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县白马人传统音乐及其传承现状

文县白马人传统音乐及其传承现状

张益琴

摘　要：文县白马人由于地处偏远的陇南山区，保留了相对完整的音乐文化样态，成为白马人音乐文化研究的最后观察点。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文化的逐步趋同，白马人音乐文化的生存空间日益缩小，发展经济和独特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矛盾和困惑与日俱增。如何保护和良性发展白马人音乐文化是现今文县白马人音乐文化传承与保护的首要任务。故而，研究文县白马人传统音乐及传承现状，对于我国多元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文县白马人　民歌　现状

白马人喜歌好酒，能歌善舞，有自己的语言，有独特的宗教习惯，现有人口2万余人，主要分布在甘肃省陇南文县和四川省平武县、九寨沟县境内，是我国至今保留着古朴原始的民族文化和独特习俗的少数民族族群。

铁楼藏乡是陇南文县白马人的最大聚居地，藏区内共有人口3300余人，是文县最具代表性的白马人族群。该区由于地势险峻，开发迟缓，在特殊的地理、文化生态环境中，白马人保留了从先祖那里遗留至今的众多独特习俗及丰富的文化遗产，音乐文化就是千百年来白马祖先在封闭、艰苦环境中积淀下来，表现他们生存和生命意义的代言，是白马人精神和文化的象征。

一、白马人传统音乐文化的类别

文县白马人生活在远离城市、相对封闭的高山地带，为适应特殊艰苦的自然环境，他们自然地选择了用音乐这一最能表达人类精神情感的方式来抒发他们与自然抗争和生命搏斗的生存态度，体现出了无文字民族特有的乐观生存心态和情趣。在特殊地貌、历史背景、气候、经济以及生产劳动、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审美兴趣等方面的影响下，流传至今的文县白马人传统音乐题材极为丰富，构成了独树一帜的白马人音乐文化样态。

文县白马人传统音乐文化的种类繁多，样态多样，品种极为丰富。常见的有民歌、舞蹈音乐、仪式音乐、说唱、乐器弹唱等多类。

1.民歌

“民歌是劳动人民在生活和劳动中自己创造、自己演唱的歌曲”^[1]，是劳动人民日常生活、劳动情感集中表现的外化形式。文县白马民歌因承传于文县这一特定的自然、文化生态环境中，绽放出独有的民族风格和鲜明的地域特色。

文县白马人传统民歌从演唱语言上有传统古民歌和汉语民歌两类；从演唱功能上有仪式歌曲（祭祀仪式歌：诵经调，送神调；礼仪歌：酒歌）、劳动歌曲及娱乐歌曲三类；从演唱的场合上可分为六个二级类：（1）酒歌：敬酒歌、挽留歌、盘歌、答谢歌；（2）“园园舞”舞歌：召唤歌、舞歌、归寨歌；（3）劳动歌：农事歌、工程歌、牧歌、副业歌；（4）宗教歌：祭祀歌、丧歌、猎歌；（5）山歌：自抒性山歌、情歌；（6）叙事歌。受地域和民族风俗的影响，各类民歌中酒歌和劳动歌曲最为丰富，所占比重最多。

2.舞蹈音乐

白马人的民间舞蹈形式多样，以其功能有祭祀舞蹈和娱乐舞蹈两类。祭祀舞蹈以本民族年祭活动面具舞为多见，主要有“池哥昼”傩舞、“金刚驱鬼神舞”、“十二相舞”等。娱乐舞蹈以集体舞蹈圆圈舞为主，主要有火圈舞、“小丑舞”等。

3.仪式音乐

“仪式是人类社会中一种古老的形式，仪式活动具有非日常性——仪式是不同于一般日常生活的活动，是对日常生活的强调和超越；仪式活动要有其程式性——每次的仪式都必须按照相应的程序和节奏进行，并形成规范；仪式活动还需具有符号性——仪式事件的整个过程和全部细节，都不仅只是其本身，还会具有其他的象征意义，成其为一种符号，具备进一步解读的基础。”^[2]白马人的仪式音乐是指与白马人音乐文化信息相关的仪式活动。

白马人有着独特的习俗观念，民间流传的礼仪习俗很多，最常见的：祭祀、嫁娶、丧葬等礼俗形式都有其固定的程式和仪式规范。这些仪式形式多与白马人的歌舞习俗相结合，形成白马人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仪式音乐文化样态。

