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作逻辑中的联盟

一、协作逻辑中的联盟

当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向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转变的时候，社会结构、生产方式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其中，人的活动以及生活的社会化使人无法再像原先那样自在自为地生活下去了，而是需要在与他人结合起来的过程中，或者，需要在与他人的区分中，去寻找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因而，人需要以不同于他人的那些差异而在社会中立足，或者说，人只有与他人有所不同，才有可能实现与他人的结合，因而，才能在与他人的互补互动中找到生存下去的机遇，才能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人。如果每一个人都像他人一样有着同样的技能和从事着同样的活动（比如农耕），就无法在趋于多样化的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所以，工业化也呈现出了专业化的特征，人们的技能以及所从事的事业也被分化为不同的专业，在社会的平台上实现了相互补充和相互支持，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分工—协作体系。当然，这种状况并不是由某个人作出的安排，而是在社会运行机制的驱动下形成的。这种社会运行机制就是被达尔文称作为“生存竞争”的东西。由于这种生存竞争机制促进了人的活动的专业化，而专业化带来的一种令人惊异的结果又是，使人的活动范围和内容更加集中，从而发展出更高、更强、更优异的技能。同时，竞争机制的存在又使人在某个专业的竞争白热化而不再有拓展空间的时候，去主动地寻找和发现新的专业，从而使专业分化更加细致，散布得更加合理。这就是社会化大分工所造成的一种社会进步现象。社会分工的另一面是社会协作，毋宁说分工本身就意味着协作，是出于协作的目的而实现分工。所以，在竞争力的驱动下，社会不仅是一个分工体系，也同时是一个协作体系。分工与协作使生产力水平得以迅速提升，使社会活动以及社会生活的互动性得到迅速增强。

当然，工业化早期的社会化分工与协作是盲目的，属于一种“自然状态”。然而，由于竞争的驱动，分工与协作进程走向了自觉的方向。因而，社会组织化的历程开启了。所以，组织天然地就是一个分工—协作体系，是通过自觉的专业化确认和安排而成为技术化的分工—协作体系。但是，我们也看到，组织的专业化主要是指机构和人员的专业化。一般说来，专业化的组织总会有着非专业化的冲动。尽管在私人领域，专业化的企业显示出较强的竞争力，特别是通过专业化的生产和服务建立某种品牌之后，能够获得超额利润或回报。然而，在组织的进一步发展中，总会有向上游或下游行业扩张的追求，从而将其专业化特征消解掉，重新归于组织内部的机构和人员的专业化。也就是说，工业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分工—协作体系，当组织自身是一个专业化行动体的时候，属于接受了市场调控的专业化组织。由于市场包含着“无政府”的内涵，市场的这一无政府内涵往往又以不确定性施予组织，使组织经常性地陷于被动应付的局面。这时，组织就会产生一种控制不确定性的追求。组织控制不确定性的追求必然使组织处于把组织间的分工—协作转化为组织内部的分工—协作的冲动。结果，组织就会扩张，努力把自身打造成一个由专业化机构构成的分工—协作体系。所以，在工业社会的条件下，凭借专业化而获取竞争优势，只是组织存在和发展意义上的一种暂时现象。如果一个组织固守其专业化特征的话，就会受到市场带来的不确定性的戏弄，就会在组织的运营中处处感受到被动。另一方面，几乎任何一种形式或任何一个方面的专业化都是建立在技术的基础上的，而任何一项技术又都不可能长期被某一组织所独占。即使法律给予了充分的保护，归于某种特定组织独占的技术也很快就会被超越，从而成为一项落后的、过时的技术。所以，基于技术的专业化都只能赋予组织以一种短暂的生命活力。这也是工业社会的组织都表现出很强的受生命周期支配的原因之一。

总的说来，在竞争的舞台上，组织以其内部的专业化设置而形成了组织整体上的竞争优势。然而，却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可以凭借其专业化而在社会的分工—协作体系中长期保持竞争优势，除非它得到法律以及某种权力的保护。在19世纪那个社会科学刚刚兴起的时代，许多社会科学家就已经注意到专业化的伟大历史价值，认为专业化是生产力水平得以大幅提升的基本途径。但是，社会分工体系中的专业化一直是模糊的，几乎所有的组织都不愿意在社会分工体系中确立自己的专业化地位，至多只会暂时地表现出愿意与众多的相关组织一道而作为某个行业的参与者。在组织这里所表现出的这种主观追求是来自外在于组织的竞争所决定的，也就是说，造成组织自身专业化追求的根本原因就是在组织间存在着一种竞争关系。组织间的竞争关系培养起了组织的竞争取向，而组织的竞争取向则决定了组织仅仅把专业化作为一种手段看待，以专业化能否给组织带来竞争能力为取舍。一旦社会以及市场把不确定性施加于组织后，专业化的竞争能力就变得复杂起来，专业化特征较强的组织可能就会因不堪承受社会以及市场的不确定性而把它自身固有的环境控制冲动转化为组织扩张的冲动，从而改变自身原先的专业组织特性，把那些最容易向组织施加不确定性压力的因素转化为组织活动和经营的内容。这是组织试图把不确定性因素转化为确定性因素的追求，即把环境中的不确定性纳入组织的内部控制机制可以驾驭的范畴中来。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却使组织失去了专业化特征，成为包容多元专业的组织。我们知道，专业化是技能、技术成长的前提，专业化带来的是经济和效率，当组织失去专业特性的时候，所有这些也都会丧失。因而，一般说来，成功的组织在失去了外部意义上的专业特征后，都会加强其内部的专业化，使其内部的机构和人员的专业化更加细致。这样一来，既削减了组织环境的不确定性，又提高了组织自身的效率和竞争力。

