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我们从哪里来？历史表述
汉族这个庞然大族是从哪里来的？
汉族的历史悠久而连绵，是世界四大文明中唯一能够从古至今、一脉相传的民族。在历史的风风雨雨中，她滚雪球似的经历了起源、形成和不断发展的坎坎坷坷、起起伏伏、沧沧桑桑，历时五千余年，用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建构并书写了自己从哪里来的历史。
一、多元：汉族的起源
汉族的源在何方，根在何处？
几千年来人们对汉族的起源问题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但是，由于时代久远，材料缺乏，许多资料又多以神话传说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汉族的起源问题简直可以说是一个谜，一个千古之谜！
但是，汉族为什么又称为“炎黄世胄”或“炎黄子孙”？为什么又叫做“龙的传人”？在科学技术发达的21世纪，我们完全可以运用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理论，透过现象看本质，拨开汉族起源问题上的神话迷雾，透过神话传说所透露出来的“炎黄世胄”“炎黄子孙”和“龙的传人”等信息，来窥视汉族的起源。
（一）主源——炎黄和东夷
1．主源之一——炎黄
（1）神话传说与历史的真实
自古以来在汉族中就流传着关于炎帝和黄帝的传说。炎帝“人身牛首”[1]，既是太阳神，又是农业神。黄帝则长着四张脸[2]，是以雷神崛起而为中央天帝。因此，历代不少史学家认为炎帝和黄帝并无人格的存在，其传说不是真实历史的反映，只是神话的想象而已，把神话传说与历史真实完全对立了起来。
其实并不然。
其一，从理论上来说，神话传说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艺术，在本质上与其他艺术一样，是反映一定的社会生活的，是产生在一定的社会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是怎样产生的呢？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原始人在最初脱离动物界进入历史的时候，“他们还是半动物的，是野蛮的，在自然力量面前还无能为力，还不能认识他们自己的力量；所以他们像动物一样贫困，而且因生产力也未必比动物强。”[3]马克思更直截了当地说：“人物虽然是神话中的人物，但这一点并不重要，因为传说确切地反映了氏族制度。”[4]因此，炎帝和黄帝虽然“反映在荒诞的神话形式中”[5]，但却透露了汉族远祖原始氏族制度的信息，表现了神话传说与历史真实性的统一。
其二，从先秦典籍看，虽然《诗》《书》没有记载炎帝和黄帝，但是不仅喜以远古历史作论据的诸子明言黄帝的著作有《老子》《管子》《庄子》《古书》《尸子》《韩非子》《列子》《孙子》《吕氏春秋》等，即司马迁所说“百家言黄帝”[6]，而且诸如《左传》《国语》《战国策》《逸周书》《世本》《竹书纪年》《周礼》《礼记》《大戴礼》《易系辞》和《山海经》等重要史籍也无不普遍地辑录了炎帝、黄帝的事迹。《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即有晋文公“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的记载。《国语·周语》记载：周灵王二十二年太子晋云：“夫亡者岂繄无宠？皆黄、炎之后也。”2000多年前以治史谨严著称的司马迁在编撰《史记》时，不仅掌握了先秦典籍中关于炎帝和黄帝的史料，而且实地调查了黄帝的遗迹，核对了史书上的材料，初步剔除了关于炎帝和黄帝传说中的神话外衣，还历史的真面目，编写了《五帝本纪》，肯定了炎帝和黄帝传说的历史真实性。
其三，从祭祖风俗上看，民俗学史告诉我们，祖先崇拜及对祖先的祭祀都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而且对祖先的祭祀是按照世系的先后进行的。春秋之世的郯子就声称：少皞氏“吾祖也，吾知之。”[7]可见，盛行过祖先崇拜的汉族先民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把自己祖先的系谱从原始社会记述到有文字记载的时代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国语·鲁语上》明确地记载说：“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传世的齐威王所铸战国铜器《陈侯因
敦》铭文也载：“高祖黄帝，迩嗣桓文，朝问诸侯，夕扬厥德。”都表示了对黄帝作为远祖的确认。《左传·成公十三年》曾说：“国之大事，在祀为戎。”因此，把黄帝作为祖宗顶礼膜拜的汉族的先人是绝对不会否定炎帝和黄帝的真实性的。
其四，从考古材料上看，据有关专家研究，在年代上，距今约5000年的黄帝，与经碳-14测定的仰韶文化的下限一致；在地望上，炎帝和黄帝的主要活动范围多在豫西、关中和晋南地区，而仰韶人的体质与现代中原人的体质一样；在仰韶文化出土物上，仰韶文化后期的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遗址出土的精美的磨制石刀、石斧、石臼、磨盘、磨棒、石锄、石镰、石铲，以及粟的标本，牲畜的圈栏遗迹，马、牛、羊、鸡、犬、猪的骨骼，长方形的炉灶，等等，与史书上记载的“黄帝之时，以玉为兵”[8]，黄帝“斲木为杵掘为臼”[9]，黄帝“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10]，黄帝“伐木构材，筑作宫室，上栋下宇，以避风雨”[11]，“灶，黄帝所置”[12]等关于黄帝造物的故事又大体相符，可见黄帝传说所透露出来的原始社会的信息，就是考古学上仰韶文化后期的社会概貌。[13]
总之，炎帝和黄帝的传说虽然都披上了神话的外衣，但是其内核却是真实的。
（2）炎黄部落联盟族群集团的建立
炎帝和黄帝是如何诞生的？这个问题神话的迷雾特别浓厚，由于古代人对原始社会的茫然无知，传说里真中有假，假中有真。要弄清华夏族的根源所在，必须先搞清这个问题。
关于炎帝的诞生，《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曰：“神农[14]，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蟜氏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我们剔除混杂在其中的关于神农诞生的传说，以及关于少典氏与炎帝之父子误[15]，可知炎帝母曰任姒，有蟜氏女，感生炎帝，人身牛首。即炎帝是牛氏族的男子与蛇氏族的女子任姒婚配所生[16]；炎帝以牛为图腾。
关于黄帝的诞生，《国语·晋语四》曰：“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在此，我们剔除糅合在其中的关于炎帝诞生的传说，可知黄帝的生父是少典氏，生母是有蟜氏。少典氏即是以熊为图腾的有熊氏[17]，即是熊氏族的男子与蛇氏族的女子任姒婚配所生；黄帝以熊为图腾。
这样看来，炎帝生父是牛氏，生母是有蟜氏；黄帝生父是熊氏，生母是有蟜氏，故《绎史》卷五引《新书》说：“炎帝者，黄帝同母异父兄弟也。”按原始社会的婚姻，这种既按父系方面计算世系，又按母系方面计算世系的现象，正说明炎黄时婚配制度，也就是说有蟜氏这个氏族的女子可以与牛氏和熊氏两个氏族的男子通婚时代是母权制度衰亡、父权制度确立的转化阶段。
