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发现，美国的政治存在着如此多的阴暗面，即使是这样一种制度，中国也是不具备形成的条件的。除却前文中所说的村落思想是美国的建国之源，还有一点就是强制力和中央集权。原本在英国殖民下相对独立的美国各省，由最初涣散的公会组织到1787年制定宪法形成国家，各省“各有其利害，各有其习惯，地方上种种感情不能相容”，华盛顿以强力推行宪法，以中央集权取代各省自治。所以在梁启超看来，美国民主制度的最初建立，是由一些伟大政治家以相当的强制力强制而成，而不是今天美国所提倡的自由和民主。由中央集权到自由民主，是美国政治发展的脉络，同时，他更惊奇地发现，美国的政治走向似乎再次走向了中央集权。梁启超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有二：
一是在纽约，梁启超敏锐地观察到美国垄断组织托拉斯的出现及其作用，他意识到占全球资本过半的美国全部资本，正在以独占或垄断的形式归于最少数之托拉斯诸人之手，一方面导致18世纪美国资产阶级提倡的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正在向统一主义和专制主义演变，另一方面他预言托拉斯是二十世纪的必然产物，非人力所能阻断，当国内托拉斯进为国际托拉斯后，受害最剧者，必在中国。二十世纪是一个实业的时代，经济上托拉斯的垄断趋势必然会导致美国政府权力的扩大，他断言说：“美国政治进化史，有独一无二之线路焉，即日趋于中央集权是也”。二是源于梁启超对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观察。梁启超和罗斯福在白宫的会面只持续了约两刻钟，并没有深入交谈，而他对罗斯福的各种演说的用心观察持续了整个游美期间，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比如罗斯福一再在演说中强调“门罗主义”，并声称“门罗主义”所向无敌，最让梁启超惊讶的是，原本已经不需要发展的美国海军，现在迅速发展，至1903年海军扩张预算达840万元，比上一年增加了40万元，同时罗斯福还计划在美国设置十万以上的常备陆军。显然，罗斯福不仅一再扩张联邦政府的权力，武断主义成为了他的对内政策，他还将美国传统的西部领土推进计划发展成对外侵略扩张计划。梁启超说，这些政策危及了共和的前途，“共和政体不适于今后之竞争”。
中央集权——民主自由——中央集权，这是梁启超认识到的美国正在发展的政治轨迹。在梁启超看来，既然美国都在由自由民主向中央集权转化，并且也是由少数伟人强制而成，那么中国就更没有理由经历以革命换取共和的阶段，直接可以跳跃至重建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以统一的秩序抵御西方社会垄断资本的侵略。这种想法的出现，他便再次由原来的拥护的民主共和政体退回到君主立宪制上了。
这次北美之行带给梁启超的思考是很多的，学者张灏的一段话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其后梁启超的改变：“鉴于梁对民主制度的热情，人们原先期望他的这次美国之行会加强这种热情，但梁为这次旅游而写的大量笔记却显示了一个远非乐观的态度。事实上，人们在他对民主制度的评论中看到了一种明显的遗憾的语调，它预示梁启超在美国归来后对民主制度的严厉抨击。”[90]值得说明的是，梁启超抨击的往往是美国政治中特有的一些特征，并不能代表共和政体的全部，正是因为美国在共和政体中所表现出来的黑暗特性，使得美国所谓的民主在梁启超眼中只是一种博得民众喝彩的制度，它能够成为一个真正解决问题的制度吗？最后他结论说：“吾游美国而深叹共和政体实不如君主立宪者之流弊少而运用灵也”。[91]
除却上述原因之外，梁启超说中国人也不具备民主共和的条件。旧金山是美国华人的聚居地，“吾以为欲观华人之性质在世界上占何等位置，莫如在旧金山。何以故？内地无外人之比较，不足以见我长短，故在内地不如在外洋。”[92]带着这样的目的，梁启超在旧金山整整停留了一个月，他详尽地考察了旧金山的华人社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旧金山的华人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只能受专制主义不能享自由，无高尚之目的。也就是说旧金山的华人社会明显落后于美国本土社会，只是徒有文明、民主的外表，内部家族、同乡主义思想浓厚、团体观念不发达，秩序凌乱，纠纷斗殴不断，“每当选举时，往往杀人流血者不可胜数”。[93]长期处于共和政体下的旧金山华人尚且如此，那么数千年来一直处于专制制度下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更是与自由、立宪、共和相差甚远，中国要实行民主共和政体，“无以异于自杀其国也”。[94]中国人民程度低下，不仅仅是这次旅美后的体会，也是与梁启超一贯的新民启智思想是相符合的。在梁启超看来，并不是每个中国人民都具有国民资格，这种参差不齐的国民素质，不仅不能实现民主共和制，甚至连君主立宪制也无法实现。
总而言之，梁启超在他的文章中坦率地记录了这次美国之行的见闻和感受，这次旅行给他的启发也是多方面的，“他作为一个知识更渊博，智慧更丰富的人回到日本，他同最初束缚其思维的中国世界，逐渐地拉开了距离”，[95]这些“距离”渐渐渗透在他对民主、共和、革命这些概念的认识上，使他原本对这些思想的坚持发生了严重怀疑、动摇和转移，当他以后从激进的排满革命、民主共和政体思想向开明的君主立宪制思想转变过程中，不能不说与这次旅美的见闻有极大关系。
【注释】
[1]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料丛编：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15页。
[2]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6—17页。
[3]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页。
[4]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料丛刊：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24页。
[5]梁启超：《南海七十寿言》，《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8页。
[6]同上，第28页。
[7]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2页。
[8]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9页。
[9]同上，第67页。
[10]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7页。
[11]同上，第9页。
[12]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下），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76页。
[13]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85页。
[14]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康有为全集》第一集，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48页。
[15]梁启超：《瓜分危言》，《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9—40页。
[16]梁启超：《初归国家演说词》，《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页。
[17]康有为：《礼运注叙》，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7年。
[18]康有为：《答南北美洲华商论中国只可行（君主）立宪不可行革命书（1902年5月）》，《康有为全集》第六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12页。
[19]同上，第313—314页。
[20]康有为：《答南北美洲华商论中国只可行（君主）立宪不可行革命书（1902年5月）》，《康有为全集》第六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14页。
[21][日]宫崎滔天著，林启彦译：《三十三年之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22]康有为：《答南北美洲华商论中国只可行（君主）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康有为全集》第六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22—323页。
[23]康有为：《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1902年5月）》，《康有为全集》第六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43页。
[24]康有为：《致欧榘甲等书（1902年6月3日）》，《康有为全集》第六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52页。
