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人名店举要
1.江良通、江辅臣，父子功臣
江良通字仕有，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出生在奉化江口（新中国成立前为江前乡，现为街道）一个叫前江村的小村庄。
江良通一家仅靠租赁几亩田，自然难以维持生活。自小头脑活络的江良通不甘心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重复祖辈的生活，一心想着要外出闯荡。江良通决意要去日本闯荡，于是和兄弟江良达合计后一起到日本学习西装手艺。
19世纪80年代末，日本明治维新后，年轻的江氏兄弟坐着夜航船，沿着剡江，来到宁波，又坐船到上海，从上海到了日本横滨。江良通来到横滨后，找到早在那里从事西服业的宁波老乡学习手艺。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兄弟俩在北四川路（1946年更名为四川北路）8号开设西服店，取名“和昌号”，为上海早期西服店之一。
江辅臣（成）是江良通的第二个儿子，在上海长大，自小聪慧好学。他高中毕业后，被父亲送到一所法国教会学校——圣芳济学院读书。
江辅臣从圣芳济学院毕业后，其父即让他继承自己的家业，担任和昌号西服店经理。老一辈西服裁缝大多不懂英文，与洋人沟通有语言障碍，而接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江辅臣能讲一口流利英语，在和外国人做生意时得心应手。那时候的静安寺路尚属于英租界，江辅臣西装革履，仪态潇洒，用英语与上流社会的洋人交谈，很快打开了局面。
江辅臣接任“和昌号”后，既善于经营管理又乐于扶植同乡同业，因此在业界有很高的公认度。1937年，他被公推为“上海市西服业同业公会”理事长，此后连任三届。担任理事长期间，他经常四处奔波，维护同业利益，为红帮裁缝在上海的形成和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是早期红帮裁缝的创业功臣。
2.王才运，制作中山装功勋卓著
王才运（1879—1931），浙江奉化王溆浦村人。13岁随父亲王睿谟离乡赴上海，先在一家杂货店当学徒，不久跟随父亲改学裁缝；1910年，王才运与同乡王汝功、张理标3人合伙，在南京路与西藏路口（现上海第一百货商店）开设了“荣昌祥呢绒西服号”；1916年，3人拆股，王汝功、张理标退出“荣昌祥”，“荣昌祥”由王才运独资经营，资金达10万银圆。
“荣昌祥呢绒西服号”地段佳，位于南京东路与西藏路交汇处，是上海最繁华的闹市区域；规模大，3层10开间门面，装潢气派，成为当时上海最完备、最著名的西服专业商店之一。
以王才运为代表的红帮裁缝对中山装的定型与大规模推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2009年，宁波服装博物馆研究人员在上海市图书馆找到了1927年3月26日、3月30日的《民国日报》（见图1-1）。82年前的这份报纸头版刊登了两则广告，其中一则是“荣昌祥呢绒西服号”的广告：
民众必备中山装衣服。式样准确，取价特廉。孙中山先生生前在小号定制服装，颇蒙赞许。敝号即以此式样为标准。兹国民革命军抵沪，敝号为提倡服装起见，定价特别低廉。如荷惠定，谨当竭诚欢迎。
从3月26日起，这则广告连登三天。
另一则是过了4天的3月30日，由“王顺泰呢绒西服号”刊载的广告：
中山先生遗嘱与服装。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乃总理遗嘱也。至于中山先生之服装，则其式样如何，实亦吾同志所应注意者。前者小号辛蒙中山先生之命，委制服装，深荷嘉奖。敝号爰即取为标准，以供民众准备。式样准确，定价低廉。尚蒙惠临定制，谨当竭诚欢迎。
图1-1 两家服装店在报纸上做的广告（宁波服装博物馆提供）
广告中传递的信息表明，中山装是在上海的宁波红帮西装店定型并由红帮裁缝积极推广的。
当然，据笔者分析，以上两则广告指向实为同一个事件，即荣昌祥制作中山装一事，因为“王顺泰呢绒西服号”是由王辅庆于1926年从“荣昌祥”分立出来的（孙中山先生逝世于1925年3月12日）。
在革命先行者的倡导下，在王才运等红帮裁缝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服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3.许达昌，铸造金字招牌“培罗蒙”
许达昌（1895—1991），培罗蒙的创始人。原名许恩孚，浙江舟山定海人（舟山当时隶属于宁波）。
许达昌创建“培罗蒙”，至今已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拓展和创新。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培罗蒙”创业的第一阶段。许达昌凭着善于经营的精明头脑和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精心打造经营环境，不拘一格选用人才、培育人才，以高质量、高水平，确保得到高层次客户的长期青睐。在许达昌的精心经营下，“培罗蒙”以制作英式绅士西服、摩根礼服、燕尾服、晚礼服、骑士猎装、马裤等西式男装为特色，在众多中外同行中脱颖而出，成为西服定制的“头牌名旦”，被人们称为沪上“西服王子”。