炎帝氏族从母氏族中分离出来后，在陕西的渭水流域发展起来，此即《竹书纪年》所说：炎帝“育于姜水，故姜姓。”姜水是渭水的一条支流，其源出岐山，流经武功，折而向南注入渭水。从古至今，渭河两岸，八百里秦川，是陕西最丰腴的地方。在这个优良的自然地理环境中生长起来的炎帝氏族，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部落。后来，由于种种现在无法具体查清的原因，炎帝部落的一部分人离开了渭水流域向东迁徙到中原地区，在黄河南岸发展起来，并与早已游徙到中原的黄帝部落结成了部落联盟式的族群集团。
黄帝氏族从母氏族中分离出来后，也有一部分逐渐从渭水流域东迁到中原地区，久居河南，在黄河两岸的中原地区逐渐强大起来，在向东、南、西、北四方扩展中发展成为黄帝部落。对此，《史记·五帝本纪》有一段很重要的记载：“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据《括地志》《新唐书·地理志》载，丸山在今山东临朐县，岱宗即泰山，两山均在山东省境内；空桐在原州高平县，即今宁夏固原县；鸡头山在陇西，在今甘肃省境内；熊山在今福建省政和县驻地熊山镇，湘山在岳州巴陵县即今湖南省岳阳县；釜山在妫州怀戎县即今河北省怀来县。黄帝部落活动范围如此广大，表现了其势力的强大。
所以，炎帝部落初与黄帝部落结成部落联盟族群集团之后，炎帝部落很快与黄帝部落发生了矛盾，各有各的“仁道”，又各行各的“仁道”。“炎帝欲侵陵诸侯”，争夺部落联盟站得住的权位。可是“诸侯咸归轩辕”[18]，被黄帝争取去了。《吕氏春秋·荡兵篇》载：“兵所自来者久矣，黄、炎故用水火矣。”即两个同母异父的兄弟部落的矛盾犹水火之不相容，在战场上，炎帝用火攻[19]，而黄帝则“帅熊罴狼豹貙虎为前躯，雕鹖鹰鸢为旗帜”[20]，向炎帝部落作了几次猛烈的进攻，“三战，然后得其志”[21]，炎帝最后一败涂地，黄帝部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声威大震，“五十二战而天下咸服”[22]，从而巩固了自己在部落联盟中的地位。
至此，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汉族常常自称为“炎黄世胄”？就是因为炎帝和黄帝两个部落曾结成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式的族群集团而称雄于中原。又为什么常常自号为“炎黄子孙”？就是因为炎黄阪泉决战之后，黄帝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雄居部落联盟之首。追本穷源，“炎黄世胄”和“炎黄子孙”之称的根由盖出于此。
（3）炎黄与华夏族的族源关系
以黄帝为首的炎黄族群集团与汉族的前身华夏族究竟有什么渊源关系？
众所周知，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同时又是一个社会实体。民族的形成是在原始社会末期，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落的解体，在国家产生的历史条件下以地缘关系的建立为标志的。因此，我们追溯一个民族的起源，就必须了解和查清该民族与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的渊源关系。
华夏族是夏民族、商民族、周民族、楚民族、越民族等在春秋时融合而形成的，这就是说夏、商、周、楚、越等民族都是华夏族的族源。再向上追溯，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夏民族是炎黄族群集团中黄帝部落的后裔。
《国语·鲁语上》说：“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这就是说夏民族与黄帝部落有血缘关系。那么，这条史料是否可信呢？《大载礼记·帝系》说：“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帝颛顼。……颛顼产鲧，鲧产文命，是为禹。”《世本》也说：“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高阳，是为帝颛顼。……颛顼五世而生鲧，鲧生高密，是为禹也。”古本《竹书纪年》亦说：“黄帝至禹，为世三十。”根据古代“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23]的祭祀原则，我们只要把握住不明社会发展史的古代史家常常误把氏族部落系谱当做家谱的情况，在运用上述资料时就能剥去古代史家们强加给原始社会氏族、部落之间的帝王家谱式的外壳，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系谱所反映的一个民族的族源关系。因此，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所说：“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实际上是说夏民族与黄帝部落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
事实上，在原始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口的增殖，时间的推移，黄帝部落本身不断地发展变化，逐步分化出新的氏族和部落。《史记·五帝本纪》即说：“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这些所谓新的族姓实际上应是从黄帝部落中分化出来的一些新氏族，夏后氏就是其中的一个分支。正如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所说：“像这样的姓氏变更并不打乱该氏族所依据的亲属关系。”[24]所以，夏氏族虽然其姓氏、名称与黄帝部落不同，但他们一直确认黄帝是自己最早的祖先。因此，不仅《国语·鲁语上》说：“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礼记·祭法》中也说：“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禘祭”是一种专为王者祭礼始祖而特设的祀典[25]，夏后氏“禘”祭黄帝，足见夏民族与黄帝部落悠久深远的族源关系。正是“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社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26]，12亿多汉族（包括华侨和华人在内）作为具有五千年历史的“炎黄子孙”都感到骄傲和自豪！所以，汉族世代尊黄帝为鼻祖，把一切文化制度的创立都归功于黄帝，称之为“人文初祖”。至今黄帝陵位于陕西中部、耸立在桥山上，成为汉族始源的象征。
夏民族与炎黄族群集团中的黄帝部落有着族源关系，周民族则与留居在渭水流域的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有着族源关系。
前已述及，《国语·晋语四》说：“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姜水在何地？《水经注·渭水条》说：“岐水又东，纪姜氏城南，为姜水。”《世本》曰：“炎帝姜姓。”《帝王世纪》亦曰：“炎帝，神农氏，姜姓。母登游华阳，感神而生炎帝于姜水，是其地也。”可见姜水是渭水的一条支流，其地理位置在陕西西部偏南，炎帝部落最初就生长在这里。而姬水所在之地，虽难以明确，但据徐旭生考证大约在陕西的北部[27]，炎黄两个部落的发祥地相距并不远。后来虽然这两个部落的大部分人先后游徙到了河南中原地区，但仍有部分成员留居原地。
