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族研究体系的形成

第二节　羌族研究体系的形成

现代学术意义的羌族研究，是经历了近百年的积累后才得以形成的。迄今为止，参照一些学者的分类⁽²⁾，羌族研究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20世纪20～40年代。20世纪初，受西方科学文化体系的影响，民族学学科也逐渐传入我国，其学科理念和实地调查的研究方法影响到当时学者们对民族的研究。因此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产生了许多民族学调查报告。国内外学术界的羌族研究逐渐起步，并形成了一些初步的调查成果。这个阶段可以被认为是羌族研究的发轫阶段。

这一时期以马长寿、庄学本、胡鉴民等学者为代表，主要对羌族进行了族源、民俗、信仰、考古、语言等方面的调查研究。在雍继荣先生《羌族族源研究回顾与展望》⁽³⁾一文中，比较清楚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前时人的研究情况。当时的研究重点是羌族的族源和文化，主要的研究学者为胡鉴民、闻宥、王文萱、刘恩兰、庄学本、马长寿等，他们通过羌族地区村寨人口的来源、经济状况、习俗、宗教和语言等进行调查，主要展开四个方面的研究：

一、历史与考古

顾颉刚《东汉的西羌》、马长寿《四川古代民族历史考证》、丁骕《白兰羌与白兰山》《史上羌民之记载分析》、董作宾《殷代的羌与蜀》、刘朝阳《小乙征羌方考》等对古羌族人的历史源流及与现在羌族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二、政治、经济与社会研究

庄学本先生是最早在羌区进行民族学考察的国内学者，1934年庄学本在前往青海果洛时，途经都江堰至马尔康一线，对羌族和嘉绒藏族作了一定的考察。此次考察的成果《羌戎考察记》于1937年出版。其后，刘恩兰的《理番的地理概况》《西川西北边区的羌民》、胡鉴民的《羌民之经济活动型式》、高中润的《理番县羌戎之组织与生活》、于式玉的《黑水头人——苏永和》等相继发表，均有一定影响。

三、民俗与文化研究

主要有胡鉴民的《羌族之信仰与习为》、邵云亭的《萝卜寨的民俗》、王文萱的《西川西部羌人之信仰》、孙天玮的《佳山寨的一年》、吕朝相的《羌民生活一瞥》等。

四、语言研究

主要有闻宥所著的《川西羌语之初步分析》《汶川瓦寺组羌语音系》《汶川萝葡寨羌语音系》（闻宥、傅懋绩）、《理番语二枯音系》《羌语方言中若干强子音之来源》等。

除了上述调查成果，其他研究还有教育部蒙藏司编《川西调查记·羌人部》、张宗南的《萝卜寨羌民的端公》、卫聚贤的《泰山石敢当》等。此外，1929年，王元辉和黎光明调查了岷江上游地区，其调查报告《川西民俗调查》对汶川的羌族人民记载比较详细，惜当时未能发表，直至21世纪时学术界才重新得以认识。

总之，这些论文与著作以田野调查为基础，分别涉及了羌族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包括地理概况、习俗、宗教、语言等很多方面。这一阶段学者奠定了羌族研究的基础。

第二阶段为建国初期。其时间跨度为1950～1964年，以全国性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语言大调查为主要特征。该阶段是羌族社会历史和语言大调查时期，也是羌族研究的形成期。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20世纪50～60年代初，我国的科学工作者曾先后对羌族的社会、历史、民族语言、经济生活等方面进行了调查，获得第一手资料。1950年以后，对羌族的社会历史调查已经开始，例如，1953年，西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印的《西南少数民族情况参考资料·羌（尔玛）族情况》（1984年再重印汇编为《羌族调查材料》），集中反映了研究人员对岷江上游羌族地区进行调查的结果。1956年到1964年，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全面进行。1958年开始，国家组织了大批专家学者对羌族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历史调查和羌族语言调查，基本弄清了1964年前羌族地区的社会历史面貌，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在此基础上四川民族调查组羌族小组编印了《羌族简史简志合编》《羌族》两部书。原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也组建了四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对羌族社会历史情况进行了广泛调查，并积累了大量资料。四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印了《羌族地区近代经济资料汇集》《羌族地区土司资料汇辑》《羌族社会历史调查》《理县通化乡社会调查报告》《汶川县绵篪羌族乡社会调查报告》《汶川县雁门羌族乡社会调查报告》《茂汶羌族自治县黑虎乡社会调查报告》等。参与羌区调查的学者对其均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为之后的羌族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90年代中后期。改革开放后，由于“文化研究热”和各社会学科的恢复重建等因素，羌族的研究领域逐渐拓宽，并显示出多元化的发展势头⁽⁴⁾。该阶段研究成果也较为可观。例如，在羌族历史研究方面，堪称成果斐然。1984年，马长寿的遗著《氐与羌》出版。该书对羌族的历史地位、起源、迁徙以及在唐以前的发展演变都作了详细的研究。同年，任乃强出版了《羌族源流探索》。作者从地理学和语言学等视角探讨羌族的族源问题，提出了很多有益的见解。1985年出版了由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合著的《羌族史》，该书搜集了从4000多年前的夏代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文献史料，探寻了羌族历史源流及其演变过程，是迄今最为系统的羌族史专著。其后，在1958年民族调查的基础上，四川羌族简史编写组出版了《羌族简史》（1986年）。李绍明编著的《羌族历史问题》（1998年），则对西羌族源、古代史分期和当时的羌族史研究作了全面总结。何光岳《氐羌源流史》（2000年）一书的出版，对研究羌族源流也有一定参考价值。此外，羌族文化研究在过去大量搜集整理民间文化资料的基础上，发展为深入研究独特文化现象的科学，形成了《羌族文学史》（1994年）这类研究著作。在这一阶段，学者们还发表了大量论文研究探讨各个时期的羌族与周边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互动关系。