然而，组织环境的不确定性是处于持续成长的过程中的，任何组织都不可能实现对环境的充分控制。因而，组织也就会有持续的通过增强自身的规模、能力等去应对组织环境不确定性的追求。这样一来，在专业化基础上形成的分工—协作体系就会不断地扩张其地盘，从而以组织联盟的形式出现。在谈到组织联盟的问题时，芳汀认为，组织往往是出于减少创新方面的劳动的目的而结成了联盟。她说：“许多专家把战略联盟当作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组织间合作的基础。过去，大的组织为了保持核心技术的统治地位，保留了机构内部的研发实验室。通过和其他公司、政府研究实验室和大学签订合作契约，公司现在已经日益外化了这种功能。大多数专家解释了康采恩的兴起，他们认为合作的目的在于减少创新上的重复劳动，开拓新的市场和技术，共担风险以及获得互补性竞争优势等。”^[14]实际上，芳汀这里所描述的还是一种分工—协作的状况。对于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以及经济、效率等工业社会的基本价值的实现，这种以联盟的方式而构成的更大范围内的分工—协作也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所以，组织有着巨大的去结成联盟的动力。

但是，组织联盟是有目的性的，在一开始就包含着某些回报期望，而且根据精密的计算可以预测这种联盟一定会带来某些回报，甚至是高额回报。如果在联盟的运行过程中发现实际结果与预测中的回报不一致，联盟便开始松动，直至解体。我们已经指出，工业社会的基本行为模式是竞争，协作也是出于竞争的需要和服务于竞争的，即使协作以联盟的形式出现，也并不会改变从属于竞争和服务于竞争的性质。如果联盟体的成员发现联盟的回报远低于竞争收益的话，就必然会放弃联盟这一协作形式。相反的情况是，联盟带来的回报超出了预期，或远远大于单一组织的竞争收益，这样的话，联盟成员就会倾向于进一步强化联盟或扩大联盟，甚至会把联盟转化为组织合并。在信息技术得到广泛应用的条件下，信息、知识等都成为组织运行的重要资源，在如何运用这些资源的问题上，包含着通过联盟的形式去规划分工—协作的要求，甚至会通过将联盟合并为一个巨型组织的方式而强化信息、知识等新资源应用方面的分工—协作，以求更加高效。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应用也大大提升了管理巨型组织的能力，从而使经由联盟而建构起来的巨型组织得到了新的管理技术的支持。从20世纪后期以来的情况看，这是一个显著的事实。但是，与此相伴随的，则是社会风险度的增加，巨型组织以及联盟在确立起自身在经济和社会中的优势地位的同时，却把社会置于风险状态之中。这就迫使我们必须对组织联盟以及巨型组织成长的趋势作出审视，或者说，作出谨慎的评价。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组织联盟以及由组织合并而带来的巨型组织，所拥有的依然是工业社会的分工—协作模式，它们只不过是用庞大的身形去把分工—协作模式诠释到极致而已。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其比喻成工业社会这个有机体中的细胞癌变，细胞的活力因变异而增强，而有机体却陷入生命垂危的境地。客观地说，巨型组织也是因应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增长的趋势而产生的。因为，在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增长的情况下，组织的巨型化显然能够增长其应对风险的能力。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增长都大大地超出分工—协作模式能够应对的临界点，以至于巨型组织在这种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不仅无法显现其优势，反而显得更加蠢笨。如果说由于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而使它获得了生存下去的能力，即尚未达到生命力的某个临界点，那么，巨型组织的缺陷却确定无疑地暴露在我们面前，也许在某个推迟到来的临界点上会实现总的爆发，以至于人类难以承受其后果。所以，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必须思考组织变革的问题，而组织变革的方向则必然是对分工—协作模式的扬弃。所以，我们在人类社会已经呈现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不应坚守通过组织规模的增长或削减去增强组织自身活力的机械性思维，而是应当针对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现实而建立起一种复杂性思维，并通过这种思维去谋求组织模式的根本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