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经济

第七节　少数民族经济

甘肃有45个可识别的民族。聚居民族除汉族外，尚有回族、藏族、蒙古族、哈萨克族、土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裕固族等十多个民族，分别聚居于省内的临夏回族自治州、甘南藏族自治州和张家川、天祝、东乡、阿克塞、肃南、肃北和积石山等7个民族自治县。其他如满族、苗族等，因人数较少，散居于省内各地。据1990年人口普查统计，全省共有少数民族人口1 856 174人，占全省人口的8．3%，所处地区面积约18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土地面积的39．6%。少数民族地区自然资源丰富，有辽阔的天然草原。较大面积的森林，有众多的名贵动植物和药材，水利资源和地下矿藏也很丰富，在全省经济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对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进行调查研究的同时，对甘肃境内各少数民族地区也进行了全面的经济社会调查，写成了各自治州、县的《简志》（油印讨论稿）。在此基础上，80年代，国家民委组织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和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甘肃各民族自治州、县的《概况》和《简史》也先后出版问世，其中关于经济方面的内容，提供了进一步研究少数民族经济的基本资料。至于专门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则是在1981年成立的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的推动下开始的。1985年，甘肃省成立了少数民族经济学会，开始组织一部分民族工作者和专门研究人员，先后撰写和发表了一系列研究少数民族经济的论文和专著。兹分为少数民族经济史和经济改革开放、开发、发展战略两部分，简述如次：

一、少数民族经济史研究

党承恩、陈宝生主编的《甘肃民族贸易史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次研究甘肃少数民族商业经济的专著。系统地概括了甘肃民族贸易事业的发展过程，重点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民族贸易状况和所取得的成就。

张鑫、杨明、蒋新贵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年）编写的有关甘肃的条目中，对甘肃境内各少数民族自治州县的经济沿革的介绍，为进一步研究各该民族地区经济史，提供了不少资料。

高占福、蒋新贵《甘肃回族商业经济的历史与现状》（《甘肃民族研究》1983年1、2期）一文，是一篇资料充足的研究回族商业史的论文。指出甘肃回族自元明以后，形成以农业经济为基础，商业经济为辅的特点。宋、元、明各代大批中亚回族的东迁，特别是经过元代回族商人的特别发展，甘肃河西一带也成为回族商人活动的地区。现在很多回族人经商营业成绩显著，和这些传统有密切联系。

穆宝修《论回族封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甘肃民族研究》1985年第1期）一文，指出由大批中亚细亚各民族及波斯人、阿拉伯人被迫东迁形成的回族，本来以经营农业为主，其社会发展已进入封建社会阶段。当时的中国，早已是封建农业社会，所以自元代开始大量迁入的这些人形成的回族，就与当地的封建农业社会结合起来，形成回族的封建农业基础。

王致中《清代西北民族贸易政策简论》（《甘肃民族研究》1986年第4期），从入贡、赏赐、指定肃州茶马互市，到以后在哈密、乌鲁木齐、伊犁诸地设互市交易，对清廷对西北各民族的以优礼、怀柔与茶约相结合，且以优礼、怀柔为主相辅相成的政策进行了探讨，认为贡、赐、互市，是清代开拓西北地区，巩固其统治的有效措施，对处理好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友好关系，也有可借鉴之处。

解秀芬、文韦香《试论明初茶马贸易的“金牌制”》（《甘肃民族研究》，1986年第4期）认为，“金牌制”是明初推行于西北的明中央政府与少数民族进行茶马贸易的重要制度。

穆宝修《元代回回人的手工业》一文，论及元代军中急需工匠制造石枪、军器，所俘中亚等地人有技艺者多被留存、随军，形成后来回族的手工业队伍。军工匠之外，便是为元贵族服役的建筑及各种手工匠，对研究回族手工业史提供了不少资料。

高自厚《甘州回鹘与东西贸易》（《甘肃民族研究》1982年第1、2期），较早地提出河西走廊地区自古以来，特别是汉唐以来成为古丝绸之路的通道，欧亚大陆交通的咽喉，敦煌就是丝绸之路的总枢纽，河西走廊又是天然牧场。从历史角度论述了甘州回鹘在该地区统治对中西贸易所起的重要作用。