在原始社会氏族、部落不断分化的情况下，留居在陕西的炎帝、黄帝部落也经历了历史的坎坷，而成为周民族的主要族源。关于周民族的始祖，《诗经·大雅·生民》说：“厥初生民，时维姜嫄。”亦即《史记·周本纪》所说：“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炎帝就是一个姜姓部落，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周民族的外祖世系就是姜姓的炎帝部落。关于周民族的男祖，就是“姜嫄”所生的弃，《史记·周本纪》说：“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黄帝就是一个姬姓部落，这又明确地告诉我们周民族的祖父世系就是姬姓的黄帝部落。所以我们可以说留居陕西的炎、黄部落就是周民族的族源。
历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中国的原始社会末期，氏族、部落的大动荡、大分化、大融合的历史潮流中，生息在中原大地上的炎黄部落中的一支——夏后氏部落，在历史的机遇中，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头，率先跨进了文明的大门，在夏王朝国家诞生的历史凯歌中，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族。而炎黄部落联盟的另一支即周部落，由于种种历史的、自然的、地理的、社会的原因，在渭水流域的原始社会的摇篮中比夏部落多生活了一千多年。但是，周部落一旦跨进了文明的大门口，就一跃而为春秋时形成的华夏族的核心力量。这些我们将在下面详细论述。但是，仅此足见炎黄部落联盟是华夏族的基础。汉族又总是骄傲地、自豪地称自己是“炎黄世胄”，其源盖出于此。
汉族的源在何方？炎黄族群集团就是汉族的主源之一。汉族的根在何处？炎黄族群集团就是汉族的主根之一。
2.主源之二——东夷
（1）东夷的含义、组成及分布
在华夏族起源的时代，与炎黄部落联盟族群集团并居黄河流域的是东夷。
所谓东夷，《礼记·王制》云：“东方曰夷。”《说文解字》亦云：“夷，东方之人也。”也就是说因其居于炎黄部落联盟之东而谓之。东夷一词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林惠祥在《中国民族史》中说：“狭义专指秦以前居住今山东、江苏、安徽等省自淮以北沿海一带之异民族。广义则为秦汉以后……指满洲、朝鲜、日本、琉球等为东夷。”[28]了解和研究华夏族的起源，当然以狭义的东夷为范围。与炎黄部落的联盟不同的是，东夷并不是一个单一的人们共同体，而是包括有众多氏族、部落联盟的泛称，因此我们只能统称其为东夷集团。
东夷集团的族群结构比较复杂，先秦古籍常号称为“九夷”，学术界的看法也是见仁见智，有的称东夷可分为隅夷、莱夷、淮夷、徐戎（或徐夷）、岛夷（或鸟夷）、介夷和根牟七种[29]；有的认为可分为太皞（或太昊，实为大皞）、少皞（少昊，实为小皞）和蚩尤三部分[30]；有的认为可分为太皞、少皞、皋陶、伯益、颛顼、帝喾六部[31]；有的认为可分为“土著”“外来户”“移民”和“遗民”四类[32]；等等。我们认为从华夏民族起源的角度来看，东夷集团主要分为蚩尤、帝俊、莱夷、徐夷和淮夷五大部分。它们的地理分布情况是：蚩尤部居今山东西南一带，帝俊部居今山东和河南交界的地区，莱夷居今山东东部地区，徐夷居今苏北淮河以北徐州一带，淮夷居今淮河以南的苏南、皖南地区。其间当然还有一些较小的氏族或部落，如以舜的乐正仍夔为首领的有仍氏等。但从这个分布情况中我们已可看出东夷集团的分布范围，主要在黄河中游、下游，包括淮河流域在内的广大地区。这个地理位置在华夏族的起源中是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的。
（2）东夷集团五大部
①蚩尤部。蚩尤是一个与炎帝、黄帝同样古老的部落。徐旭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详细考证了蚩尤属东夷族群集团之一部。其理由：一是继蚩尤之首领地位的少皞属东夷集团；二是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蚩尤的祠堂和坟墓均在今山东西部的东平县；三是蚩尤之为其酋长的九黎氏族地处山东、河南、河北三省交界处；四是涿鹿之战时，蚩尤与太皡、少皡为同一方[33]。徐先生以上所见，虽然在个别具体问题上学术界还有不同的看法[34]，但正如《逸周书·尝麦解》所说：“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昊，以临四方……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野，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足见“昔天之初”蚩尤是与中原的炎帝和黄帝鼎立的强大部落之一。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蚩尤与少昊的关系问题。涿鹿之战黄帝杀了蚩尤之后，《逸周书·尝麦解》又说：黄帝“乃命少昊清司马乌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也就是说，少昊是在蚩尤之后继任部落首领的，这与后来周武王杀了商纣王后立武庚为王如出一辙，正如徐旭生所说：“当两个部落还没有同化的时候，不同战败部落的贤能携手，是没有继续相处的办法的。”[35]此乃原始社会时部落战争初期阶段的情况。所以蚩尤和少昊是属于东夷族群集团的同一个部落的，绝不是有的学者所说的“少昊即蚩尤也”[36]，也不是有的学者所认为的蚩尤与少昊是东夷集团两个不同的部落。[37]
少昊为部落首领后，由于与炎黄族群集团关系比较和平，也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以鸟为图腾的大部落。《左传·昭公十七年》说：“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皥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吾知之。’……我高祖少皥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这个以鸟为图腾的部落包括凤鸟氏、玄鸟氏、伯赵氏、青鸟氏、丹鸟氏、祝鸠氏、鴠鸠氏、鸬鸠氏、爽鸠氏、鹘鸠氏、五雉和九扈等24个氏族。对于少昊氏考古学上有一个重要的材料，那就是在山东西南部大汶口出土的陶器刻辞中有一个“
”字，即“日下从火”的“炅”字，也就是“昊”字[38]，此即证明这种陶器应是少昊时代的遗物，其时间约为5800年前，其地处在莱芜以南、曲阜以东，即与“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39]的历史传说相合。
②帝俊部。如果说黄帝是炎黄族群集团为代表的西方之人崇拜的上帝，那么，与黄帝有同等地位的帝俊就是东夷之人崇拜的上帝。所以《山海经》之世系传说[40]除黄帝以外，帝俊就是可以与之并列的一大宗。
帝俊又称帝喾，《山海经·大荒西经》“帝俊生后稷”下《注》曰：“‘俊’宜为‘喾’。”甲骨卜辞中有名“夋”[41]者繁多，如“贞
于夋”[42]“癸巳，贞于高祖夋”[43]“壬申贞，求禾于夋”[44]等。王国维在《殷卜辞先公先王考》中即认为“高祖夋”、帝俊与帝喾实为一人，所以有的古籍认为“帝喾名夋”[45]。实际上，从原始社会发展史的观点来看，帝俊或帝喾大约是一个以帝俊为首领的部落，即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说的拥有“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八个氏族的高辛氏部落。[46]
