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隋唐时期太湖地区的教育
太湖周边地区教育事业的建设在六朝隋唐时期出现了一个高潮。这一时期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并没有因为政局的动荡而完全放弃，从朝廷到文人学者都顽强执着地从事教育建设的种种基础性工作，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和进展，在教育理论上也有一定的建树。
本文所指的太湖地区，指以太湖为中心的太湖流域，包括今上海、杭州、苏州、无锡、常州、嘉兴、湖州，以及今镇江以东的部分地区。
一、孙吴、东晋时期太湖地区的教育
1．吴国
东汉末年，军阀连年混战，割据一方。赤壁之战后，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偏居东南的吴国一方面为开发江南经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在思想文化上也有很多作为，对文教事业十分重视。尽管吴国首都设在建康，但太湖地区也是其统治的核心所在，因此实行的教育制度对太湖地区影响极大。
孙权称帝后不久，即于黄龙二年（230）下诏立国学，设置都讲祭酒以教学诸子(1)。都讲祭酒有可能只是个皇家教师，教育的对象大概限于皇子皇孙，但这是江南历史上第一次设立国学。
孙吴在中央设博士祭酒主管全国教育，在地方设师友从事、师友祭酒、师友决疑等学官分管各地教育。景帝孙休在永安元年（258）下诏说：“其案古置学官，立五经博士，核取应选，加其宠禄。科见吏之中及将吏子弟有起好者，各令就业。”学生一年一考核，学习成绩优秀的，“差其品第，加以位赏，使见之者乐其荣，闻之者羡其誉。以敦王化，以隆风俗”(2)。江东地区素来是教育落后的地区，从这时起开始建立了系统的学校制度。孙休的兴学，估计主要指的是首都的官学，可能是属太学性质的。
此外吴国在各州另设有地方学校。孙瑜为丹阳守时，曾厚礼招待笃学好古的儒学家马普，并让将吏子弟数百人跟随了马普学习，“遂立学官，临飨讲肄”。估计太湖地区也有这样的官学。孙瑜之弟孙焕，特别钻研儒学，孙瑜“命部曲子弟就业”，这样的学校显然是私学(3)。太湖地区有不少私学，如吴县人顾雍，年轻时跟随了蔡伯喈学习琴书，后因品学兼优，州郡表荐，刚满20岁就出任合肥长。阳羡人周鲂，“少好学，举孝廉”，是接受了私学教育而出任宁国长的。不过，从总体上说吴国的教育成就是有限的，因为受到了当时政治、军事形势的限制，即使像孙休设立的学校杜佑在《通典》卷53《礼典十三·大学》中说是“不行也”，说明办了没有多少时间。地方上的官学，不可能有什么大的突破，太湖地区的教育在这样的总趋势下发展是比较缓慢的。
2．东晋
东晋建立后，在官员中兴办教育的呼声很高，王导、戴邈、应詹等官员纷纷上书要求办学，发展教育。如应詹曾说：“今虽有儒官，教养未备，非所以长育人材，纳之轨物也。宜修辟雍，崇明教义，先令国子受训，然后皇储亲临释奠，则普天尚德，率土知方矣。”(4)东晋政府于建武元年（317）在江左设立了太学，第二年又增置《周礼》、《仪礼》二经博士2人，《春秋》三传置博士3人，其余经书各置1人，共计8人(5)。但后因军兴，屡废学。东晋学校规模最大的时候在孝武帝时期。太元九年（384），尚书谢石上书请兴复国学，于是这年选拔了官秩达二千石的公卿子弟百人为学生，并建造了校舍155间。一些学者认为东晋的太学、国子学的教育成效极低。由于门阀当政，国学教育贵族化加强，因而无论是太学还是国子学，有资格入学受教育的几乎都是贵族公卿子弟，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出身得到官职，仕途与治学无涉，因而视读书为苦差使，就千方百计逃避学业(6)。孝武帝时国子学竟然没有一个学生(7)。
国子学的教师有国子博士、国子助教。此外还有律学博士和书学博士列于学官。
除中央官学外，地方也有官方办的学校。但两晋时期地方学校并无定制，一般都是各级长官自动创办的。一般在州级机关设典学从事、劝学从事，郡国置文学掾，县设校官掾。谢石在请求恢复官学的上书中谈到：“班下州郡，普修乡校。”虽未见资料有普遍兴学的记载，但各地太守和名士们办的地方官学仍是比较多见的。太湖地区也有这类学校，如范宁出任余杭县令，在县府所在地设立学校：“在县兴学校，养生徒，洁己修礼，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期年之后，风化大行。自中兴已来，崇学敦教，未有如宁者也。”(8)
