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认知和风险沟通的必要性

五、风险认知和风险沟通的必要性

在后工业社会推动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伴随产生的种种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比如非典、核泄漏、动车追尾、“地沟油”事件、环境污染、私人信息泄露等）致使公众在生活中无时无刻不感到缺乏安全感。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因此而提出“人类社会现已进入‘风险社会’时代”^[67]。“风险”是指某一事件出现人们所不希望的后果的可能性，它包括两个基本要素:第一是不幸事件或损失的发生，第二是不幸事件或损失发生的可能性^[68]。这一概念指出，“不确定性”是风险发生的核心特点，因此，公众的风险认知，即公众对风险发生可能性的主观猜测和不正确的判断往往会比客观的风险事件本身产生更为不利的影响和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最大程度上促使公众对风险的主观判断与风险发生的客观可能性之间达到信息对等，进而降低公众对风险事件的恐慌情绪，便成为首当其冲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那么，如何解决这一关键问题？从以下两则事例中能找到一些线索。其一是2002年11月至2003年6月肆虐我国香港、广东、北京及华北大部分地区的SARS事件。与此相关的回顾性调查表明^[69]，根据政府信息供给程度，整个抗击SARS的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是疫情爆发到2003年4月20日，这一阶段公众获知疫情信息的频率是每月一次，有关主流媒体基本保持“集体沉默”；而据广州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的数据显示，此阶段中公众的反应为82%的人跟风抢购板蓝根和食醋、各大高校学生集体“出逃”、南京等地积极打狗、北京地区不少居民小区限制出入以及西部部分市民政部门暂停结婚登记^[70]。第二阶段是从4月到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北京从SARS疫区名单中删除为止。这一时期信息供给逐渐增加，北京地区每日公布疫情，各大媒体也开始密集播报SARS病原机理和防治知识。相应地，此阶段公众的各种非理性行为得到有效控制。另一则是众所周知的汶川大地震。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县发生里氏8.0级强烈地震。地震发生后的第8分钟，新华网发出了全球第一条图片新闻，随后网络、广播、电视、手机彩信等各种媒体迅速发布地震新闻，使全国乃至世界都及时了解到四川震情；中央及各地区广播、电视等主流媒体在第一时间播报最新震区消息，并快速推出地震背景资料、地震避险自救常识等内容。同时，政府通过主流媒体以专家采访、播报权威机构预测等方式及时地发出相关的灾害预测信息。整体而言，相对于2003年的SARS事件，汶川地震事件中政府在信息供给方面做到了空前的透明和及时，从客观上平息了各类谣言的泛滥，缓解了民众的恐慌情绪，也抑制了公众的过度反应行为^[71]。

以上事例说明了两个事实:一方面，良性、有效的风险信息沟通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公众对风险事件的理性感知，进而减少焦虑、恐慌情绪的产生和蔓延^[72]；另一方面，大众媒体在能否实现良性风险沟通并减少公众非理性行为的过程中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和导向作用。早在1974年，德国传播学家伊丽莎白·诺埃勒-诺依曼（Elisabeth Noelle-Neumann）提出了媒体在引导舆论走向时的“沉默螺旋理论”。该理论指出，人们在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时，如果看到广受欢迎的观点，就会积极参与进来；而当发现某一观点少人理会，或遭遇攻击时，即使自己赞同，也会保持沉默。意见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如此循环往复，便形成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强大、另一方越来越沉默的螺旋发展过程^[73]。这一理论体现了公众社会行为中普遍存在的“从众心理”:为了防止因孤立而受到社会惩罚，人们在表明自己的观点之前要对周围的环境进行观察，当发现自己属于“多数”或“优势”意见时，倾向于积极表明自己的观点；当发现自己属于“少数”或“劣势”意见时，便会由于环境压力而转向“沉默”或者附和^[74]。在公共安全事件发生之后，经过大众媒体强调的意见由于具有公开性和传播的广泛性，容易被当作“优势”意见所认知，舆论便正是在这种“劣势意见沉默”和“优势意见扩散”的螺旋式过程中形成并发挥影响。

综上所述，公众对城市公共安全事件发生风险的主观认知往往是导致对突发事件出现非理性应对行为并波及社会恐慌的重要原因，在与风险事件相关的个人、群体及政府组织之间构建良性的风险沟通体系则是针对于此的有效防治之道；而在风险沟通过程中，大众媒体能否发挥正向的舆论导向作用则至关重要。如下的内容中，我们将从大众媒体影响的角度，详细阐述了解公众风险认知及营造有效风险沟通在引导公众理性应对公共安全事件过程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