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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族的哲学思想

时间:2022-03-15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随着土族社会的发展,在与汉文化接触和交流的过程中,土族人民的宇宙观和创世观逐渐发生了变化。在这里,土族人认为大地是在水面上形成的,与《阳世的形成》中的说法截然不同,笼罩着深厚的藏传佛教文化色彩,显然这是土族人受藏文化影响之后产生的对世界起源的解释。另外,这种长生天、活佛和人类共同创世的说法别具一格,从侧面反映了土族人复杂的民族信仰。
土族哲学思想_中国土族

第五节 土族的哲学思想

土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在特定的自然生态、生产实践和与汉、藏等周边民族频繁交往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不断总结、积累、吸收、概括,逐渐形成了本民族稚拙、朴素的早期哲学思想和一些长期以来共同遵循的伦理准则、道德信念,其内容涉及土族人民对世界、自然、社会、生命、家庭的认知和看法,在其民间文学、社交礼仪、婚丧礼俗、宗教活动等方面均有广泛反映。

一、神话、传说、史诗中的哲学内涵

人类早期的哲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的、系统的哲学,而是一种哲学的闪光,只能算是一种哲学萌芽。原始人类的各种崇拜意识、神话传说和史诗中关于宇宙的产生、天地万物的始基、人类的起源等意识正是哲学萌芽产生的具体表现。土族人民在本民族神话、传说、古歌和史诗等民间文学作品中对宇宙的产生、万物的起源和演化以及人类的起源作出了极为生动的猜想和描述,而由于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深受汉、藏文化的影响,土族人民的创世说、人类起源说错综复杂,不仅反映着土族先民的宇宙观和认识论,还昭示着土族历史文化变迁的步伐和足迹。

在本民族原创性创世神话《阳世的形成》中,土族先民对宇宙的起源进行了朴素而稚拙的探索。在这则神话中,土族先民认为世界的原初形态是液态,他们认为水是宇宙之体、生命之源,这种认知具有一定的科学性。而神人用弓箭射巨大的金蛤蟆,在它背上放一把黄土形成阳世的情节也十分奇妙动人,蕴含着十分珍贵的文化信息。可以说,这则神话不仅反映着土族先民唯心主义的宇宙观和原始思维,还体现了他们借助想象探索自然、征服自然的集体意识和愿望。

由于生产力落后,对自然现象的认知有限,土族先民们在神话传说中用充满奇幻色彩的想象来解释地震、日食、月食等反常的自然现象。如在《阳世的形成》中讲到,金蛤蟆怀抱着阳世,稍一摇晃,阳世就震动,发生地震。这则神话的异文中还讲到,每当蛤蟆吞食太阳和月亮之际,天地便发黑。土族的另一则神话《日食、月食为怪兽所遮》对日蚀、月蚀现象作出了不同的解释,这则神话讲到,有一个怪兽经常用身体遮住日月,发生日蚀和月蚀。智慧神人看到这情景,就用金刚法器打得怪兽全身都是窟窿,从此怪兽的身体再也遮不住太阳和月亮了。但怪兽的尾巴却没有被打坏,所以现在的日蚀和月蚀,就是怪兽用尾巴遮住了太阳和月亮的缘故。在这里,土族先民们用了类比和联想的原始思维,对自然现象进行了朴素直观的猜想。

随着土族社会的发展,在与汉文化接触和交流的过程中,土族人民的宇宙观和创世观逐渐发生了变化。他们在保留本民族的心理和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借助汉民族的神话典故和文化元素重新阐释了宇宙起源,并对人类起源作了别出心裁的解释。如民和土族的《混沌周末歌》《混沌年代歌》《人身包罗天地歌》等古歌中,就有许多关于天地形成、人类起源及万物形成的古朴多彩的认识和解释,其中蕴含着土族先民的直观而朴素的哲学思想。在《混沌周末歌》中,土族人在借鉴汉族神话传说的同时,还结合了本民族的民族心理和古老神话,对天地形成和自然万物的诞生作了补充和丰富。如他们认为女娲割下了金蛤蟆的舌头补足了三十三天;南音神人用风当天柱,以水做地梁,平定了天地;红镜神人则留下了日月,使大地有了光明。他们在这首歌中把混沌说、卵生说及创世神人三者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富有本民族特色的宇宙本原论和天地形成论,充分体现了土族先民丰富而独特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人类的起源问题是回答意识的起源以及物质和意识的关系的关键,土族先民不仅用其丰富的想象对宇宙本原和天地的形成作出了猜测和解释,还对人类自身的起源作出了别出心裁的解释。如《混沌年代歌》讲述道,人皇圣人撒出的石子经过诸般变化后变成男人,地皇圣人扎好的草人经过三宝罗汉的真言点化后变成女人,这种解释在其他兄弟民族中是少见的。这种生动、大胆甚至离奇的想象反映了土族先民对于自身起源的理性思考,他们用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自然物来说明自身的起源,虽然受思想局限,披上了一层宗教的迷幻外衣,纯属幼稚猜测和粗浅认识,却仍包含着唯物主义的思想萌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在民和土族的婚礼歌中,《人身包罗天地歌》是一首解释人身构造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古歌,体现着土族先民对人自身和自然万物的认识。这首歌一开始,便以《易经》中的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及阴阳五行等概念对照人体的各个部位,借以说明人体所体现的自然属性。其中,在讲述天、地、人之间的“三光”“四德”“五苗”及年月、干支等内容时,以实物观照为思想基础,从天地人各自相应的内部关系中求证三者之间的同构关系。如“五苗”中,天有日月、雨水、雷电、云彩、星辰,地有草稷、树木、五谷、石头、井泉,人有头发、舌头、指甲、眼睛、牙齿等。这首歌主要表达了人身包罗天地的思想,即人体构造与自然万物相对应,互为依存。这种天地人一体的观点来源于“天人合一”的思想,有合理、科学的成分,充分表明土族人民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认真观察了自然万物,探究了人体本身构造,积累了一定的知识和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借用汉族典籍《易经》中的一些概念结合自己的构想,从而构成了关于天地人的比较系统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理论思想。