东晋有不少私学，既有蒙学性质的低级学校，也有专门研习儒家经典的深造学校。太湖地区也有规模较大的私学。吴郡范平学识渊博，当时有很多著名的人物拜他为师。他的几个儿子都因家学渊源精通儒术而做了大官。他的孙子范蔚有书七千余卷，各地到他家来读书学习的经常有好几百人，范蔚还供给来求学的学生衣食费用。如此看来，范蔚的私学基本上有了后代书院的性质。
二、南朝时期太湖地区的教育
1．南朝的官学
南朝宋、齐、梁、陈四朝偏居江南，各个王朝都曾提倡过儒学，对教育有所重视，从总体看，各个政权重视的都是中央官学，且处于时兴时废的状态。
刘宋立国后，刘裕于永初二年（422）颁布兴学诏，广延胄子，选备儒官。宋文帝即位后，曾在京师开设玄学、史学、文学、儒学四馆，广聚生徒。这样的单科学校，开了隋唐以后专科教育的先河。元嘉二十年（443），文帝又诏立国子学和地方官学，“修复学舍，采召生徒”。国子学的老师中，如著名学者何承天官为国子博士，苏宝为《毛诗》助教(9)。宋明帝时，设立总明观，置国子祭酒1人，国子博士2人，国子助教10人，设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学。这所学校看来已不是前代单单攻读经书的学校了，兼有教学与研究的双重功能。刘宋地方上可能也有学校，因为宋文帝时曾令鲁郡修复校舍，广召生徒，所以地方上有学官的制度。太湖地区的各州郡当也有学校的设立，唯详情不可知悉。
齐朝建立后，萧道成采纳了崔祖思的建议，于建元四年（482）正月下诏立国学，学生员额为150人，学生以官员子弟为主，要求年龄在15至20之间(10)。学校办了不到一年，因为萧道成死了，遂停办罢废。齐武帝时又下诏办学，学生员额有200人，以王俭为国子祭酒，“由是家寻礼教，人诵儒书，执卷欣欣，此焉弥盛”。齐朝的太学博士是主管太学的，国学设祭酒、博士、助教等官职来优待老师。地方学校在州一级设儒林参军1人，文学祭酒1人，劝学从事2人。
宋齐官学，时断时续，《南史》卷71《儒林传序》评价说：“逮江左草创，日不暇给，以迄宋、齐，国学时或开置，而劝课未博，建之不能十年，盖取文具而已。是时乡里莫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朝廷大儒，独学而弗肯养众，后生孤陋，拥经而无所讲习，大道之郁也久矣乎。”这应该是当时真实的写照。
南朝四代，萧梁统治时间最长，对教育最为重视。梁武帝刚即位不久，就下令不通一经的人不得做官。他曾有诏说：“其中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11)在这样的要求下，教育就得到了全社会的重视。天监四年（505），梁置五经博士和胄子律博士，广开学馆，招纳后进，让深通儒家经典的人分别主持各馆，于是以吴郡陆琏、吴兴沈峻等五人为博士，各主持一学馆进行教学活动。由于五馆教学不问学生门第，所以各地学生云集京师，总数达千人左右。天监七年，武帝又下令兴修国子学，设国子博士。此外，梁还有集雅馆、士林馆、律学。梁武帝还曾派博士、祭酒到州郡去立学，一些州郡都有办学的记载，因此太湖地区肯定也有州县官学。侯景之乱后，梁朝官学衰落。
太湖地区的知识分子对学校教育的认识是十分深刻的。陈朝建立后，吴兴人沈不害就上书请立国学，他说：“立人建国，莫尚于尊儒；成俗化民，必崇于教学。”他认为应该让公卿子弟都进入学校，“助教博士，朝夕讲肄”。这一建议为陈文帝接受，于是迁沈不害为国子博士(12)。陈朝国子生都是王公子弟，连皇太子也要入学受教。陈朝另还有太学。
总的来说，南朝官学办学过程兴废无常。从孙吴开始的官学体系，其实并不发达。东晋开始的办学高潮因为战乱相仍，不久就陷入低潮。南朝各代虽对孔子比较尊重，屡次办学，尤其是梁武帝统治时期，广开学馆，大兴国学，立学州郡，将六朝的官学推向高潮，但到了陈朝又进入低潮。当然，尽管官学体系还时断时续，但南朝人尊重孔子、看重教育的风气渐渐形成，学习成绩和做官也联系了起来，这为后代的教育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2．南朝的私学
南朝有相当数量的学者从事私学教学活动，太湖地区的私学比较普遍，很多名儒创办了私学传播文化知识。私学较为兴盛的原因可能与社会动荡有关。由于稳定的学校制度难以建立，私学的发展就有较大的空间。一些士人或教于乡里，或教于山林，或教于寺观。
宋高祖的外孙徐湛之，是吴郡太守徐佩之的弟弟，有门生千余人，“皆三吴富人之子”，学生个个姿质端妍，衣服鲜丽(13)。说明较多的社会上层子弟都能接受到私学老师的良好教育。吴县人张绪专长于《周易》，言精理奥，学者推为宗师。张绪平日里很注意自己的形象，清言端坐。但张绪家里很穷，有时一整天没有东西吃，他的学生见了，想尽办法为老师弄吃的。
顾欢为吴郡盐官人，当地乡间有学舍在教授孩子，但顾家实在太穷，顾欢上不起学，于是就天天在学校的墙壁后面偷听，竟然把听来的东西记得牢牢的。至八岁时，他就已能背诵《孝经》、《诗经》、《论语》。年长后，自己也到天台山开馆聚徒，受业学生达百人之多，后为太学博士(14)。丹徒人关康之专心于坟籍，四十年不出家门，也不应州府征辟。晚年时独居一室，传授弟子《左传春秋》。臧荣绪好学能文，笃爱《五经》，专心于教授生徒和从事著述。宋末与关康之一同隐居京口，以教授生徒为生。
