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与激进主义思潮

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与激进主义思潮_巨变中的中国青年

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与激进主义思潮

我认为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激进主义思潮具有三大特征：一、“支援意识”：^[1]理想主义；二、思想特征：民族主义；三、行为特征：反传统主义。为了清楚表明三者之间的区别与构连，下面分述之。

一、“支援意识”：理想主义

理想主义包括的成分非常多，要给它下一个简明的定义很困难。首先，它是反功利主义的哲学，它断定精神或者理念高于一切，它号召人们为某一神圣使命或信念而献身，故此，理想主义是一种集体主义的哲学，它强调义务、责任比权利、自由更为重要。马克思曾这样说过：“理想主义不是幻想，而是一种宇宙的真理。”其次，理想主义，强调整个社会的解放远比个人的自由更为重要，换言之，没有社会、民族的解放，个人也就无法获得真正幸福，因此，理想主义追求的是“普同主义”。由于理想主义把既定目标放在美好的将来，它一方面能唤起人们的无限遐想和追求，另一方面，当人们对理想追求受挫时，又往往容易导向空想乌托邦。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中国是一个具有理想主义传统的社会。由于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封建历史的社会，长期的战乱与封建压迫，使得中国普通老百姓总在渴望与幻想中生活，因此可以说中华民族是一个最富于希望与渴望的民族，而中国历代志士仁人也就把实现“天下大同”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因此，中国激进知识分子的心态都是非常理想主义的。

长期以来，大同理想，一直作为一种思想中介，沟通着中国一代又一代激进知识分子的情感纽带。《礼记·礼运篇》说：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种托名于孔夫子的记述带有明显的空想性质，但它刻画的互爱互助而没有争斗的世景，却长久地延续于中国文化的变迁之中，成为最易唤人向往的东西。

在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中有它的影子。它表现为洪秀全为代表的中国农民的天国理想：“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织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这种严格的平均主义分配和消费的实行，是100多年前中国农民理想主义的模式。

在康有为的《大同书》中有它的影子。戊戌变法的激进思想家、政治家康有为，在其代表作《大同书》描写了一种乌托邦式理想社会。^[2]在这个世界性的社会里，没有国家，没有种族，人人平等，天下为公，人人都受高等文化教育，男女婚姻自由，大家都穿同样的衣服，都剃光头。如欲进餐，可用电话传之公厨，就可自动运来饮食，人们过着神仙般的日子，这就是康有为幻想的大同社会。

“大同”世界是建立在如下政治原则上的：“大同无邦国，故无有军法之重律，无君主，则无有犯上作乱之悖事，……无爵位，则无有悖威、怙力、强霸、利夺、钻营、佞谄之事，无私产，则无有田宅、工商、产业之讼，……无税役关津，则无有逃匿欺吞之罪，无名分，则无欺凌、压制、干犯、反攻之事，除此以外，然则尚有何讼，尚有何刑哉？”

康氏笔下的“大同”，其中心即是《礼记·礼运篇》中的“天下为公”，这是一切追求大同理想的最高目标。因此，对“大同”世界美丽远景的热情幻觉和追求，成了当时改良激进主义知识分子重要的思想基础和实践动力。

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有之。取法于西方的自由平等学说，又融传统的基督教主义与社会主义于一炉的“三民主义”，要义是救中国。“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因此，孙中山在讲民生主义时，一开始就说，民生主义即大同主义，同时他再加以申述：“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说法，人民对国家不只是共产，什么事都是可以共的。人民对国家要什么事都可以共，才是真正达到民生主义的目的，这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因此，中山先生极为赞赏《礼运篇》中的大同理想社会。他在《军人精神教育》一文中进一步明确说：“将我祖家数千年遗留之宝藏次第开发，所有人民之食衣住行需要，国家皆有一定之经营.为公众谋幸福。至于此时，幼者有所教，壮者有所用，老者有所修，孔子之理想的大同世界真能实现，造成庄严华丽之新中华民国，且将驾欧美而上之。”这种将儒家精神与西方民主精神糅合的“儒家资本主义”，实为孙中山先生所创议。

因此，在中国旧民主主义时期就依次出现了三种进步的社会思潮，同时也循序出现和经历了三种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太平天国的“千年王国”、改良激进主义派康有为的“大同理想”以及孙中山为代表的辛亥革命党人的“民生主义”。它们各具特色，但都以不同的方式反映了中国人对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理想社会的强烈渴望。这说明，在中国文化中，自古以来就有一种理想主义的传统。中国古代哲人坚信，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一个至善至美、丰衣足食、泯灭阶级差别、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但到了“五四”时期，新青年派激进知识分子胸中激荡的理想主义倾向与传统的理想主义发生了差异：首先，它是前进的，未来的。它不像古代中国的理想主义信仰者们，通常是复古主义者，他们认为理想社会存在于过去，试图通过回返过去，复归原始文明，寻找那消逝的乌托邦。其次，它是建立在科学进化论基础之上的，并主张通过一定的运作方式积极实现之（例如当时的科学救国、教育立国、经济立国、文化重建等主张，后来则出现了主张暴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流派），而不是如古代思想家们主要建立在文学幻想与对消逝了的道德秩序眷恋的情感基础之上。“五四”理想主义者们坚信，未来胜于现在，前面有一个“黄金世界”存在。因此，他们总是希望社会不断地变革，不断地进步。世事洞达的鲁迅即使在情绪极低沉的“野草”时期，也从未放弃对理想的追求与信念。

当然，理想主义自“五四”以来也经历了一个内涵的变化过程，经历了由社会主义的空想变为科学，由对一种理想社会的终极目标向往变为对某一种主义的坚信的演变过程。“五四”文化新人由于执着于理想、主义的追求，因而他们政治、文化上大多主张彻底革命论。因此，新文化运动既是理想主义理念的产物，又是激进主义思想的具体实践。对理想的呼唤，首先是出自李大钊之笔下，1919年2月，曾经以《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欢呼十月革命的李大钊，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诚挚地召唤那个时期的青年知识分子到农村去，“把自己的生活弄简单些，劳心也好，劳力也好，种菜也好，耕田也好，当小学教师也好，一日把八小时作些与人有益、与己有益的工活，那其余的功夫，都去作开发农村，改善农民生活的事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啊！”他以改造农村立论，反映出他的民粹主义倾向，但笔下仍隐约透露了古代大同理想的遥远回声。这在当时陈独秀的思想中也有所体现。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撰文说：

“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希望那虚伪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轧轹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少数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灭。”