4.民间说唱

白马人的民间说唱内容丰富，有吉祥逗趣的吉祥说唱，也有以故事情节为主的叙事说唱。

吉祥说唱现今主要是以白马人“池哥昼”年祭活动中小丑说唱为主，亦可称为“小丑说唱”。“池哥昼”祭祀活动的目的是为村民“祛邪撵鬼”、“降魔纳福”。活动表演的角色分为池哥、池母的舞蹈表演和小丑（也称为小猴）表演两部分，头戴木雕彩绘面具的池哥表演传统的祭祀傩舞“池哥昼”，意为“祛邪撵鬼、降魔”；小丑表演传统的“吉祥说唱”则为“纳福”。所以，常见的小丑说唱是指小丑在寨民家中进行即兴、逗趣，配以逗趣式的敲打门框，向村民撒礼物等动作进行，小丑说唱同池哥昼祭祀舞队互为整体，说的内容较随意，以表现合乎“吉祥”的程式、预示主人来年吉祥平安的话语和词调为主，唱则为固定程式的传统曲调，类似戏曲中的念白，节奏和速度均较随意。

5.乐器弹唱

乐器弹唱是指白马人现有的弹唱乐种。乐器是指一种形状类似琵琶的弹拨乐器，称其为“琵琶”。白马人的琵琶弹唱是指用弹拨乐器伴奏，用汉语演唱的汉族乐曲“十二花”弹唱形式。白马人流传的“十二花”弹唱，共有大“十二花”和小“十二花”之分，现有曲调有七八种，常见曲调为“采花调”、“张纳成”等几类。

二、文县白马人传统音乐的传承现状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文化的逐步趋同，发展经济和独特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矛盾和困惑凸显出来。成渝铁路、文县天池、九寨沟旅游线路的开发，临洮罐子沟高速公路的修建，均对白马人原生音乐文化生态环境构成极大影响，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劳动模式、审美情趣正在发生变化，白马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日趋缩小，原生态的白马人音乐文化传承现状出现严重危机，集中表现在：

1.白马文化的逐步汉化，传统民歌的演唱曲目随语言环境的变化逐步减少

白马人传统民歌的演唱语言是本族方言白马语。白马歌曲内容多以表现当地生活环境下的各种事态和生活场景为主，使用白马传统古方言演唱的白马民歌具备咬字清晰、准确，填词自由、随意，内容贴近生活等特点。同时由于在白马民间歌曲中，多数音调在不同场合都可以灵活填入相应场合的白马词语使用，继而，白马语又是形成白马音调的基本核心。然随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白马山寨和外界交流日益加强，白马方言的语言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白马民歌失去了保存和可持续繁衍的社会语境。体现在：（1）经济的不断发展，许多新型的现代化日用品逐步深入家庭，电灯、电视、沙发、摩托车等现代词语的出现，生活中一些白马传统方言语汇自然地被取代。（2）在与外界接触和交流中，多数人学会了用流利的汉语和当地居民进行交流，山寨中虽讲方言，但许多日常中复杂的白马语汇已基本不用。（3）在外学习、工作、打工回来的青年人平日里一般都不讲白马方言，用汉语交流者居多。（4）学校教育环境中语言交流只用汉语，许多儿童几乎不说且不懂白马语。因此，随汉语语言环境的逐渐扩大，许多古老、复杂的白马语汇日常中已没有机会常用，民歌中的白马语义多数人已不知其意，许多人们不知其意的民间歌曲，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被淡忘。

2.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传统祭祀活动及习惯逐步简化，传统民歌的种类逐步遗失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和“西部大开发”进程的加快，白马人的生活状况有了很大地改善，原来的木板房，换成了砖瓦房，村寨间装上了电话，多数家庭都有电视、VCD等现代化家用电器，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先进的文化和思想冲击着生活现状，传统中不与外族结婚的禁忌不复存在，传统中的婚礼仪式被视为“老太”。在外工作、学习、打工的年轻一代多以娶有文化的媳妇和在城里办现代酒宴为时尚，传统结婚习俗被打翻；传统中一年一度腊月初八的“烤街火”原是年轻一代的“赛歌会”和择偶场所，现已不再是年轻人的向往，没有太多的年轻人去凑柴火、对歌，多数村寨的“烤街火”成为会手个人的事，会手组织人点着篝火，也少有人去唱歌和跳舞，烤街火已成为象征意义上的形式；年祭活动“池哥昼”仪式也由于懂传统的老人年岁已高无法参与，参与的年轻一代对传统程式不懂，许多程式被简化。