晋陵人张崖、吴郡人陆诩、吴兴人沈德威俱以专长礼学而著名。梁太清末，沈德威逃遁到天目山，筑室以居，虽处乱世，得笃学无倦。陈朝授太学博士，又转国子助教。每天自己讲学结束后，还要回到家里的私学讲授，平日里各色学生人数超过百人。王元规少好学，跟随了吴兴沈文阿学习。十八岁时，已经精通《左传》、《孝经》、《论语》等儒家经典。后他到江州任职，四方学徒听说后，不远千里前去学习，常有数十百人。
吴兴武康人沈麟士，博通经史，“无所营求，以笃学为务”。后隐居吴差山，讲经教授，从学之士数十百人。这些学生各自在老师的学校旁修筑了房屋，因此时人语曰：“吴差山中有贤士，开门教授居成市。”他非常重视陆机的文学作品《连珠》，经常为学生们讲解。麟士不求个人荣利，绝意仕途，负薪汲水，并日而食。他热心教育事业，自己至老仍学习不倦，把一生的精力献给了教育工作(15)。
太湖地区也出了一批专门传授道学的私学，其中张讥的私学很有特色。张讥性恬静，不追求荣华富贵，在所居住的房屋周围修筑了假山水池，种植了花果树木。他以讲授《周易》及老庄而著名于时，吴郡陆元朗、朱孟博及一乘寺僧人法才、法云寺僧人慧拔、至真观道士姚绥都是他最得意的学生，得其真传。吴郡钱塘人杜京产，年轻时“颇涉文义，专修黄老”，与顾欢关系相当融洽，也在家乡开舍讲学。
吴兴武康人沈道虔，对《老子》、《周易》很有研究，居住在县北石山下，附近村中少年有很多人跟随了他学习。沈道虔生活发生困难，连饭也没有吃，学校肯定要办不下去了，县令孔欣之听说，给他送来了很多东西，帮助他渡过难关。道虔的学生有很多人学成后出了许多成绩，宋太祖听说后，遣使存问，赐钱三万，米二百斛(16)。
南朝佛教兴盛，所以也有佛教的私学出现。何胤早年师事刘瓛，学习《易》及《毛诗》、《礼记》，后又入佛寺学习内典。南齐明帝时到达吴郡，居住在武丘山西寺讲授经论，跟随他学习的僧人有很多。吴郡以东的一些州县地方长官经过吴郡时，都要停下来听他讲课。
实际上许多私学是既讲儒家，又讲道、佛，互相兼容，各家合流。如马枢六岁时就能背诵《孝经》、《论语》、《老子》，长大后又博涉经史，尤其专长佛经及《周易》、《老子》。梁邵陵王纶为南徐州刺史，听说他的学问，引为学士。马枢在南徐州经常讲授《维摩》、《老子》、《周易》，道俗听讲的有二千多人。邵陵王曾想看看马枢到底有多少水平，对众人说：“与马学士论义，必使屈伏，不得空立方客。”于是在场的各位学者纷纷进行提问，马枢依次对答，“开其宗旨，然后枝分流别，转变无穷，论者拱默听受而已”(17)。
总的来看，南朝的私学都有了一定的规模，私学里的学生一般都有数十人之多。私学的生徒来源条件较低，富人有钱了往往能将自己的子弟送到一些学识渊博、水平较高的老师身旁，这与官学的入学高标准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对比。私学教育的内容十分广泛，既有儒学，又有道、佛等方面的知识。私学的兴盛丰富发展了教育思想，在教学理论和教学方法上取得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三、隋唐五代时期太湖地区的教育
1．隋唐的文教政策和教育制度
隋唐五代时期的教育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是在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在这段时期内，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加强中央集权，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兴盛，促进了文化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为教育提供了丰富的物质保证，为学校教育提供了发展的前提。
隋唐王朝总结了前代的经验教训，所以在统一中国后即复兴儒学。随着民族的融合和中外文化的交流，隋唐一方面大开国门输出华夏文明，另一方面又以宽广的胸怀吸纳外来文明。反映在文教政策上，统治者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了以儒家为主、兼重佛道的方针。
从隋文帝开始，为了加强统治，积极调和南北朝分裂造成的儒学派别，屡次征集儒家经典，修定五礼。唐初诸帝，都“颇好儒臣”、“锐意经术”，崇尚儒学。高祖李渊曾下诏兴学崇儒，令于国子学立孔子庙。太宗李世民以孔子为先圣，并修定《五经正义》作为全国各类学校的统一教材，规定科举考试以此为准。唐玄宗时还颁《孝经》于天下，制定《大唐开元礼》以整顿礼仪。