但“五四”初期新青年派激进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理想，可以说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瞿秋白语），如“隔着纱窗看晓雾”，模糊不清的。由于读了一些介绍社会主义的书刊，“五四”新人“对于书中描绘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美妙远景，对于那种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人劳勤、人人读书、平等自由的境界，觉得非常新鲜美好，觉得这就应该是我们奋斗的目标。”^[3]于是，带着浓厚的理想主义，成群成群的“五四”激进民主主义者在很短的时间里都成了信仰宽泛的社会主义者。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因制度而种下的弊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已逐渐暴露，这也成了孕育“五四”激进青年知识分子由向往西方资本主义转而向往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就“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初衷而言，西欧资本主义文化的滚滚东来本是选择和追求的结果，但欧战造成的破败相与苦难，却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怀疑资本主义制度理想的合理性了：“这次大战把第二种文明（即资本主义文明）的破罅一齐暴露了，就是国家主义与资本主义已经到了末日，不可再维持下去了。”“他的黑暗，他的势力和消费量的不平均，他的残酷，‘以人类为牺牲’，以及其他种种罪恶，已经使生活在他底下的大多数的人类，感到极端的痛苦，而想用各种的方法，做各种的运动群起而推翻之了。”^[4]因此，渐渐地“都不再相信18世纪法国式革命能够挽救中国”。^[5]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使中国激进知识分子集中地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阴暗一面，导致了他们向往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理想迅速破灭，于是，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以前，社会主义理想，已经成为众多激进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寄托未来的东西了，这引人注目地显示了社会主义意识在中国的早熟。而随着空想社会主义的试验及其失败以及十月革命的成功，最终致使深怀理想的中国激进青年知识分子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几年之后，蔡和森把这种理想寻找的新生代概述为由“美国思想”到“俄国思想”同一意思，毛泽东后来概述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种由戊戌维新的大同理想、辛亥革命“民主主义”，发展到“五四”以后的中国人开始“以俄为师”，正记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想在中国传播的沛然莫御之势。30年之间，取法对象的频频变换反映了社会变迁的急速相，然而，作为“支援意识”的理想主义却始终成为激励他们为未来目标奋斗的实践动机，一直没有改变，从而使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坚执固有信念，任重而道远，不断上下求索。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由于中国近代化是被大炮轰出来的，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犹以短筏孤舟驾于绝潢断流之中”，这愈加催生了激进知识分子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理想的渴望，而理想目标越大，对人刺激越强烈，反过来更促使人们对内外困危、民不聊生的现实的失望与不满。故要求民族独立、自强和个人自由、解放的双重呼声，急迫地刺激着激进知识分子易于走向两个极端：一是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一是极端的“反传统主义”。而在上述两者的激进主义思潮特征背后都可找到作为“支援意识”的“理想主义”思想动机。

这就形成了萌蘖于近代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激进主义思潮内在成分关系上既紧张又统一的特殊构型。（见下图）

因此，中国激进知识分子近代以来的每一次反传统主义的出现和每一轮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实质上都可以视作是他们对美好理想的一次呼唤，这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刺激、相互催生的内在关系。所以作为“支援意识”的理想主义成了近代以来中国激进知识分子行为的“思想范式”。然而，这种思想范式或支援意识在某些时候，在受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潜意识作用下，也非常易于导致“空想社会主义”或“空想资本主义”的出现。

二、思想特征：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同样是一个含义宽泛的概念。孙中山曾这样说过：民族主义对自己民族来说就是争自由，对别的民族来说就是平等和博爱。故民族主义就是要取消不平等条约，使中华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主义的主要含义是对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认同。因此，民族主义本身包含了强烈的意志因素，它又可以看作是一种思想信仰和一种道德力量。孙中山为民族生存而焦虑，民族主义的提出，旨在“唤起民众”，振起中国人的民族精神。

由上所知，民族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有时甚至是相互渗透的。但是两者之间又不完全相同。这是因为，当国家主权在有效而合法地行使，国家利益得到充分的保护时，民族主义就不会有表现。只有当主权受到威胁，民族生存遇到危机时，民族主义的激情才会煽动起来，民族激情才会陡涨。而理想主义不同，它作为中国人的终极关怀与价值目标，始终成为人们生存奋斗的内在动力——支援意识，它既不会消失也不会潜隐，并且随着近代化进程只会不断得到加强。

可以说，中国民族主义情绪是在近代西方列强的打击下，是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才由平静的潜默状态突然跃升到激烈的表现状态。因此，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出现首重救国保种，有学者甚至把“五四”运动广义地归纳为是一种“双重防卫”的运动——民族主义兼现代化。^[6]

在大规模社会变革来临之际，中国激进知识分子总扮演着先觉者与宣传者的角色。我们从下列几个时期的青年知识分子激进主义思潮崛起的背景中可以看到“外部创伤性打击”的催生因素：

“甲午国耻”→改良激进主义思潮的出现；

“帝俄侵占东北”→1903年的激进留学生的“拒俄运动”；

“廿一条”→“五四”新青年激进思想的产生；

“日本侵华”→如火如荼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兴起；

“反修防修”→1960年代后期红卫兵造反激进主义；

“纪念国耻日”→1985年“九一八”北京爆发大规模的“学潮”。

民族主义的方式由此成了中国“双重防卫”的方式，一方面它一直推动着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它向中国激进知识分子投入社会革命提供需要的大部分能量；另一方面又为青年知识分子批判理性的增长标识了冲决障碍的具体对象。

然而我们在讨论近代中国激进知识分子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时，有这样两个问题需要提出讨论：

（一）民族主义有两种，一种是狂热种族主义，另一种是民族中心主义，前者容易导致对外扩张，后者则容易产生拒斥排外。显然作为后者的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出现是民族危机催生的，因此它出现仇外排外情绪是正常的。不过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何看待近代激进知识分子如下的矛盾行为：一方面他们激烈抨击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另一方面他们又积极留洋，鼓吹西学。对于这种情景如何解释呢？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近百年来的知识分子有着痛苦的人生、分裂的人格所造成的。具体来说，中国激进知识分子有着两种意识：一种是排斥西方文化的优越意识，一种是中国文化不如人的民族自卑意识。在这两种意识下，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忍受着内心的煎熬、人格分裂的痛苦。“似乎一身，分为二截”。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富有启示的。我们回顾近代史，就会发现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许多人像陈天华、邹容、黄兴、廖仲恺、何香凝、陶成章、鲁迅等青年知识分子纷纷负笈东渡，自1902年起，赴日留学人数大增，到了1904年达3000多人。对于革命派来讲，他们学习西方的态度是同拯救国家民族相联系的。维新派改良激进主义办法不能使垂危祖国起死回生，原因何在？多数人得出结论，是学习西方还不够，但对于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要他们学习西方内心是很痛苦的，陈天华在其《警世钟》的一段话就道出了当时激进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态：“须知要拒外人，须要先学外人的长处。”“越恨他，越要学他；越学他，越能报他。不学断不能报。”所谓“报”，即报复列强的掠夺蹂躏，这是一种民族主义激情支撑下的向西方学习，是一种满怀民族自尊自信、审时度势的向西方学习，故此当时拒斥排外与“民族主义”情感表面上是矛盾的，但在激进知识分子思想深处却是整合统一的。

当然在一些知识分子矛盾的心理结构中，有时当自卑意识占据主导地位时，也容易出现全盘西化的偏激情绪。唯西是崇，在“五四”时期、在30年代、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中国大陆西化派中，都曾出现过，它是民族主义情感、信念破灭，走向另一个极端的思想表现，但这种“民族虚无主义”在近百年来中国近代史上决不是主流。

（二）还有人提出：民族主义通常导致人们尊重传统、尊重权威，然而近代以来中国激进知识分子一方面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鼓舞，另一方面又大多提出过反传统的偏激口号。应如何看待在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与反传统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

