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俗志丛书编纂工作

24.　民俗千秋

一项具有“千秋功业”意义的《中国民俗志》丛书编纂工程于乙戌年暮冬正式拉开帷幕。启动它，是因为我们听到了文化春天的足音，是因为我们要去激荡文化春潮的汹涌。

在这一年，主持这项工程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于人民大会堂与四川省成都时代出版社签署了出版其成果的协议书，并举行有关新闻发布会；也是在这一年，四川省成都市委宣传部及成都市文联在郝凯里先生的直接过问下，勇敢承担起了《中国民俗志》丛书成都市各区县卷的普查、编纂任务，并于次岁将最先完成的“都江堰卷”提交给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办公室审订。

在这个过程中，一花迎来万花开——河南、河北、山西、贵州四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在中原大地开始了在各自境内的有关试点普查；吉林省民俗学会则在白山黑水间首举实施此项工程的旗帜；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决定在全部完成“江苏特色文化”工程之后，迅速移师编纂全省民俗志县卷本的战场；广西壮族自治区民间文艺家协会更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将这项工程在全区全面推开、引向深入。于是，郝凯里、段英、夏挽群、郑一民、常嗣新、韦星儒、陶思炎、韦苏文等诸先生再一次站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作的制高点、最前沿，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英雄!

当然，编纂《中国民俗志》丛书的战略早在新世纪初年就已确定。在2001年4月召开过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不久，以冯骥才主席为首的新一届主席团便决定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以应对全球化、工业化、都市化、急剧社会转型给传统文化，尤其是民间文化遗产带来的威胁。在这个史无前例的文化自卫、自救、自觉行动中，《中国民俗志》丛书编纂工作赫然其中。我本人在有幸成为新一届主席团成员之后，于是年冬调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分党组书记，使亲自参与这项工作变为可能。

经过较长的准备，2004年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在浙江杭州召开“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期推动会议，正式宣布《中国民俗志》丛书编纂工作为该工程第二批实施项目，并委托协会副主席刘铁梁先生具体负责。至2006年岁末，刘铁梁先生主编的《中国民俗文化志》“北京市门头沟卷”正式出版，并向各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及民俗学界广泛征求意见。我们所获得的反馈意见是：鉴于中国之大、中国民俗之丰富多样、中国各地民俗学力量之殊异，希望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再出一种示范本以飨各地编纂者自由选择。几经权衡，我与冯骥才主席决定从善如流，确定两种范本。于是，由陶立璠、王锦强二先生设计后经我修改的新体例应运而生，并被成都市文联所选定且迅速推出首批成果。

这些成果，金灿灿，沉甸甸，饱含着巴蜀儿女对祖国的无限深情，以及成都市宣传、文化、文艺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知识人、文艺精英对自己优秀传统的挚爱、文化遗产的珍视。

一

开展《中国民俗志》丛书工作的理由千般万种，最主要的原因是民俗为民众所创造、享有、维系的全部传统，它已传承千秋万载，仍具旺盛的生命力量。在以人为本的时代、在人民共和的国家、在人民民主的制度下，人民的风俗习惯理应受到尊重。

民俗以民众为主体，民众即民俗之主人。民众的产生有多古老，民俗的历史就有多悠久；民众的存在有多漫长，民俗的火炬就照耀多迢远。民众有性别、年龄、族群、国籍之分，从而产生相应的性别民俗、龄别民俗、族别民俗、国别民俗；民众生活在不同的时间段落，因而有不少民俗按自然时序、社会时间、生命历程、生活节律进行设定，并衍生出天文历法、人生仪礼、节日庆典；民众分布于不同的自然空间，所以雪山峡谷、沙漠绿洲、草原森林、江河湖海等为凭依的民俗百花齐放、各具千秋；民众是一条流动的河流，伴随着它的分解与组合、转化，民俗的潮起潮落、有增有减、忽静忽动都不可避免。可以说，没有民众便没有民俗的根本。

民俗以民生为全部内容，民俗即民众生活的“百科全书”。它既包括物质生产与消费，也指精神创造与享受，还兼有种种制度的设计与情感的维系。于是，采集、狩猎、畜牧、渔捞、农耕，以及冶金、酿造、交通、商贸，乃至语言、饮食、服饰、居住、信仰、文艺、工艺、游艺等民俗蔚为大观。因此，也可以说没有民俗便没有民众的心智显象。

由于民众占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绝大多数，完全属于民众的民俗也就理所当然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不可或缺的文化基础、知识宝库、精神支撑。记录它、呵护它、继承它，显然是维系民族生命力的需要、维护社会稳定和谐所使然，也是人民文化工作者的神圣“天命”之所在!

