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译著活动

汉文译著活动_中国回族

第三节　汉文译著活动

一、汉文译著活动的宏观背景

汉文译著发端于明末清初。汉文译著就是以回族等内地穆斯林民族的特有眼光和视野，以儒释道支撑的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托，以汉文为工具，翻译、解述、注释伊斯兰教经典的文化传扬和创造过程。这是中国回族等内地穆斯林民族文化史上的一项伟大创举和工程，是对回族穆斯林精神文化的振兴和创建，它把回族等内地穆斯林民族伊斯兰文化的发展提高到了一个更新更高的阶段。

汉文译著作品量大面广，内容繁复，涉及伊斯兰教的经注学、教义学、教法学、哲学、历史、人物传记、典礼制度、民常习俗、语言文字等方方面面的专题和学科领域。根据白寿彝先生研究认为，汉文译著可分两个阶段:“王岱舆至刘智，是一个阶段。马德新、马联元是一个阶段。第一阶段，译述发表的地域以金陵为主，内容或专译一经或专述一理论的体系，其兴趣全限于宗教哲学和宗教典制的方面。第二阶段，译述和发表地域以云南为主，内容方面较广，已由宗教哲学、宗教典制扩及到天文历法、地理和《古兰经》之汉译了。”这两个阶段，四位代表人物基本勾勒出了明清之际汉文译著活动的主线。当然，还有些其他人士的译文译著作品，尤其清末到民国年间，伴随着回族等内地穆斯林民族近代新文化运动的勃兴，汉文译著这一学术文化传统在承传发扬的同时，又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很大发展，成就显著。

回族穆斯林的汉文译著活动是时代社会的共同产物。汉文译著的文本源于对国外阿拉伯文、波斯文伊斯兰教经典的翻译和注释，在翻译和阐述的过程中根据中国文化的特点，在坚持伊斯兰教基本信仰原则和理念的前提下，积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养料后进行一种再创作活动。通过汉语的工具化绍介，使伊斯兰教与儒家理学思想直接交锋并融会，使汉语世界的中国回族等内地穆斯林民族能够更直接、明确地了解伊斯兰教的内涵、仪礼和要义、原则，同时尽可能地直面中国社会现实，努力探寻回族等内地穆斯林民族与汉族等民族文化的相互理解和谐和共处。这样，从时代氛围、人才条件、回族等内地穆斯林民族自身发展的需求以及其他宗教作品的面世等各方面因素，对汉文译著的出现提供了良好的主客观条件。

首先，从客观上讲，回族穆斯林社会的发展迫切需要适应和顺应中国社会文化的时代潮流，当时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正值鼎盛，并占有主导地位。回族穆斯林必须最大限度地保持自身信仰，在中国建设伊斯兰文化就要学习汉文化，学习代表时代主流的哲学思想和实践理论。同时回族等内地穆斯林民族为了求生存、求发展，已有一些精英人士跻身中国政治、文化高层，尤其为官求仕，必须精通儒学，通过科举仕进，才能有所作为。儒家文化提倡“经世致用”，注重实际的思想和观念，对发展中的回族等内地穆斯林民族来说，是值得赞同和学习的。因此，明末清初的许多回族穆斯林译著家都早先专门研读过儒家的“六经孔孟百家诸子”。这些为他们以后从事译著活动打下了扎实而广泛的知识基础。

其次，回族穆斯林自身观念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为汉文译著的顺利进行解除了许多障碍。历来在一些回族穆斯林中有这样一种偏见，认为阿拉伯文经典不能译成汉文，谁这样干就是旁门左道。有的人认为经典在翻译中就会失去原貌，因此不译不解，反而周全。他们的结论是:“多言诡道，不如冥冥。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吾于经，取其不译而已矣！”明代中叶传入回族穆斯林社会的中亚、南亚苏非主义思想帮助回族穆斯林有识之士率先突破了这个禁区。明代晚期，苏非主义纳格什班迪耶教理一度在中亚和印度等地兴盛，并通过新疆传到内地。回族学者张中就曾投拜在南京阐述苏非教义的经师阿世格门下学习。另外，从王岱舆、刘智等人的作品中不难发现正统苏非主义思想的深深烙印。苏非主义的主要特点是主张“人主合一”，人可以通过“直觉”和“爱”接近宇宙独一无二的真主，具体地讲是要虔诚拜主、内心参悟和修炼，日积月累，从而达到与真主合二为一的“浑化”境界。为了启迪穆斯林对真主的虔敬和爱戴，就必须将伊斯兰教宗旨如实地宣讲给广大穆斯林，从而冲决了过去不主张宣传和研究教义的陈腐思想围堰，给汉文译著活动提供了合法根据。以后这种观念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并将译著经典视为符合教义。