隋唐文教政策的另一个特点，是在尊崇儒术的同时也提倡佛教和道教，实际上是以尊孔为主，佛道为辅。隋文帝和隋炀帝都曾提倡佛教。唐代各帝多数信佛，大力弘扬佛教的事例有很多。李唐统治者还以老子李耳为鼻祖，竭力推崇道教。唐玄宗时尊老子为大圣祖，设玄学，注《老子》，使道教十分兴旺发达。
隋唐五代时期，儒、佛、道三教互相斗争，互相融合，共同形成了隋唐光辉灿烂的文化。在教育制度上，由于重视儒学，所以整个学校教育体系是以经学教育为主，科举考试是围绕儒家经典而展开。重道教，所以出现了崇玄学，并开创了道举取士。唐代尽管没有设立专门的佛学，但一所佛寺往往就是一所学校，一些有道高僧的讲法，学生人数并不比一所学校要少，佛教徒的数量实际上远远超过儒生。
隋唐五代时期，学校教育迅猛发展，尤其是安史之乱前的一些帝王，特别重视学校建设，因而教学管理十分规范制度化，学校的类型也是多种多样。高祖武德七年时就诏诸州县及乡立学，明确设立学校的范围到乡一级基层。唐朝最盛时期的学校，国子监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广文学，门下省有弘文馆，东宫有崇文馆，以上都是儒家经典教学为主的学校和专科性的学校，学生经学习后或可以参加科举考试，或直接可以参加吏部的铨选。此外还有一些职业培训学校，如太医署有医学，太卜署有卜筮学，太乐署有音乐艺术学，司天台有天文、历数、漏刻学，太仆寺有兽医学等，这些学校学生边学习，边参加工作。隋唐另有完备的地方州县学制度，组织管理十分严密。州县学主要是儒家经学和医学两种，唐玄宗时各州还曾设立过一所崇玄学。开元二十六年（738）正月，玄宗诏天下州县每一乡之内，里各别置一学，仍择师资，令其教授，说明唐代政府的教育目标已锁定到乡村子弟的头上了。
2．太湖地区的学校教育
两晋南北朝时期，为躲避战乱，北方的衣冠士族纷纷南渡，将北方文化的精华和传统带到了南方，其中太湖流域是北方士大夫集中居住的地方之一。从此之后，太湖地区的社会风俗大有改观，风俗澄清，“道教隆洽”，士大夫阶层以崇尚礼仪相标榜，而普通百姓敦厚淳朴，整个社会形成了“慕文儒，勤农务”的良好风气(18)。宋朝人朱长文谈到唐代的苏州地区“人尚文”，所以“吴人多儒学”，说明崇尚文儒的社会风气使得太湖地区的各级政府和人民对教育已格外重视(19)。
隋朝地方行政实行州县二级制。各州县设有学校。隋文帝时，曾要求天下州县普遍设置博士。隋炀帝时，在大业初年再度发展州县学。唐承隋制，也在地方广泛设立州县学。唐朝的行政法中规定上州设经学博士1人，助教2人，学生60人；医学博士1人，助教1人，学生15人。太湖地区的苏州、湖州、常州均为上州，所以每州都有两所学校，一是以迎合科举制使学生接受封建正统思想的儒学，其教师经学博士“掌《五经》教授诸生”，另一是地位稍次的医学，其教师医药博士“以百药救民疾病”。每州的学校有专门的官员进行行政管理，司功参军是主要负责者：“功曹司功掌官吏考课、祭祀、祯祥、道佛、学校、表疏、医药、陈设之事。”各县也普遍设立学校，上县有博士1人，助教1人，学生40人；中县有博士1人，助教1人，学生25人(20)。太湖地区的各县基本上都在中县以上。
隋代一些州县都有官方学校的建立。隋末有一支农民起义军的领导人朱燮，在起兵前本是昆山博士，说明隋朝昆山县已有县学。隋末唐初不但普遍设立了县学，而且当时县学的老师要经过考试后才能任职。如钱元修在唐太宗贞观五年（631）时经策试通经补长兴县博士，成绩合格后才有资格上岗，说明要求比较严格(21)。有一位僧人叫善伏，常州义兴人，在俗家时以学问渊博闻名。唐初贞观三年，刺史听说其名声后，“追充州学”(22)。可见唐初太湖地区无论是州学还是县学都建立了起来，已有完整的教育制度和教学管理措施。
从现有数据记载来看，太湖地区各州一般都有系统的学校建设。贞观以后，太湖地区各州县普遍设立孔庙，称文宣王庙，祭礼儒家圣贤。因为孔庙常常与州县学相连，当时出现了“庙以崇先圣，学以明人伦，郡邑庙学大备于唐”的景象(23)。也就是说，随着孔庙的设立，州县学大量地建立了起来。
常州州学创立较早，唐初贞观三年，已有州学。代宗永泰年间，李栖筠任常州刺史，“大起学校”，在夫子庙西建起了州学。李栖筠命人在学校教室里画了《孝友传》来教育学生，并举行乡饮酒礼，“登歌降饮，人人知劝”，使得学校教育深入人心，从此常州教育兴旺了起来，“文治煟如也”(24)。大历八年，刺史独孤及又大兴儒学，“俾儒者陈生以《鲁论》二十篇于郡学之中，率先讲授。乃季冬月朔，公既视政，与二三宾客躬往观焉”。
