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企业制度

日本企业制度与企业制度改革研究前沿&;;&;;&;;&;;_海外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年度报告（2012）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胡　方

关于日本企业制度和日本企业制度改革问题，国内外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已形成了比较多的研究文献。特别是日本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并提出了许多新理论和新观点。本文对其中较为重要的一些理论与观点进行介绍和评论。

一般来说，经济体制是一定社会中有关经济活动的各种规章、原则与实施方式的统称。企业制度与此相同，只是局限于企业范围内。在日本经济社会体系中，日本企业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具有支配力量。一些学者常常将日本称为“企业社会”，日本一桥大学大学院社会学研究先端课题研究的负责人渡边治认为，把日本社会作为企业社会，是“因为现在日本国家的国民统合的形式与福利国家不同，它依赖于在社会层次上进行的强烈统合(即企业社会统合)”。也就是说，日本与欧洲那种福利国家不同，是一个企业国家，企业在日本经济社会中占据中心地位。并且，在日本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日本企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点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日本经济发展史中可以确认。实际上，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史，也是日本企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历史，是一部企业发展史。日本企业的发展既成就了日本经济奇迹，也是日本经济出现问题的根源。如小峰隆夫在《日本经济的结构变动》中论述日本企业时，认为这是日本经济“成功的建立者和失败的主犯”。

就企业改革来看，日本企业制度改革(简称企业改革)也具有重要意义。在日本经济制度改革中，企业改革是整个改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针对日本经济社会的六大改革:行政改革、经济结构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结构改革、财政改革和教育改革，其后还相继实施各种形式的改革。在这种种改革中，企业改革都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政府在《今后经济财政运作以及经济社会结构改革基本方针》中提出“民间能够做的事情由民间去做”的原则，企业改革运动进一步发展。各个企业在市场的引导下，进行了多种制度创新，对企业行为进行改善。同时，日本企业改革具有较为独特的性质。当然，各国进行的改革都有其独特性，不过，由于日本已经是经济实力处于世界第二位的国家，且在改革之前的20世纪80年代，日本企业已经在世界上取得巨大的成功，曾被欧美企业认为是其学习的榜样。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与社会环境的变化，日本企业以这种巨大的成功为背景进行改革，因而，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企业改革相比，日本企业改革显然具有独特性。

显然，在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日本企业制度与企业改革具有重要地位。本文主要介绍一些日本学者对日本企业制度和企业改革的研究成果，并对这些研究进行评价。本文的结构如下:首先介绍日本学者对日本企业制度的观点，其次介绍日本学者对日本企业改革的认识，最后对日本学者的相关理论与观点进行评论。

一、日本企业制度起源与特征

本节首先介绍日本学者对日本企业制度起源的研究，然后介绍日本学者对日本企业制度特征的研究。

1.日本学者对日本企业制度起源的研究

近年来，日本学者关于日本企业制度的起源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代表性观点如下:

第一，战时起源论。战时起源论的代表人物有日本一桥大学经济学教授野口悠纪雄和东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冈崎哲二等人。这一理论认为当代日本企业制度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所以称为战时起源论。

野口悠纪雄于1995年出版的《1940年体制》和2005年出版的《日本经济改选论》，系统地说明了这一理论。由于他在这些著作中，把日本当代的经济制度以及经济制度统称为“1940年体制”，因而，野口悠纪雄关于日本经济制度起源的理论也被称为“1940年体制论”。这一理论的基本要点如下:

(1)日本目前的企业制度仍然具有1940年前后的企业制度的特征。1940年体制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是以“总体战”为特征而设计的、为日本赢得不正义的战争而倡导的政治经济制度。构成1940年体制的基本要素是在企业的劳动雇用上，实行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制度;在企业的资金供给体制上，实行间接金融为主的主银行形式的融资制度;在企业生产和经营活动中，实行生产优先主义;在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上，实行官僚统制模式;在企业与其生产要素之间，强调协调和共生，形成命运共同体的观念。