节日时阿訇带领大家集体诵经礼拜，祈祷两世吉庆　　　摄影:杨继国

再次，为解决汉文译著在语言文字等方面的一系列技术问题，译著家们还从当时社会中寻求一定的参照作为经验。因此，为了将阿拉伯文、波斯文伊斯兰经典译成中国穆斯林容易接受和理解的形式，王岱舆等人从佛经翻译中吸取了“格量”（以中国学说尺度来衡量）的方法，当时，除了佛、道各家有自己系统的宗教著述外，连外来的基督教也刊印了不少具有异国色彩的汉文著述。如外国传教士罗明坚于1584年刊行《天主实录》，利玛窦于1604年刊行了《天主实义》。至1664年，耶稣会教士在华印刷的宗教书籍不下150种。此外，有关天主教理书籍的出版也大致相同，从而为伊斯兰教的汉文译著工作提供了借鉴。

汉文译著作品的出现，是当时中国社会文化发展整合的结果，也顺应了回族穆斯林呼唤自身文化建设、立足中国社会和民族整体社会思想及文化发展的时代潮流，在这一文化工程的建设当中，回族穆斯林中兼通中阿文化的知识精英们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正是这一回族等内地穆斯林民族知识分子群体第一次站在阿拉伯—波斯伊斯兰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高起点上，“用儒文传西学”“义以穆为主，文以孔为用”，将两种文化表里相结，融会贯通，为伊斯兰文化在中国大环境背景下争取表述的话语权利，并以期更多的中国人消除误解、增加了解，进行了不懈的奋斗和努力。历史证明，这一文化建设和交流、理解的成就是显著的。

二、汉文译著中的思想内容特点

汉文译著的学者们采取“以儒诠经”的方法，用儒家思想和语言来阐述伊斯兰教有关信仰观、人生观、道德伦理、宗教历史与人物、典礼制度及民常习俗等观念，其中最主要的是伊斯兰的哲学思想和认知论。

汉文译著在思想内容上具有显明的特点。

第一，将伊斯兰教“认主独一”的认知原则与宋明理学中的宇宙观和认识论相结合、相比照。

第二，将《古兰经》所提倡的观察事物和内省求知的方法与宋明理学家们关于“格物致知”的认识论结合起来。

第三，采纳并运用儒家的“人性论”思想。

第四，吸收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将儒家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称为“五典”，作为人伦礼仪的重要表现之一。同时将儒家的“三纲”认作人伦之礼的根本，三纲制约着五典之义，五典统于三纲之名，这样就把忠于真主，顺乎皇权、父权和夫权相互联系了起来。

第五，大量汲取和改造儒佛道诸家的哲理概念，以便更准确地诠释和丰富伊斯兰哲学。

三、汉文译著家代表及其作品

中国回族自元末明初形成以来，就以汉语为母语，积极学习中国儒释道为主的传统文化，并积极跻身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诸多领域，勤勉进取，乐于奉献，与中华民族大家庭同兴衰、共荣辱。同时以伊斯兰文化的基本价值观为民族精神基质，融通了东方两大文化中宝贵的文化资源和价值。如视爱国如命、家国一体为“天职”的国家观念，尊老爱幼、扶危助弱、尊重知识和人才的社会伦理传统，弃恶扬善、德才兼备、知行合一、心身和谐的个体修身养性之道，在近千年的回族发展历程中，成为了其思想文化传统根深叶茂的基石。同时，回族知识分子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中，在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比较研究中，以及在中阿文化交流中都涌现出了一代又一代的代表性人物，共同为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明末清初以来，中国回族中的优秀知识分子为促进以儒释道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对话和理解，开创了“回儒对话”“以儒释伊”的文化继承和创新的汉文译著活动，并开启了伊斯兰文化在中华文化语境中的生成、转化、相互学习和借鉴共进的时代性阐释新阶段。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王岱舆、刘智、马注、马德新等。

1.王岱舆及其作品

王岱舆（约1570～1660年），明清之际伊斯兰教著名学者和经师，名涯，字岱舆，以字行，别署“真回老人”。其先天方人，精通天文历算之术，洪武中授钦天监官，俾子孙世其职。宅于南京卢妃巷，并免徭役，遂为应天府上元县籍。年20，稍涉世故，以为居斯土而不明斯文，无惑人之不我知而致疑也，始发奋读书，先攻读性理，子史之羽，旁及百家诸子，被誉为“学爱四教”（指伊斯兰教及儒、佛、道）。后来专攻伊斯兰教义，立志用汉文介绍伊斯兰教。他长期从事译著，用伊斯兰教的教理与人辩论。明清鼎革，境况萧索，乃北上京师，客居正阳门外富绅马思远处（即马思远茶楼，后为大栅栏大观楼）讲经论道。后病故，葬于阜成门外三里河村礼拜寺茔中，碑石所镌仅“乡贤王岱舆之墓”数字。

王岱舆一生成就了三部汉文译著。第一部《正教真诠》刊刻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后相继出版有广州清真堂刊本、成都刊本及民国年间马福祥排印本。这部书是由王岱舆将自己以往和别人争辩过的问题一一整理后，加以系统分析，着意于对伊斯兰教义进行完整和真切的解释。第二部作品《清真大学》，效仿“四书”中的《大学》及其篇章结构，主要是论述回族等穆斯林在认主学方面应具备的宗教哲理知识。第三部作品《希真正答》，该书系其弟子伍连城根据同学们对于先师生前言论记载，进行整理编纂而归之于王氏名下，内容主要是关于伊斯兰教理论的探讨性问答。