苏州州学隋朝就已建立。《隋书》卷76《潘徽传》谈到吴郡人潘徽习经于诸家，兼擅三史，为时所重。陈亡，他被辟为州博士。唐代一般州学只设经学博士1名，之前的隋朝名额可能相差不大，所以这位学有所长的潘徽成了苏州州学中的教师。唐代宗大历三年（768），李栖筠拜为浙西都团练观察使，来到苏州上任。在苏州，他扩大了苏州州学，“又增学庐”，并延聘名师前来执教。河南褚冲、吴何员等人都是当地名气较响威望很高的大儒，李栖筠将他们委任为学官的老师，自己碰到读书不懂的地方亲自前去咨询，一时间从上至下，人们的学习风气浓厚起来，“远迩趋慕”，学生竟有数百人(25)。根据政府的规定，上州只应有学生60人，而此时的苏州学生人数翻了几倍，可见李栖筠为江南地区大开了兴办教育的优良作风。
杭州州学唐代应该亦已设立，虽然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仍可看出一些踪影。《咸淳临安志》卷55云：“旧有先圣庙在通越门外。”这里的“旧有”，估计所指为唐后期或吴越国时期。
湖州州学在州治西一里。湖州州学可能设立于隋代，据《嘉泰吴兴志》说湖州府儒学“唐前在子城内。武德中李孝恭筑罗城，徙庙霅溪之南，而学附焉”，说明隋时曾在湖州设置过州学。唐初有孔子庙，学校设在庙内。武德间李孝恭筑罗城，将孔庙迁至霅溪之南。学校根据唐政府的要求，置经学博士、助教，有生员60名。《嘉泰吴兴志》卷11《学校》载：“天宝中，州助教、博士及学徒会食师资，诏废，惟留州初助教一人、学生二人，备春秋二社岁赋乡饮酒而已。大历五年，刺史萧定加助教二人，学生二十员，又废。”说明湖州的州学学生人数时多时少，办学规模是有反复的。据《酉阳杂俎》前集卷5云：“众言石旻有奇术，在扬州，成式数年不隔旬与之相见……盛传宝历中，石随钱徽尚书至湖州，尝在学院，子弟皆文丈呼之。于钱氏兄弟求兔汤饼。时暑月，猎师数日方获，因与子弟共食。”湖州的州学较有规模，中唐时似乎学生和教师是住宿的，而且还提供饭食。
苏州昆山县学原在文宣王庙，庙堂的后半部就是教室。中唐以后，北方爆发安史之乱，南方也受到一定的影响，地方官员无心放在教育上，“方郡县多故”，所以很长时间没有修缮学校，堂宇毁坏，成了危房，教育设备短缺，学校几乎要办不下去。唐代宗大历九年（774），太原人王纲以大理司直兼县令来到昆山上任，开始兴修县学。王纲认为化民成俗，应该以教学育人为本，必须推行教育，教育的作用直接对政事的治理有一定影响，因此他在文庙的右侧围墙旁兴修学校。本地人沈嗣宗擅长经学，所以王纲以他为博士，教授《五经》。学校开学后，远近儿童少年前来学习的不计其数，“如归市焉”。从此以后，昆山地区的老百姓都争着将子女送到学校学习，“其不被儒服而行莫不耻焉”(26)，不学习就被人瞧不起。也就是说，社会风气随着学校的恢复和发展大有改观。
苏州嘉兴县学，按《祥符图经》，开元二十七年（739）在县治东天星湖前孔庙后置一学室，供当地学子攻读经术，“立博士，处教生徒”。唐末乾符中兵乱，学废，庙被烧毁。吴越国将嘉兴升县为州，“钱氏守臣虽崇庙貌，而学制未立”，一直没有恢复(27)。后人谈到嘉兴的学校，说“大备于唐中，废于五代”，直到宋代庆历年间才又重新设学(28)。
湖州长兴县隋末唐初不但设立了县学，而且县学的老师要经过考试后才能任职。如前述钱元修在唐太宗贞观五年（631）时经策试通经补长兴县博士，成绩合格后才有资格上岗(29)。德清县“旧学在德清县南一百二十步，至圣文宣王殿在县学”，虽没有指出这个“旧”字是否就是唐代，但推测在全国大建县学的时机，德清县于唐末五代建学，是很有可能的。《嘉靖武康县志》卷4《学校志》谈到武康县学：“县学旧在县治东二十步，宋天圣四年县令何湜迁于县治东南一里余英溪南。”宋代大规模兴学是在仁宗庆历年间，既然真宗天圣四年以前武康县就有学校，推测武康县学最迟建立于吴越国时，有可能出现于唐代中后期。
杭州的富阳县学，据《咸淳临安志》卷56记载，在县治东，武德七年建。同书还记新城县学在县东三十步，唐长寿中置。此外，《雍正浙江通志》卷25记载昌化县唐代亦是设有县学的。
3．太湖地区的私学
唐玄宗开元时期，曾下诏“许百姓任立私学，欲其寄州县受业者，亦听”(30)。由于政府认为私学可以是官学的补充，因而从政策上排除了妨碍，使得私学在隋唐五代时期十分活跃。太湖地区活跃着许多民间教育家，他们为继承和发展六朝以来的学术传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他们在教学上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促进了民间教育的发展。太湖地区的私学有人对人的私相传授方式，有小型的学校，有家庭启蒙的家学等(31)。