相对于羌族历史及羌族语言的研究而言，由国外传教士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国内学者开展的羌族文化和羌族社会研究原本就比较薄弱，之后也因各种原因未再得到过加强。直到20世纪90年代，除徐平《羌村社会——一个古老民族的文化和变迁》（1993年）的民族志研究之外，对于羌族文化、羌族社会的深层次的研究并不多见。在《羌村社会》中，徐平博士运用民族学和社会学结合的方法，研究了汶川县绵篪乡羌锋村的经济活动、社会结构、人生礼仪、宗教信仰，并联系羌族历史社会变迁，探讨了文化与环境的共变关系。

第四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这一阶段有羌族文化与周边文化关系的宏观性的研究，如王明珂的《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1997年）和《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2005年）；也有较为细致深入的习惯法的微观研究，如俞荣根主编的《羌族习惯法》（2000年）。但在羌族社会和文化的民族志形式的研究方面，松冈正子一枝独秀。可以说，松冈正子的民族志形态的研究成果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在该阶段的代表研究中，台湾的王明珂先生运用族群记忆理论，对羌族进行了研究。他从古代中原的汉族与西北各民族长久互动的历程入手，通过对人类族群之间资源共享与竞争关系所产生的认同现象的探讨，以及对当代国族主义形成的剖析等，形成了对羌族历史文化的独到见解。在这一阶段，羌族语言研究取得长足进展，出版了刘光坤的《麻窝羌语研究》（1998），黄布凡、周发成的《羌语研究》（2006），黄成龙与其导师罗仁地合著的A Grammar of Qiang，with annotated texts and glossary（2003）以及黄成龙的《薄溪羌语研究》（2006）四部著作。尤以黄成龙及其导师罗仁地的研究最为突出。其代表研究为南部羌族语研究《蒲溪羌语研究》（2006年）。在微观民族志方面，李锦的《羌笛新曲》（2003年）则是以20世纪100年中的一个羌族家庭为研究对象，透视了羌族在近现代历史大潮流冲击下的选择与适应问题，是一本以家庭为对象的民族志著作。此外，日本学者松冈正子的《羌族与四川藏族》也是较有深度的民族学著作。

总而言之，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积累，羌族研究体系已成规模。倘若从数量上看，羌族研究的成果丰硕。据古同熙等学者不完全统计，自1900～1996年有关羌族文献的目录，共计1200余条，其中书籍118种，论文1082篇。随着对羌族研究的深入，近十年来已有不少新的研究成果、学术专著相继出版。同时国内外的报纸、期刊上也发表了大量有关羌族研究的论文、调查报告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资料。然而，大部分的羌族文化研究都侧重或停留于文化表象的记录和描述研究，而较少触及羌族的文化内核。因此，涉及羌族地区文化意义上的研究还存在诸多空白，羌族研究的范式急需转型。

如前所述，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民族学、社会学等社会学科得以恢复、建立和完善，羌族的研究也在不断扩展，涉及的研究领域愈加广泛。

【注释】

(1)参见黄新初：《阿坝文化史》，四川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157～158页。

(2)日本学者松冈正子曾将羌族研究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为1920～1949年、第二期为1949～50年代末期、第三期为1980～1995年。参见［日］末成道男編：《中国文化人類学文献解題》，東京大学出版会，1995年版，第39～41页。

(3)曾在《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十期发表，后收录于李绍明编著的《羌族历史问题》，第229页。

(4)耿静著：《羌族研究综述》，《贵州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第1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