(2)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各个发展时期中，1940年体制的基本要素均得以保存。这包括下列各点:①就战后改革与1940年体制的关系来看，战后初期的经济体制改革本来可以促使1940年体制发生变化，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最终变化不大，特别是间接金融和官僚统治得以保存下来;②就经济高速增长和1940年体制的关系来看，构成1940年体制的基本要素，如间接金融制度、终身雇佣制度以及官僚统制模式等实际上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原因;③就两次石油危机与1940年体制的关系来看，为了克服两次石油危机给经济发展带来的不良影响，日本实际上是再一次强化1940年体制，进行克服石油危机的“总体战”，在这一过程中，构成1940年体制的“生产第一主义、公司中心主义、劳使协调路线都得到强化”。

第二，战后起源论。战后起源论的提出者是日本东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桥本寿朗。桥本寿朗基本上是针对野口悠纪雄等人的理论观点来提出他自己有关日本经济制度的经济理论。桥本寿朗的理论观点主要体现在他编著出版的著作《日本企业制度的战后史》(以下引文均出自该书)中，在该书的第一章“企业制度的发生、发展与制度化的逻辑”中，桥本寿朗以反驳“1940年体制论”的基本观点的形式，提出了他的基本理论。此外在他与其他学者，如与长谷川信和宫岛英昭合著的《现代日本经济》等著作中，也反映了他的这种观点。他的观点主要是针对战时起源论，认为在日本企业制度中，战后的许多因素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而被称为战后起源论。这里仅仅以企业制度为例，对其主要要点说明如下:

(1)企业制度的发生。桥本寿朗认为，目前人们所认识的日本企业制度实际上发生于战后初期，“在讨论日本企业制度形成时，极为重要的时期是从战后改革开始进行的撤除统制，向市场经济复归时的前后数年间”，发生的基本逻辑是:①美国对日本经济的冲击，这是以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和美国占领军当局强有力的支配、以及美国经济水平远远高于日本和美国企业制度优于日本为前提的;②日本企业积极地学习构成美国企业制度的各种要素，从而为构成日本企业制度的各种次级制度的发生创造了条件。

(2)企业制度的发展。在美国对日本的冲击逐步弱化，初期经济条件也开始发生变化的过程中，日本企业重新认定各种次级制度的功能，并促使各种次级制度的功能高级化，和这些制度之间形成相互支持的关系。“从普及这点来看，这与‘战略的互补性’基本上具有相同的含义。”例如，由于出现了劳动供给过剩问题，企业便选择了长期雇用的方式，在工资体系上，也进行了再设计等。这就是日本企业制度的发展过程。

(3)企业制度的制度化。“一旦日本企业制度开始普及，各种次级制度作为习惯稳定下来。这样，若这是较为适合的制度，便会形成共同的活动范式。”例如，由于常常变换工作的人将损失信用，因而在一个公司里长期工作的人是可依赖就会形成共同活动的范式，“这点对于企业也是同样的，离职率较高的企业便会被评价为在人才管理上有问题的企业”。当这些次级制度很容易发挥其功能时，支持这些制度的整体制度也就被整合，并由政府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形成制度化过程。

桥本寿朗的这种研究，用他自己的概念来说，即战后日本经济体制形成的几个关键性概念是“形成”、“精练”、“制度化”。桥本寿朗以他的日本企业制度理论对野口悠纪雄等人的战时起源论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其一，战时起源论在理论上存在着明显的欠缺与错误，只是先入为主地认识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与美国经济制度具有普遍性，并没有进行证明。其二，对美国经济制度基本内容也没有进行客观的解析，并且用静止的眼光看美国，没有研究美国经济体制在战后以来的巨大变化。同时，战时起源论对日本经济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也缺乏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一项具体的制度措施出现之后就可以对经济行为进行完全的约束，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一项制度可以通过经济主体的合理运作和各种创新活动不断得到修正，并从中产生崭新的机制和机能。所以他认为，战时起源论的最大问题在于缺乏认识各种经济制度的功能可以通过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是用静止的历史观代替动态的历史观。这可能是这一理论的提出者缺乏对历史过程的足够研究而导致的。正因为如此，桥本寿朗也不同意野口悠纪雄关于日本企业制度改革的观点。桥本寿朗从他的历史过程理论出发，他赞成的是对日本企业制度进行渐进式的改革，并在这种改革中克服日本经济的不足之处。而不是把日本经济制度看成战时形成后静止不变的制度，需要进行激进的改革。

与桥本寿朗的战后起源论类似的还有一桥大学教授寺西重郎提出的理论，寺西在其著作《日本的经济体制》中，认为现代日本的经济体制是“高速增长期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虽然受到战时的影响，但主要是战后逐步适合经济环境与条件的产物。