王岱舆的《正教真诠》勇于明确表明尊崇、护卫伊斯兰教的立场，敢于批驳儒、佛、道跟伊斯兰教乖违的地方。他在《自序》中称性理史鉴之书，旁及百家诸子，“其议乖道异各相牴牾，揆之清真，悬殊霄壤”。有人问:“子之书，将以明道也，但言清真之道使晓然明白，或正或偏，自有能辨之者，何必援引诸家，彼此辩论，不几树敌乎？”他答道:“然则是予区区苦心，终无一人谅之者矣。夫清真教道，指迷归正，劝人作善，止人为非，乃人道当然。无此，则人道为不备。予既真知正学而不言，是为隐匿斯道。即作书言之，而不能恺切诚恳，犹无言也。如医家用药，不以受病之由与其患苦之所在，虽有丹砂，瓦砾置之矣。且夫操戈同室，而欲不披发缨冠而救，非木石则奸顽人也。予即不肖，顾敢为此哉！”该书对伊斯兰教基本教义和基本功课（如真主止一，真主创造和主宰人及万物，穆罕默德阐扬至道，善恶贫富前定，念施拜戒聚“五常”，伊斯兰教的明心悟性等修持思想）的介绍，对仁、忠、孝，前定与自由、两世，正收、克己、习学等伦理道德问题的阐述、发挥，对儒、释、道各家学说的概括，对明清之际中国伊斯兰教中所谓异端学说的斥责等，都一直被后来的汉文译著者所推崇、继承，成为回族等穆斯林关于伊斯兰教宗教学说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清真大学》全书由分统说、本题、总论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提纲”，总说本书的要义及其重要性。第二部分集中提出和论证“真一”“数一”“体一”三个概念。称真一即单另之一，“乃天地万物之主也”；数一即数本之一，“乃天地万物之种也”；体一即体认之一，“乃天地万物之果也”。并称大学正宗“认一之功，诚为首务”。第三部分总论“三一”概念并兼言造化、教门、性命、生死、空无等事，该书侧重从正面阐述伊斯兰教，并且着意发明真一、数一、体一这三个概念，故论述集中、枝叶甚少、逻辑性强、结构严谨、哲学意蕴浓厚，被学术界公认为中国伊斯兰教史上第一部名副其实的宗教哲学著作。

《希真正答》一书之名即取对提问正言答之，以使伊斯兰教基本信仰伊玛尼永不失去其真义。书中汇集了王岱舆同穆斯林教众、学者，同佛教、道教人士、地方缙绅等诸色人物的近70则问答，其中约有1/3系对伊斯兰教基本信仰和基本宗教功课的答辩和阐述（重点是伊玛尼信条）；另1/3是对真主与实在的关系等伊斯兰教哲学问题的答辩和阐述；最后1/3是对穆斯林日常生活中提出的一些现实问题（如用汉文译著伊斯兰教经典符合不符合伊玛尼，宰牲之际为何要念主尊名，清真为何要取回字为名，如何对待非穆斯林进教等）的回答。同时，该书较如实地反映了王岱舆的思想、性格和社会关系。其中有的阐述（如称“清真至道，于三纲之外，更有两大总纲，隐于回回二字”）也很有文化内涵，对揭示汉文译著宗教学说的文化特征很有意义。王岱舆针对回族等穆斯林在中国社会中的实际处境，以及信仰与中国社会相协调的紧迫问题提出了只有忠于主、忠于君、忠于亲才是“人生之三大正事”，三者关系完全是统一的。这样，他就完成了对忠主、忠君二者的关系论述。他的这一“真忠正道”的政治观念，是回族等穆斯林在历史上始终与祖国保持一致的思想认识基础，是自元以来数百年间回汉各族人民紧密团结、互相依存的民族关系反映在理论上的积淀和升华。

2.刘智及其作品

刘智（约1660～约1730年），字介廉，号一斋。清代江宁府（今南京）上元人。其父兼通经（阿拉伯文）汉，著有《清真教说》一文。刘汉英深于天方性命之旨。刘智自小受到父亲很好的言传身教，及长，专心致学，博览群书，兼通伊斯兰教与儒释道之学。大约在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他40多岁时，首先完成了《天方性理》一书。该书分本经和图传两部分，本经五章，列于卷首，约3000字，四言体，八字一句，类似老子的《道德经》。《本经》后附总图10幅，系图示本经的内容，类似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图传分五卷，60篇，即分图60幅，图说（即传文）60篇（约30万字），是说明本经和总图的。本经是全书的基本，概括叙述了该书的基本内容；图传是全书的血肉，乃本经内容的阐发。作者在自序中总结此书有三句话:“首言大世界理象显著之序以及天地人物各具之功能与其变化生死之故；次言小世界身性显著之序以及身心性命所藏之用与其圣凡善恶之由；末章总合大小世界分合之妙理、浑合之精义而归竟于一身。”其中大世界指天地万物（简称天）；小世界指人身（简称人）。《天方性理》就是讲大小世界即天与人及其相互关系的。本书首先提出了一个完整系统的伊斯兰哲学体系。其次，作者写这本书的重要目的是要用伊斯兰哲学中关于性理的观点来回答中国哲学史中关于性理问题的争论。从而说明伊斯兰关于性理问题的解释与儒家关于性理问题的解释是一致的。过了两年（即1706年），刘智又撰就了《天方典礼》，共20卷，总计28篇。其中卷一《原教》是全书的总纲。卷二～卷四《真宰》《认识》《谛言》是认主的部分，主要阐述伊斯兰的认主学。卷五～卷八讲五功，说的是天道。卷九是《社祀》，讲古尔邦节礼仪附开斋节会礼礼仪。卷十～卷十三讲五典，说的是人道，即夫妇、父子、君臣、兄弟、朋友相处之道。卷十四～卷十七讲民常，也说的是人道，是个人自理日常如居处、财物、冠服、饮食等生活之道。卷十八～卷二十讲五功、五典中需着重补充说明的聚礼、婚姻之礼与丧葬之礼。如按作者自序，此书则是“始著立教之原，中述为教之事，天道五功、人伦五典、穷理尽性之学、修齐治平之训以及日用寻常居处服务之类，皆略述大概，而以婚姻、丧葬终焉”。总之，本书在运用儒家传统伦理道德学说来概括和阐发伊斯兰教的伦理思想并使之系统、完备化方面有很大成就，其中所采取的具体译著方法、推理方法和对伊斯兰教法典在中国回族等穆斯林当中实施时所出现的具体演化的处理均有独到之处。