我认为，从表面上看上述两者之间是一个悖论：即民族主义者一般是不反传统的，而反传统主义者，很难能被理解为是民族主义的要求，然而，在近代中国的特殊背景下这一切却的的确确是统一的。

这是因为，近代民族主义成长并表现于政治舞台，是以1903年激进留学生的“拒法拒俄”事件为高涨标志。在此以前的义和团运动则不能作如是观，因为义和团的口号从“扫清灭洋”变为“扶清灭洋”，正说明其文化信仰上的保守性。如果我们把从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描述成中国传统走向现代化的历史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20世纪初叶以后与以前相比，中国对现代化的适应显然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前者姑且称之为“内部调整”的方式，后者可以称之为“民族主义”的方式；前者是自上而下的现代化，后者是自下而上的现代化。“内部调整”方式的特点是保持“国体”不变，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多少反映这种愿望。只是在“内部调整”的方式屡试屡败的基础上，“民族主义”的方式才逐渐成为主流。这主要与两个事实相关，首先是内政的腐败：内部调整方式存在的前提是人民默认政权统治的合法性，合法性的消失意味着政权存在根据的消失，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内战，从而导致激进知识分子对政府的绝望。其次，外部列强入侵：中国面临瓜分与灭亡的生存危机，而这种民族危机的产生是政府腐败与卖国造成的，于是，对外抗争的民族主义激情被由此转为对内腐败内政的批判与否定。当时许多激进知识分子都具有这样的共识：只有重新建立政权，才能团结全体民众，一致抗外；也只有解决了内部问题，才能有效地抵御外来侵略。于是一场以彻底批判封建传统文化的新文化运动便轰轰烈烈展开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倡导批判封建道统和个性的自由解放，也完全是缘于民族主义的热情与要求。甚至我们从1918年钱玄同发表《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一文，极端地提出废汉字的动机中，能找到他的立论是着眼于民族主义的要求：“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20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字，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

因此，“五四”新思潮倡导鼓吹批判传统、个人解放目的是为了振颓起衰。他们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批判，在当时并不是被当成学术探讨对象来对待的，而是被当成民族自强的障碍来对待的，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批评实质都暗含着对新国民的期待，这种新国民说到底就是有民族主义觉悟的国民，“批判”与“启蒙”在“五四”新思潮倡导者那里是统一的。同样提倡个性解放，内心也深深潜藏着对民族“根本觉悟”的关注。这种激进知识分子当时在对人的重新认识中，是把无视人、剥夺人、压迫人等社会的非人道问题当作民族自身的问题来思考和理解，是以整体的眼光来看人，尤其把民族看作整体，自我觉悟，并不是“小我”的觉悟，而是旨在达到“大我”、民族的觉悟，这点与文艺复兴追求的个人自由解放不一样。如果说“五四”肯定个人，却肯定的是不同于洛克的“天赋人权”式的个人，洛克式的个人主义，本质上是为世俗的资本主义运动鸣锣开道，而“五四”的时代主题所关怀的只是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用后来的话说是“救亡图存”。在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冲破重重束缚，激发个人热情，“个人主义”自然成为一件有力武器。大体可以这样说，“个人”觉悟在欧洲引导了一个持续的以谋取世俗幸福为目标的资本主义运动，而在中国则引导了一个以解脱民族苦难为目标的“救亡图存”的运动，从这点来看，反思民族性与国民性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对传统采取过火行为的运动，恰恰相反，这是一场蕴含着关怀民族命运的强烈感情的自我批判的觉悟运动，它的恨是从爱生发出来的恨。在这基础上，反传统主义与民族主义获得了内在的先后一致。

正如林毓生所精辟分析的：“‘五四’时期几乎他（指陈独秀）的全部思想，包括全盘性反传统思想在内，都必须根据他献身于民族主义目标这一背景来加以理解。”

“中国在世界的地位突然改变以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政体已不再被认为是世界的普遍典型，而这一特定的中华民族的生命根源则被认为是不能适应西方的挑战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产生了‘五四’时期很多知识分子的反传统的民族主义”。

“陈独秀批判中国传统的部分原因是他的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相互作用的结果。他虽然从未把国家视为尽善尽美或终极目标，但却十分关心中华民族的生存，他的个人主义，因为主要涉及的是个人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的桎梏中获得解放，所以在功能上是与民族主义相联系的，他认为，解放了的个人不仅对个人幸福而且对民族——国家（nation）利益都有好处。陈独秀说：‘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因此，个人的解放具有双重正当理由：它不但对个人道德的完善而且对民族——国家的生存都是必须的……”^[7]

总之，近代中国知识界出现的反传统主义，是基于西方文明入侵这样一个重要背景，而国内的黑暗腐败，又加剧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离心趋势。因此，从最根本层次上讲，正是这种基本的民族主义的热情和愿望才导致激进知识分子从事文化、社会和政治的变革。民族主义意识由此也成了社会群众运动的一个基础。

三、行为特征：反传统主义

在上面我们谈到了理想与反传统主义的关系：即理想（或空想）期望越大，对人们刺激就越大，反过来致使人们对现实愈加不满，这是导致反传统主义情绪出现的一个理由。我们在说到民族主义与反传统主义关系时，又提出，表面的紧张却反映了两者在深层上的内在一致，这是因为民族危机，资本殖民主义掠夺侵略是外部原因，而这一切是由于落后于欧洲的中国封建专制导致政治腐败、国力衰颓而造成的，因此“反帝”的民族主义由此转为了“反封建”的民族主义——对封建文化的激烈批判、否定。弄清了近代青年知识分子激进思潮出现的“支援意识”与“思想特征”以后，下面再来分析“反传统主义”的行为特征及其演变就变得容易多了。

首先我们来界定一下什么是“传统”（Tradition）。“传统”一词的拉丁文为“traditum”，意即从过去延续到现在的事物，这也就是英语中“tradition”一词最基本的含义，它是指围绕人类的不同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具体来说，传统是保存在人们记忆、行为和语言中的象征建构和思想规范。总之，传统是文化在自身发展进程中延传下来的相对稳定的凝聚结构。这说明“传统”与“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没有文化，就无所谓传统；没有传统，文化也无以延传；传统是精神，是“道”，文化则为实体，是“器”。无可讳言，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儒学思想对传统文化的影响占主导地位，刻下很深的封建阶级烙印，这是事实。然而传统与文化的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性质，又告诫我们，“传统”不等于“封建文化”。因此“五四”有些人把固有文化（传统文化）当作封建性文化一律打倒的倾向，是混淆了两者之间的区别，是混淆了“孔学”与“儒学”的差异，在方法论上犯了过激的错误。“实际上，在西学冲击之时，中国传统经学自身也正经历了一次翻天覆地的大变，不仅传统在变，维护传统的人也在变。反传统者的思想模式和手段，有的则相当传统；维持传统者之思路言路，其实也常循西法。”这构成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斑驳陆离的复杂景象。

下面让我们从康梁激进改良主义、辛亥激进革命党人、“五四”新青年派的激进民主主义的“反传统主义”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大陆西化派”的全盘反传统主义作一分述与考察：

（一）肇始于康梁盛于辛亥的“反传统”——从“托古改制”到“破坏主义”