2.日本学者对日本企业制度特征的研究

日本学者认为，与欧美一些国家相比，日本形成一种较为独特的企业制度，他们称为日本式企业制度。这里介绍20世纪80—90年代对日本式企业制度的研究，对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变化在下一节说明。

一般说来，企业制度的一个主要方面是企业的经济与经营目标(以下简称企业目标)，它说明的是各种经济主体在联合起来组成企业后，使企业整体的经济活动所呈现的基本目的。当然一个企业的目标也许多种多样，但其中总有一种主要的目标，其他目标在与这种目标发生冲突之际，将会让位于这种目标，也就是说，这种目标支配着企业活动的其他方面，成为企业经济活动的中心。日本学者很早就对日美欧企业目标进行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期，加护野忠男等几位日本学者在对日美企业进行实际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下列观点:“一般说来，美国企业重视收益目标，日本企业重视成长目标。”直到目前的一些调查研究，虽然认为日本企业正在向获得最大利润变化，但主要目标仍然被大多数企业维持。总的来说，与欧美企业相比，日本企业最关心的仍然是新产品和新事业的扩大以及市场占有率的提高等成长性目标，而欧美企业最重视的也仍然是投资收益率、股票收益等收益性目标。

企业目标虽然是企业制度的一项基本内容，但企业目标总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实施的。这些约束条件和企业目标一样，构成企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几项基本的约束条件是企业所有权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剩余支配权和剩余索取权、企业控制权以及与此相应的治理结构、企业的融资结构和雇佣制度等。

其一，在企业所有权和收益权等方面，日本与欧美也不相同。奥村宏、青木昌彦等人认为，在美国是由机构所有者行使着这些少数所有者的权力，在日本是由法人所有者行使着这些少数所有者的权力。在美国企业中，股东往往享有较高程度的剩余支配权和剩余索取权，他们常常获得一半左右的公司收益，且随着公司经营状态的变化，他们所获得的收益也相应地进行调整。而在日本企业中，股东通常是获得一个固定比率的收益，企业每年支付给股东的股利基本上在股票票面价值的10%～15%，即使企业出现暂时的亏损，也会尽力维持这一固定比率，平均起来看，日本企业支付的股利额与其收益的比值大约为10%。

其二，在企业控制权及其治理结构方面。青木昌彦的研究表明:“一般股东拥有股票的目的不是控制企业的经营政策，而是以资本收益的形式实现高的收益率，剩余控制权则被交给了企业”，“日本模式是向经营者大幅度地转让剩余控制权。”并且，由于法人所有者中较大的所有者是金融机构，因而，日本企业还“受到金融中介机构的严格监督，尤其是当它不得不依靠从银行那里借款来筹集投资资金时，主要放款银行起着特别重要的监督作用”。同时，企业的劳动者也拥有较大的权利，小宫隆太郎等人甚至认为日本企业是劳动者管理型企业。而伊丹敬之则认为日本企业是“人本主义企业”。

其三，在企业的融资制度和雇用制度方面。日本学者认为，日本企业在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得它所需要的投资资本，因而形成了以主要贷款银行进行大量融资为特征的、间接资本起主导作用的融资制度。这种融资制度导致经营者并不关心短期的经营利润和股票价格以及股票收益，但却促使经营者关注企业的扩大和成长。与此同时，日本企业也形成了所谓终身雇佣制度，来保证这种追求企业扩大和企业成长的活动方式，即使日本企业处于某种困境之际，日本企业的经营者也不会解雇这些劳动者，而这些劳动者也不会因为收入减少而离开企业，企业的经营者和劳动者往往是相互关照，共渡难关，谋求企业摆脱困境，获得发展。

除了上面的不同之外，日美欧企业还在许多方面具有差异，如在企业的技术创新方面、企业与供应商的交易、企业与流通商的交易、企业与企业间关系以及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均有所不同。

二、日本企业制度改革的方向与重点

本节也分两小节进行说明。首先介绍日本学者关于日本企业改革方向方面的研究成果，然后介绍日本学者对20世纪90年代日本企业改革以前，日本企业特征的变化方面的研究成果。