帝俊，历来又有不少学者认为又即舜[47]，其理由或称《山海经·大荒南经》说帝俊姚姓，《楚辞·天问》等说舜也是姚姓；或称《礼记·祭法》云“殷人禘喾”，《国语·鲁语》亦云“商人禘舜”；或称“舜”与“俊”“夋”古音义俱同；等等。其实，由于原始社会历史的发展缓慢，没有文字记载，很难说帝俊即是舜，因为如前所述帝俊是与黄帝具有同等地位的“上帝”，那么人性大于神性的舜，与帝俊是有时代差距的。《韩非子·难一》云：“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楚辞·天问》亦云：“舜服厥弟。”由此可见，基本上已从神性中解放出来了的舜不大可能与神性十足的帝俊为一人。但是舜是从帝俊部落所出是可以肯定的，所以孟子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48]
帝俊部的活动范围主要在今山东、河南交界的地区。上引《韩非子·难一》中所说的舜去过的“历山”[49]，《墨子·尚贤中》所说的舜打过鱼的“雷泽”[50]，以及《史记·五帝本纪》所说舜作什器的“寿丘”[51]和旧时住的“负夏”[52]，均在今山东西南，还有作为舜后裔的“陈”在今河南商丘市睢阳区，都足以证明。
④徐夷部。徐夷，自称为“虎”，殷卜辞中称之为“虎方”[56]。“徐”是周时对徐的称呼，为“徐虎一声之转”[57]。因其勇悍又被周人称为“徐戎”[58]。其活动的地方，大约相当于今安徽泗县以北至江苏徐州一带。
⑤淮夷部。淮夷也是东夷中一个古老的土著部落。《后汉书·东夷传》云：“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也就是说淮夷最初是由这九种夷氏族组成的部落。
淮夷在东夷中也是一个具有农耕与渔猎相结合的部落。《尚书·禹贡》曰：“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艺。大野既豬，东原厎平。厥土赤埴坟，草木渐包。……淮夷蠙珠暨鱼；厥篚玄纤缟。浮于淮泗，达于河。”
（3）东夷与华夏族的族源关系
东夷族群集团与华夏族又有什么渊源关系呢？
展开夏、商、周三代的历史画卷，我们几乎到处可见东夷人的踪迹。
在夏代，相东居帝丘之时，就曾先后征伐过淮夷、畎夷和凤夷、黄夷。其后，于夷来朝。少康即位的时候，来进见的是云夷。及至芬继位后，淮夷九部都被夏征服。此即《竹书纪年》所载：夏“后相三年，征淮夷、畎夷。二年征凤夷及黄夷。七年，于夷来宾。少康即位，云夷来亥。后芬即位三年，九夷来御。后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至夏末，当商汤按照伊尹的策谋，停止了对夏王朝的贡纳之时，夏桀还下令“起九夷之师”[61]来攻商汤。
山东日照天台山祀日图
在商代，商民族本身就是东夷集团中之帝俊部发展而形成的，下面将详述。除此之外，东夷其他各部仍存。特别是商末之时，江淮之间的东夷强盛起来，武乙时，他们“分迁淮岱，渐居中土”[62]，成为商王朝的主要威胁。帝乙时便大肆征讨东夷，帝乙十年九月打到淮水流域的攸国，十五年又征东夷，远及齐、顾等地。帝乙子付继位后，继续对东夷用兵，俘虏了“亿兆夷人”作自己的军队。但在征东夷凯旋之时，却遭到周武王的袭击，终以“纣克东夷而殒其身”[63]结束了商王朝的历史。
在周代，武庚反周时，就联合了东夷中的徐、奄、薄姑等部落或方国。周公平定了“武庚之乱”后，即封伯禽到奄，建立了鲁国；封师尚父到薄姑，建立了齐国。所以《后汉书·东夷传》说：“管、蔡畔周，乃招诱夷狄，周公征之，遂定东夷。”伯禽到奄后，继续对徐夷和淮夷用兵[64]。师尚父到封地时，周公即授权他说：“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65]于是齐国附近的东夷小“国”，先后都被齐国所灭。而参加过“武庚之乱”的徐夷到周穆王时又强大起来，《后汉书·东夷传》云：“后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可见徐夷的势力这时几乎席卷东南，周穆王也不得不承认其为东方霸主。
由此看来，当炎黄部落联盟中的夏后氏部落突破了历史的网络，走进文明的大门，形成为民族之后，东夷族群集团中的蚩尤部和帝俊部经过激烈的分化、瓦解、融合，在夏末逐渐形成为一个新的商部落，也按其历史发展的规律，紧接夏民族之后，一举冲破了原始社会的网络，跨进了文明的大门，形成为商民族。《诗经·商颂·玄鸟》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就是说商原是一个以鸟为图腾的部落，表明其与以鸟为图腾的蚩尤部的少昊部落有着血缘关系。《国语·鲁语上》云：“商人禘舜而祖契。”又表明商与舜即帝俊部有着血缘关系。《史记·殷本纪》所载则把商部落与蚩尤部和帝俊部的关系糅合到了一起，曰：“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可见，蚩尤部与商部落有母系血缘关系，帝俊部则与商部落有着父系血缘关系。商王朝是中国奴隶制发展时期，是华夏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深远的渊源关系，决定了东夷族群集团是华夏族又一个主源的历史地位。
不仅如此，在以后历史发展进程中，在周代曾不断反周的徐夷、淮夷以及地处僻远的莱夷，曾几何时，先后都无一例外地被卷进了春秋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潮流之中，可以说整个东夷族群集团几乎都成了华夏族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浓厚的渊源关系，决定了东夷集团是华夏族又一个主源的历史地位。
写到这里，我们不由得想到春秋战国历史上有名的“尊夏卑夷”的观点。这是儒家的传统观点，其根源主要是以炎黄为始源的周民族在后来的民族大融合中成了华夏族的核心，成为正统，而以东夷为始源的商民族以及其他东夷各族群都是被征服者，是非正统。但是“尊夏卑夷”的观点仍然向我们折射出了东夷集团作为华夏族又一个主源的历史地位。因此，纵观炎黄族群集团和东夷族群集团成为华夏族主源的历史，我们可以认为华夏族主要是以炎黄和东夷为基础形成的。
（二）支源——苗蛮、百越和戎狄
1．支源之一——苗蛮
（1）从盘古开天辟地传说谈起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冥昭瞢暗，谁能极之？
冯翼惟象，何以识之？
明明暗暗，惟时何为？
阴阳三合，何本何化？
圆则九重，孰营度之？
惟兹何功，孰初作之？
正当中原大地流行着黄帝制器，创造一切的神话传说之时，汉族的第一个伟大诗人屈原在流传千古的《天问》中，却置黄帝传说于不顾，提出了宇宙中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孰初作之”的问题。
与中原炎黄系统尊黄帝为“人文初祖”不同，在中国南方却盛行着“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回答了屈原提出的这个问题。神话学家袁珂在《中国神话传说》[66]中，整理了古籍中的材料，详细记述了这个传说，他说：
据说当天地还没有分开的时候，宇宙的景象就只是黑暗混沌的一团，好像一个大鸡蛋。我们的老祖宗盘古就孕育在这个大鸡蛋中。
他在大鸡蛋中孕育着，成长着，呼呼地睡着觉，这样一直经过了一万八千年。有一天，他忽然睡醒了，睁开眼睛一看：啊呀！什么也看不见，看见的只是漆黑黏糊的一片，闷得人怪心慌的。
他觉得这种状况非常可恼。心里一生气，不知道从哪里抓过来一把大板斧，朝着眼前的黑暗混沌，用力这么一挥，只听得到山崩地裂似的一声响：哗喇！大鸡蛋突然破裂开来，其中有些轻而清的东西，冉冉上升变成了天，另外有些重而浊的东西，沉沉下降，变成了地。——当初是混沌不分的天地，就这样给盘古的板斧一挥，划分开来了。
天和地分开以后，盘古怕它们还要合拢，就头顶天，脚踏地，站在天地当中，随着它们的变化而变化。