隋唐五代时期，私人授学现象较多，一些在儒学上有一定成就的学者和文人都会私相传授，一些学术造诣较高的官员亦会指导一些年轻的文人士子。求教学习者一般都是儒学的初学者，或者在学术上希望有所长进的年轻文人学子。如中唐时啖助曾任官台州、润州，“秩满因家焉”，住在丹阳城内，“陋巷狭居”(32)。啖助以研究《春秋》出名，所以赵匡、陆质都跟随他学习，是他的“高弟”(33)。陆质曾说赵匡大历时“宦于宣歙之使府，因往还浙中，途过丹阳，乃诣室而访之”(34)。诗文写作水平和技巧的提高，与能不能找到一个名师指点有着重要的关系。如大历时常州刺史的独孤及，曾受到众多年轻文人的慕名，纷纷前来门下学习，如梁肃、朱巨川、权德舆、高参、赵憬、崔元翰、陈京、唐次、齐抗等。《全唐文》卷522梁肃《常州刺史独孤公行状》说：“艺文之士，遭公发扬，威名比肩于朝廷。”也就是说，在独孤及的指点下，这些人后来在政事和学术上发挥出了重要的作用。在太湖地区，成名诗人奖掖年轻诗人，向他们讲解诗歌，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
太湖地区的私人学校，由于数据记载的关系，似乎不是太多，但仍依稀可见其大概。《旧唐书》卷177《杨收传》谈到同州人杨遗直家世为儒，后“客于苏州，讲学为事，遂定于吴”。从语句上看，似不是一般性的辅导，而是在家专事讲学，可能建有小型的私塾类的学校。
太湖地区是大族的聚集地，隋唐以来，大族家门内学术代相传承。如苏州顾氏是南朝以来的一个大家族，进入唐代，一些江南名臣在他们年青时曾随顾氏学习儒家经典。如虞世南“少与兄世基受学于吴郡顾野王，经十余年，精思不倦”(35)，后来成为唐初名臣。唐初的太常博士陆士季，“从同郡顾野王学《左氏春秋》、司马《史记》、班氏《汉书》”(36)。从隋入唐，江南士人求学常常采用私人传授的形式。如贞观时的弘文馆学士朱子奢，年轻时跟顾彪学《左氏春秋》，“善文辞”(37)。陆德明曾师从于名儒周弘正和张高，潘徽“少受《礼》于郑灼，受《毛诗》于施公，受《书》于张冲，讲《庄》《老》于张讥，并通大义”(38)。
就太湖地区的大族而言，人们希望后代能够“以文承祖，以经传代”(39)，通过他们的文采和熟读儒学经典来重振家族昔日的荣耀，以保证他们能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因为大族是比较重视自己后代的教育，往往会让自己的后代到那些在儒学等方面有相当造诣的学者和文士那里进行学习，得到他们的亲授。比如陈国子博士张冲，著有《春秋义略》和《孝经义》、《论语义》等著作，其子张后胤入唐后就成了唐太宗的老师，后代继承前代的文学、经学，大多是通过家庭内部的教学来达到的。这种在城市中的讲授者要么是文人，要么是学术上有专长的学者，要么是在职官员。
太湖地区的家学教育不仅仅有世家大族的传统，而且也有很多是普通家族甚至可能是一般平民家庭。在太湖地区，一些普通家庭尽管并不富裕，但他们投入了财力物力到教育上，以培养自己的年轻一代日后能出人头地。如《太平广记》卷388引《纂异记》“齐君房”条谈到：“齐君房者，家于吴。自幼苦贫，虽勤于学，而寡记性。及壮有篇咏，则不甚清新。常为冻馁所驱，役役于吴楚间。以四五六七言干谒，多不遇侯伯礼接。虽时所获，未尝积一金。”像齐君房这种出自一般平民家庭的子弟，能认真学习，作诗弄文，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教育在太湖地区民间受到的重视程度。
4．科举制度对太湖教育的影响
隋唐改革了前代的选举制度，采用了以考试为主的科举制。科举制的施行，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隋朝统一全国后，迫切需要补充新的人才以解决官吏缺乏。隋一方面沿用了前代的荐举制，另一方面又开创了科举制。不过，由于始创，隋开科取士数量极少。唐朝初年，实行偃武修文政策，大力扩建校舍以振兴教育，又通过科举取士来网罗人才，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并重，这样的政策在整个唐五代基本得到了执行。唐朝的科举考试有常科和制举两种类型。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开元礼、道举、童子等。其中进士和明经录取的人数最多，最为士人看重。两者之中，进士更是文人的终生梦想，“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主要有两个来源，即生徒和乡贡。在中央和地方官学学习并成绩合格者报尚书省参加考试的叫生徒，不经过官学学习而由州县送至尚书省参加考试的叫乡贡，但乡贡往往也是在乡塾和私学中学有所成。在隋唐五代以前，学校教育和选举做官并没有有机地结合起来，到这时，科举制将学校教育和考试做官紧密地揉合到了一起。学校培养学生是为了参加科举考试，成绩合格，通过吏部铨选，就能做官，这样迫使学校的教育方法和教育内容安排必须围绕科举来执行。毫无疑问，科举制刺激了学校教育的发展，科举是学校教育的目的，学校是科举的前提和基础。隋唐五代实行的科举制对太湖地区教育也起了较大的影响。