《天方至圣实录》是刘智用中国史书中按时间顺序专记帝王当政期间事项的“实录”形式（即编年体形式）编撰的一部先知穆罕默德的传略（即年谱）。全书除《著书述》《凡例》外，有卷之首1卷，正文20卷。卷之首似为全书的总记，由说明穆罕默德为至圣的6篇文章组成。正文卷一卷二，记至圣的先世及其四种传统（世统、国统、道貌岸然统、化统）。卷三是至圣年谱。卷四是孕产奇征。卷五～卷十五，是先知穆罕默德历年事实。卷十六，感应补遗。卷十七至圣赞，是对马注著《至圣赞》（马注《至圣赞》在《天方典礼》卷五《念真》集览中也有录）的注释。卷十八，先知穆罕默德仪行录。卷十九，天方风土考证略。卷二十，赞、颂、碑记、序说，汇集了有关中国伊斯兰教历史的15篇重要文献。该书正文卷一～卷十，主要是以作者在朱仙镇赛氏家藏中得到的阿文原本《至圣实录》（音译为《特尔准默穆思托法》为蓝本，但也很明显参阅了其他一些有关先知穆圣的记述。如《圣功录》《列圣纪》《登霄录》《世谱源流》《教类源流》等。该书用3年时间写成（1721～1724年）。

上述三部书是刘智译著的精华，其中《天方典礼》是明教之书，《天方性理》是明道之书，《天方至圣实录》阐明教道渊源之自出而示天下，以证道之全体也。三书之中，尤以《天方性理》最为严整，学术价值最高。《天方典礼》主要偏重教义、教规，对普通回族等穆斯林的影响最大。《天方至圣实录》尽管对先知穆圣的生平事迹描述有些失实和带有传奇色彩，但在国内外都有一定的影响。此外，刘智还有不少译著有印本流传。如《真境昭微》《五功释义》《五更月》（又名《五更月偈》）《天方字母解义》《天方三字经》《天方三字幼义》等。这些作品对后来的回族等穆斯林文化建设和社会实践，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关于《天方性理》，在本节译文译著及其回族哲学思想的特点中还有详述）

3.马注与《清真指南》

马注，字文炳，号促修，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出生于云南保山，据说是元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的十五世孙，故自称“圣裔”。

马注幼年家境贫寒，依靠母亲耕织谋生。他16岁考中秀才，两年后在南明永历帝建立的小朝廷中先后担任中书和锦衣侍御之职。清顺治16年（1659年）永历政权覆灭后，他隐居教书，并著有《经权集》《樗樵录》两部文集，已佚。从1669年他抵北京起直到1684年离京南下时，他一边在宗王府教读旗下弟子，一面与当地回族等穆斯林经师、学者探讨伊斯兰教义学与宗教哲学，并立志阐扬伊斯兰教，遂撰辑《清真指南》。1684年离京后，马注为结交各地回族等穆斯林经师、学者，并听取对《清真指南》的意见，离京后沿运河南下苏皖，又溯江而上到武汉，复折返河南，入陕西，越秦岭巴山，再度穿越四川而返回云南。当时不少回族等穆斯林中知名的有识之士都有赠诗勉励。1689年左右他息影家乡后，对《清真指南》进行增补订正。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他已届71岁高龄，尚写作《左道通晓》。此后，他的行踪及卒年就再也不知所终了。