……
他孤独地站在那里，做这种撑天拄地的辛苦工作，又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年代。到后来，天和地的构造似乎已经相当稳固，他不必再担心它们会合在一起，他实在也需要休息休息，终于，他也和我们人类一样地倒下来死去了。
他临死的时候，周身突然起了大的变化：他口里呼出的气变成了风和云，他的声音变成了轰隆的雷霆，他的左眼睛变成了太阳，右眼睛变成了月亮，他的手足和身躯变成了大地的四极和五方的名山，他的血液变成了江河，他的筋脉变成了道路，他的肌肉变成了田土，他的头发和髭须变成了天上的星星，他的皮肤和汗毛变成了花草树木，他的牙齿、骨头、骨髓等，也都变成了闪光的金属、坚硬的石头、圆亮的珍珠和温润的玉石，就是那最没用处的身上出的汗，也变成了雨露和甘霖——总之一句话：这“垂死化身”的盘古，用了他的整个身体使这新诞生的世界丰富而美丽。
为什么中国南方会流传与黄帝制器、创造一切的截然不同的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传说呢？究其根源，是因为汉族除以炎黄和东夷为其主源之外，还以苗蛮为其支源。盘古开天辟地就是流传在苗蛮集团中的始祖神话传说。
（2）苗蛮的名称、分布及组成
苗蛮是远古时代中国南方诸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泛称，在古籍文献中或称为“苗”[67]，或称为“三苗”[68]，或称为“三毛”[69]，或称为“有苗”[70]，或称为“苗民”[71]，或称为“蛮”[72]，或称为“南蛮”[73]。从古籍文献记载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大约在尧、舜、禹时代多称“苗”“有苗”等，至周代以后，则称之为“蛮”“南蛮”等。考“苗”“蛮”二声，系阴阳对转，古字同音同义。《广雅·释诂》中“苗”“蛮”均解作
（轻易之意），故徐旭生“综括两名词，叫它作苗蛮”[74]族群集团是比较合适的。
苗蛮集团的分布情况如何？许多学者常引用的《战国策·魏策》中吴起站在北方魏国坐北朝南的位置所说十分具体，他说：
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险也，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
此后，《韩非子》《韩诗外传》《史记·吴起传》《说苑·君道》《路史·国名纪》《初学记》等均从“左彭蠡、右洞庭”[75]之说。
其实，从苗蛮族群集团的活动来看，苗蛮最初并不局限于“左彭蠡、右洞庭”。《帝王世纪》云：“帝尧陶唐氏……诸侯有苗氏处南蛮而不服。”苗蛮族群集团与炎黄族群集团和东夷族群集团之间发生了频繁的战争。战争的结果都以苗蛮族群集团的失败而告终。《吕氏春秋·召类》即载：“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却有苗，更易其俗。”《墨子·非攻下》：“昔者有三苗大乱……禹亲把天之瑞令征有苗。……苗师大乱，后乃遂几。”丹水，即今之湖北丹江，发源于陕西东南部终南山，从商县经河南到湖北入汉水。此处是与炎黄集团接壤之处，可见，苗蛮族群集团的活动范围其西北抵湖北与陕西、河南的交界之处的丹江流域。此其一。其二，《史记·五帝本纪》又记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荆州，《汉书·地理志》称之为北荆条山。其在潼水上游，与丹江同在湖北西北部，此即与上所说苗蛮族群集团分布在丹江流域相合。而江，则为古长江的专称；淮，即淮河。可知，苗蛮又活动在长江至淮河流域一带。盖可知苗蛮最早的活动范围西北达丹江流域、川东及鄂、湘、赣、皖的沿长江流域、东抵淮河流域，集结在彭蠡和洞庭之间。
苗蛮族群集团的组成情况十分复杂，许多问题在战国之时已难以考证[76]，现在更是难以稽考了。但下列几点是可以肯定的：
第一，苗蛮族群集团与炎黄族群集团和东夷族群集团相比，是相对较落后的一个族群集团，因此，在关于苗蛮的神话传说中，反映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情况就比炎黄和东夷两个族群集团的具体、明白。其代表就是女娲。屈原在《天问》中即问道：“女娲有体，孰制匠之？”就是说女娲有人面蛇身的形体，到底是谁把她的形体制成？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则明确解释说：“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女娲成了创造万物的女神。原始社会初期的人不明白生育之原理，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所以，女娲也是造人的女神，汉代的《风俗通义》云：“俗说开天辟地，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
泥中，举以为人。”由此，我们可以肯定以女娲为首领、以蛇为图腾的氏族是苗蛮族群集团中最古老的一支，其是南方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代表。
第二，如果说女娲是南方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代表，那盘古就是南方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的代表。盘古，初称槃瓠。《后汉书·南蛮传》中记载了关于槃瓠具有的神秘色彩的历史：
昔高辛氏（即帝喾）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购黄金十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槃瓠。下令之后，槃瓠遂衔人头造阙下。群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首也。帝大喜。而计槃瓠不可妻之以女，又无封爵之道，议欲有报而未知所宜。女闻之，以为帝皇下令，不可违信。因请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处险绝，人迹不至。于是女解去衣裳，为仆鉴之结，著独力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寻求，辄遇风雨震晦，使者不得进。经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后，因自相夫妻，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其母后归，以状白帝。于是使迎致诸子。衣裳斑斓，语言侏离，好入山壑，不乐平旷。帝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其后滋蔓，号曰蛮夷。
剥去神话的外衣，这段记载给我们透露出不少关于苗蛮的信息：其一，槃瓠是以狗为图腾的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的氏族或部落。其二，槃瓠“语言侏离”，说明苗蛮族群集团在语言上与炎黄、东夷两族群集团完全不同。其三，苗蛮族群集团在炎黄和东夷族群集团的尧舜时期得到了较大的“滋蔓”、发展，并帮助帝喾部落打败了犬戎。
第四，尧舜禹时期，苗蛮活动最频繁的是“三苗”族群，其活动的主要形式是与尧、舜、禹之间的战争。对此，古籍文献中留下的记载特别多。在尧时，“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80]，“迁三苗于三危”[81]；在舜时，又“北分三苗”[82]；在禹时，“禹攻三苗”[83]，“三苗大乱”“后乃遂几”。[84]
