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疫灾的原因
有学者研究历史时期的大疫，指出自然灾害、环境污染和战争等影响疫灾的发生，灾害引发疫灾形成灾害链。[231]赵青山根据高昌王室写经题记屡次以“兵革”与“疾病”、“寇贼”与“疫疠”、“寇贼”与“疫疾”并提，及吐鲁番出土的衣物疏出现“石灰”一词，推断高昌王国六至七世纪疫病的流行极有可能与突厥入侵有关。[232]这是很有道理的，只是文献资料对这方面的记载极少，无法详细论述。据我们对唐代史料的考察，唐代疫灾主要是作为自然灾害的伴生物而出现，所谓“大灾之后必有大疫”。水、旱、蝗等灾害导致饥荒，诱发了疫灾。如：神龙三年（707）夏，山东、河南20余州大旱，饥馑疾疫死者2000余人；[233]贞元六年（790）夏，淮南、浙东西、福建等道旱，井枯泉涸，人渴乏，疫死者众。[234]《宣室志》载有一则旱灾引发时疫的故事：“云朔之间尝大旱，时暑亦甚，里人病热者以千数。有村氓陈翁者，尝独行田间，忽逢一人，议状甚异，……鞭马疾驱，适遇陈翁。……神人曰：‘我天使，今上帝以汝里中俱病热，岂独骄阳之所致乎？且有疠鬼，在君邑中为祟，故人多此疾。上帝命我逐之。’俄而不见，陈翁即以其事，白于里人。自是云朔之间，病热者皆愈。”[235]神人对村氓言及疫灾原因时，在肯定它是骄阳即旱灾所致同时，言其乃厉鬼为祟，反映了唐人视疫灾为厉鬼作怪的观念，也透露出百姓从心理上对疫疠的惧怕。[236]据现代研究，暑热确是致病原因之一：“气候异常引起疾疫：气候包括旱涝风雪寒热诸方面，不论人或动植物生长发育都对气候有一定的要求。超过限度就会造成某种程度的损害，损害的种类和程度将会随着致损原因的不同而不同，产生疾疫是其主要方面。”[237]诸灾并作更易引发疫灾，永淳元年（682）六月，关中初雨，麦苗涝损，后旱，京兆、岐、陇螟蝗食苗并尽，加以民多疫疠，死者枕藉于路。[238]
据统计，唐代饥荒之年约有百年，常导致灾民流离失所，甚至吃草皮树叶为生，身体抵抗力迅速下降，乃至遍地饿殍。这是灾后疾疫发生的原因之一。大顺二年（891）三月，淮南大饥，军中疫疠死者十三四。[239]天复二年（902），岐州天雨荞麦，人收养之，悉遭疫疠。[240]这很可能是饥民用变质粮食充饥的后果。再次，洪水泛滥，传染病菌以水为媒介广泛传播，而灾民流徙迁移，相互杂处，极易感染疾病。而战争也常成为灾疫的催化剂，对时疫有推波助澜之效。如：至德二年（757），时四方兵交，岁大疫，江东尤剧；[241]元和十三年（818）正月，诏书中提到“申、光、蔡、激四州，百姓干戈之后，饿殍为病。”[242]
（二）疫灾的时空特征
唐代疫灾多发于春夏，季节性很强。据统计，春季疫情计5年，其中有3年明确记载发生于三月：贞观十五年（641），泽州（山西晋城市）疫灾；永徽六年（655），楚州（江苏淮安）大疫；[243]大顺二年（891），淮南大饥，军中疫疠。[244]还有两次仅概言春季：神龙三年（707），自京师至山东疾疫；[245]大和六年（832）春，自剑南至浙西大疫。[246]夏季疫情计10年，其中，两次发生于六月：永淳元年（682），关中先涝后旱，民多疫疠；[247]贞观十七年（643）闰六月，潭、濠、庐三州疾疫，遣医疗焉。[248]两次发生于五月份：开元八年（720）和大和四年（830）。其余6次概言夏季，即贞观十六年（642）、十八年（644）、神龙三年（707）、贞元六年（790）、元和元年（806）与开成五年（840）。而秋冬季节较少发生疫灾，仅各一次：贞观二十二年（648）九月，邠州大疫；[249]永淳元年（682）冬，两京大疫。[250]
唐代疫灾具有鲜明的阶段性和地域特点。据图表2.5—1唐代疫灾简表，唐代北方各道发生疫灾25年次、南方各道29年次，相差较小。以安史之乱为界，前期24年次，后期31年次，后期疫灾比前期多7次。依贞观十道的划分，唐代疫灾按由多到少排序，前四位依次为江南道、河南道、淮南道、关内道。如果按照前后期分别来看，唐后期江南道疫灾比前期明显增加，后期疫灾发生年次是前期的3倍有余，关内道疫灾后期比前期则明显减少，这与唐代经济重心在后期发生转移是密切相关的。
图表2.5—2 唐代前、后期各道疫灾发生年次柱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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