《清真指南》20万余言，其中包括伊斯兰教和回族等内地穆斯林民族的历史、经义、哲学、教律、天文、传说。主要内容为“晰诸教异同之理，阐幽明死生之说，上穷造化，中尽修身，末言后世”。全书共分10卷。卷一大部分是序说，附属于该书的正文，其中辑录有20余首友人赠诗。而《郁速馥传》一文，较翔实地记述了作者前半生经历。《进经疏》和《援诏》《请褒表》，是马注向朝廷进献《清真指南》一书的奏疏和请求褒扬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呈文。卷二包括《客问》《真慈》《体认》《本用》《天命》《前定》6篇论述。卷三则收有《穷理》《格物》《性命》《四行》《天仙》《神鬼》6篇文章，内容多为介绍天人性命及认主之说。卷二及卷三的主旨在第七卷又得以重申，卷七分两大部分，即赞主的“八赞”（独一、大能、善恶、调养、独慈、天国、地禁、判理）和“圣赞”共9节。卷四是关于伊斯兰教典礼的论述，包括《认主》《戒持》《课施》《因教》《世纪》《本来》等7篇。卷五是关于伦理修持的论述，包括《格论》（150条）《忠孝》和《宗戒》三篇。卷六是问答式的杂论。卷八包括《登示威说》《魔鬼传》《教条》（8款）《讨白》《禁解》《条目》和《授书说》等篇。全书原为8卷，后来作者增作《天宫赋》《跋原道》，加上后来的问答31章，以及《遗珠序》辑为《清真指南》卷九，其中《遗珠序》别有见解，介绍了苏非派功修思想。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马注记载了处理“革兰得教派案”的经过，并将过去所拟定的教条8款更订为10条，后来这两份材料以“左道通晓”的标题附刻于《清真指南》卷九之后，补为全书的第十卷。

马注撰辑《清真指南》一书，目的是“博览诸家，折中于天方”，即在了解和掌握儒释道等各家的思想体系和理论的基础上，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要领和术语来阐释伊斯兰教义的“认主独一”原则，用儒家的人性论概念来表述伊斯兰教的性命观；用儒家的“格物致知”来实证认识天命和天理，从而明心见性，“复命归真”的认识论；同时，提倡“人道五典”的伦理观，并运用伊斯兰教信主、顺君思想来论述人道五典的合法性以及合理性。马注还在书中多处阐述自己对苏非派追求宗教功修“三程”（常道、中道、至道）道路的赞同和理解，对真正意义上的严格修持、明心见性、坚守天命功课的苏非主义实践在学理上予以肯定。总之，马注的《清真指南》以其丰富的哲学思想，极大地丰富了清代以来回族等内地穆斯林民族社会思想和哲学思想宝库，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4.马德新及其译著

马德新（1794～1874年），字复初，云南太和（清为云南大理府治，因汉时曾称叶榆亦曰榆城）人。幼年随父亲学习阿拉伯文、波斯文。及长，赴陕西著名学者周大阿訇处研读伊斯兰教经典。周大阿訇系“陕西学派”鼻祖胡登洲的四传弟子，因此马德新得到该学派经堂教育的真传。

1841年马德新因“真传之未得，名师之罕遇，乃出滇黔历岭表，越漂洋，赴麦加朝觐求学”（《大化总归·马开科序》），先后到过麦加、开罗、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亚历山大、亚丁等阿拉伯、西亚名城。所到之处，“旁搜博采”，访问高明。他在开罗、麦加和君士坦丁堡都逗留很久，每到一处，皆勤搜书籍，抄录珍本，并向当地学者学习伊斯兰教经典、哲学、法律、历史、天文及文学知识。他著有《朝觐途记》一书，详细描述了自己的游历和所见所闻。

回国后，他曾名声大振，先后在临安（今云南建水）回陇、玉溪大营等回族穆斯林聚居区设帐教学，成为省内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中心人物。云南不少著名学者皆出其门下，其中佼佼者如马安礼、马开科、马联元等，而再传弟子达1000多人。

马德新的代表作主要是《大化总归》和《四典要会》。而《大化总归》是最能反映他的学术思想且“不惜心力”完成的著作。全书阐述真宰“化育万世”“化生万物”的“全体大用”（“大化”）及化生的万物最终又要总归于“真宰”的伊斯兰认知思想。分上、下两卷，上卷16章，每章有正文、提要两部分，主要讲“真宰造化天地万物光阴，皆以为人”；真宰为“万化之真君”“帝中之大帝”“皇中之至皇”；“真宰之奇造大能，即眼前物理”；先天之性、后天之性及性的“六品”；“至圣者，真宰所特生绍数千代列圣之薪传以开来学于无替”；“我教圣人专言后世”，人“能显全体大用者必在死之后”，“一朽字真字即将古今来天地万物无量无尽之理气象数、始终往来包括靡遗”等。下卷18章（含总论、理欲公私主各一章），每章也分正文、提要两部分，主要讲“翰宰之鉴察万物”、主持赏罚；讲清真教定信后世，“得诸圣人之传说，天经之指示，实有可征”；讲“尘世之善恶，前定者半，自由者亦半”；讲“人性上映乎九天，与天堂相通”“身亡而欲在”，故必须在地狱“以自己火，焚自己之身”；讲尘世与后世、理与欲、公与私之关系以及理欲公私所分的礼乘、道乘、真乘三境等。