第六，祝融部落史称有“己、董、彭、秃、妘、曹、斟、芈”八个氏族[87]，传说是从始祖母的左、右肋下分别生出来的[88]。其首领名为重黎[89]，曾“掌祭火星，行火政”[90]，史载重黎死后葬于衡山，《荆州记》载：“衡山之南有南正重黎墓。”所以重黎葬地又称祝融峰[91]。可见，祝融部落也是苗蛮族群集团的一个组成部分。
（3）苗蛮与华夏族的渊源关系
历史的多样性制约着民族的形成过程，苗蛮族群集团在向民族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多元化的态势。这就是学术界多数所公认的，苗蛮族群集团中的一部分成为后来的苗、瑶、畲等民族的祖先，至今苗、瑶、畲等族中盛传的关于槃瓠的传说就是明证。
位于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盘古王山的盘古王庙
另一方面，苗蛮族群集团中的某些氏族、部落，后来又成为华夏族的一部分，而与华夏族有一定的族源关系。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苗蛮中的一支发展形成的楚民族，后来成为华夏族的组成部分。
除此以外，女娲和槃瓠的传说在汉族中的流传演变也可证苗蛮族群集团是华夏族的一个支源。
关于女娲的传说，从其造物、抟土作人和炼石补天的故事中，可知至少在战国时期，女娲在楚民族，即南方的华夏族中，已成为一个开天辟地式的崇拜对象了。屈原之所以在《天问》中要发出“女娲有体，孰制匠之”的问话，其根源恐怕就是因为女娲氏族或部落是楚民族的老祖宗之一。也正是因为苗蛮族群集团中的女娲氏族或部落与华夏族有着这种族源关系，所以，在西汉汉族形成时，女娲成了整个汉族所公认的神圣人物和祖先之一，女娲的传说也就成了整个汉族共同的文化遗产流传至今。
关于槃瓠的传说，前已提及，其后来演变成汉族的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这个演变情况，最早见于三国时期徐整写的《三五历纪》，其云：
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故天去地九万里。[98]
在此最值得注意的是，《述异记》的记载，明确说明了关于盘古传说演变的具体时代和地方。时代，是“秦汉间”，这正是华夏族统一并发展、转化为汉族的时期。地方，是“吴楚间”，这正是苗蛮集团活动过的地域。这就表明，秦汉之时，盘古开天辟地的英雄伟绩，不仅为南方苗蛮集团所传颂，更为正在形成的汉族所崇扬。盘古作为创造代表汉族共同地域的“五岳”的英雄，被汉族公认为开山祖。这也表明苗蛮族群集团中的槃瓠氏族或部落与华夏族也有一定的族源关系。
以上所述，可见，苗蛮族群集团虽然不是全部发展、融合为华夏族，但其中的一部分确是主要通过楚民族成为华夏族的一部分。所以，在族源关系上来说，苗蛮是华夏族的支源之一。
2．支源之二——百越
（1）“龙的传人”之缘起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
它的名字就叫中国。
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
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
巨龙脚底下我成长，
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
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
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
……
这深沉感人的《龙的传人》之歌，竞相传唱在海峡两岸、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激起了炎黄子孙的骄傲和自豪，表现了台湾同胞不忘宗不忘根的民族认同感。
为什么称之为“龙的传人”呢？
这与远古时人们崇拜龙图腾有关。《淮南子·原道训》云：“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发文身，以像鳞虫，短绻不绔，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剌舟，因之也。”高诱注亦云：“文身，刻画其体内，点其中，为蛟龙之状，以入水，蛟龙不伤也。”文身“为蛟龙之状”，正是原始人图腾崇拜的一种重要形式。
河姆渡遗址
那么，是什么人因崇拜龙图腾而文身呢？是越人。《说苑·奉使》云：“诸发曰：‘彼越……处海垂之际，屏外藩以为居，而蛟龙又与我争焉，是以剪发文身，烂然成章，以像龙子，将避水神也。’”《汉书·地理志下》应劭注亦云：越人“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像龙子，故不见伤害也。”由此可见，汉族之所以又常被称为龙的传人，是与古代越人崇拜龙图腾有着渊源关系的。古代越人所组成的百越族群集团是汉族及其前身华夏族的又一个支源。
（2）百越是中国南方的又一支土著
当中国南方的一支土著——苗蛮活跃于长江中游的江淮一带时，中国南方的另一支土著——百越也早活跃于长江下游的东南沿海和岭南一带了。最能证明这一点的是河姆渡遗址的发掘，展现出了与黄河流域的半坡遗址有着不同特点的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繁荣情景。
浙江余姚河姆渡村位于长江流域的杭州湾南岸的一个小平原上。其遗址分为4层，最下层年代距今约6900多年[99]，很巧，这与距今大约6000多年，位于黄河流域的西安半坡遗址的年代大体相当。两者有着不同的特点，主要表现有：第一，粮食作物不同。河姆渡发现大量成堆的稻谷，半坡出土的却是粟。第二，农具不同。河姆渡出土了作翻土用的骨耜，半坡出土的工具中却没有耜这种农具。第三，房屋结构不同。河姆渡的房屋是用石斧、石凿等石器加工，基本上采用榫卯结构的木构建筑，房屋结构有适应南方气候较热特点的1米多高的屋廊；半坡房屋则无论“半地穴式”或平地建筑，墙壁和屋顶均是以密集的木柱或木椽为骨干，外涂以一层很厚的草泥土的草泥木结构。[100]
这种不同的特点表明：不仅黄河流域是汉族先祖童年的摇篮，长江流域也是汉族先祖童年的摇篮。
那么，在河姆渡这个摇篮里成长起来的是谁呢？是百越。其理由如下：
其一，图腾崇拜相同。百越除上述崇拜龙图腾外，还崇拜鸟图腾。史籍中不仅关于越人认为鸟是吉祥象征的记载很多，如：《水经注·渐江水》载：“（禹）崩于会稽，因而葬之，有鸟来为之耘，春拨草根，秋啄其秽。”《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第十》载：“大越海滨之民，独以鸟田。”《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第六》载：“百鸟佃于泽。”“（无余）始多封，人民山居，虽有鸟田之利。”越“众民悦喜，皆助奉禹祭，四时致贡，因共封立，以承越君之后，复夏王之祭，安集鸟田之端，以为百姓请命。”
而且有的还认为鸟为越“祖”如：《博物志》卷九云：“越地深山有鸟，如鸠，青色，名曰治鸟……此鸟白日见其形，鸟也，夜听其鸣，人也……越人谓此鸟为越祝之祖。”《吴越备史》卷一云：乾宁二年越州董昌称帝时，“有客使倪德儒昌曰：‘中和辰巳间，越中曾有圣经云，有罗平鸟主越人祸福，敬则福，慢则祸，于是民间悉图其形以祷之，今观大王署名，与当时鸟状相类。’乃出图示昌，昌欣然以为号。”