接受藏文化影响之后,土族人的宇宙观和创世观又一次发生了转变,他们借助藏文化元素,尤其是藏传佛教的文化元素后对宇宙起源和人类起源作了与以前截然不同的阐释。而这些阐释并不都是独立成篇的,其中有一部分很重要的内容掺杂在受藏文化影响后产生的英雄史诗《土族格赛尔》中。如《土族格赛尔》开篇不久就讲述了世界的由来:长生天派使者罕木洛夏尔干桑下凡到人间,罕木洛夏尔干桑长大后,在长生天的指引下去拜见隆巴郭克丹巴活佛,活佛问他:“在那泓清澈的泉水上面,金色大地是否已形成?”在这里,土族人认为大地是在水面上形成的,与《阳世的形成》中的说法截然不同,笼罩着深厚的藏传佛教文化色彩,显然这是土族人受藏文化影响之后产生的对世界起源的解释。另外,这种长生天、活佛和人类共同创世的说法别具一格,从侧面反映了土族人复杂的民族信仰。在土族人的心目中,长生天(土语叫“腾格热”)是世间万物的主宰,它是至高无上的,而佛通晓天地之间的一切机密,能影响世间万物的发展,地位仅次于长生天。长生天和活佛都是无所不能的,可是在《土族格赛尔》中,罕木洛夏尔干桑才是实际的创世者,长生天和活佛只是起指点作用,表明在土族人这一时期的世界观中,人才是宇宙的创造者和主人,人类用自己的智慧和劳动在清泉上建起了黑色大地,歌颂了人和劳动的伟大。

《土族格赛尔》也讲述了人类的起源:罕木洛夏尔干桑来到阿克隆后,见此地寂静空旷,既没有飞禽走兽,也没有人烟,便滚茶煨桑向长生天和佛祖佛师祈祷。不久,天神拉什登拉欠桑派他的三个女儿到凡间采花,三位天女因喝了药泉之水而昏迷,忘记了归路,便留在了人间。她们分别梦见黄、青、白色的雾缠身,因而怀孕生子,后来又生了众多兄弟姐妹,他们彼此结为夫妇,于是阿克隆地方人丁兴旺,骡马满圈,绵羊成群,犬豕成帮,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在这里,人类的诞生笼罩着一层十分神秘的色彩,天女梦见被雾缠身而怀孕产子之说无疑十分独特,是土族人民运用奇特的想象对人类起源进行的积极探索。

总之,土族神话、传说、古歌和史诗等民间文学作品是传承其民族哲学思想的重要载体,反映着土族先民对宇宙、自然的朴素直观的认识和解释,蕴含着土族早期哲学、宗教、伦理以及整个价值体系的起源,间接传递着其民族心理和意识方面的可贵信息,为我们了解土族的哲学思想和精神世界提供了极其可靠和有益的文化资源。