芮传明《早期突厥与中原王朝“绢马交易”质疑》（《甘肃民族研究》1986年第2期），指出日本学者松田寿另在1926年撰写的《绢马交易觉书》中认为隋王朝与突厥的绢马交易是二者关系的基调不妥，引证有关绢马交易的资料，说明“绢马交易”不是二者关系的主流基调，只是二者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的产物。文章对进一步研究西部少数民族经济史提供了不少资料。

王天津、白研《回鹘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逆演进现象》（《甘肃民族研究》1987年第1、2期），指出西迁回鹘是亡国败兵之旅，但它却完成了逆演进的宏伟事业。其弹性经济结构的特点是延续性、稳定性和扩张性。延续性是其弹性经济结构的基本成分，能在农业经济中得到自然延伸，亦即牧业经济在农业经济中延伸。稳定性是其弹性经济结构中的运行因素，回鹘人自强不息的精神。扩张性是其弹性经济结构中的主要因素，有着不可抗拒的自发力量。游牧经济的特点，使得游牧民族必须与农业民族互通有无，才能满足正常生活所需，茶马互市的兴盛，就是明证。

李并成《西夏时期河西走廊的开发》（《甘肃民族研究》1989年第3、4期），对西夏统治河西走廊时期该地区的经营开发进行了研究，为少数民族经济史的研究提供了资料。

苏北海《西辽王朝时期哈萨克草原经济文化的发展》（《甘肃民族研究》1986年第2期），论述了哈萨克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与西辽的传播汉文化、农业生产工具和作物引进，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陈世明《解放前的拉卜楞民族商业贸易》（《甘肃民族研究》1990年第1期）中，指出1710年，即从康熙四十九年（1710）建立拉卡楞寺起，该地区逐渐形成扼甘、青、川、康四省交通之要衢，不仅是汉藏货物交换区，且系军、政、教之要地。文章对拉卜楞的商业规模、贸易主要内容，羊毛、皮张与粮茶的交换情况，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收集了较详实的资料。

才让加《关于藏族寺院经济的兴衰及其实质的探讨》（《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藏族寺院经济的形成及其性质，为少数民族特别是藏族经济史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有益资料。

二、甘肃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战略研究

滕品文主编的《甘肃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一书，从建立完善商品经济新体制，调整经济结构等方面，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民族地区发展经济的一般规律性问题，为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制定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基础。该书还分别对各自治州县经济发展概况、存在问题、优势和劣势进行分析，提出了建议和对策。

张鑫《目标·实际·效益·过程》（《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和《关于少数民族经济的几个问题》（《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两篇论文认为，在确定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时，必须紧密联系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条件，不能脱离全国总体发展战略步伐。对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地区如河西的肃北、阿克塞地区，甘南的玛曲、碌曲及夏河县的几个牧区等人口特别稀少地区的人口问题，应从发展的眼光看，那里的人口不是像有人说的由于自然地理环境条件太差，已经饱和，而是应该看到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草原会逐步改良，畜种也可改良，水利也可逐渐发展，牲畜产量以及与之相应的工业也会逐步发展，人口应有所增加，除因移民造成机械增长人口外，计划生育政策也应结合这些地区实际，适当放宽限制。

龙远蔚《略谈民族地区的劳动者素质与经济发展》（《甘肃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一文，认为现代教育通过科学知识的传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把潜在的劳动力转化为现实的、高效能的劳动力，从而对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西北各省区特别是民族地区教育落后，劳动者素质低，严重制约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韩福俊、温友祥、王杰《摆脱贫困之路探索——临夏州经济发展研究》一文（《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通过调查，指出该地区严峻的现实，即耕地减少与人口增长的矛盾，导致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恶性循环；贫困户经济基础脆弱，导致生产水平每况愈下的恶性循环；低素质的劳动力导致贫上加贫的恶性循环；地方财政拮据导致县穷民穷的恶性循环。强调必须从控制人口入手，遏制恶性循环。

邓必海《试论少数民族地区的商品经济和体制改革》（《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对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特点概括为：民族性、地区性、边远性、迟缓性、落后性、薄弱性、潜在性、艰巨性、被动性。指出工作中必须注意这些特点，并提出了体制改革的意见。

