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全球危机下的行为选择

四、中国在全球危机下的行为选择

在《合作的进化》中，阿克塞尔罗德通过计算机模拟合作实验去证实自由主义的合作理念，即在没有一个凌驾于合作者之上的权威去促进和协调合作的情况下，人们依据“一报还一报”的策略也能开展合作。其实，阿克塞尔罗德的这项实验的意义可能并不在于他所得出的结论上，而是证明了合作者的平等地位对于合作的意义。当然，在阿克塞尔罗德的实验中，合作者处在类似于罗尔斯的“无知之幕”中，如果不是这样，而是考虑到合作者之间能够根据合作的历史记录以及信誉状况而相互了解并信任的话，那么，在对背叛合作的防范方面所花费的心思和资源都会大大地减少，而且能够使合作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而这一相互了解的要求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中是不难实现的。此外，合作本身就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合作者的沟通并在沟通中建立信任关系是合作持续展开的前提，或者说，沟通和信任使合作成为一个连续的行为系统，表现出系统演进的特征，而不是阿克塞尔罗德的所谓“一报还一报”。就国际关系而言，一国是否在交往中采取了合作的态度，往往都是有案可查的，但是，在现实中，国家间似乎最容易忘记那些背叛合作的历史，总是针对于一次背叛合作的行为而采取行动，从而表现为“一报还一报”。

其实，对于合作的认识是不应通过单个行为的“一报还一报”去得出结论的，至于阿克塞尔罗德的实验，虽然是在多元合作体的互动中进行的，但是，他关注的是单个行为的影响及其带来的回报，抽象掉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等实质性关系，抽象掉了合作发生的社会背景以及政治、文化环境。所以，对于理解具体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下的合作，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根据这一观点来看国际合作的问题，就会要求在具体的背景下去认识合作和开展合作。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全球性危机之中，以后也许会多次处在甚至比此次危机更大的危机之中。在一切发生危机的地方，总会出现机会主义行为，总会有人试图浑水摸鱼。从最近发生在中国周边的事情中就可以看出，有些国家有着反常的表现。中国人意识到了人类合作应对全球危机的战略意义。

应当看到，在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到来时，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发言权却越来越赢得人们的尊重。有些学者解释这一现象时将其归于中国经济力量的提升，其实不是这样的。就经济力量而言，美国比中国强大得多，但是，中国却能够赢得世界的信任。合理的解释就是中国与这些国家有着很大的不同。比如，拿中国与美国比较，就会发现，美国是美国公民的，而中国则不仅仅属于中国公民，中国是全球华人的中国，一个强大的中国是全球华人的精神支柱，一个有尊严的中国是全球华人的骄傲。所以，美国可以狂妄自大，可以随意地在任何一个地方动武，可以对全世界颐指气使，而中国则不能这样做，中国必须以合作的态度去对待每一件事和每一个人，通过合作去营造一个全球华人都能够受到尊重的氛围。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全世界都相信中国能够在建构国际合作秩序方面发挥领导的作用。

从文化的角度看，正如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西方文明中的认同在于自我与本我、文化与自然的对立。没有这个对立，就不可能有文化的特性，与其他存在样式相对立的存在的特定样式，如特定的生活风格、礼仪、道德观等就不可能被构造出来，非文化的或者是没有被教化的或者是没有被文明化的就不可能作为识别范畴存在。”^[2]其实，这里所说的西方文明还主要是指近代以来成长起来的文明，在古希腊以及罗马就不是这样的。至于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从来也没有这样的文化观念，中国人所追求的一直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在。这就是文化的差异。当然中国人并不是看不到现实中所存在着的对立，只是中国人从不把这种对立看作是应有的状态，而是把它看作是应当努力加以消除的不正常状态。正是这样的文化，决定了中国人是愿意合作、希望合作和能够合作的，特别是在危机状态下，中国人的合作追求会得到进一步的放大。特别是当中国文化实现了理性提升的时候，更能意识到合作是一个可持续的过程，不会把一次性协同行动的利益损益作为下一次是否选择协同行动的依据。

从合作策略的角度看，国际政治的领域是由西方霸权所主导的，这决定了中国在国际合作秩序建构的过程中只能首先从低政治或弱政治的领域开始。尽管我们希望在政治领域有所作为，但是，自从政治产生那一日起，它就从属于支配与反支配、压迫与反压迫的斗争，政治本身天然地就是合作的障碍。但是，合作社会的到来，却需要政治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化，即从合作的障碍转变为合作的推动者和维护者。这种政治的生成，显然是由非政治和低政治领域的合作所取得的积极进展来加以推动的。因而，一旦非政治和低政治领域的合作向政治提出了强烈要求，并推动政治也向合作政治转化的时候，合作社会也就到来了。如果我们能够在低政治以及非政治的领域推进国际合作并取得积极进展，就会使国际政治领域的西方霸权日渐失去存在的基础。而且，这一点从理论上看也是完全能够实现的。因为，根据耗散结构理论，任何一个系统，当它的子系统之间处于一种合作状态时，就会形成一种合作场。这种合作场的出现，又会激励和放大子系统的合作行为，从而出现一种相互增强的状况。现在，金融危机恰恰为这种合作场的形成提供了机遇。因为，金融危机正是发生在低政治领域中的，我们在应对这场危机中，如果能够在后发展国家所构成的世界中形成一个网体系，实际上也就给予近代以来所形成的这个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以致命的冲击，让建立在中心—边缘结构基础上的霸权失去存在的合理性。冷战后，世界的多极化本身就是一个历史趋势，但是，在旧的国际秩序中，霸权没有受到实质性的冲击。然而，金融危机的出现，为率先在低政治领域建构国际合作网络提供了机遇，如果中国不能够抓住这次机遇的话，那就只有等待下一次全球性危机的到来了。反过来，如果我们能够抓住这次机遇，建构起能够在根本上取代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国际合作网络结构，就会把人类带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就会有效地避免下一次危机的发生。

总之，全球危机也是国际秩序重建的机遇，如果说此次金融危机是发生在人类后工业化和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的，那么，它意味着以往人类所拥有的国际秩序已经失灵，需要去重新建构适应后工业化要求的新型的国际秩序。这一国际秩序应当是合作的秩序。西方发达国家由于不愿意放弃它们在既有国际秩序中的霸权地位，因而是不可能成为新型国际秩序建构的基本力量的，相反，它们会成为建构新型国际秩序的阻碍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当承担起建构新型国际秩序的推动者和领导者的角色，把人类引导到一个普遍合作的时代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