二、生命观

萨满教和藏传佛教思想影响下,土族人民逐渐形成了万物有灵、灵魂不灭、轮回转世等生命观念,这些观念在其民间文学、婚丧习俗、信仰习俗等中皆有体现。

土族先民的生产力水平很低下,对自然界的认识十分有限,不能有意识地在自己和大自然之间明确划分界限。于是,他们根据类推法把自然现象理解成有生命、有意识的实体,将山川河流、飞禽走兽、草木花卉等人格化,认为他们是有灵魂的生命体,认为万物有灵,各有神性。基于这种观点,土族人形成了对天地、日月星辰、动植物、山川、水火等自然物和自然现象的崇拜。如土族人崇拜“腾格热”,认为“腾格热”是万物的主宰者,每个人的生老病死、富贵贫贱乃至自然界每样生物生命的长短均是由“腾格热”来支配的,由此形成了一系列对天祈愿、祭祀的仪式。土族人崇拜太阳,在他们的哲学观中,太阳是有生日的,在农历三月十九日,这一天需向太阳祭祀。土族人还忌讳用手指太阳,认为这是对太阳的不敬。土族人崇拜火,认为火是吉祥的象征,能驱邪祛魔。围绕着火崇拜产生了一些特殊的习俗。如土族在过元宵节时有“送火把”、跳火堆的习俗,新娘下马时有跨火堆的习俗,送亡人棺材时也有在大门口燃火堆的习俗。

土族人认为每个人都有灵魂,人的灵魂是否离体与其身体健康有密切联系。他们认为,如果有人无精打采、不思饮食,就是丢了魂,需要招魂。招魂的方法是用患者的内衣包一个馍,由其父母或其他亲属从灶房门或大门口(土族人认为烟囱、泄水道等是神、鬼、魂行走之路),或到认为丢了魂的地方呼喊患者的名字,叫他赶快回家来吃馍喝茶,一面呼唤,一面往回走,同时在路上撒一些碎馍渣,随之应声“来了”,回到家中,让患者答应一声“回来了”,吃一口撒剩的馍馍,就算魂已招回来了。民和三川地区叫魂有时要请阴阳或法拉来跳神,祈祷神灵让丢了的魂安全归来。在跳神的同时,有人在大门外滚动一个面箩,口中不断喊病人的名字,并说“快回家来,不必怕狗,外边受冻,家里有热炕”之类的话,一旁有人应声“来了,来了!”要是滚动的面箩扣在地面上,算是魂已招回来了。

土族人相信灵魂不灭,他们认为肉体死亡后,灵魂就与肉体分离,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他们尤其崇拜自己祖先的灵魂,认为祖先的灵魂有威力,能保佑家族兴旺发达、人丁兴旺,并能赐福于子孙后代。因此,土族人十分注重祭祖活动,每逢亡人忌日、清明节、腊月二十三、春节、纳顿节等,土族人都有为亡人烧纸、填土的习俗。在亡人忌日,有些土族家庭还要请喇嘛诵佛念经,为亡灵积功德,祈求其继续保佑、赐福儿孙。平时,遇到危难、窘迫之事或心有希冀时,土族也有向祖先祈求、许愿的习惯,若能顺利渡过难关,愿望得以实现,便要在亡人忌日或清明节时向其还愿。

土族人对于生与死的认识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他们相信轮回转世,认为每个人都有前世、今生、来世。其中,前世是今生的前身,今生是前世的转生,来世是今生的转生,生——死——再生——再死,生命的轮回循环往复,永无止境。土族人还相信因果报应,他们认为,前世行善积德、虔诚礼佛,今生就有好的报应,反之,前世心存恶念、作恶多端,今生将受尽苦难不得解脱。同样的道理,如果今生不孝顺老人、道德败坏、伤害无辜,就会坠入地狱,或转生为饿鬼或牲畜,受尽折磨。因此,土族老人们终年手持念珠,口诵六字真言,平时乐善好施、修心积德,就是为了来世有好的报应,为了给子孙后代积福。

土族人对生命的态度十分豁达。他们认为人的贵贱、贫富、智愚乃至寿命长短都是命中注定的,是长生天的旨意。因此,他们能坦然地对待生老病死,也能坚忍地忍受现实生活中的诸种苦难。受万物有灵观念的影响,土族人认为自然界的花草树木具有某种灵性和神力。因此,土族人在善待自己生命的同时,也善待自然界的其他生命。如在土族聚居区,一些粗壮古老、形状怪异的树被认为是“神树”,受到了当地人的崇拜和祭祀。土族人对马、牛、羊等牲畜也十分爱护,尤其视羊为有灵性的动物,对其怀着热烈诚挚的情感。在叙事长诗《“合尼”之歌》中,土族人热情洋溢地赞扬了羊的诞生及其对人类的贡献,歌颂了羊的温柔、优雅、美好的天性,反映出了敬畏生命、珍惜生命的情怀。

土族人在长期与大自然斗争的过程中,形成了敬畏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观。土族人敬畏大地和山川,认为大地和山川有灵魂,不能轻易动土,若动土的时机和地方不对,就会招致灾祸,使家人生病或家宅不宁。土族人认为花草树木是有灵魂的,老人们常告诫孩子不要轻易攀折。土族忌伐寺院周围的树木,忌杀生造罪,忌讳向河水、泉水或湖水中大小便或倾倒污秽之物,认为会惹怒水中的神灵等。由此形成了一些保护植被、保护森林、保护水源、保护生物的习俗和生态意识,在规范人们行为、保护生态环境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伦理道德观

