了领导、管理和统治的意思。罗杰·威廉斯最先立足于政府的性质、功能而将其界定为一种表达社会意愿的具体机构，是为公众服务的联合体，它存在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增进人民的幸福。可以说，此定义已经初步具备了政府内涵的现代模式。现代意义上的政府作为一种为维护和实现特定公共利益而存在的社会管理组织，广义上包括国家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是三者的总合，代表整个社会的公共权力。而从狭义角度讲，政府专指国家政权机构中的行政机关，是依照法律行使行政权力的组织机构。政府与阶级和国家相伴而生，随着国家的发展和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日益复杂，政府的职能会不断扩大，政府机构也将逐步完善，而一旦国家消亡，政府也将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与国家一同退出历史舞台。
在社会契约论出现之前，关于政治权威的来源以及合法性问题的阐释一直是以“君权神授论”作为理论支撑，政府起源、政府权力之合法性的证明也不例外。君权神授论试图证明君主或政府的权力来自于上帝的赐予，具有绝对性、至高无上性。君主对人民有绝对的支配权，人民从属于、依附于政府。社会契约论是对君权神授理论的颠覆。它彻底否定了君权神授的神秘教条:国家权力源自于人，其行使理应符合某种社会目的尤其是人的现实需要，而不能是统治者个人权力欲望的满足。应该说，唯有这样的国家权力才是合法的，唯有这样的政府才具有合法存在的必要或理由。尽管人类历史上国家的存在由来已久，契约论真正成为一种政治思潮却是近代才出现的政治事件。它是在文艺复兴、新教革命和启蒙运动思潮的鼓舞、推动下大量有良知的人士对国家、政府权力进行深刻反思的产物。英国著名法律史学家梅因曾指出，古代社会以家庭集团为本位，其典型特征是家族因收养和不断吸收外来人而扩大，“用以逐步代替源自‘家族’各种权利义务上那种相互关系形式的，完全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什么关系。用以代替的关系就是‘契约’。在以前，‘人’的一切关系都是被概括在‘家族’关系中的，把这种社会状态作为历史上的一个起点，从这一个起点开始，我们似乎是在不断地向着一个新的社会秩序状态移动，在这种新的社会秩序中，所有这些关系都是因‘个人’的自由合意而产生的。”由此，他得出了著名的论点:“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3］以霍布斯、洛克和卢梭为典型代表的近代政治哲学家从自然状态、自然法、人性论等视角出发，用社会契约理论来说明政府权力的来源与本质，“契约现象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一件最普遍、最基本的现象，它不仅成为构建新型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的一种可供借用的理论资源，而且使人们的思想发生了新的‘格式化’，为人们普遍接受以契约解说各种关系—其中包括国家—创造了一个社会可以接受的条件。”［2］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