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俊文《唐代水害史论》一文曾对唐代水灾的严重进行了说明，包括四方面：漂毁官寺民居，溺死人畜；冲毁路桥仓城，覆没坊邑；溺损田苗禾稼，使农业减产或无收，导致饥疫；造成重大意外事故，危害国家。以下在其基础上，对唐代水灾影响略作调整补充。
（一）田稼受损
由于田稼生长的周期性，突发洪灾或久雨都易引起田苗毁损。刘俊文《唐代水害史论》一文指出：“史籍中明载损田害稼之水害凡五十八次，其中有损田苗亩数者凡九次，共损田苗十五万余顷。”实际田稼受损程度要远高于此。除“害稼”、“损田”、“淹没皆尽”等模糊字眼外，据我们统计，唐代水灾引起田稼受损的面积有确切记载的总计即225 551顷（见图表2.3—10）。
图表2.3—10 唐代水灾损稼简表
田稼受损导致粮食奇缺，进而谷价上涨，并诱发饥荒。如：永淳元年（682）六月，西京连日大雨，平地水深四尺已上，麦一束止得一二升，米斗220文。国中大饥，蒲、同等州没徙家口并逐粮；[147]大历四年（769），四月至八月连雨，京城米斗八百文。[148]
（二）庐舍受损
大水灾淹没摧毁城池，损坏城郭和庐舍。元和时江州司马白居易《大水》诗云：“浔阳郊郭间，大水岁一至。闾阎半飘荡，城堞多倾坠。……工商彻屋去，牛马登山避。……九月霜降后，水涸为平地。”[149]唐代建筑的特点是北方多用土石，南方多用竹木，除贵族大臣宅舍比较讲究外，一般官吏和地主住宅较差一些，贫民居处较差，大多住着草房茅屋，还有的借居寺庙和租屋，奴仆则多住在主人家的马厩中，很容易为水所毁。[150]前已述及，仅六、七、八月水灾，至少漂没唐人居舍19.11万家，漂溺死者至少2.81万人。加上，圣历二年（699）秋，河溢怀州，漂千余家；永贞元年（805）秋，武陵、龙阳二县江水溢，漂万余家。[151]唐代六至九月份水灾漂损漂溺人户至少20.21万家，这还不含记载不明确和漏载者。[152]
又如：天宝十三载（754）秋，霖雨60余日，京师庐舍垣墉颓毁殆尽，凡19坊污潦；[153]乾元二年（759）七月，霖雨不断，墙宇多坏，漉鱼道中；[154]元和七年（812）正月，振武界黄河溢，毁东受降城。[155]这些都对居民庐舍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坏。大水无情，会使居民财产损失殆尽。例如：开元四年（716）七月，洛水溢，沈舟数百艘。[156]开元十四年（726）七月十四日，瀍水暴涨，流入洛漕，漂没诸州租船数百艘，溺死者甚众，漂失杨、寿、光、和、庐、杭、瀛、棣租米172 896石，并钱绢杂物等。同月，怀、卫、郑、滑、汴、濮、许等州澍雨，河及支川皆溢，人死者以千计，资产苗稼无孑遗。[157]
（三）交通受阻
隋唐交通虽有很大发展，但从总体上讲仍不发达。据研究，其时陆路“除去宫中有官道外，其他多为土路”。道路太泥泞时，朝廷会不许御史点班，或放假三日，免去百官上朝之苦。[158]大水毁坏桥梁，阻滞道路，也严重影响了运输与百姓的日常交通生活。饥荒的形成，也与大水使交通受阻有关。此点前述刘文涉及很少，尽管文献记载以只言片语为多，我们可以从以下一些例子看出水灾对唐代交通和出行的影响。