康、梁作为近代史上第一代激进知识分子代表，尽管在他们身上还可看到中国科举知识分子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变过程中的“过渡性”印痕，但他们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他们无疑是近代中国批判封建专制、大声呐喊、冲决罗网的先驱人物。是康有为首先体认到“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丛积，皆由体制尊隔之故”他那“除旧布新”，变法维新的勇气和儒学真伪辨异的怀疑方法，曾整整影响了一代青年的思想。康有为是借“托古”之形，行“改制”革新之实。到了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已不满足于在理论上批判封建专制文化，批判的武器这时已让位于武器的批判，当时主要任务是救国，而“救国”者首先必须“反满”——推翻满清王朝。孙中山当时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最初就是指上述意思。因此，紧迫的民族危机和夺取政权的紧张斗争，不容许辛亥一代激进党人有充分的机会、时间去从事像以后“五四”新青年派那样的文化批判。正因如此，辛亥一代知识分子也就主要成了行动上破坏旧传统、旧制度的一代。当时拒俄运动中产生的军国民教育会中的热血青年就曾提出这样一个明确口号：“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8]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亦由改良激进主义者转变为鼓吹“破坏主义”的革命派，他第一次谈到破坏主义是在1899年，他说：“日本明治之初，政府新易，国论纷糅，伊藤博文、大偎重信、井上馨等共主破坏主义，又名突飞主义”。

在梁启超思想中，破坏与爱国是相联系的，他把破坏说成是爱国举动，他提醒人们，今日中国积数千年沉疴，合四百兆瘤痰，今日不破坏，他日也必行破坏，且比现在剧烈残酷得多，破坏“早一日则受一日之福，迟一日则重一日之害”，^[9]“破坏之事无穷，进步之事亦无穷”。^[10]梁启超深感没有武力的无血之破坏不能救中国，戊戌失败，光绪帝被软禁，改良主义破灭，加上受日本维新侠士气概之影响，使梁“思想为之一变”，由过去倡导变法转向了鼓吹破坏，崇尚武力，勇于冒险。梁启超辛亥时期宣传破坏主义，正合革命派的心意，并对一些人由改良转向革命也起了很大作用，因从事暗杀活动而著名的吴樾，在所著《暗杀时代自序》中说，读梁的文字后，“作者之主义，即化为我之主义矣”。^[11]

值得一提的是，辛亥时期革命党人抛弃“改良”变法而转向对封建专制政体有意识的破坏，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它对于摧毁封建旧制度起到了较大的启蒙作用，这与后来的红卫兵运动所提倡的“砸烂旧世界”“不破不立”那种盲目的“反传统”的破坏是有区别的。

（二）“五四”时期以陈独秀为首的新青年派——以反儒家孔教为主的“反传统主义”

最近有人提出陈独秀并不是全盘西化和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代表人物，以《新青年》为核心的先进分子，向宋明理学的“名教纲常”猛烈轰击，其中也不乏像钱玄同等的过火批判者，但在对封建文化的批判中，陈独秀等激进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主要是在“伦理层面”上对儒家孔学的现代投影进行了全面抨击，正如陈独秀自己所言：“吾人不满于古之文明，乃以其不足支配今之社会耳。不能谓其在古代无相当之价值；更不能谓古代本无其事。”^[12]“非谓孔教一无可取”。^[13]在《孔教研究》一文中，陈独秀又重申了上述观点：“我们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也不是说他在古代社会无价值。不过因他不能支配现代人心，适合现代潮流，还有一班人硬要拿他出来压迫现代人心，抵抗现代潮流，成了我们社会进化的最大障碍。”^[14]因此“五四”“反传统”应该理解为向“神”的现在形态的挑战。

最使陈独秀深恶痛绝的是孔子这块招牌不但为历代封建帝王所利用，且又为袁世凯所利用，这是促使陈独秀向“孔教”宣战的直接理由。他说：“学理而至为他种势力所拥护所利用，此孔教之所以一文不值也。此正袁氏执政以来，吾人所以痛心疾首于孔教而必欲破坏之也。”^[15]

因此“陈独秀批判旧礼教的文章除了用过‘儒者’、‘孔之道’外，用得最多的称谓就是‘孔教’……是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同时也说明陈独秀认为‘孔教’这个名词最能代表他所要批判的纲常名教，‘孔教’和后来提出的‘孔家店’实际上属同一范畴”，即为历代封建统治者和袁世凯等人利用了的封建迷信和封建道统，而孔子只不过成了一种符号。^[16]

当然，由于“五四”那时顽固势力的极端保守，“五四”新人为了砸碎枷锁，解放人的思想，故在批判旧道德、旧礼教是或多或少表现出“矫枉过正”的偏激态度和形式主义倾向，这主要表现为：把中西两种文化截然对立起来，过分地美化推崇西方文化；在讨论旧文化各个领域关系时，存在过极为偏颇的观点。但从新文化运动总体看，当时志士仁人学习西方的热情与批判“传统”，爱国图强创新是其主旋律，这与以后出现的民族自卑与民族虚无的“反传统”是有根本区别的。

（三）30年代陈序经为代表的“全盘西化”派——民族虚无主义的“反传统”

当时以岭南大学教授陈序经为代表的“西化派”，认为全盘西化必须从根本上西化：近几十年的教训是，我们最聪明的办法，唯有诚意地、老实地、爽快地、不扭扭捏捏地从根本上西化。^[17]这个所谓根本，按陈序经的说法，包括文化本身的价值、特点、发展趋势等方面；包括哲学、文学、艺术、音乐、医学、史学、自然科学全部领域；包括国防、军政、宪法；包括衣、食、住、行、农、工、商、矿、渔、盐米等方面。连“古董的国故也西化”。^[18]

他们认为，为了全盘西化，即使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也在所不惜。“要享受赛先生所给予我们的利益和快乐，应当也要接受赛先生发脾气时所给予我们的多少痛苦和烦闷。”^[19]甚至他们认为，中国文化“正在趋于消灭过程”，“无论在文化哪一方面，都没有人家那样进步，”因此提出要彻底抛弃、否定的文化：“我们所觉为最好的东西，远不如人家的好。可是我们所觉最坏的东西，却坏过人家所觉最坏的千万倍。”^[20]他们还这样认为，不实行全盘西化，后果严重。“而至于国家灭亡，到了这个时候，不但固有文化不能保存，连个种族也许灭亡，还说保存什么文化呢？”这是一种十足的文化投降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陈序经把“全盘”论和“虚无”论补充成一套完整的观点，自己还十分得意。据他自己说，他认为陈独秀并非“全盘西化”论者。因为“陈独秀所要的西化，不外是民主和科学，除此以外别无所要。那么陈先生所要的西化却非全部的西化，而是部分的西化。”这也说明“五四”新青年派反传统主义与30年代“全盘西化”的民族虚无论者存在很大区别。因为，“全盘西化”论者以为：“至于我个人，相信百分之一百之全盘西化，不但有可能，而且是一个最为完善较少危险的文化出路。”^[21]