1.日本企业改革的方向

对于日本企业为什么改革以及如何改变的问题，在日本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日本企业制度与欧美企业制度不同，存在着许多问题，因而需要向欧企业制度靠近，需要改革。另一种意见承认日本企业制度与欧美企业制度不同，也认为存在一些问题，但并不认为欧美企业制度就是完善的企业制度，认为日本企业制度改变应该是使日本企业制度更加完善。

野口悠纪雄等人是前一种观点的代表。野口悠纪雄认为，日本当代的经济制度以及经济制度统称“1940年体制”，具有统制经济特色，需要向更加自由化的企业制度进行改革。他认为，目前日本所进行的“平成改革”应以改变1940年体制为主要对象。由于“平成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建立更为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因而必然要求改革1940年体制。野口悠纪雄认为，这种改革实际上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出现的金融自由化中就已经开始，金融自由化主要是针对金融体制进行的改革，这意味着“统制的金融体制开始崩溃，1940年体制中重要的部分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在目前，由于经济环境的变化和信息技术的进步，1940年体制已经成为日本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桎梏，因而必须进行改革，特别需要激进的改革。

与野口悠纪雄相似，冈崎哲二等人在《现代日本经济制度的源流》一书中，也认为现代日本经济制度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是战时起源论的又一版本，对企业制度改革，也基本持有与野口悠纪雄相似的观点。总的来说，这种改革理论的基本思想是:新古典经济学中所设想的经济体制是具有最高标准的、普遍性的市场制度，现实经济中，只有美国接近于这种经济体制。而日本由于其市场体系受到各种约束，不同于美国式的经济制度。对日本的这种约束的基本制度主要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因而需要对战时体制进行改革。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日本企业改革应该是在日本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进一步完善本国的企业制度。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是青木昌彦、奥野正宽等。

青木昌彦认为，在20世纪20年代，虽然日本的企业在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上的行为符合新古典模式，但“那时企业的内部组织仍未形成一种固定模式。许多公司保留着传统的权力层级制，即老板下命令、工人服从、有些政府经营的企业如钢厂和造船厂，聘请德国工程师培训工人，但是这种工程方法常常与土生土长的对工人进行行业传授的方式不一致;有的家长式的资本主义企业的行业层级制色彩较淡，允许较多的团队化的工作组织存在。由于多种工作组织并存，还未形成一种传统，所以可以说这种状况是远离均衡的。美国同期的情形也大致如此，只是在公共事业和金融等高级行业中，在实施正式的职业分类计划的基础上，对科学管理劳动力的方法进行了更大规模的试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和美国才开始转向固定模式，“但具体的模式不同”。由于日本缺少劳动力，因而为了提高生产效率，政府发起了“行业爱国集团”运动，这一运动要求缩小雇主与工人间的社会地位，同时要求工人努力工作，并且由于缺少材料和工具，形成了工人集体解决问题“集体化的工作组织方式”。而同一时期的美国，由于出于增加战时产量的需要，“美国劳动力管理部门发起了推广劳动力科学管理方法的运动，同时在制造业实行职业分类计划”。这样日本和美国“从远离均衡的情形转变为在组织的固定模式上出现分歧:日本是集体化机制，而美国是专业化分工机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仍然沿着集体化机制发展。青木昌彦认为:“日本政府在战时引入的制度安排在战后随着民间工作组织的演进，经过民主化改造后仍然可行。取消股东的控制权使工人在其公司中可以得到部分产权，如工作的安全保障、退休金以及提升到管理职位的机会等。这种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地位，使工人有动力进行投资，培养‘团队取向’的技能。因为存在银行对绩效差的团队进行相机性干预的可能性，由‘内部人控制’引起的道德风险便可以有效地得到控制。行业协会对成员企业实行严格的纪律约束，不允许任何一家成员企业雇用其他成员企业的雇员。这样，由于企业选择外来工人的可能性降低了，银行对绩效差的企业进行约束的有效性便得以提高。另一方面，行业协会还作为中介人保护成员企业利益相关者的产权，并使它们的利益能在政府制定的行业政策和预算拨款中得以体现。”总之，“战后由政府在战时引入的制度安排在功能上变得更加顺应民间部门的发展”，“团队取向的组织是随着政府在金融、公司治理结构和行业协会方面引入广泛的制度变革而出现的……原有的制度在战后依然存在的原因在于，它们逐步演变，对发端于战时，随后得到发展的民间组织创新起到了补充作用。尽管不是有意的安排，政府引入的制度和私人定价的组织制度一起形成了一个紧密的体系，在很多行业中显示出竞争优势”。