决非偶然巧合的是河姆渡的出土遗物中，在9件文物上有鸟形图案，计有：双凤朝阳象牙雕刻1件，鸟形象牙圆雕3件，骨匕2件，浮雕双飞燕器盖1件，木蝶形器2件。这些鸟形图案多数雕刻在象牙器上，也有的雕刻在骨器上，并都经过精心的加工磨光。在雕刻的技法上，线条刚劲有力，把鸟的姿态生动地刻划了出来，特别是作为河姆渡文化艺术精品的鸟形象牙圆雕，整体别具匠心地成鸟形，造型新颖、精美，形态逼真、生动。一般说来，要雕刻这样的鸟纹，不仅要有熟练的技术，更要有对鸟的深刻认识和感情，而且从器型上分析，如蝶形器造型奇特，绝不是一般的日用器，可能是供特殊情况下使用的器物。因此，这种鸟纹的出现，说明了河姆渡人对“鸟”的崇尚，很可能就是他们的图腾崇拜。[101]
其二，经济类型相同。百越是以“饭稻羹鱼”为其经济生活特点的。《史记·货殖列传》云：“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在“饭稻羹鱼”的同时，还以蛇蛤蜃贝为美食。《逸周书·王会解》亦云：“东越海蛤，瓯人蝉蛇，蝉蛇顺食之美。姑于越纳，曰姑妹珍，且瓯文蜃，共人玄贝。”这种情况与黄河流域的经济生活是大相径庭的，所以《淮南子·精神训》说：“越人得髯蛇，以炎上肴，中国得之无用。”更非偶然巧合的是河姆渡遗址的第三、第四文化层中，均发现大量的稻谷，在第四层的上部普遍有稻谷发现，稻谷、稻壳、稻秆、稻叶等混杂地堆积在一起，厚约0.2～0.5米。所有的稻谷经专家鉴定都是栽培稻[102]。同时还出土了大量的骨耜和一件刻有稻穗的陶盆[103]。可见河姆渡人经济生活是以种植水稻为主的。
另外，河姆渡的气温比现在更加温暖湿润，雨量充沛，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亚热带地区，因此其地多为湖泊沼泽地带，从发掘所获的动物骨骸鉴定，表明当时不仅有生活于密林中的虎、象、熊、犀等大型兽类，还有生活于沼泽芦苇地带的四不像、獐、鸭、雁、鸩，以及青鱼、鲫鱼、鲤鱼、鲶等淡水鱼类[104]。可见渔猎经济在河姆渡人的经济生活中又占有突出的地位。
其三，建筑形式相同。《博物志》载：“南越巢居。”所谓巢居，即居住在后来称之为干栏式建筑形式的房屋里。其特点是：底部悬空，正脊的两头翘起，并长于屋檐，屋顶成两面坡式[105]。这种建筑形式既可防湿热，又可防兽害。与江南水网地区的自然条件是适应的。此后江南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及岭南一带长期住“干栏”式的房屋。《太平御览》卷七百八十引《临海水土志》云：安家之民[106]，“悉依深山，架立屋舍于栈格上，似楼状”。
此外，河姆渡遗址的重要收获之一，就是大片带有榫卯的木构建筑遗迹的出土。各种形式的榫卯形式的发现，反映了当时木构建筑技术的水平已相当发达。在第四层中，已发现排列整齐的桩木13排，至少包含着3座干栏式的有前廊的长屋。
其四，善舟之习相同。在江河湖泊纵横交错的江南地区，舟是百越的交通工具。《吕氏春秋·贵因》云：“适越者坐而至，有舟也。”《淮南子·齐俗训》亦云：“越人善于舟。”对于百越之“善于舟”，《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第十》有一段十分形象生动的描绘：越人“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如此娴熟的驾船善舟之习确实是相当突出的，故《淮南子·齐俗训》中又云：“汤武圣主也，而不能与越人乘舲舟，浮于江湖。”
又一绝非偶然巧合的是河姆渡遗址曾出土6件木桨，其中1件还刻有几何形花纹，制作工整，造型美观。木桨的发现，说明河姆渡人为了适应江南水网地区的自然环境，已经善于用舟代车了。至今余姚、绍兴一带仍以舟代车为习。
上述河姆渡人与后来的百越之人在图腾崇拜、经济生活、建筑形式和善舟之习诸方面的相同，说明河姆渡文化与百越文化之间确实有着相当密切的亲缘关系。而这种亲缘关系的存在又表明百越是中国南方的又一支土著。
还可以继续得到证明的是，继河姆渡文化以后，考古学上在长江下游还发现了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使我们可以理出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脉络[107]，而且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新石器时代汉族先民的主要体质特征由北向南似有：从颅骨短而高向长而低，上面部较狭长向低矮，眼眶较高向较低，面部较垂直向突颌，中宽的鼻型向阔鼻发展的趋势。可见远古汉族的先民早在旧石器时代已有南北两大类型，以后逐步演化为现代华北人和华南人，而华中人则是两者之间的过渡型。[108]
紧接着的是考古学上的几何印纹陶文化时代。值得注意的是几何印纹陶文化与百越的分布基本吻合，根据大量的考古材料可知，几何印纹陶文化主要分布在苏南、上海、浙江、福建、江西及广东等省市，而其周围扩及台湾、广西、湖北及安徽的一部分地区，即大体分布在长江以南的中国东南部及南部地区。而《汉书·地理志下》臣瓒注云：“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百粤”即“百越”也。林惠祥先生也指出：“百越所居之地甚广，占中国东南及南方，如今之浙江、江西、福建、广西、越南或至安徽、湖南诸省。”[109]这绝非偶然的巧合吧！
河姆渡：猪纹长圆形钵
还值得注意的是几何印纹陶文化与百越的起始年代又基本一致。根据对考古材料的测定，几何印纹陶文化出现于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阶段，距今3500～3700年。但真正进入几何印纹陶文化时代，则大体距今3500年左右，即商代初期。所以，几何印纹陶文化开始于商周，春秋时期达到鼎盛，至战国时期开始走向衰落，秦汉时代则基本结束，只是在个别地区还有一定比例[110]。而百越之登上历史舞台，见于史籍记载是开始于春秋时期，《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允常之时，与吴王阖闾战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勾践立，是为越王。”又张守节正义云：“《舆地志》云：‘越侯传国三十余叶，历殷至周，敬王时，有越侯夫谭。子曰允常，拓土始大，称王，《春秋》贬为子，号为于越。’”此外，《竹书纪年》亦载：周穆王“三十七年伐楚，大起九师，东至九江，遂伐越，至于纡。”《路史》亦云：“纡，穆王伐之，大起九师，东至九江，蚖蝉为梁，在江东矣。”可见百越活跃于春秋，正好是几何印纹陶文化的全盛之时，这也绝非偶然的巧合吧！
从上述几何印纹陶文化与百越地理分布和起始年代上绝非偶然的吻合和一致，进一步表明百越是中国南方的又一支土著。
这样从河姆渡文化开始，经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直到几何印纹陶文化，百越一直是在中国南方土生土长的一个土著集团。
（3）百越与华夏族的族源关系
百越族群集团种类繁多，《吕氏春秋·恃君》云：“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敝凯诸夫风余靡之地，缚娄、阳禺、
兜之国，多无君。”高诱注亦云：“越有百种。”见于史籍的西周至春秋有吴（又称于越）、越；战国之时又有扬越、东越（又称瓯越）、闽越、骆越、西瓯等出现；秦汉时又有南越出现。罗泌《路史》列入百越的种类最多，他说：“越棠、骆越、瓯越、瓯人、目瓯、洪人、目深、摧抉、禽人、苍梧、扬越、桂国、揖子、产里、菌、海葵、稽徐、比带、仆句、区吴是诸百越。”
那么，百越族群集团与华夏族以及汉族的族源关系究竟如何呢？与苗蛮族群集团发展的情况一样，百越族群集团在形成为民族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多元化的情况，其中的一部分经过多次分化和聚合，逐步形成为中国南方壮侗语族中的壮、傣、布依、侗、水、仫佬、毛南、仡佬、黎等少数民族。另一部分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融合于华夏族及汉族，成为华夏族及其后的汉族的组成部分。