（四）60年代末以红卫兵“造反有理”为代表的——盲目反传统主义

我之所以认为，红卫兵“反传统”是一种带有很大盲目性的“反传统”，这是因为，“五四”新青年激进知识分子，大多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过比较深入的研究，从“五四”新青年成员构成就能看到，大多数是学者、大学老师、科举制知识分子以及士子文科学生。故一般来讲，他们的儒学功底都很扎实，因此很了解儒学的弊端。他们“反传统”多少有些道理。正如“五四”时期钱玄同从“师古”“复古”到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180度转变态度中，我们多少能看到“五四”新人的心态。钱自己曾这样说：“我是因为自己受旧学之害几及二十年，现在良心发现，不忍使今日之青年再堕此陷阱。”^[22]

反观60年代“文革”中，红卫兵们的“反传统”，我以为是非理性。红卫兵的“造反”来自对领袖的崇拜。红卫兵文化同样表现为对一切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即所谓“破四旧”，拆庙宇，烧古书，毁文物，改路名，剪长发……的“彻底造反”精神。但红卫兵文化的“破坏一切”，不是以破坏为手段，而是以破坏为目的。而促使红卫兵运动产生的根本动力，却是幻想。故此有人将红卫兵文化视作“幻想的文化”是有道理的：^[23]“所谓幻想的文化，是指它既缺乏理性的精神也缺乏实践的精神。作为幻想的红卫兵文化集中地表现为：情绪化、观念化和绝对化。红卫兵的行为不是靠着理性的支配而是靠着情绪的支配，他们从情绪出发去判断事物的好坏和是非。尤其是阶级感情被看作是第一位的，感情的判断排斥了理性的判断，凭着所谓‘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他们可以无所不为……”对领袖的崇拜，使他们丧失了理性判断。因此这是一种“盲目的反传统”。

（五）80年代以“河殇”为代表的大陆西化派——拆毁主义式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并且实施，人们的思想也逐渐发生变化，一些禁区开始被打破，一些被湮没的问题又被重新提了出来。在学术研究领域，沉寂多年的文化研究，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出现了一种被许多人称之为“文化热”的现象。《河殇》虽然也是对传统文化进行反省，但它的反省，却是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不仅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包括龙、长城、黄河乃至黄色的土地等两千年文化，成了《河殇》批判、否定的对象，就连“五四”以来的70年也要否定掉。因此，它比30年代的“全盘西化派”跑得更远，我以为这是一种比民族虚无主义更甚的“拆毁主义”态度。在他们看来“传统文化给予我的只有绝望和幻灭”。^[24]需要“三百年殖民地，香港——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25]，而《河殇》则告诉人们：“这片土黄色的大地不能教给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肆虐的黄河不能教给我们：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意识。”“单靠这片黄土和这条黄河，已经养育不起日益膨胀的人口，已经孕育不了新文化，它不再有过去的营养和精力。”

“为什么我们的封建时代如此漫长，漫长得就如那永无休止的黄河洪水。这是一个更大的噩梦。它从骊山那座大坟不断弥散出来，充塞着两千年的历史空间。近百年来，多少次想把它彻底葬送进坟墓里去，可它却始终死而不僵。”

“中国的许多事情，似乎都必须从‘五四’重新开始。”^[26]

其实，正如我前面所说的，“五四”“新青年”派并没有全盘否定传统，也没有像80年代的大陆西化派那样赤裸裸地说中国的“文明衰落了”，必须用“大洪峰”把“旧文明”来一次“冲刷”，甚至认为中国文化危机不仅是民族性的问题，“甚至是与人种不无关系”，“中国解散算了”。因此，主张一切必须从“五四”重新开始，实质是一种误解。“五四”新人有那么多的爱国主义，有那么深切的民族忧患意识，有那么多的救亡自强的政治热情，这在1980年代“河殇派”那里恰恰太缺乏了。因此，我认为“五四”新青年派的“反传统主义”与80年代“河殇”为代表的大陆西化派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四、一个实证：从激进主义到民族主义

（一）两个互为因果的“模式”

在诸多描述中国青年运动史的书籍中，有一个问题屡屡引起我的关注，它就是青年运动中反复出现的“激进主义”——“民族主义”这一组历史命题。

我们可以从“五四”运动，大革命时期城市青年的激进主义，从“九一八”、“一二九”学运到共和国成立40年来的“大跃进”“红卫兵”运动，乃至80年代后期的“学潮”中，看到这两个历史命题的诸多影子。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激进主义”与“民族主义”已成为中国青年运动发生、发展的价值动机与行为模式。进一步说，“激进主义”就是中国青年运动的“外显模式”，而“民族主义”乃是其“内隐模式”。如果说内隐模式作为某种自成体系的文化密码系统，它是一种具有支配意图的趋向性力量，那么外显模式则是具有明确可感的外壳形式，它以符号系统或人的具体行为作其载体来完成内隐模式的价值动机，并以行动的力度反馈、强化内隐模式的系统“张力”。

中国青年运动的历史一再提示我们，外显模式（“激进主义”）与其内隐模式（“民族主义”）之间已构成了互作影响的波形结构。

中国青年运动的外表行为——激进主义，每每因内在价值动机——民族主义所引发，反过来又最终导致其“民族主义”的又一轮高涨。这一过程实质是：前者的结果就是后者的实现，两者互为因果，互为作用。由此便构成了近现代史上中国青年运动波澜壮阔、此起彼伏的时代潮流，同时也规定了它多少染有急进浮躁、大起大落的悲剧色彩。

在讨论为什么中国青年运动，“激进主义”与“民族主义”两者结合得如此紧密这一问题前，还是让我们对“激进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各自内涵作一梳理。

“激进主义”：原来是指与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相并列的一种社会思潮。看到这一名词，往往使人容易与“革命”“浪漫”“红色”“左翼”“急进”“超越现实”“理想主义”以及“行动主义”倾向等相联系。譬如，持激进纲领的政治派别，往往代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左翼，思想激进，主张以激烈手段推翻封建主义及专制政体。像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派，中国辛亥革命时期的同盟会，60年代西方的“新左派”等。一般说在社会大动荡、大变革时期，青年知识分子小群体尤其容易导向“激进主义”。

“激进主义”除了作为一种思潮外，它通常还是一种行为本身。即一种显现为过激性、狂热性与情绪化了的“左倾盲动”倾向。青年运动时不时体现出上述这些特征。

“民族主义”一词，它的辞典意义是指，一个民族由于共同的经历、对未来的共同憧憬和共同的前途而形成的休戚与共的民族感。它强调自己民族的文化、种族特征，寻求民族尊严与维护、捍卫和实现民族利益。

有人喜欢将“民族主义”理解为“爱国主义”。而我始终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文化心理，一种“情感”归属；“爱国主义”则是一种政治信念，一种理性选择。因此这两者并不能完全对应。当然“民族主义”往往能上升到“爱国主义”。诚如美籍学者林毓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中对“五四”先驱陈独秀分析的那样：^[27]

“显然陈独秀所指的国家系state，而不是nation，虽然在谈到爱国时他自己并未将两者含义加以区分，但他谴责的国家，是对外不能抵御列强入侵；对内不能保障人民权利、增进人民幸福的国家。”