因而青木昌彦认为他的看法与“战时起源论”不同。依据战时起源论，日本的企业制度是一种“政府将其作为市场的替代物而创造出来的，是对以往新古典模式的偏离”，从而政策建议是转向市场至上的新古典模式。而青木昌彦认为，由于日本的企业制度具有一定的优势，即使“显得与技术和市场参数的构架不一致，它仍然很难零散地发生变化……适应性的制度变迁只能依据自身的路径演变而成，不可能一步跳跃到新古典的模式”。因而他主张对日本企业制度应该进行渐进式的改革，并且在改革过程中，应该十分注意制度的历史依存性的制度的相互补充性。

奥野正宽认为，现代日本经济制度的构成要素的大部分形成于中日甲午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之中。在这些战争中形成的动员国家资源的“计划经济”和“统制经济”成为现代日本经济的一大组成部分。不过，战后改革、高速增长和经济国际化过程也对日本经济体制产生了影响。对于奥野正宽来说，日本经济体制的起源的问题并不是在经济的历史过程中，去寻找其历史的源头，而是日本国民为什么会选择那些制度形式从而形成现代日本的经济体制。因此，他认为他的“研究目的是从比较经济制度的角度出发，分析日本经济体制的两个重要的要点:其一，某个社会中稳定形成的一些制度和结构，并不一定是这个社会中必然形成的制度和结构。在物理上完全相同的社会，也会形成不同的稳定的制度与结构。某个社会中形成的能够稳定地进行维持的制度往往是依赖于历史的偶然性。其二，一个社会形成怎样的经济制度将依赖于这个社会中存在的其他的制度。一个社会中各种各样的经济结构与制度并不是独立地存在，在它们间具有互补性，并正是因为他们之间基于互补性的相互支持而形成一个稳定的经济体制。”奥野正宽认为，日本经济体制是历史过程中大多数人进行的偶然选择的结果。如果要进行变革，也只有通过影响人们的选择行为进行。不过，由于多数人的选择所具有的偶然性与缓慢性，因而影响制度变革的政策最好是渐进式的政策。他认为:“虽然有必要建立新的体制，但忽视体制内部各制度间的互补性，把一个崭新的制度草率地嫁接过来，极有可能与预期相违背，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相反更应该注意到的是，体制内的各项制度是相互依存而保持体制整体的稳定性的，体制内部某一制度有所变更时常常会引起其他制度的不可预料的连锁反应，而导致体制整体面貌发生巨大的改变。”

2.企业改革中日本企业特征的变化

一些日本学者对日本企业制度改革的主要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在日本制度改革过程中，日本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进行发生变化。在2011年出版的由许多日本企业研究者写作的论文集《日本的企业治理》(由宫岛英昭主编)中，对这些变化进行了初步小结。

就企业的经营目标来看，植竹晃久认为，随着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企业观也相应地发生变化。日本企业从以前重视企业增长等目标开始转向重视股东的利益，即经营利润。田端博邦认为，日本企业体制转身更加重视企业利益，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背景:其一，在经济危机之中，企业需要获得更多利润，从而进行更多的设备投资。其二，国际化导致的竞争激化。在国际竞争中，日本企业也需要获得更大的利润。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日本企业正在由经营者资本主义转身所有者资本主义。日本一桥大学的田中一弘等在2005年对日本企业的主要观念进行调查。其中主要是通过统计调查确认日本企业是谁的企业这一根本性问题。他们通过统计调查得出下列结论:近年来，日本企业的主权观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股东主权的观念逐渐强化，不过，这种强化在不同的产业中有不同的表现，并非整齐划一。有的企业已经是股东主要型企业，有的企业仍然是劳动者主要型企业。同时，随着股东主要观念的上升，劳动者主权观念开始下降，但股东对劳动者的作用还是十分重视。不过，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这种变化值得重新思考。岩井克人认为，所有者主导型企业来源于里根时期的美国，不过，重视股东利益的经营方式也会导致经营中出现许多问题，就像美国安然事件显示的那样。因而对日本来说，还是需要重视本国和具体情况而进行变化。宫岛英昭认为，由于美国出现金融危机，以及美国企业出现的各种问题，因而需要对日本企业改革进行再设计。