对教育的重视，使得太湖地区的文人士子普遍文化素养较高。太湖地区文化的一个重要传统是十分重视子弟的科举考试，人们往往投入大量的财力和物力，鼓励自己的子弟到首都参考。《太平广记》卷484引《异闻集》“李娃传”条谈到天宝中，“有常州刺史荥阳公者，略其名氏不书，时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有一子，始弱冠矣。隽朗有词藻，迥然不群，深为时辈推伏。其父爱而器之，曰：‘此吾家千里驹也。’应乡赋秀才举，将行，乃盛其服玩车马之饰，计其京师薪储之费，谓之曰：‘吾观尔之才，当一战而霸。今备二载之用，且丰尔之给，将为其志也。’生亦自负，视上第如指掌。自毗陵发，月余抵长安，居于布政里。尝游东市还，自平康东门入，将访友于西南”。这位常州刺史特别重视儿子的前途，鼓励他到长安考试，而且提供宽裕的财力支持，让他集中心思参加考试。再如苏州人吴全素，“举孝廉，五上不第。元和十二年，寓居长安永兴里”(40)。也是一个长年在都城考试的士子，只不过运气不好，五次考试仍未中第。
在唐代的笔记小说中，记录太湖地区到京城参加科举考试的年轻士人数量很多。唐代的笔记小说，谈南方人到长安参加科举，特别喜欢将主人公安排为苏州的年轻人。如苏州人梅权衡，“入试不持书策”(41)；苏州人翁彦枢，曾应进士举(42)；苏州人陆颙，“从本郡贡于礼部”(43)；开元中，有一位吴郡人应明经举(44)；元和初，长乐冯生居住在吴，“以明经调选于天官氏”(45)。
参加科举考试的，一般都是富裕家庭的子弟，有的来自世家大族，有的出身官宦之家，但《太平广记》卷72《原化记》“陆生”条告诉了我们另一种讯息：“唐开元中，有吴人陆生，贡明经举在京。贫无仆从，常早就识，自驾其驴。”这位陆生显然既不是富裕大族，亦不是官宦子弟，他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困难，有可能出身自普通家庭。《太平广记》卷74引《纂异记》“陈季卿”条说：“陈季卿者，家于江南，辞家十年，举进士，志不能无成归。羁栖辇下，鬻书判给衣食。”这位陈季卿的家可能也是在太湖地区，同样家庭不富裕，是一般的家庭，没有充裕的经济实力可以提供。像这样的例子很多，可见我们从一般平民亦能参加科举考试这一现象上，可以看到整个太湖地区对科举的重视，教育和科举并不是上层社会的专利。
事实上，太湖地区参加科举考试，成功的例子很多，考试的成绩可以说是处于出类拔萃的地步。如常州在唐代中进士、明经的有数十人，蒋洌、高智周、许景周、蒋涣、蒋伸、施肩吾、蒋俨等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他们中有很多人在文学上占有一席之地，而散文家萧颖士是常州历史上第一个状元。润州的小小一个丹徒县，据不完全统计在唐代出了进士七人，他们是马怀素、陶翰、申堂构、包佶、包何、刘太冲、李绅(46)。苏州在太湖地区中考取的进士、明经、诸科人数最多。据明朝《正德姑苏志》记录，有唐一代苏州共取进士52人，明经1人，诸科10人。一人既中进士，又制举及第的，统计在进士数内。由于明人统计的局限，实际上苏州的科举及第者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因为该书连一些状元也没有罗列进去。苏州文人参加科举考试，成绩卓著，唐末曾连出七位状元。如唐懿宗咸通十年（869）的归仁绍，咸通十五年的归仁泽，景福元年（892）的归黯，乾宁元年（894）的苏检，光化四年（901）的归佾，天祐二年（905）的归系等。
苏州大族参加科举考试，成绩卓著，这是十分显著的一个特点。据《旧唐书》卷149、《新唐书》卷164《归崇敬传》，归氏自天宝末以后，先后有四代八人科举出身，具体如归崇敬、归登、归融、归仁晦、归仁翰、归仁宪、归仁绍、归仁泽，加上唐末的归黯、归佾和归系，归氏共有十一人科举中第。归仁绍兄弟二人先后为状元，实际上就是家庭教育的结果。其曾祖父归崇敬特别“注礼家学，多识容典”，曾举明经，天宝中又举博通坟典科，对策第一。祖父归登代宗大历中举孝廉高第，德宗贞元元年又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及第。父亲归融宪宗元和七年进士及第，文宗朝为翰林学士。因此至唐末，受家学熏陶，归家连出父子、兄弟状元。父子同为状元，如归仁泽和归黯，归仁绍和归佾、归系；兄弟同为状元，如归仁泽和归仁绍、归佾和归系。所以后人称他们为“父子状元及第”，父子三状元(47)。再比如《旧唐书》卷177《杨收传》，苏州杨氏一门共有十一人全部为进士，如杨发、杨假、杨收、杨严、杨乘、杨鉴、杨钜、杨、杨涉、杨注和杨凝式。父子、兄弟都举进士的十分多见，如顾少连与儿子顾师邕，沈传师与儿子沈枢、沈询，张籍与儿子张黯，等等。这多少说明了太湖地区既重视学校教育，同时也重视家庭教育，注重家学的流传和学术文化的保存。毫不怀疑，太湖地区崇尚文化教育，注意提高百姓素质，是造成这一地区人才辈出的主要原因。
四、余 言