永徽六年（655）八月，京师大雨，道路不通，米价暴贵。[159]永淳元年（682）五月，连日澍雨，洛水溢，坏天津及中桥及立德、弘教、景行诸坊，[160]断人行累日。[161]次年三月，洛州黄河水溺河阳县城，水面高于城内五六尺。自盐坎已下至县十里石灰堰，并平流，津桥南北道无不碎破。[162]开元二十九年（741）九月霖雨月余，道途阻滞。[163]元和六年（811）水潦，诸处道路不通。[164]元和八年（813）六月，京师大风雨，毁屋扬瓦，人多压死。水积城南，深处丈余，入明德门，犹渐车辐。辛卯，渭水暴涨，毁三渭桥，南北绝济者一月。[165]乾符五年（878）秋七月，大理少卿徐焕自京师至弋阳郡（治河南潢川县）赴任，“时方霖霪，东道泥泞。历崤函，度东周，由许蔡，略无霁日”。[166]正因为雨涝灾害对日常出行影响严重，官员弛禁便人也载入史册。玄宗时，魏州刺史崔沔以“雨潦为败”，“驰禁便人”。[167]
（四）生民漂溺
洪灾常漂杀溺死人畜，造成难以挽救的损失。开元六年（718），水泛溢，河口堰破，棣州百姓，一概没尽。[168]韩愈《归彭城》诗曰：“前年关中旱，闾井多死饥。去岁东郡水，生民为流尸。”[169]唐代因水灾溺死人数史书有明确记载者，至少27万人以上（见图表2.3—11：唐代水灾溺死伤亡表）。其中，开元八年河南渑池县水灾，死者达1963人。之所以这次水灾溺死诸多宫人，是因为西上阳宫的位置紧临谷水，“虹梁跨谷”，高宗上元中建成后常往来行幸。西上阳宫之东即上阳宫，“南临洛水，西据谷水，东即宫城，北连禁苑”，[170]“东面即皇城右掖门之南，北连禁苑”。[171]而此年六月庚寅，洛、瀍、谷水溢，[172]宫人走之不及，卫士不敢稍有懈怠，自然死伤惨重。由于洛水和谷水二水会于禁苑之间，经常泛溢。为防止河患，还修建陂塘以御之。开元二十四年（736），玄宗患谷、洛二水泛溢，疲废人功，诏河南尹李适之以禁钱和雇，修积翠、月陂、上阳三陂以御之，而后二水无劳役之患，[173]即官府出钱雇人开挖河塘以调节水流量。
图表2.3—11 唐代水灾溺死伤亡表
续 表
此外，还有少数人死于雨后震电，如龙朔元年（661）夏六月，洛阳大雨，震电霹雳光禄寺太官署掌膳封元则，“于宣仁门外大街中杀之，折其项裂，血流洒地。观者盈衢，莫不惊愕。”[174]史书未记录下来的普通百姓遭遇类似事件的应该更多，只是留下记录者较少。如：大历十年（775）四月甲申，雷电，暴风拔木飘瓦，人有震死者。[175]还有人因霖雨寒冻而死。仪凤三年（678）五月丙寅，高宗在九成宫，霖雨，大寒，兵卫有冻死者。[176]
山水汹涌，皇帝、大臣也不免身处险境。永徽五年（654）闰五月丁丑夜，东都大雨，水涨暴溢。正值高宗幸洛阳万年宫，山水冲万年宫玄武门，宿卫士皆散走。侍卫薛仁贵登门桄叫呼，高宗才得以“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寝殿”。至开耀元年（681），高宗思及往事，再次召见薛仁贵：“往九成宫遭水，无卿已为鱼矣。”起授薛瓜州长史，寻拜右领军卫将军，检校代州都督。[177]高宗在驾崩前两三年，仍记得20余年前的洛阳水灾的救命恩人，可见那次水灾给其印象之深。贞元二年（786）夏，京师通衢水深数尺，溺死者甚众。当时吏部侍郎崔纵自崇义里西门为水漂浮行数十步，街铺卒救之获免。[178]这次大水也一定令崔纵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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