“……我们在陈独秀思想中所观察到的这种矛盾，实际上是他的个人主义和国家观念之间的紧张。如果把民族主义理解为‘对社会整体即国家（nation，不是state）’的维护、发展而献身，那么他的个人主义（激进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便不矛盾了。”

显然，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创导者陈独秀，他身上的“激进主义”与“民族主义”矛盾统一的性格一直影响到“五四”一代青年乃至以后的几代中国青年。也只有在上述意义上，我们才能加深对“五四”青年运动由启蒙图存转向救亡图存内涵的理解。

从“五四”运动的历史演进导向来看，它实际是一场“内隐模式”与“外显模式”互置替换、相互促进的过程。即由“来自外部的创伤性打击”而唤起的民族意识（内隐模式）→激烈地反封建、主张个性扩张的启蒙中断（外显模式）→救亡陡涨的“民族主义”（内隐模式）→刺激起强烈的排外、抵抗运动（外显模式）……

“五四”运动的意义在于：它以爱国图存的口号凝聚了当时彷徨于分裂状态的中华民族。因此，“五四”运动中的这种爱国激情，常常作为中华民族现代以来最宝贵的民族精神被强调。可以说，“五四”运动的爆发，一方面，简化了中国近百年来无数社会知识精英们设定的文化改革方案，以民族主义为基调凝聚了当时中国的社会力量；另一方面，它也让启蒙创导者付出了民主主义的思想代价。纵观“五四”以后70年的中国社会进程，激进的政治行为与强烈的爱国热忱一直是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主流，全社会投入最多的是民族爱国热情和高昂的政治行为兴趣，这样，便导致中国青年运动处处表现出被民族忧患意识所整合过了的急进、亢奋情绪。

尽管中国青年运动每每走在社会革命运动的前列，从而使社会革命运动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增添了激昂振奋的气氛；尽管青年运动的民族主义、英雄主义和激进行为往往使社会革命显现出有力性、热烈性和突进性等青春特征，但回顾历史，也使人不得不看到青年运动“狂热的激进行为”与“高扬的民族意识”背后的误区。

（二）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误区及其表现

1.思想上的“左倾”幼稚病

受“左倾”思潮影响，应该说是中国青年运动的主要误区。它曾给青年运动发展带来严重危害。譬如在大革命时期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受到党内左倾盲动主义思想影响以及少共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指导，中国青年运动曾一度发生过方向上的失误。当时中国共青团中央无视当时的低潮形势，反而提出：“中国革命更是日益迫近高潮”、“决死战斗的时期已从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的背景上日益迫近城市”、“党与团的总的政治任务，是夺取中心城市”。当时的团中央还认为：工农武装割据是“偏安”。^[28]因此造成国统区的学生运动领导人，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不懂得运用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给青年抗日救亡运动带来极大的混乱。又比如在“九一八”事变后，学生赴南京示威抗议，忽视运用合法合理手段，一味采取激烈的斗争方式，在口号上不提一致对外，共同抗日；在宣传上排斥与其他爱国进步势力的联合。后竟提出“打倒义勇军”口号。有的甚至讥讽援助马占山、冯玉祥将军抗日是“错到无以复加的笑话”。^[29]再如像“九一八”期间，人家在那里开反日集会，我们竟然派出党团员去冲击、去破坏。学生在南京示威游行时，竟打了蔡元培、陈铭枢等人，对一些抗日军官如宋哲元将军采取排斥和打击态度。另外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与关门主义，行动上过于暴露，不断地搞示威、搞游行集合，结果使我们进步学生与学生团体的党团员被捕、被杀，青年救亡运动陷于孤军作战的境地。

在苏区，共青团组织为了配合苏联“清党”、“肃反”运动，团的五届二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指出：“大半年来的教训告诉我们，团内最大的危险是右倾思想的发展。”^[30]共青团中央局1930年9月5日在《接受青年共产国际本年八月全体会议决议案的决定》中说：“右倾危险！在目前革命急剧进展、日益迫近全国革命形势之时，这个危机只有加重不会减少。”所以“必须全力与它斗争”。在整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可以说和受到三次左倾干扰的中国共产党一样，“反右倾”也成为青年运动的热门话题，随着王明宗派成员回国被派往苏区，“反右倾”即被演化为党内团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肃反”运动中，青年团首当其冲，成为肃反的重点。据统计，由于种种“左”的破坏和干扰，至1935年1月止，整个苏区根据地的团员从1930年11月的10万人降至3万人。^[31]

2.受环境左右的“情绪递质”

青年运动最容易受到环境左右，往往一个重要人物的活动，一条消息的发布，一个鼓动人心的演讲，甚至一条不确信息的传播，都会一下子点燃青年的群体情绪。譬如在“五四”学生示威游行中，本无火烧赵家楼的计划，但天安门集会后，学生往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受阻，在烈日下晒了两小时的学生，义愤填膺，热血沸腾，于是当有人提出去外交部，去找曹汝霖时，大家便一并响应。再譬如像“一二·九”学运中“三三一”北平学生抬棺游行、“文革”初期北京红卫兵因香港问题而触发的火烧英驻华代办处事件、70年代末云南8万知青“集体大逃亡”中的“下跪请愿”等，都反映了青年运动中的“情绪传递”效应。即通过具有强烈情绪色彩的标语、口号、宣传画、统一的装束、歌曲或特定气氛的刺激、暗示，会使得在参与群体中产生高强的情绪叠加效应，并迅速得以扩散蔓延。

3.激烈地反传统“情绪”

青年运动中的激烈地反传统行为一直可以追溯到“五四”之前的启蒙运动。甲午战争的耻辱，辛亥革命的失败，袁世凯帝制复辟，尊孔复古的思潮，儒家伦理的腐朽，西方文化的冲击以及国家四分五裂、丧权辱国的廿一条……这一切都是导致中国第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激烈反传统思想兴起的政治背景。因此辛亥革命以后青年知识分子“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的确演变成了一个整体观的思想模式，从而使它变成一个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工具，它将中国传统看作是一个其性质是受中国传统思想痼疾感染的有机式整体而予以抨击。”这种思想可以说一直潜在地影响着中国青年运动的行为指向。譬如“五四”前期受到《新青年》影响的激进青年纷纷起来推倒传统偶像，冲破封建主义牢笼，追求思想自由，争取独立人格，在当时这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在批判封建传统的过程中，却夹杂有全盘否定传统的倾向。譬如当时有人提出要废汉字，彻底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以求与西方模式相符合。当时还有不少激进青年赞赏社会达尔文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激烈的反传统往往导致对虚无缥缈的理想的追求，但这些幻想一遇严酷的现实就很快破灭了。

过于激进的行为往往也会因文化的惰力而反弹回荡。如“五四”时期的激烈反传统“情绪”，一直影响着后来几代青年的群体行为，譬如“文革”红卫兵造反运动就是其中的典型表现。红卫兵认为，中国文化根基是陈旧腐朽之糟粕，不全面推翻，就难以创立一个新世界。因此，路标字号，宗教场所，工艺古玩，文物图书，服饰发型，名山古刹……皆属“非常革命化”的冲击之列。可以说红卫兵的疯狂行动破坏了一切文化根基，这种理论上的极端与形式上的表面化并没有触及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而只是对文化意识表面的隔靴搔痒似的破坏，红卫兵在反“封建文化”过程中，其深层思维方式上的“破坏大于重建、过激胜于温和”的取向，我认为是对“五四”青年激进主义和强烈反传统“情绪”的某种承袭，当然这中间又包含了领袖潜意识作用的中介过程。

