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无意得罪12亿中国人。
但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史,这并不是一句过头话。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40多年。
1956年初,北京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到当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私营商业户数的82.2%分别纳入了公私合营和合作化的轨道。一时间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欢声雷动。而从此流通开始堵塞、市场开始萎缩、产品开始短缺。
1958年,为了钢铁产量翻番达到1070万吨,全国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各级党委一把手挂帅,动员了9000万人上山,砍树挖煤,找矿炼铁,建起上百万个小土高炉,小土焦炉,用土法炼钢炼铁。没有铁矿的地方,也要砸了锄头、铁锅炼铁炼钢完成任务。到年底,共生产钢1108万吨,真正合格的却只有800万吨。农民炼钢,土地荒废,由于饥饿和营养不良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惊人。
“文化大革命”中,中国人狂热到了极点。唱语录歌、跳忠字舞,拿起长矛枪炮捍卫毛主席……
一场运动就是一场噩梦,一次狂热就是一次灾难!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人也并未完成完全治愈狂热的怪病。1984年、1986年、1988年,我国又先后出现三次超越国情、违背经济规律的“经济跃进”,结果一年跃进,两年整顿,经济元气大伤。
国家要发展,人民要致富,心情可以理解,但一口吃不成胖子,一步登不了天堂。尤其是现在,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彻底消除,市场经济体制没有完全建立,超越国力、违背经济规律的狂热,只能是对经济发展的扭曲和破坏。
但我们又一次犯了狂热的老毛病!
1992年下半年开始,许多地方被冲昏了头脑,加快发展成为从上至下的呼声。都想发展快一点,都想尽快富起来,尤其是沿海地区超速发展的势头,使许多地方领导感到压力。于是,不顾实际,不顾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盲目求快,一级逼一级。有个县原定工农业产值12亿元,上级说保守了,大笔一挥,改为20亿元。有的地方提出“不论手段、不拘形式,只求发展”,开赌场,设“红灯区”,集体走私,无所不能。似乎只要发展了,一俊遮百丑。
急功近利,使许多狂热的地方领导把目光放在了炒股票、炒房地产这些“立竿见影”的项目上。这边自己工厂一家家倒闭,他却在那边大搞开发区,涎着脸请人来投资;这边大量农副产品无钱收购,他却在那边热热闹闹炒房地产,炒来炒去,就像击鼓传花,前面的赚了钱笑呵呵,最后揽在手里的跳楼都来不及。幸好,有国家兜着。
金融是经济调控的“闸”门,但在狂热的经济运动冲击下,“闸门”开始泄漏,无法控制经济的正常发展。
1992年,在各地超速发展的呼声下,银行开始过量投放货币,全年发行1158亿元。1993年元旦至春节22天就投放货币1100亿元,并且大部分无法回笼,全年货币发行突破1500亿元,市场货币流通量达5865亿元。
发了这么多货币,仍然有许多地方支付困难,专业银行备付金存款大幅度下降,直至警戒线以下。资金大量流向沿海,内地集资分流,数万亿元的资金通过集资和拆借流向沿海,被用去炒房地产,炒股票,使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直线上升,股票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热浪滚滚,而重点建设资金不能保证,农业资金缺口增大,干部职工连工资都发放困难。
银行的参与,为泡沫经济推波助澜,使许多地方的领导头脑更热,胆子更大,步子更乱。许多地方违反国家规定,要银行四处拆借资金,搞变相贷款,采取各种手段从银行划走资金参与房地产开发。如此恶性循环,使经济过热一浪高过一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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