《四典要会》，由“信源六箴”“礼功精义”“幽明释义”“正异考述”4部分组成。内容为“遵中国之礼引孔孟之章，译出天道人道之至理，批破生来死去之关头”。读该书“不但使吾教人容易知晓，即儒教诸君子咸知吾教非杨墨之道也”。第一部分共分6章。所谓信源，意即信仰之根源，阐述信真主、信天仙、信经典、信使者、信末日、信前定等六大基本信条的意义。第二部分共分8章，分述礼拜的道理、重要、成败、利益，并驳斥对礼拜的俗说和谬论。第三部分主要阐述今后世之理，解世俗之疑，驳斥俗说之谬，共17章。第四部分辨明教中异说之由来及产生的原因，共12章。

马德新及其译著活动影响深远，开辟了译著活动以云南为中心的新阶段，而且译著的范围已由认主学、宗教哲学、宗教典制、宗教教款扩及天文、地理、文学和《古兰经》的汉译。马德新还对伊斯兰教苏非主义学说给予足够的研究和译述，阐述了苏非主义明心、修道、养性的实践内涵，进而论证伊斯兰教与儒家的相似之处和密切关系，对近代以来的回族等内地穆斯林民族伊斯兰宗教学说的丰富和成熟，贡献颇著。

从史料记载和学者研究结果看，最早系统地用汉文译解伊斯兰教义、教律的，除了王岱舆，还有张中和伍遵契。张中，字君时，号寒山叟，姑苏人，曾师从印度经师阿世格学习认主学。于1640年著成《归真总义》一书，1653年撰成《四篇要道译解》。前书虽然在写作时间上和王岱舆作品差不多，但刻版问世却在《正教真诠》之后。伍遵契，字子先，金陵人，传说为王岱舆门下，曾译著《归真要道》和《正教修真蒙引》二书。

比马注稍后一点出现的回族等穆斯林译著家还有:马伯良，字忠卿，山东济宁人，于1678年著《教款捷要》；刘汉英，字三杰，南京人，著名学者刘智之父，著有《清真教说》。

与刘智同时期或稍晚一些有影响的回族穆斯林译著家，主要有四川人孙可庵的《清真教考》，前有1720年序；南京人金天柱，字北高，著《清真释疑》，前有1738年序；苏州人余浩州著《真功发微》，前有1793年序；武昌人马明龙著《天方认己醒悟》；江宁人马君实著《天方卫真要略》；朝阳人黑鸣凤著《性理本经注释》；四川人余海亭著《清真醒世歌》；云南人马启荣著《西来宗谱》；道光咸丰年间，唐晋徽著有《清真释疑补辑》，后蓝煦著有《天方正学》等。

继马德新之后，马联元又成为云南一位著名的伊斯兰教学者。马联元，字致本，玉溪县大营人，生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他用大半生精力为经堂教育的“大学”编了一套阿拉伯语、波斯语教材，包括阿语的《词法基础》《语法基础》《修辞学基础》《逻辑学基础》及波斯语的《古文仙法》。他在云南首倡“中阿并授”的经堂教育新风，用汉文翻译了《古兰经选本》（《亥听注解》），曾广泛流行于民间。在马联元主持下，完成了一部木刻本《古兰经》的刻印工程。全书可分装成30册。马联元还是一位国际知名的伊斯兰学者，光绪二十年（1894年）再度赴麦加朝觐时，用阿文写了《讨堆哈》（即简明伊斯兰法典）在印度付印，次年他即在印度东北康波儿（鲁克瑙北）去世。

四、汉文译著及其回族哲学思想特点

汉文译著是在经堂教育的创立和倡兴的基础上，由通晓伊斯兰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回族等穆斯林学者开创和展开的。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形成了汉文译著“汉克塔卜”作品及其译著家群体。在客观上，汉文译著活动也是回族等穆斯林为适应中国社会和文化环境，并立于斯，以求得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一场有益而成功的文化工程建设，同时使广大教内外有识之士以及知识分子通过汉文译著，对伊斯兰文化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二者之间的差异和相同处，有了更为客观而深入的了解和认识。纵观汉文译著活动，回族等穆斯林译著家们采用“以儒释经”的办法使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努力和成就，无论对丰富中国伊斯兰文化思想，还是对充实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史、文化史、宗教史，都有一定的意义，对中国伊斯兰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建设是一大贡献。

第一点，丰富了伊斯兰教义学、哲学思想。

首先，由于汉文译著为增加伊斯兰教与儒家两种思想的结合点，突出了某些在正统派伊斯兰教教义中不占重要地位的内容，改变了正统派教义的构成。如道统学说，原是国外用来论证伊斯兰教高于基督教、犹太教，说明这三教关系的理论。但在某些汉文译著中，则被用来论证伊斯兰教与儒家“道本同源”。又如天道、人道学说，伊斯兰教虽然很注意社会伦理和人际关系，但在传入国内的伊斯兰教教义中并没有明确地概括和说明。王岱舆的《正教真诠》开始涉及这个领域，而刘智的《天方典礼》又第一次以五典之名，概括了夫妇、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之间的关系，以五常之名概括了居、用、食方面的内容，称五功为天道，五典为人道。故后来的回族等穆斯林学者在阐述其教义时，总是兼顾天道、人道两个方面。再如三程（三乘）学说，本来在正统伊斯兰教义中不占重要地位，属苏非派的主张，但在汉文译著中，这种学说却占重要地位。为什么突出这一内容，除汉文译著的某些原本有这方面论述外，其作者们想尽量说明伊斯兰教中有值得封建士大夫、儒家学者同情和理解的内容是其主要原因。在宋明理学中，很注重明心、净性、修身、养性功夫，而伊斯兰教的中道、至道，实际上就是一种宗教修身功夫。强调三乘，就使伊斯兰教一神论同儒家正统思想之间更加接近，从而使唯一有“回回气象”的表现形式仅剩下属于常道的念、礼、斋、课、朝五功基础。