民俗的价值何在？如果站在“雅文化”与“俗文化”相对立的角度，它被轻慢、受压抑的命运就不可避免，“粗鄙”、“简单”、“肤浅”即成它的标签；假使简单地按照“精华”与“糟粕”作二元悖反的价值判定，它被视为“保守”、“落后”，以及“文明”、“进步”之障碍而被“打倒”、“扫除”乃至“彻底决裂”就势在必行；倘若出于异文化的偏见乃至敌视，它被置于死地而后快就更毋庸置疑。君不闻古今多少民俗文化，都已毁于“文明教化”中、刺刀铁骑下？

在经历过漫长的思想文化迷失，付出了种种蔑视传统的代价，也接受过现代文明的洗礼之后，今天，我们开始学会谦卑地膜拜先人为我们留下的文化创造，重新理性地发现文化遗产的多元价值与多重意义。越过高山，跨过大江，蓦然回首，我们终于发现民俗文化乃是赓续民族生命的不竭源泉，是动员社会、组织社会、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也是道德教育、知识传播、文艺复兴、产业建设的丰富资源，还是我们的地方名片、民族标识和与全人类对话的文化语言。

我们的祖国历史悠久，民俗亦丰富、厚重、多彩。

在神州大地，对民俗的关注由来古远。历史上，人们一般将民俗称作“风俗”或“习俗”。从殷商时代起的一些民俗片段早已记录于甲骨残片中。自周以降，历代王朝曾设专职，专司采风问俗，目的是以此察知政治之得失。于是，《易经》、《穆天子传》、《楚辞》、《山海经》、《尚书》、《论语》、《礼记》、《诗经》、《吕氏春秋》、《竹书纪年》、《岁时广记》、《搜神记》、《东京梦华录》等专集相继问世，为我们留下历朝历代、各地风情之迹印，以及众圣贤为风俗所作的定义，如《汉书》所称：“上之所化为风，下之所化为俗。”《乐论》所也曰：“造始之教谓之风，习而行之谓之俗。”后来，将因自然环境而形成之习尚称为风、把由社会事件造成的习尚称之为俗才渐渐约定成习。

不言而喻，“民俗”一词出自西方，且直至1725年，方有亨利·彭所著《愚民旧俗》一书问世，1846年由汤姆斯提出“民众旧传”之概念，即Fo1k1ore。如果借用柯克士在《民俗学浅说》中的解释，可知其“即包括一切关于古代信仰与风俗，关于一般人们的见解、信仰、传说、迷信及偏禁者”，也有人简称其义为“民众的智慧”。在东亚，首先将Fo1k1ore译作汉语词的是日本学界，而将它们引入我国者当是周作人等一批留日归来发起歌谣运动之先驱。嗣后，“民俗”一词沿用不衰，直到今天一仍如故。

两相比较，“风俗”或“习俗”比之“民俗”范围更广。它不仅指民众的习俗，也包括官方的习俗，即全民族的生活习俗。而且，此概念历史悠久，据此进行的学术实践丰富、积累的知识系统详备。反之，“民俗”以民为本，所关注者偏于“民众”的“旧传”或“知识”，显然为欧洲启蒙运动及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才可能出现的文化现象。因为此时的欧洲人文精神滥觞，神性已经让位于人性，民本开始挑战官本，民众的、下层的文化开始提出与精英文化、上层文化相平等的要求。出于这样的文化自觉，西方不仅于18世纪出现民俗概念，而且与之相对应产生了民俗学，即以民俗为研究对象，以解明民俗之性质、作用、意义为任务的学问体系，与早已关注风俗、习俗，但缺乏风俗学或习俗学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