3.传统音乐文化活态资源保护措施缺失。拥有相当数量传统民歌及演唱能力年岁已高的老艺人未受到重视

白马人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民族文化一直都以传统的“口耳相传”的活态形式代代承传和繁衍。承传的主体则是最能反映民族历史变迁、文化演进的白马老一代，他们是白马传统文化的活态资源，也是白马历史的见证人，他们掌握着白马人文化的精华，能够清楚、完整地叙述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样态，有了他们白马人文化才可能有发展和创新的范本。调查中笔者发现，白马人的音乐文化极为精深和博大，其中包含着白马人所有的文化信息。尤其是在白马传统民歌的语言中，不但包括日月的更替、植物的生长、人类的演进等自然信息，还包括白马祖先的创业史、人生的哲理、酿酒、耕种等生存信息。对于全面掌握白马音乐文化信息的老艺人而言，把他们誉为白马文化百科全书或白马文化史书一点都不为过。然而遗憾的是，这样的活资源在文县铁楼的白马村寨已为数不多，每个村寨也仅有不到三人，而且，他们多数年岁已高。在民族文化的发扬和保护中，老艺人的价值尚未受到必要的重视。

4.年轻一代民族文化保护自觉意识差，音乐文化的传承呈老年化趋势发展

在白马人传统“池哥昼”年祭活动的考察过程中，从参与活动的状况可以看出：观看和参与年祭活动的人员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全民参与，而出现了参与人员年龄上的两极分化。在参与人员中，35岁以上的中年人最多，约占活动人数的60%，年轻人则较少，参与活动的积极性也较差，而且活动中现代和传统的碰撞随处可见，打工回来打扮入时的年轻人，耳朵上挂着MP3的学生,聚在家中跳现代舞，将音响声音量开得很大以抗拒传统的青少年……各种现状可以看出，年轻一代的虽也自幼潜移默化懂得一些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但现代媒体占据着白马人年轻一代的娱乐空间，他们更乐于参与现代音乐活动，主动全面、系统学唱自己本民族民歌及舞蹈的状况也就无从谈起了，诚然，一个民族的崛起和兴旺，最重要的莫过于民族自觉意识的觉醒，白马人青少年对本族音乐文化的认识，尚处于无自觉阶段，保护和发扬民族文化似乎成为中老年人的事情。

三、影响文县白马人音乐文化良性承传的因素

1.外部因素

（1）社会经济的发展迅速。“经济生活的变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956年“民改”之前的白马地区处于传统的农牧经济时代，此后到20世纪80年代的集体经济时期，虽然生产关系发生了变革，但生产方式和经济活动并未发生根本的改变。”^[3]20世纪90年代，随着西部大开发热潮的到来，文县经济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表现最突出的是20世纪90年代末到近几年：1998年麦贡山、强曲人口较多的村寨通上了照明用电；2000年至2003年，中岭山、案板地、立志山等村寨陆续通上了农用电；2004年至2006年，许多村寨开始安装固定电话和小型电视转播锅；2007年至2008年，麦贡山、强曲修通了村级公路，小型面包车可以从山下直接开到村寨；外出打工的带来了移动电话和MP3等现代设备。白马村寨经济的飞速发展，昭示着已陆续走出与外界隔离的封闭环境。经济的急速发展推动了消费意识和生活模式的改变，追求时尚，打破传统成为年轻一代对生活的向往。

（2）主流文化强势。主流文化是统治阶层和主流社会所倡导的文化，代表了社会的主要发展方向。我国的主流教育是汉文化教育，以白马人学校教育为例，文县铁楼白马区的所有白马村寨都设有村学，学校的课程设置和教育模式都是依照全国统一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培养标准进行，学校使用的教材均为汉语教材，教师中虽90%的为白马人教师，但多数教师都是受过中等师范教育的汉语教师，造成区内在家交流用本族白马方言的白马适龄儿童，在进入学校教育环境后，同老师及同学必须用汉语交流的困难局面。同时也因当地学校环境中缺少适于学生学习的双语教学环境，多数白马儿童汉文化学习的过程很艰难，为适应学校汉语教育环境及提高学习效率，白马儿童在刚入学时多要经历相当长时间的汉语自修过程，才能完成传统语言和汉语的自然转换。这种状况在义务教育阶段非常明显，所以，近年来，初中毕业后由于学习成绩不理想，外出打工的人数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2.文化内部因素