其次，汉文译著在比较儒、佛、道各家关于宇宙本体原理并与之辩难中，深化了伊斯兰教关于真主独一的理论，同时吸收了儒、佛、道等有关思想和概念，进一步解决了真主独一与德性诸多的矛盾。首先，回族等穆斯林学者们通悉儒、佛、道后，看出这三家在理论上的矛盾，特别是在宇宙本原问题上的矛盾，从而去其“过与不及”之弊，在超越前者的基础上找到一条深入论证真主独一的途径。先肯定物质世界之外有一个本原，即在有无一个超自然的本原上，肯定了“有”；在这个本原是真、假、幻的方面，肯定了“真”，在这个本原是直接创造万物还是主宰创造万物上，肯定它是“主”“原主”；最后在主是唯一的、独一的还是存有二主、三主上，肯定真主是“独一”的。这样便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立场上完成了对“真主止一”“确然实有”的证明。如王岱舆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就是从“家有长、州有守、府有牧、国有君、世界有主，道一也”来进行推论的，这就很确切地将伊斯兰教“认主独一论”用儒家的观念作了论证。

第二点，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发展作出了贡献。

首先，汉文译著打破了伊斯兰教与儒、佛、道意识形态长期隔阂的局面。过去，国内只有儒、佛、道三家的辩难和互相渗透，除新疆地区外，未闻伊斯兰教同其他宗教有什么接触，如今伊斯兰教既吸收了儒、佛、道思想，也让人们从汉文译著中了解到伊斯兰教教义、哲理思想和中国伊斯兰教的有关情况。中国伊斯兰教思想引人注目地异军突起，为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开拓了新领域。

其次，汉文译著将伊斯兰教的性理观点与儒家性理学说相结合，丰富了中国思想史上关于性学、理学的内容。它把儒学的“性相近，习相远也”，“夫子之言性与道，不可得而闻也”“天命之谓性，率性之为道”完全推进到宗教神学的层次，所谓“性即圣，性本善也。命即主，习相远也”“知性知命，认主之道也”，为此解决了理学在何为天、何为命、何为性、何为率问题上的矛盾，指出了源头。

再次，《正教真诠》《天方典礼》《清真指南》等书，对性、理的定义、性质及其关系，性、理的品级，以及怎样尽性穷理、复命归真进行了系统的论证，并把这一阐述同宗教信条、明德、天人合一、前定自由等挂靠在一起，有的还把性、理分为十四个品级，从而大大丰富了理学内容。

明末清初的汉文译著家群体及其作品，繁盛于回族等穆斯林有较高文化水平的江南和云南，使中世纪世界两文化——伊斯兰文化与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相结合，表现了中国回族等穆斯林学者对伊斯兰教学说的发展，他们力图使中国伊斯兰教更贴近中国封建社会思想的正统——道统，更贴近士大夫阶层，更贴近都市大众，更贴近教内习儒者，从而更加文雅化。他们对中国回族等穆斯林社会影响巨大，对中国社会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然，由于时代和认知的局限，汉文译著活动给后人留下积淀丰富的文化遗产，也留下了一定的不足和缺陷，而这正是我们正确、全面地进行研究的价值之所在。

汉文译著活动尽管有种种时代缺陷，但它对丰富伊斯兰教义，充实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史、宗教史都有一定的贡献，反映了回族等穆斯林民族思想形态趋于理论化、系统化的成就，是回族等穆斯林民族文化中一支独具风采的奇葩。

以王岱舆、刘智等为代表的汉文译著家们，站在时代的前沿，开创了中国伊斯兰学者“文化自觉”与“文明对话”的文明交流与比较研究的先河，特别是刘智将这一文化活动及其实践推向了新的高度。刘智不仅系统、深入地学习、了解儒家学说，对之表示赞同，而且还以伊斯兰哲学的立场对儒家提出了哲学层面的思考与比较研究。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杜维明教授认为，从儒家立场看刘智用汉文著述伊斯兰教的工作是绝对成功的，而且刘智对宋明儒学的理解是，所有宋明儒学，从周敦颐、张载、二程到朱熹所讲的都是对的，都是可以接受的，也都是作为一个中国的伊斯兰教徒的传统，但是它还有一见未达，还有一个层面没有发展出来，那就是“真一”。有了“数一”，有了“体一”，但没有“真一”这一层面，这一批评对儒家学者来说是很有挑战性的。也就是说，宋明理学所谈的“理”“气”，是在哲学本体论意义上来谈论的，把其作为世界的根本或根源；而刘智等学者则认为只有“真一”才具有本体论意义，“理”“气”不过是造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2]。刘智在对宋明理学深刻理解和把握的基础上，在认同儒家基本价值观的前提下，对传统儒释道思想及其哲学的本体论、宇宙论提出了超越性的独到思考和阐释，其学术文化努力及其成就不是对儒家传统的颠覆或抛弃，而是具有积极的思想价值和建设性贡献的。汉文译著家们通过由内向外的和平、彼此倾听和学习的对话姿态，也为今天的回儒对话、文明对话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照。

