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年底,当时的天津市市长李瑞环向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利用天津港口地区的优越条件,建设一个新型开发区域的建议。邓小平同志对此十分重视,当即说:“这是件好事。”并指出,除了现在的特区外,还可以在沿海地区再开放几个点,这些地区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这便是开发区的由来。
1984年开始,国务院正式行文,在沿海的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等12个城市开辟了14个经济开发区,被人形象地称为“小特区”。
到1992年,这个以前仅限于沿海城市的经济开发区,突然像雨后春笋,在全国遍地开花了。省里办、县里办、乡里办、村里也挂牌办开发区,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开发区热”。本来是发展经济的一本好经,却被穷急了的许多地方政府念歪了。
开发区最热的时候,笔者沿319国道从湖南长沙到常德采访, 200公里的路段,居然先后亲眼看到近百块开发区的招牌。到处是推土机在推一堆堆黄土,到处是人群在修一条条商业街。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好不热闹。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工地。
有个县,一下就搞了4个开发区,21个乡镇也个个都搞了一个开发区。
有个村,就千把亩地。一日,年轻的村党支部书记受外地开发热潮影响,决定也搞个300多亩的开发区。于是,小红旗一插,圈了一块地,次日便租来推土机,也准备像模像样地推出一个开发区来。公路两边到处挂着横幅,贴着标语:“欢迎你到××开发区来投资。”
有个地区把搞开发区建设当做一项硬任务,层层压,天天催,好像搞了开发区,经济就真的会被开发一样。
搞开发建设,发展第三产业,改善投资环境势在必行。但也必须符合实际,量力而行。有些地方盲目搞所谓开发区建设,某些做法已类似于1958年大炼钢铁运动。不管实际效果,只求表面轰轰烈烈,搞人海战术,搞行政运动。
据统计,到1993年初,全国乡镇以上开发区已有8700多个,挤占土地1.5万平方公里,其中大部分是开而不发,无商可招。
1991年,全国仅有开发区117个,一年时间,便增加近80倍。而真正经过国家批准的仅95个,大部分是自制“准生证”,一哄而起的。
“圈地运动”四面开花,开发区铺天盖地,农民脚下的耕地越来越少。有关统计表明,划定的开发区中,有80%是占用耕地。1992年搞开发区就占掉了2400万亩耕地,按1亩产粮500公斤计算,全国将因此减少120亿公斤粮食。这是足以使中国震荡的一个数目,1993年年底粮食突然涨价,正好印证了人们的忧虑。
什么东西一违背客观规律,搞运动,就一定会要坏事。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到湖南考察,笔者随同采访,听这位备受邓小平称赞的实干家算了一笔账:“1平方公里的开发区,没有3个亿,七通一平搞不起来。按此计算,全国开发区1.5万平方公里,没有4.5万亿元不行,到哪儿找这个钱?把整个一年的基本建设投资7000多亿都用来搞开发区,也要搞6年,这6年,什么事都不用干了。”
我们的地方领导,我们的金融机构,你们怎么就不会算这笔账呢?
地方的发展压力,领导的政绩意识,终于引发了这场比大炼钢铁运动的大跃进并不逊色的“开发运动”。树一块大牌子,插几百面彩旗,圈一块土地,举行一个奠基仪式,就算办起了开发区。有的既没有交通条件,又缺水缺电,许多县、乡本身就地处偏僻,贫穷落后,资源匮乏,交通闭塞,开办开发区纯粹是凑热闹。内部开发缺资金,外部又无吸引力,只好让一片片祖国的“大好河山”日晒太阳,夜照月亮。
本来是为发展地方经济却反而成了许多地方的包袱。有个县贷款近千万元搞开发区建设,好不容易“三通一平”了,却没有人来投资。本来有近千万赤字的财政,现在又添了一大包袱。干部职工几个月没有发工资了,报销更是全部冻结。
有个县的开发区,不说洋人,连中国人都没有几个愿来投资的,于是便采取行政手段,分配商业、供销、粮食、物资、药材等几家单位每家来建一栋商业综合楼。有的单位已有了足够的门面,但也得来再开发一个。这是政治任务!有的开发区变成了集贸市场,有的改成了牧场。
1993年,国务院采取一系列措施,终于使开发区运动紧急刹车。全国对开发区进行了清理和撤并,最后仅保留400个至500个。
但是,我们似乎还迟了一步。许多地方千疮百孔,到处是一堆堆红线圈着的黄土,到处是破砖烂瓦的土地,这与大炼钢铁后的情景何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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