在20世纪40年代末，“培罗蒙”移师香港，这是创业的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凭着其一贯拥有的高超的技艺、上乘的质量、精明的经营和优质的服务，“培罗蒙”又创下了辉煌的业绩，“培罗蒙”被海外媒体赞为“最正宗的上海招牌”。香港“培罗蒙”客户中名流如云：包玉刚是“培罗蒙”到香港后最初的客户之一，每逢出埠做生意，他都会提前两个月来定做西服；邵逸夫是“培罗蒙”的长期客户，与他同来的还有利国伟、许世勋、李文正等；亚洲首富李嘉诚做西服，“培罗蒙”则派师傅上门服务；还有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荣毅仁父子……“培罗蒙”成了超级富豪和名流们的专门服装店。
以“最正宗的上海招牌”来称道香港“培罗蒙”，实乃名不虚传。
许达昌一直坚持一个准则：“在‘培罗蒙’这块招牌下，我们的西装要坚持传统，要贡献真正高级的西装。”“培罗蒙”移师香港后，正是依靠红帮的传统特色独树一帜，远播声誉，辉映国际服装界。
20世纪50年代伊始，“培罗蒙”的足迹拓展到日本，在戴祖贻的主持下，日本的“培罗蒙”不但生意隆盛，而且享誉东西方，戴祖贻被大家称为“培罗蒙先生”。
戴祖贻，宁波镇海县霞浦镇戴家村（今属宁波市北仑区）人，1934年6月，年仅13岁时到上海“培罗蒙”拜许达昌为师。经过10余年的磨炼和积累，戴祖贻不但增长了知识，学到了西服裁剪制作技艺的精髓，而且丰富了人生阅历，积累了经营之道。
1950年，戴祖贻受命于业师，主持日本的“培罗蒙”。
几十年间，“培罗蒙”先后为美国前总统福特、日本内阁大臣及商界领袖、20多国驻日本大使以及文体明星等精制了数以万计的西装。
4.红都，民族品牌领袖风采
为了繁荣、提升首都的服装业，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和过问下，1956年3月从上海迁京的21家老企业实行强强联合，重组成6家地方国营的服装店：“雷蒙”、“波纬”、“蓝天”、“造寸”、“万国”、“金泰”；后与中央办公厅附属加工厂合并组成北京红都时装公司。
50多年来红都一直秉承精益求精的光荣传统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宾、“两会”代表及社会各界人士提供制装服务，曾先后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西哈努克亲王、莫尼克公主、布什总统等外国首脑提供制装服务，以其做工精细、服务周到、一丝不苟而获得一致好评，并经受住了市场的严峻考验，成为名扬中外的知名品牌。
首任经理余元芳，奉化县白杜乡泰桥村人。新中国成立初在上海开设“波纬西服店”，为上海第一任市长陈毅做了新中国第一套西服。在“红都服装公司”，先后为许多外国元首、驻华领馆人员和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制作服装，被誉为“服装国师”和“西服国手”。
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周总理的内衣外套，几乎都出自余元芳之手。每逢出国访问，或参加重大国际会议，或会见外国贵宾，周总理总是委托余元芳准备中山装或西服。1964年，余元芳被周总理安排到会见厅，目测来访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妻子、王子。随后，余元芳便为他们三人制作大衣和西装。过了两天，衣服交货，西哈努克一家穿上后拍手叫绝，可见余元芳技艺之精。
第二任经理王庭淼（见图1-2），1922年1月出生于宁波鄞县甲村。
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中央的毛主席像上那件衬托主席领袖风采的中山装就出自王庭淼与田阿桐之手。
为适应毛主席的体形，中山装的小领改成了新型尖领，领口增开到46厘米；上衣前阔及后背加宽，后面比前片长。毛主席穿着这件银灰色“毛式中山装”拍的标准像直到现在都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图1-2 王庭淼
第三任经理陈志康，奉化县人，1932年生于岩头乡榆林村，13岁从师，15岁出师。
陈志康接任经理的时候，正是我国改革开放深化、发展时期，中国成了世界西服大国。20世纪90年代以后，全国各地的顾客慕名而来，纷纷到“红都”定制服装。陈志康适时关注全国人民的服装新需求，先后在山西太原、河南洛阳、江苏南京、云南昆明等地的大中城市开办了“红都”分部，让红帮之风吹遍全国。
（二）名人名店简表（见表1-1）
表1-1 名人名店简表
续表
续表
注：表中部分资料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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