六朝隋唐时期，太湖地区的教育制度初步建立了起来。可以这样讲，太湖地区正式有学校教育，始于孙吴时期，此后时置时废，但教育已深入人心，很多人已经有了重视教育的理论。隋唐时期，太湖地区的教育基本上已现制度化的趋势，不仅各州县都设立了学校，而且私学仍然保存着。一批既有教学实践经验又有教学理论的教育家，他们对太湖地区的教育发展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兴起，通过科举可以任官的吸引，使太湖地区的教育异乎寻常地快速发展。我们认为，太湖地区兴教办学的优良传统，就是开始于这一时期。
（本文原发表于《论史传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这次收录时部分内容作了修改）
【注释】
(1)《三国志》卷47《吴书·吴主传》。
(2)《三国志》卷48《吴书·三嗣主传》。
(3)《三国志》卷51《吴书·宗室传》。
(4)《晋书》卷70《应詹传》。
(5)《通典》卷53《礼典十三·大学》。
(6)朱大渭等：《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7页。
(7)《宋书》卷14《礼志一》。
(8)《晋书》卷75《范汪传附范宁传》。
(9)《宋书》卷64《何承天传》，卷75《王僧达传附苏宝传》。
(10)《南齐书》卷9《礼志上》。
(11)《梁书》卷2《武帝本纪中》。
(12)《陈书》卷33《沈不害传》。
(13)《宋书》卷71《徐湛之传》。
(14)《南史》卷75《顾欢传》。
(15)《南史》卷76《沈麟士传》。
(16)《南史》卷75《沈道虔传》。
(17)《陈书》卷19《马枢传》。
(18)《隋书》卷31《地理志下》；《明一统志》卷39。
(19)《吴郡图经续记》卷上。
(20)《旧唐书》卷44《职官志三》。
(21)《全唐文》卷897罗隐《钱氏大宗谱列传·扬威将军钱公列传》。
(22)《续高僧传》卷20《唐衡岳沙门释善伏传》。
(23)单庆：《至元嘉禾志》卷7《学校》，《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
(24)《新唐书》卷146《李栖筠传》；孙仁：《成化重修毗陵志》卷13《学校》，《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书店1990年。
(25)《新唐书》卷146《李栖筠传》。
(26)《全唐文》卷519梁肃《昆山县学记》。
(27)黄承昊：《崇祯嘉兴县志》卷2《庠序》，《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书店1982年版。
(28)《至元嘉禾志》卷7《学校》。
(29)《全唐文》卷897罗隐《钱氏大宗谱列传·扬威将军钱公列传》。
(30)《唐会要》卷35《学校》。
(31)景遐东：《江南文化与唐代文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5页。
(32)《全唐文》卷618陆质《春秋例统序》。
(33)《新唐书》卷200《儒学下》。
(34)《全唐文》卷618陆质《春秋例统序》。
(35)《旧唐书》卷72《虞世南传》。
(36)《旧唐书》卷188《陆南金传》。
(37)《新唐书》卷198《儒学上》。
(38)《隋书》卷76《潘徽传》。
(39)《全唐文》卷395李纾《故中书舍人吴郡朱府君神道碑》。
(40)牛僧孺：《玄怪录》卷3“吴全素”条，《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41)《太平广记》卷261引《乾子》“梅权衡”条云：“唐梅权衡，吴人也，入试不持书策，人皆谓奇才。及府题出《青玉案赋》，以‘油然易直子谅之心’为韵，场中兢讲论如何押‘谅’字。权衡于庭树下，以短棰画地起草。日晡，权衡诗赋成。”
(42)《太平广记》卷182引《玉泉子》“翁彦枢”条。
(43)《太平广记》卷476引《宣室志》“陆颙”条云：“吴郡陆颙，家于长城，其世以明经仕。颙自幼嗜面，为食愈多而质愈瘦。及长，从本郡贡于礼部，即下第，遂为生太学中。”
(44)《太平广记》卷193引《原化记》“车中女子”条云：“唐开元中，吴郡人入京应明经举。至京，因闲步坊曲，忽逢二少年……。”
(45)《太平广记》卷97引《宣室志》“鉴师”条云：“唐元和初，有长乐冯生者，家于吴，以明经调选于天官氏。是岁，见黜于有司，因侨居长安中。”
(46)《万历丹徒县志》卷3。
(47)《广卓异记》卷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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