在企业所有权等方面，日本学者对企业所有结构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许多新的结论。宫岛英昭等人认为，日本企业的所有结构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重大的变化，在法人所有者仍然占据主要地位的同时，个人所有者，特别是其中的外国人个人所有者的地位和作用趋于上升。特别是对于一些日本优秀的企业，外国的持股比率较高，如对索尼公司的持股比率，在1996年将近39%，近年来进一步增加。与此同时，相互持股制度基本解体，稳定股东所持股票也逐步减少。据研究，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相互持股制度开始逐渐崩溃。统计表明，1991年3月，相互持股比率仍然为27.7%，1995年为17.1%，到2003年3月已经下降到7.6%。与此同时稳定股东所持股票也逐步下降。1990年稳定股东比率为70.8%，2000年下降为59.3%。

在企业治理结构方面，日本企业也出现变化。一些日本学者认为，如果某治理制度对于监控经营者是有效的，那么它应该可以提高公司的表现，因而会和公司的价值呈正相关关系，但日本企业中却是负相关关系，因而需要对传统的企业治理结构进行改革。基于这种认识，日本希望对其传统的企业治理结构进行改革。不过，对日本企业的一些调查表明，许多日本企业并不认可美国的企业治理结构。大村敬一、宫岛英昭等人通过实证研究，对日本企业治理结构的各种因素与作用效果等进行研究。他们认为，全生产要素的生产率、股东结构、董事会结构、主银行等因素会对企业治理结构产生影响。从总体上看，企业治理结构主要是转向以股东权益为中心，强调发挥股票市场作用的方向;加强了对高级经营者的激励，将董事会的监督权和决策制定，执行权分离;发挥股票市场对经营者的控制的作用，恢复股东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本来地位，由此形成一种能够代替日本传统的治理结构，有利于日本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企业治理结构。

在企业的融资制度和雇佣制度方面，日本企业也出现一些变化。就融资制度来看，宫岛英昭等人的研究表明，以外部资金为重点，以主银行的间接金融优势为特征的筹资制度逐步转变到以内部资金为重点，在主银行下的间接金融优势这一特征仍然保持的同时，在直接金融方面则初步形成了主证券公司的融资制度。

就雇佣制度来看，吉川洋、永野仁、野田知彦等人的研究表明，日本改革其雇佣制度的主要原因是:其一，经济环境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人口结构的变化、生产技术的变化、国际化的进展。其二是劳动市场的变化。日本劳动市场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劳动市场的范围趋于扩大，其影响程度日益加深;劳动市场的供求结构的变化。其三是企业内外制度安排的变化。这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在企业外、且与企业雇佣制度相关的其他经济制度安排，如企业融资制度和有关企业间相互关系的制度。在企业内、与企业雇佣制度相关的一些制度安排，如退休和企业年金制度、工资外的附加给付制度和雇佣调整补助金制度等，适应于这种变化，日本企业开始对其终身雇佣制度进行改革。

在日本企业对其雇佣制度改革中，日本企业也不是放弃终身雇佣制度，而是对这种制度在使用劳动力方面的一些不效率的做法进行改革，其中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对劳动者雇佣调整方式的改革和对劳动工资制度的改革。就劳动者雇佣调整方式的改革来看，日本企业主要是改变了以前较少解雇具有终身雇佣地位的劳动者的做法，并设立相应的制度减轻企业的劳务成本负担。其中主要的改革措施是:中途雇佣、企业内调整、转入下属企业和关联企业、解雇、提前退休优待制度。

就劳动工资制度的改革来看，日本企业主要是对以前实行的年功序列制度进行改革。年功序列制度主要是依据劳动者工作年限的长短增加工资的制度。目前，日本企业主要是通过探索一些新的工资制度，改革年功序列制度。其中比较重要的几种改革方式是:实行体现能力主义的评分工资制、实行激励工人创新的风险工资制、实行以工作成果为最终评价标准的年薪制、实行企业上下级双向考核的内部失业制等。