鲁显敏《开发劳动力资源是人多地少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对临夏回族自治州农村劳动力战略转移的初步探讨》（《甘肃民族研究》1987年第1、2期），文章肯定地少人多地区剩余农业劳动力必须也有条件转移。劳动力战略大转移，对促进临夏经济的发展起了重大促进作用，有了一定数量的资金，可为发展民族工业，提高劳动者素质提供资金。

苏克勤《肃北、阿克塞两县的经济发展与开发》（《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详细介绍了两县的资源、人口和经济发展现状，提出了发展改革意见。

赵俊峰《学习经济建设的十条方针，发展少数民族经济——关于组织好畜产品商品流通的探讨》（《甘肃民族研究》1982年第1、2期）和《从实际出发，加速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的步伐》（《甘肃民族研究》1983年第3期）两文，分别对组织好畜产品流通，促进畜牧业的发展，和发展民族经济必须掌握民族经济特点，选择好发展工业扩大再生产的类型，着重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具有资源优势的工业，以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论述。

张谦元《民族地区经济开发与改革》（《甘肃民族研究》1985年第1期），强调开发民族地区经济，是实现整个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民族地区比较落后的经济现状，主张必须以改革开路，将改革与开发结合起来进行，以振兴民族地区经济。

杨明《试论甘肃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开发问题》（《甘肃民族研究》1985年第1期）和《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是西部地区发展战略的重大问题——中国西部经济发展战略讨论会有关民族经济问题讨论侧记》（《甘肃民族研究》）两文，强调民族地区经济必须立足于改革，加速发展，以改革求发展。

王学仁《地狭人稠的少数民族地区也应严格控制人口过速增长——临夏回族自治州人口与经济“两种生产”的关系探讨》（《甘肃民族研究》1989年第2、3合期）一文中，指出临夏地区“地域狭小，资源缺乏，人口稠密”，是全国民族自治州面积最小，人口密度最大的一个州。人口基数大、增长快、密度高，人口素质提高慢。粮食增长虽快，人口增长更快，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必须严格控制人口增长。

李忱《回族的传统文化与经济发展》（《甘肃民族研究》1988年第3、4期）一文，指出回族人民以一种积极的态度进行长期性的尝试，从而形成他们颇具群众性的经济观念模式，即以小农意识和农本思想为核心的具有相对稳固特点的思想观念。同时形成了他们独具特色的经济生活方式，即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积极发展商业经济。这种经济生活的形成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回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现状。

孙为民、李长礼、白坚《临夏民族工业的发展与生产力合理布局》（《甘肃民族研究》1988年第3、4期），强调“东引进西”、“以商带工”，开展民族地区经济协作，以振兴临夏经济。对临夏地区民族工业的发展历史与现状进行了调查与研究，分析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发展对策。

顾宝孚《甘肃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初探》（《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对甘肃少数民族地区特点，资源分布情况，经济发展状况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应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放宽政策，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

马凝文《浅谈甘肃民族贸易》（《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通过对甘肃民族地区特点的分析，指出民族贸易有其个性的一面，必须从民族地区生产特点、民族特需商品着眼，做好民族贸易工作。

王伯熙《试论甘肃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特点及其潜在优势》（《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2期），详列甘肃少数民族在各地分布情况，经济发展状况，潜在优势，强调种草种树，发展林木业是一大优势。

王文长、孟延燕《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整体观》（《甘肃民族研究》1986年第3期），指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整体观的依据是：地域的共同性；政策的相似性；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社会经济利益的共同性。提出整体性的意图，是要用系统思想方法，对各种要素或地区进行协调，统筹安排，而不是要把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经济从全国或西部地区独立出来。树立整体观思想是适应经济规律的要求，有利于整体效益的发挥。

蒋新贵《建立合理的产业结构是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关键一环——舟曲县农村经济调查》（《甘肃民族研究》1986年第4期）和《甘肃民族地区经济开发初探》（《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1期），前者通过调查，认为该县自然条件具备综合发展林、农、牧、工业的优势，而过去是以粮为纲，对林、牧、工业重视不够，强调必须因地制宜，建立合理产业结构；后者从全省民族地区着眼，探讨民族地区经济如何开发。