土族受汉族儒家文化影响较深,是个尊崇“仁、义、礼、智、信”的民族,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把“仁、孝、礼、悌、信”视为人生信条,形成了忠君爱国、长幼有序、男尊女卑、团结友爱、注重礼节的伦理道德观。

土族人民自古以来就有很强的整体意识和国家意识,在国家观上,始终坚持以国家利益为重,始终坚持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旧时,土族人民信奉君臣父子、忠君良民的道德准则,衷心拥护和服从中央王朝的管理,为维护国家统一作出了一定贡献。他们恪守“为百姓者,皇粮不应误”,“皇帝的百姓要接受圣皇旨意”等信条,崇尚像关羽那样的英武忠义之士,形成了精忠报国的伦理道德观。明清以来,土族土司率领军队,效忠朝廷,屡立战功,维护了西北边陲的安定。现今,土族人的国家认同意识仍然很强,他们视自己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信守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民族的道德信条,和其他民族一起为建设富裕、文明的新中国而努力奋斗。

土族人在日常生活中常以身份、年龄、辈分作为待人接物的伦理规范,人与人之间论资排辈,讲究长幼有序、尊卑有别。在封建社会里,土族土司、贵族与平民之间等级分明。平民拜见土司时先要磕头,然后起身放下辫子,用右手摘掉帽子,把帽子夹在左胳膊下。之后,两手合掌,走向前,右膝跪在地上,两只手放在左膝上。土族人把在土司面前讲话和不摘掉帽子的行为视做最不礼貌的事。土族社会中平民和贵族间的社会差异也很大,贵族除了免除赋税和劳役、在法庭上免受杖责外,在重要仪式上也具有较高等级,在晚宴、婚礼、葬礼及庆典上享有优先待遇(即使这个贵族是一个赤贫者)。土族人称贵族为“大人”,平民在路上遇见贵族,必须下马,摘下帽子,放下辫子。除了土司和贵族外,老人和长者在土族社会中备受尊敬,享有较高地位。在土族社会中,是否尊重老人,是衡量一个人品质好坏的标准之一。孝顺老人的子女受到众人的普遍称赞,不尊重老人、虐待老人、不赡养老人将会受到众人的唾骂。

受封建伦理思想影响,土族人有较为浓厚的男尊女卑意识。过去,土族家庭实行长子继承制,前任家主去世后,由其长子继任一家之主,管理家庭和家庭以外的事务,安排日常的放牧和农耕生活,分配家庭成员每天的任务。一家之主有权处理家庭中所有的集体财产,有权给自己的孩子和孙子取名。在这样的家庭中,妻子虽然承担着繁重的家务劳动和农业劳动,但她们的地位要低于丈夫的地位,她们给丈夫端饭时,要恭敬地双手呈给丈夫。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土族家庭虽然一般仍是由男性担任家长,决定家中的一切重大事情,管理对外事务,但女子的地位也有了很大提高,女子在家庭和对外事务上也有自己的发言权,她们的意见通常也能得到重视和采用。

土族人的家族观念十分浓厚和深重,家族之间有严格的区分和清晰的边界。历史上,土族的宗亲家族关系十分严密,一个家族群体就是一个社会的细胞。土族的自然村落布局土语称为“阿寅勒”,是以家族为基本单位的自然村,几个同族的“阿寅勒”聚族而居,构成宗族关系。同宗直系的“阿寅勒”的成员都是同姓,严格奉行论资排辈,内部禁止通婚,由德高望重之人担任“达鲁嘎”(首领)、大派头,由“特肉其”“小派头”“老者”等协助,负责村里的重大事务以及涉外工作,如组织插牌、清明祭祀、护青苗、祈雨、纳顿会等重大活动。平时,宗亲家族之间团结互助,凡有打庄廓、婚庆、丧事、祭仪等,都相互帮忙,人人出动,尤其是办丧事时,本家都来帮忙,亡人家属只管哭灵烧纸,报丧、掘墓、准备丧饭、招待丧客、抬棺材等事务,均由本家承担。土族人的家庭也较和睦,少有打架吵嘴之事,兄弟、妯娌、姑嫂间互相尊重,相互之间不说长道短、关系融洽和谐。即使分家而居,父母族人主持公道,兄弟相互忍让,由本家长辈主持,在友好气氛下分配财产,努力做到公平、合理,不使任何一方吃亏。春节前杀猪,家族内要互相馈赠肉份子,以示互相关心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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