4.几点分析与思考

“激进主义”行动背后都可以找到“民族主义”的动机，我认为这是把握中国青年运动线性发展的一根逻辑主线。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中国许多青年运动由开始指向批判封建传统，最后却落实到抵御外患的民族自救运动的行为转化。如“五四”时期：由前期的启蒙运动→后期的救亡运动。抗战时期：由原先的争取民主自由→联蒋抗日。“文革”时期：红卫兵造反运动→防修反修“上山下乡”运动。粉碎“四人帮”后：由批判“极左”思潮→振兴中华……简言之，近百年的中国近代史中我们屡遭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欺压，故此，反帝救贫的口号最易使中华民族振奋起来，这就使得在中国，反帝任务远远易于反封建任务能够完成。换言之，青年的激进主义与其说是受反传统反封建心理驱使，不如说是由强烈的对帝国主义反抗意识与民族自尊心所点燃。甚至可以说，在中国青年文化心理结构中有一种本能的反资本主义倾向。譬如，在80年代屡次“学潮”中，从表面形态上看，学生激烈的行为是要求推进民主进程，但其爱国的动机中仍掺杂着要求“均贫富”、抵御商品经济等反资本主义情绪。因此，中国许多次青年运动，即使一开始表现出自发性的反封建反传统的“激进主义”，最后经“民族主义”母题的暗中修正，终将转变为反帝反修的“激进主义”。并且正由于受上述这种民族自救自尊意识的刺激，青年运动的激进主义才包含了“赶超”“冒进”“左倾”等内容。

因此，在我们这个传统意识仍占主导影响的国家里，任何压抑或我们本身的任何弊端我们都能忍受和宽容，唯有帝国主义和洋人的侮辱不能原谅，往往它会暂时强化国人凝聚力和爱国民族激情。许多“涉外事件”，因而也直接成为点燃青年运动的导火索。

具体分析我们的青年运动，我们还会发现，在“民族主义”（内隐模式）中，我们主要是用“传统文化”去抵御“资本主义”；而在“激进主义”（外显模式）中，又往往用“左倾”冒进主义去批判右倾保守思想，这实质是反映出中国青年那种民族自尊和民族自悲的矛盾心理。用一个图式可清楚表示上述的这种内在情感冲突：

上述冲突，根本乃源于近代社会中西方文化的强烈对比与反差，落后→赶超意识，一百年来一直牢牢攫住着中华民族沉重的心灵，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导致浮躁行为、过激行动，因此，青年运动中的激进主义行为说到底是一种民族主义行为，青年运动中的“左倾冒进”思潮背后也受辖于民族主义的要求，所以这种“激进主义”也最容易得到宽容甚至助长。这大约是导致“误区”还仍被疏忽的原因所在。

我们还可进一步分析，“左倾”思潮（激进）为何容易在青年运动中屡屡被接受，而右倾思潮（保守）却不易发展这个问题时，我们可从毛泽东同志本人论及犯“左”倾错误的人的动机话语中找到基本答案：犯“左”倾的同志，主要由于过于急躁，他们与犯右倾错误的人不一样，后者往往是出于极为险恶的用心，而前者具有“良好的愿望”。毛泽东对“左”的批评虽然严厉，但基本认为其动机是好的，故批判陈独秀，不因其犯了“左”的错误，主要是其“右倾投降主义”；同样对待犯“左”的错误的瞿秋白，毛泽东一直对他评价甚高^[32]。到了50年代中期，从毛泽东本人著作来看，他主要担心仍是党内可能会出修正主义（右倾）。在分析“大跃进”问题上，毛泽东认为盲动主义的错误是可以谅解的。他当时指出，在向共产主义发展问题上，确实有些忘乎所以，但还是可以原谅。因为“我们的干部，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问题只是走得快了一些”（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2月28日）。毛泽东还指出“大跃进”中确实“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但他要求全党正确看待“大跃进”：“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共产主义热情？我们能够把这种热情称为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不能这样做。这是想要多做一点……做快一点的问题。对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同志们，你们的心是好的，不能性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7月23日）。因此到了“文革”时期，毛泽东在1968年7月接见红卫兵负责人的讲话，进一步表明了他对“左”的错误所持的宽容态度。他在讲话中虽然对红卫兵运动中的派性斗争表示不快，甚至有些失望，但总的来说，他对革命小将的批评语调，更像是慈父对自己顽皮的孩子的一种开导。他在接见结束时说：“我们是支持你们的。”（毛泽东接见首都红卫兵负责人时的讲话，1967年7月28日）

如果说在革命取得成功前28年间，由于屡次“左”倾路线的错误导致我党与根据地的严重损失，使毛泽东对“左”的错误保持着高度警惕，那么进城之后，特别是他在50年代鉴于苏联变“修”以及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使他早年对右倾、保守反感的潜意识逐步形成为一种广泛的思维定势。毛泽东多次告诫全党全国人民，如果党内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这种指导思想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反对“左”倾错误的认识，终使得50年代以后我们数次反冒进、反“左”倾的斗争，最终在“反右倾”运动中夭折。这无疑助长了“左”倾冒进以及“左”倾机会主义的迅速发展。

可以说毛泽东的这种“思想”代表了“五四”以来几代革命青年知识分子的“集体无意识”，毛泽东的这种“思想”，也因此影响、渗透到共和国成立后几代青年的“潜意识”中。

大约也正由于“激进”的“左”倾错误能够得到“民族主义”动机的良好保护，加上由民族“危机意识”所促发的“赶超意识”的心理支持，久而久之，激进主义与“左”倾思潮一个时期内占据了支配青年运动发展的主导地位。而中国长期革命战争的残酷现实，也使得中国青年坚信用激进运动与革命暴力来驱走外寇、夺取民族解放、最终完成民族振兴是唯一的选择。于是那种“宁左勿右”的潜意识也开始慢慢获得发展，最后则成为鉴定、衡量一个青年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价值坐标。这样，许多人往往被迫通过狂热行动以表明自己的革命积极性与思想的纯洁性，并因此以避免因谨慎而带来的所谓右倾保守等贬斥，这样更使得青年运动的激进主义与右倾思潮愈演愈烈，结果致使“青年运动”或“运动青年”的形式异化为纯洁队伍、发动群众、激发热情、抵御外寇、开展斗争、发展经济、改造思想、反修防修……的唯一武器。有人曾对“五四”青年运动与红卫兵运动作了比较后发现：“五四”运动，青年倡导者由于历史局限存有缺陷，虽有幼稚但不盲目，而红卫兵运动从它的出现、产生、发动到终结，都处在某种盲目和狂热当中，红卫兵自身的主体意识完全丧失，他们把对领袖的崇拜扩大、膨胀为脱离实际的“神化了的绝对”。

我认为发生上述这种情况，似乎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总结：（1）国民性中的“领袖意识”超常发展；（2）领袖思维中的“运动意识”被普遍接收。