张汉文《甘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结构特点及其效益的提高》（《甘肃民族研究》1983年第1、2期），指出甘南自然经济特点是既有纯牧区，也有林区，又有农林牧结合地区，而没有纯农业区，自然形成了牧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提出应在调整农牧关系中，大力发展畜牧业生产。应做好畜牧业内部的调整工作，如畜群结构的调整，加强奶牛饲养的发展，加强草原建设等等。

李挺昌、冯文新《从民族繁荣浅谈民族贸易》（《甘肃民族研究》1990年第4期），指出民族贸易企业流动资金短缺，应落实银行对民族贸易资金低息贷款政策，以促进民族贸易的发展，繁荣民族经济。

马忠魁、马少波《利用西部通道发展临夏民族经济的途径》（《甘肃民族研究》1990年第3、4期），文中提到回族聚居的临夏回族自治州，应在西部通道开通，西部经济大发展的过程中发挥其伊斯兰文化的优势，加强与中亚、阿拉伯地区诸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的天然联系，开展商品贸易，以商促工，以工兴农，抓紧西部通道开通这个机遇，加速临夏地区经济的发展。

罗发辉、程福军《科技进步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天祝藏族自治县科技活动的调查》（《甘肃民族研究》1990年第3、4期）一文，对天祝藏族自治县科技进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调查，通过改良高山细毛羊，白牦牛保种选育和绒山羊推广工作，肯定了科技推动生产发展的成果，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意见。

杨本固《甘肃民族地区人口与经济发展问题探讨》（《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一文，依据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资料，分析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指出甘肃省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增长过快，人口负载过重，始终制约着该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认为控制人口增长使之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强调应统一认识，做好具体安排，搞好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同时重视人口素质的提高，加速经济的发展。

王扎西《甘肃少数民族地区科技发展的重点与对策探讨》（《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一文，指出甘肃少数民族科技开发的重点应是：注意草原建设，开发利用畜产品资源，建立稳固的畜牧业基地；加速林业科技的发展，搞好林业基地的建设；大力开发利用矿产资源，有重点地建立骨干企业；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产品企业，提高产品工艺科技水平；发展乡镇企业，第三产业和与之配套的科学技术；加快能源科技的发展，改变交通、信息落后状况；发展教育、卫生科技。

滕品文《因地制宜因民族制宜发展商品经济——河州模式雏形初探》（《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指出该地区以劳务商贸先行，以商促工促农，发展商品经济，已基本形成和发展了以劳务商贸为龙头，培育开拓州内外市场为依托，以民间经济活动为主体，具有民族特色的偏商型河州经济模式雏形。指出临夏经济很有个性，具有劳务商贸型和外向型，民间性和民族性等显著特点，形成独特的河州模式。强调应充分认识临夏经济的偏商型性质，始终不渝地以兴商为战略重点，同时要重视农业生产，强化农业基础，开发“软件”资源，加速经济发展。

才让加《藏族消费经济初探》（《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指出研究和探讨一个民族的消费经济，对于抓消费，促生产，提高该民族的消费经济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根据藏族所居住的青藏高原地区的特殊自然地理环境，对藏族的传统消费习惯和内容，进行了分析，提出应建立合理消费观念，以促进藏族消费水平的提高，促进其经济的发展。

蒋新贵《甘肃民族地区经济开发问题初探》（《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1期），强调甘肃民族地区经济开发的战略选择应是：积极稳妥地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提高农村产业经济效益；积极发展以乡镇企业为主的民族工业，狠抓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加速智力开发，积极培养人才；实行全方位的开放政策，促进横向经济联系。

苏克勤《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方案的形成及其实施》（《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黄河上游多民族地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发展状况，介绍了建立该地区开发方案的形成过程及其实施现状。

张如兴《浅谈民族地区生产力要素的开发》（《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指出加速民族地区资源、技术和智力的开发是民族地区生产力得以迅速发展的必由之路。文章对民族地区资金、资源、技术和智力如何开发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对策建议。

王桂琴《关于控制民族地区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强调少数民族地区也要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要根据不同民族和地区的特殊情况区别对待。文章从不同民族人口的状况，不同的自然环境和地区，提出区别控制计划生育限额的具体意见。强调应提倡优生优育，提高人口素质，以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