我国的民俗研究起步于20世纪伊始的歌谣运动。它是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伴随着整整百年的内忧外患，中国民俗学也历尽坎坷。自1918年2月《北大月刊》征集歌谣以来，虽有歌谣研究会、北大风俗调研会、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相继成立，《歌谣》周刊、《民俗》周刊、《民间周刊》、《民间文学》周刊连续问世，《吴歌甲集》、《吴歌乙集》、《北京歌谣》、《民俗学概论》等专集不断出版，胡适、周作人、顾颉刚、容肇祖、常惠、方纪生、钟敬文等登上民俗学舞台，但因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破大好河山，方兴未艾的中国民俗学难以为继，此后的三年内战更扼杀了它复苏的可能。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民俗学才以“民间文学”为主“春风吹又生”，并伴随着改革开放于1983年正式成立中国民俗学会。其后，各大学开始相继建立培养有关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教育体制，并着手民俗学学科的基本建设，继而出现了《钟敬文民俗学集》、张紫晨著《中国民俗与民俗学》、《刘魁立民俗学论集》等成果。在这个过程中，直到2002年初去世，钟敬文先生始终是中国民俗学的灵魂性存在及中国民俗学的旗帜。

三

编写民俗志是民俗研究的基本任务之一。其前提是进行充分、真实、科学的田野调查及细致详备的文献史料寻绎。在民俗学产生之前，世界各国都曾有一些民俗资料传世，但大都限于史家的采风问俗记录，或是旅行者的寻芳猎奇传述，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俗志，也因编著者的阶级的、时代的、民族的、素养的局限而不免挂一漏万、妄断良莠、混淆视听，不足以从中管窥一国、一时、一地、一族之民俗全豹。在我国，情况亦大同小异，只是自汉时就有应劭的《风俗通》问世，已粗具民俗志的雏形，开创“风俗志”先河。自此以后，《荆楚岁时记》、《酉阳杂俎》、《燕京岁时记》等连绵迭出，更多者是在正史或野史、国史或地方史中专列风俗篇以为附录。此类资料在20世纪上半叶始由国人辑为《中华风俗通志》。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的民俗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不仅“风俗学”等改称“民俗学”，实现了“正名”及与国际相接轨，而且学科建设逐渐步入正道；不仅其基本理论、研究方法之中国化提上议事日程，而且民俗志、民俗史的编写工作等亦有长足的发展，民俗体系的总体研究、分类研究、个别研究都日趋隆盛、成果辉煌。仅就民俗志而言，至今已有《中国少数民族民俗志》丛书（56卷），陶立璠主编《中国民俗大系》（31卷），刘铁梁主编《中国民俗文化志》“北京市门头沟卷”，段宝林、过伟、白庚胜主编《中华民俗大典》（35卷）等工程先后启动且陆续出版。

我们坚信，编纂《中国民俗志》丛书是对我国古代“风俗志”及现当代“民俗志”编纂传统的忠实继承、适时推进。其目的在于：1.摸清民俗家底，并将之加以整理、介绍，为中华文明在新世纪的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2.以从未有过的覆盖面及深度激活地方文化资源，使之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过程中实现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目的；3.以县立卷，作基本的学术积累，不仅为民俗学学科建设服务，而且有力推动我国人文科学各领域的发展进步；4.弥补故有民俗志或零碎片断、或大而化之、或过于褊狭之不足，使中国民俗得以完整展现；5.面对全球化、都市化及由此带来的社会转型加速，护住中华文明的根本，留下传统文化的心影，确保民族生命及其灵魂，强化国际竞争的力量，提供和谐人类的手段。

基于此，具有千秋功业意义的《中国民俗志》丛书编纂工作于世纪之交迫切且严峻地摆在民间文化工作者面前。面对困难，我们没有退缩；迎接挑战，我们横刀立马!不等待官方的红头文件，我们开始实施文化突围；不奢望企业界的赞助，我们赤手搏击苍龙!我们深深地知道：等待，只能人亡歌息、风尽俗绝；拼搏，才能绝处逢生、柳暗花明。

尽管前进的道路上荆棘丛生，尽管全部完成这项工程需要足够的时间与付出，但我们已经作出最后的抉择。朋友们，历史将会记住我们这个群体对民俗文化的忠诚坚守，子孙后代将会从我们所保护的遗产中受用无穷。努力吧!

这里，我要说的是：民俗传承千秋不竭，民俗保护千秋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