三、对日本企业制度及其改革研究的简要评价

以上简要地介绍了近年来日本学者对日本企业制度及其改革的基本理论和主要观点。这些理论和观点对日本经济具有重要的影响。在对这些理论和观点进行评价时，下列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其一，为什么会出现针对日本企业制度问题的理论研究?回答这一问题与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发展状态有密切关系。众所周知，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一直不景气，经济增长率十分低下，有些年还是负数。同时产业结构调整也不顺利，日本的IT产业的发展状态并不理想。日本的许多企业也出现各种经济与经营问题，其国际竞争力开始趋于低下，这种状态完全不能与20世纪90年代以前相比。许多学者认为这种状态的出现与日本经济制度疲劳和制度变革滞后有着重要的关系。因而需要在新的条件下，对日本经济制度特别是日本企业制度问题进行重新研究。这是上述理论和观点得以形成的时代背景。

其二，如何展开对日本企业制度及其改革问题的研究?从上述介绍的一些理论和观点来看，他们基本上是本着改革日本现行的企业制度的目的来进行研究的。他们通过这种研究都提出了改革日本企业制度的政策和策略，如野口悠纪雄等人认为应该实行激进的改革，而青木昌彦、奥野正宽等人则认为应该实行渐进的改革。同时，他们的研究方法不同。一些学者是运用历史资料进行研究和分析，并从中得出结论，如野口悠纪雄、桥本寿朗、宫岛英昭等;而青木昌彦、奥野正宽等人则主要是通过模型和逻辑进行研究，并从中得出结论。这些理论和观点对现代日本企业制度的形成时期的结论也不相同，战时起源论认为这种经济制度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战后起源论则认为这种企业制度主要是战后逐步适应其环境与条件的产物;奥野正宽等人的理论没有提出具体的时间，但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战中和战后都有可能，主要在于经济主体所进行的选择，具有极大的偶然性。青木昌彦认为日本企业制度是企业内各种经济主体相互博弈的结果，是在这种博弈均衡的必然产物;同时，这种博弈均衡是一定条件造就的，随着条件的变化，日本企业制度也会相应地发生改变。就其功能来看，有些理论和观点适合于对日本经济制度作长期的、宏观的和历史的分析，如野口悠纪雄等人的理论和观点;而有些理论和观点比较适合于对一些具体的经济制度作具体的、微观的和结构的分析，如青木昌彦、奥野正宽等人的研究。

其三，日本学者提出的日本企业制度及其改革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对研究企业体制的变革和日本企业制度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并对我国企业制度及其改革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在一个经济制度正在变化的社会中，进行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经济制度的变革与社会的进步。上面介绍的日本企业制度及其改革的理论和观点都是本着这种目的进行的，并且这种研究在其方法上也给予我们许多经验。同时，日本学者在研究中，常常将日本企业制度与欧美企业制度进行比较分析，这对于我们明确日本企业制度的特征，了解欧美企业制度的动向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一些日本学者，如宫岛英昭等人，对日本和欧美国家的企业制度进行量化处理，运用具有的数量标准，对其企业制度及其基本功能进行计量分析，这会增进我们对日本和欧美企业制度的理解。同时，运用日本学者的一些理论和方法，也可以对我国企业制度及其改革中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并通过研究与扩展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深入分析我国企业制度及其改革过程中的问题，同时，还可以与日本学者对日本和欧美的企业制度及其改革研究成果进行比较，明确我国企业制度制度及其改革的特征，为我国企业制度改革的顺利进行提出有用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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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青木昌彦:比較制度分析序説―経済システムの進化と多元性，講談社，2008年。

［18］川北隆雄:経済論戦―いま何が問われているのか，岩波書店，2005年。

［19］田中一弘:株主主権と従業員主権－日本の上場企業にみるジレンマ－，RIETI Discussion Paper Series，2006年，06-J-035。

［20］渡边治編:変貌する企業社会日本，旬報社，2002年。

［21］野口悠紀雄:1940年体制－さらば戦時経済，東洋経済新報社，1995年。

［22］野口悠紀雄:日本経済改造論－いかにして未來を切り開くか－，東洋経済新聞社，2005。

［23］野中郁次郎、竹内弘高:知識創造企業:東洋経済新報社，1996年。

［24］野田知彦:メインバンクはリストラを促進するか，経済分析，2008年，180号。

［25］野田知彦:企業統治と雇佣調整，日本労働研究雑誌，2001年，488号。

［26］野田知彦:経営者、統治構造、雇佣調整，日本経済研究2007年，54号。

【注释】

[1]本文受到武汉大学2011年海外人文社科项目《日本企业制度与企业制度改革研究前沿》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