应当承认，中国现代历史推出超常发展的领袖意识有其时代发展的必然性。由于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是一个由中外战争和国内战争、经济凋敝和民不聊生构成的运动过程。任何个体和群体，都处在生活的重压之下，经受着无组织的苦恼，因此自然而然地渴望摆脱重压，渴望进入一种有序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群体力量是其实现自身目的的基本动力。但是，群体的内聚力却非群体成员思想意识的平均值，它只能来自一个中心意识。确定一个坚强有力的领袖，无疑会使这种愿望得以实现。事实上“五四”之后的中国文化发展，正是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不断牺牲其启蒙理想、放弃个性，并把这种牺牲化为一种民族热情，去追求一种群体社会目标。而群体结构最重要特征是存在着领袖和追随者，中国青年运动中不断增强的对于阶级意识的认同感，同时也常表现为对于领袖的渴望。因此，在强烈的从属意识支配下，具有自发的和易于被诱导的崇拜伟人的思想倾向，致使一旦领导人犯了“路线错误”，必然导致整个青年运动方向上的偏差。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人的错误……给中国革命以及中国青年运动造成的损失，就是最好的证明。

而搞“群众运动”，这是我们每一位革命领导者熟知的方式。其实在经济落后、传统意识占优势的国家里，这也是一种常见的、社会借以为政治或经济发展开路的现象。群众运动（中国青年运动也是一种群众运动），作为一种特有的社会现象，同中国国情有着密切的关系。看上去群众是运动的主体，但他们并不能支配运动的发展，实际上倒常形成在外力作用下的“运动群众”。而实现这个外力的作用，需要一整套高度集中的行政体制与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威，因此，群众运动在封建意识十分浓厚的国度里，常导致超常的领袖意识发达。在领袖意识统辖下，青年运动的参加者，往往对自己的行为不加深思，在由一个外力支配下，青年运动常表现为非理智与冲动型的情绪化行为。当一个人把自己交给了群体之后，他剩下的只需行动而不用思想了。加上青年人的自身特点，他们宁可选择“激进”，而认为“保守”是最大的罪名。于是领袖意识（外力）与急于求成（内力）的历史心态，使得他们相信突变而不信渐变，喜欢破坏性思维，宁可放弃“建设意识”，导致青年运动容易朝着意志自由的浪漫主义与激进主义方向发展。直至经历了“文革”的非理性之后，中国最重要的理性精神还未能出现，流行的倒偏偏还是非理性主义思潮。最终使得“青年运动”变成了“青年群动”。“学潮”中表现出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心态就是非常理想主义的，这与急于摆脱屈辱贫穷的激进心态有关。而急于求成的快捷办法，就是否定传统，反对渐变，主张一次性的革命和突变的方法。当然这是一种非常“民族主义”的心态。由于落后，便想急起直追，故我们这个民族一直在寻找激发凝聚力的兴奋点。但以往，我们只在头脑发热时才能凝聚起来，在冷静思考时则不容易凝聚。因此，有时为了凝聚，而把本应冷静思考的东西做热处理，从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谁说鸡毛不能飞上天？”到“大跃进”年代的“坏事变成好事”，以及“精神变物质”最后到“造反有理”“不破不立”……故此中国的群众运动特别多，转显在中国青年身上则变得好刮“风”与流行“热”。

总之在“激进主义”与“民族主义”背后，支配青年行为的社会心态是——非理性主义思潮。

如果说“五四”运动作为现代中国青年运动的源头，它是由外力作用下爆发的一场中国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运动，它为中国社会找到了一个现实出路，并有效而迅猛地满足了中国人民的百年渴望：赶走帝国主义，保卫古老中国。那么，当社会主义在展开其自身历程时，最后发现在实现上述愿望后，自身存在与发展的问题又成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在今天，历史不再会为中华民族提供“五四”运动那样一种促发中国社会“救亡图存”的政治机遇了，当外在的压力由于经济竞争的世界环境不再提供中国人自强的动力时，我们的社会发展就取决于全体国民自身内在的压力与责任。

可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的价值结构一直处在由民族忧患与民族虚妄裹挟的批判与转变状态中。不等一种价值系统渗透于社会大众文化与青年文化，新的价值系统就已取而代之，使得现代中国青年缺乏一种统一的、明确的、持续的历史感。因此，对于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来说，当务之急是形成稳定、持久的价值系统，切实铸造价值核心。这个价值核心，应将本族与外族、传统与现代、现实与理想三者达到相对的统一。但在实施过程中，我们不能再用虚幻的乌托邦的东西来鼓动。乌托邦貌似鼓劲，实际包袱很重，到头来又会造成巨大压力。对于社会主导文化来说，要教育青年克服急于求成的“运动意识”与完美主义的思想方法。使青年懂得，中华民族的腾飞要靠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艰苦创业，社会主义现代化决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同政治持久稳定、经济稳步增长，与廉政建设、民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协调发展，这需要几代人共同努力才能成功。

故此，对于当代中国青年来说，最要紧的是，要发扬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克服破坏性思维与激进化情绪，提倡科学理性与建设意识，把深入社会、了解国情作为一种激发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的动力机制，振奋起来，把我们的聪明、才智、激情注入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之中。

（1994）

【注释】

[1]“支援意识”：这里借用了哲学家波拉尼的“Subsidiaryawareness”概念，意谓传统文化沉淀下来的集体无意识或普遍遵循的思想范式。

[2]康有为：《大同书》，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启蒙思想家文库）。

[3]《五四运动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09页。

[4]《解放与改造》一卷1号。

[5]《五四时期的社团》（一），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553页。

[6]张静如主编：《启蒙的价值局限——台港学者论五四》，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2页。

[7]以上引文见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0页、第107页。

[8]冯自由：《壬演东京青年会》，见《革命逸史》初集，第104页。

[9]《湖南时务学堂遗编答问》，第4页。

[10]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

[11]《梁启超“破坏主义”思想透视》，载《求索》1988年第6期。

[12]陈独秀：《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新青年》6卷第2号。

[13]陈独秀：《答佩剑青年》，《新青年》3卷第1号。

[14]《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5页。

[15]《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5页。

[16]参见黄颂康：《五四时期的科学、民主观和传统文化》，载《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

[17]张佛泉：《西化问题之批判》，1935年4月1日。

[18]陈序经：《东西文化观》，1936年12月《岭南学报》5卷第3-4期。

[19]陈序经：《东西文化观》，1936年12月《岭南学报》5卷第3-4期。

[20]陈序经：《关于全盘西化答吴景超先生》，1935年5月《独立评论》第142号。

[21]陈序经：《全盘西化的辩护》，1935年6月。

[22]《新青年》6卷6号，第649页。

[23]参见赵杰：《论红卫兵文化》，《青年研究》1991年第7期。

[24]刘晓波：《选择的批判》，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5]刘晓波：《但愿香港永远是世界的自由港》，香港《争鸣》1989年1月号。

[26]崔文华编：《〈河殇〉论》，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85页。

[27]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8]《青年群众运动概要》，1930年9月1日。

[29]《北京大学示威运动的意义及其前途》，1932年1月1日。

[30]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6卷，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187-205页。

[31]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编著：《中国青年运动史》，第121页。

[32]参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