（1）民族语言趋于濒危。语言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千百年来，白马祖先一直依赖着这种语言不断繁衍生息，但由于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白马文化的所有信息只能寄托于语言来完成，语言在白马文化的发展中地位很高，但其根基却很不坚实。因而，看似坚实的白马语言，随着历史车轮的不断前进，生存逐步处于岌岌可危、十分脆弱的境地。近些年，白马语借词量不断增多；年青一代白马语语言交流量下降；多数白马语词义只有老年人理解。按语言功能的濒危指标：“一种语言功能衰退时，在词汇方面的表现是族群成员基本词汇遗忘率升高，语言的基本词语没有增加，但借词的数量大增”、“大凡语言功能衰退的语言，其语言使用者的年龄结构趋于高龄化，由于青少年语言使用者所占比例低或没有，只是其语言使用者的平均年龄偏高”^[4]。可见，在汉文化的冲击下，白马语的语言功能显然已逐步走向濒危。所以，一个仅依赖于语言传承民族文化的民族，当语言出现功能问题，也就预示着文化必然走向危机。白马人音乐文化赖以生存的语言是白马语。白马语运用范围和功能受阻，音乐文化出现传承危机，自然是其文化发展的必然。

（2）传承方式单一。千古以来，白马人的音乐文化都是以“模仿”、“家传”、“师承”三种民间途径承传，其中模仿是其最主要、最不规范的形式，主要表现于：不管是主动模仿还是不自觉模仿，其获取知识的系统性和准确性都是不完全的。因为，模仿，主要看环境和被模仿者的能力，即模板的规范性。白马曲调广泛而又深奥，一般没有经过师父系统学过的人其白马曲调的系统性都不是很全面，仅依赖熏陶去模仿获得技艺，得到的也许比较完整多样，但其模仿所处的环境和被模仿者的能力将会限制模仿的规范性。民间“十唱九不同”正说明了这一点。

家传和师承虽较模仿正规和规范，但一直都不是文化传承的主要方式。在笔者调查的所有信息中，主动教其子女或拜师学习技艺的民间艺人有这样几种情况：一种是父母本身自幼拜师学过，而且已是艺人，为使技艺不失传，主动教其子女。一种是自己本身喜欢民族文化，在自己主动模仿了许多技艺后，才有继续探索全面学习的想法，然后拜师学习的。再者是父母喜欢但懂得不多，要求子女拜师全面学习的。但这些情况，都仅限于白马人的民间的小范围，一直不被重视。

另外，在白马音乐文化的家传中，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传男不传女传统，但也不是所有子女都能得到传授，而是有一定的选择性。从强曲杨富成艺人的传授技艺经过就能证明。杨富成没有儿女，他给高中毕业喜好民族文化的侄儿余林机传给了技艺，余林机有一儿一女，却向歌唱欲望强烈、声音条件好的同族表弟薛涛传给了技艺。可见，在技艺传承中，传授者很重视学习者的声音条件、乐感和记忆。但是这种传承虽有利于传统文化的规范保存，却无形中缩小了文化传承的范围，影响了教育传承的全面推广，使得白马音乐文化的传承体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和自身缺陷。

（3）传承人文化自觉滞后。在笔者的多次调查中，一直都很关注的问题就是对自己民族音乐文化的认识，得到的答案总是：老年一代和部分中年人很担忧文化的遗失，年轻一代除了态度默然者，最多的则是“现在社会好了，学唱民歌没用”的答案，难怪白马青少年对流行音乐的迷恋比自己的民歌兴致高，充分证明了白马下一代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薄弱。

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弘扬，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就在于民族内部自觉认识意识的增强，可谓“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借用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观点：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因此说，对于一直都是靠“口耳相传”的传承方式不断延续着的白马音乐文化而言，承载其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继承和发扬的主体是年轻的下一代，下一代民族文化自觉意识若出现断层，民族文化自我创建还何从谈起。民族文化传承的萎缩则自然不可否认了。

当然，环境的改变必然引起观念上的改观，对本民族音乐文化的热衷度逐日的下降，作为白马先祖精神食粮的音乐文化不再有其明显的社会效应，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土壤已失去原有的状态，白马人音乐文化传承现状出现危机，并不是单一社会文化因素和文化内部原因的某一方面，而是一个问题矛盾的两方面。所以说，事物的发展是有其矛盾性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是社会前进的必然，但又和传统保留最主要的外部阻力。如何找准和解决两者间的矛盾，将有利于白马人音乐文化的弘扬和可持续发展策略的制定。

参考文献：

[1]袁静芳：《中国传统音乐概论》，上海音乐出版社，2000年

[2]缪自锋：《裕固族文化仪式研究》，（西北师范大学）2005年

[3]连玉銮：《现代化进程中白马藏族的社会变迁研究》，2005年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4]邓佑玲：《民族文化的传承与挑战——土家语濒危现象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

（作者简介：张益琴，女，1970年生，陇南师专副教授，甘肃徽县人，主要从事音乐教育和民族音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