从伊斯兰文明的发展史来看，无论伊斯兰世界的学者，还是东西方的学者，通常都认为阿拉伯语、波斯语、突厥语、乌尔都语等几种语言是伊斯兰文明的表述话语，从追根溯源的伊斯兰原典的记录、广泛流传及其实践，到浩如烟海的伊斯兰文明的各个学科文献的日积月累，绝大多数学者都是使用这几种主要语言来著书立说的。明清回族学者的汉文译著，尤其是刘智的著作，将有可能改写这个历史，从而使得古汉语也成为一种重要的伊斯兰文化载体。刘智的著述被当代世界著名学者看作是世界性伊斯兰思想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在《天方性理》中所列举的采辑书目中，绝大多数是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学术名著，而且他引用的都是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的原著。《天方性理》的整个哲学体系，是对中世纪伊斯兰哲学的继承、综合和发展:他继承了以法拉比、伊本·西拿、苏赫拉瓦迪和伊本·阿拉比为最杰出代表的伊斯兰哲学传统，并用典雅的古代汉语、儒家的传统哲学术语与特定概念构建起了一个严整的哲学体系。《天方性理》一书有经有传，并配有图解。经是全书的纲领，共分5章。前二章论述宇宙发生论，讲大世界理象显著之次序，天地人物各具之功能，与其变化发生之故。第三、第四两章论述人生要义，讲小世界身性显著之次序，以及身心性命所藏之用，与其圣凡善恶之由。最后一章论述大小世界分合浑化之精义，而以真一为最终归宿。在伊斯兰哲学史上，一般认为17世纪伊斯兰哲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伊朗的穆拉·萨德拉·设拉子。而后来进入世界学者视野的刘智，也被当之无愧地列为当时最重要的世界级伊斯兰哲学家之一。

2009年3月，日裔美国学者村田幸子、威廉姆·柴提克夫妇和杜维明先生三人精诚合作，花费近10年时间把《天方性理》翻译成英文，名为《刘智的先贤知识:儒家语境中的伊斯兰思想》，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该书站在西方比较宗教学、比较哲学的高度，在融通中国传统儒学—哲学、伊斯兰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对刘智的《天方性理》进行了信达雅的英文翻译，并对其中的概念、术语、范畴做出了精深、缜密的追根溯源式的诠释，可以说这是目前英语世界最全面、最系统、最有深度和高度的研究著作，具有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和世界意义。该书自发行以来，目前已经在国际哲学界、宗教学界、伊斯兰哲学研究界，以及文明比较研究领域产生了热烈的反响，不少著名学者发表评论和正在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这一重要研究成果进一步提升了文明对话、文明交流的学术水准和视野，从而也会更好地推动国际学术界对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比较研究，并对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友好交流和相互学习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刘智及其他汉文译著家们的代代努力，对自明末清初之后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融通性沟通、理解和学术阐释，对17世纪以来的伊斯兰文明史、中国思想史、中外比较哲学史的研究，提供了一种独到的参照，意义深远，并以此构筑起了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

1840年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危机的不断加深，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时代挑战日益严峻。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员的回族人民，也与各个兄弟民族一道投身到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民族的时代潮流中，发起了近现代回族新文化运动。近现代回族新文化运动是回族知识分子鉴于国家的内忧外患和本民族的积弱积贫，为挽救国家、振兴民族、建设民族文化，他们得时代风气之先，率先在回族中掀起的一场以兴教育、求新知、求进步为主要内容的文化运动。它以1906年为起始，在辛亥革命后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有了进一步发展，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中期走向高潮。近现代回族新文化运动的先驱积极地投入社会实践，创建新式学堂、创办新文化报刊，积极投身爱国护国和革命进步事业。近现代回族新文化运动以开启民智、发展教育、改良宗教、振兴民族、凝聚人心、化除畛域为宗旨，同时，如王静斋、哈德成、达浦生、马松亭、白寿彝、马坚、纳忠、纳训等回族知识精英，与陈汉章、陈垣、顾颉刚、老舍、郭沫若、巴金等中国知识名流之间，共同为促进中国穆斯林与中国主流社会的友好交往和相互沟通，推动不同文化理解、推动中国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时代性理解，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和实践，作出了显著的时代性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回族近现代新文化运动被当时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称为“近代中国回教徒第一次自觉发动的文化运动”。这一新文化运动既是对明清之际汉文译著家们文明对话传统的继承，又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引领了近一个世纪的新的学术文化的发展，对20世纪后半叶乃至21世纪初的回族社会和哲学思想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影响。

【注释】

[1]龚学增、胡岩主编:《当代中国民族宗教问题》（修订本），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0年4月版，第201页。

[2]［美］杜维明:《文明对话的发展及其世界意义》，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第40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