[25]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料丛刊：辛亥革命》（一），第59页。
[2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5—66页。
[27]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74页。
[28]同上，第274页。
[29]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00—301页。
[30]同上，第304页。
[31]黄遵宪：《光绪二十八年黄公度致饮冰主人书》，《黄遵宪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28页。
[32]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93页。
[33]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51页。
[34]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康序第1—2页。
[35]黄遵宪：《黄遵宪文集》，京都：日本中文出版社，1991年，第203页。
[36]梁启超：《诗话》，《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上），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页。
[37]同上，第3页。
[38]同上，第20页。
[39]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51页。
[40]黄遵宪：《光绪三十年七月四日黄公度与饮冰室主人书》，《黄遵宪文集》，京都：日本中文出版社，1991年，第515页。
[41]黄遵宪：《黄遵宪文集》，京都：日本中文出版社，1991年，第497页。
[42]同上，第515页。
[43]同上，第515页。
[44]黄遵宪：《致梁启超函（光绪二十八年四月）》，《黄遵宪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26页。
[45]严复：《严复集》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566—1570页。
[46]黄遵宪：《水苍雁红馆主人来简》，《新民丛报》第二十号，第51页。
[47]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48页。
[48]同上，第352页。
[49]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3页。
[50]梁启超：《记东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0页。
[51]同上，第31页。
[52]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62—163页。
[53][日]吉田松阴著，梁启超摘抄：《松阴文抄》，上海：广智书局，1906年，第1页。
[54]梁启超：《读〈日本书目志〉书后》，《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4—55页。
[5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71页。
[56]梁启超：《读〈日本书目志〉书后》，《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0页。
[57]梁启超：《变法通议·论不变法之害》，《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页。
[58]梁启超：《读〈日本书目志〉书后》，《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3页。
[59]同上，第58页。
[60]梁启超：《饮冰室自由书·成败见》，《清议报》，1899年8月26日。
[61]梁启超：《自由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92页。
[62][日]井波凌一：《启蒙的方向——关于对梁启超的评价》，见狭间直树主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17页。
[6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2页。
[64]林权助：1898年8月，日本驻清朝公使矢野龙溪请假归国，林权助任代理公使，受伊藤博文和大隈重信指令，帮助梁启超乔装为猎户由天津逃往日本，后被任命为正式公使）
[65]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54页。
[66]伊藤博文关系文书研究会编：《伊藤博文文书》（八），东京：塥书房，1978年，第414页。
[67]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56—157页。
[68]吴其昌：《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思想与时代》，1942年8月第13期。转引自夏晓虹：《追忆梁启超》，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9年，第123页。
[69]彭泽周：《关于康、梁亡命日本的检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二编，第542页。
[70]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60页。
[71]《440021，明治三十一年十月三十日政务局收到》，转引自袁咏红：《梁启超对日本的认识与态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66页。
[72]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86页。
[73]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76页。
[74][日]福泽谕吉：《文明论之概略》，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80页。
[75]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15—116页。
[76][日]福泽谕吉著，北京编译社译：《文明论之概略》，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83页。
[77][日]福泽谕吉著，北京编译社译：《文明论之概略》，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73页。
[78]梁启超：《加藤博士天则百话》，《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92页。
[79]梁启超：《论强权》，《清议报》光绪二十五年九月二十一日，第4页。
[80]梁启超：《论强权》，《清议报》光绪二十五年九月二十一日，第5页。
[81]梁启超：《蔡松坡遗事》，《蔡公松坡十年周忌纪念特刊》，民国十五年《晨报》，转引自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2页。
[82]梁启超：《护国之役回顾谈》，《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86页。
[83]梁启超：《敬告留学生诸君》，《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1页。
[84]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10页。
[85]引文内容根据中华书局1936年版《新大陆游记节录》校注，以下同。详见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49页。
[86]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70页。
[87]同上，第176页。
[88]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82页。
[89]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10页。
[90][美]张灏著，崔志海，葛夫平译：《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9页。
[91]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82页。
[92]同上，第154页。
[93]同上，第156页。
[94]同上，第157页。
[95][美]约瑟夫·阿·勒文森著，刘伟等译：《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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