西周至春秋时，活动在江浙一带，百越族群集团中发展比较快的于越部落联盟发展形成为越民族，分别建立了吴、越二国，公元前473年越灭吴，公元前334年楚灭越，于是越民族先融合于以楚为中心的华夏族支系族群之中，后随着秦始皇统一六国及统一华夏族，而最后融合于华夏族中，成为华夏族的组成部分。
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平衡，岭南地区的百越集团多处于原始社会各个不同发展阶段，至多进入阶级社会不久。公元前223年秦始皇灭楚时，“百越叛云”[111]，反对秦帝国的统治。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立即派遣“尉（佗）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112]，经过多年的征讨，才统一了福建和岭南，设置了闽中、南海、桂林、象郡进行统治，并强迫大批华夏族的劳动人民迁来“与越杂处”[113]。但是，由于秦帝国历史很短，在秦末的动乱中，秦将赵佗据地称王，以番禺为中心，建立了南越王国，一面以“中国人相辅”，另一面行“和集百越”[114]的改革，“教民耕种”[115]，使越人“知书识礼”“渐见礼化”[116]。公元前111年汉武帝灭南越王国，统一岭南，置九郡，南越王国中之一部分越人遂融合于汉族之中。
还有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被“废为君长”的闽越和东越的首领，在秦末的动乱中，也率众“从诸侯灭秦”[117]。西汉建立后，被分别封赐其首领为闽越王和东瓯王。但由于闽越和东越这两个部落联盟干戈不止，东越抵挡不住闽越的攻击，只得向汉帝国“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118]。而闽越也因其四出掠夺，终遭汉帝国的武力镇压，而“将其民徙处江淮间”[119]。于是闽越和东越之越人遂融合于汉族之中。
总之，从上所述可见百越族群集团之于越于春秋战国之时融合于华夏族之中，南越、东越、闽越则于西汉之时逐渐融合于汉族，而百越族群集团中的其他一些族群，则在三国魏晋以后发展演变为俚人、傒人、僚人，经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俚人、傒人、僚人中的一部分也被融合于汉族之中。对此问题当容在论述汉族的发展时再详述。但仅此我们已可以得出结论：百越是汉族的又一个支源。
3．支源之三——戎狄
（1）戎、狄名称小考
戎、狄是中国古代典籍中对中原之西、之北各氏族、部落或族群的泛称。《墨子·节葬下》云：“尧北教乎八狄。”“舜西教乎七戎。”《礼记·王制》亦云：“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何以称为“戎”“狄”？“戎”，《说文解字》曰：“兵也，从戈从甲。”盖“”即“甲”字，古代中原之西部的氏族、部落多被甲执戈，故段注：“引甲为戎狄之戎。”亦即俗称的“西戎”也。
“狄”，《说文解字》曰：北狄“本犬种，狄之为言淫辟也，从犬亦省声。”因古代中原之北部的氏族、部落多以狩猎为生，用犬助猎，故俗称“北狄”也。又“狄”又称之为“翟”，此例甚多，如《国语·周语》中的“狄”和“狄后”，在《史记·周本纪》和《匈奴传》中均作“翟”和“翟后”。又如《国语·周语上》云：“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翟之间，不敢怠业。”此所称之“翟”，明道本中作“狄”。
其实，戎、狄之称冠以方位，始见于西周，在此以前戎、狄是互通的，古本《竹书纪年》即载：“周王季伐西落鬼戎，系十二翟王。”伐戎而称其王为翟。又《左传·庄公二十八年》称重耳之母为“大戎狐姬”，而《左传·僖公五年》又谓重耳母之国为“狄”。不仅如此，典籍中戎、狄还常常联用，如：“戎狄无亲而贪”“戎狄荐居”“戎狄高晋”[120]“戎狄是膺”[121]“戎狄之与邻”[122]“戎狄之道”[123]“戎狄叛之”[124]“戎狄豺狼”[125]，等等，不胜枚举。
狁，见称于《诗经》的《小雅·出车》《小雅·采微》《小雅·六月》等篇中。据《史记·五帝本纪》和《匈奴传》所载，又称之为“荤粥”“猃狁”“山戎”“獯鬻”等。
这样看来，“戎”“狄”之称实为后出，系中原之人对其之他称。若论汉族及华夏族的起源，应从
狁、鬼方、羌方谈起，但由于“戎”“狄”之称自古已成为先秦时期中原之西部、北部之氏族、部落乃至少数民族的泛称，故本书仍从古俗。
（2）从狁、鬼方、羌方到戎、狄狁、鬼方、羌方是如何演变为戎、狄的呢？弄清他们之间的渊源关系，对于我们了解戎、狄的种类分布及其与华夏族乃至与汉族的族源关系都是有意义和作用的。
先看狁。王国维在《鬼方昆夷狁考》中认为，狁又称猃狁，在唐虞以上则曰熏鬻；古公亶父至周文王之时则称为昆夷、混夷、畎夷、犬夷等，春秋战国之时又被称为犬戎[132]。此说甚是，基本上自远古唐虞至春秋战国，把从狁到犬戎的线索理清楚了。
除此以外，春秋时期之白狄也是狁的一支变种。此证有二：
其一，白狄与犬戎有渊源关系。《山海经·大荒北经》中云：“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在此姑且不论黄帝与犬戎之间的关系是否可靠，有价值的是这里交代了白犬与犬戎的关系，《说文解字》已云“狄本犬种”，故白犬当为白狄，而犬戎是春秋之时狁的别称，可见白狄亦即狁之后也。还有，《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载：晋献公“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杜预注曰：“小戎，允姓之戎。”“允姓之戎”即狁。所以晋国吕相在谈“绝秦论”时说：白狄“君之仇雠，而我之婚姻也。”又可见白狄即狁之后也。正因为白狄与狁有直接的渊源关系，所以《潜夫论·氏族篇》直截了当地说：“隗姓赤狄，姮姓白狄……汉有隗嚣、季孟、短，即犬戎氏。”[133]
其二，白狄的活动范围正是狁的分布地区。《左传·成公十三年》所记晋国吕相的“绝秦论”中说：“白狄及君同州。”指白狄与秦同处雍州。与此同时，白狄已渐东进，跨过黄河与晋边邑屈、蒲相邻，故《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有“晋侯败狄于箕，欲缺获白狄子”的记载。可见白狄在春秋时期的活动范围没有出今陕西、山西二省之北部，这正是西周狁分布的地区。
再看鬼方。西周之时，鬼方之称继续沿用，直到春秋以后才改称为赤狄。王国维在《鬼方昆夷狁考》中所言之钣方、隗国、怀姓九宗、隗姓赤狄、赤狄之演变关系，也为学术界称是。其分布之地，据《史记·匈奴传》所言：“晋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洛之间。”据马长寿先生所考，圁水出汉上郡白土县（横山县）西，东流入黄河，今总称为无定河；洛水即今陕西的洛河[134]。可见赤狄主要分布在晋国东南部，即今山西中东部地区。
最后看羌方。羌方的发展和演变较小，自商至周一直都称为羌方或羌，只是其中的两支发展较快，对西周影响较大，一支是居关中涓水流域，与周人为邻的姜，一支是在今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宁夏以及内蒙古以南的地区的义渠国。其余的羌人，自春秋以后一般都称之为“戎”。因此，我们可以说春秋之时诸戎之主体就是包括义渠国在内的羌人。
弄清楚了狁、鬼方、羌方与戎、狄之间的演变关系，下面我们就可以分述戎、狄的种类和分布了。
西周疆域形势图
春秋之时，戎、狄种类甚多，《尔雅·释地》即有“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之称。[135]
戎的种类和分布是：
岐山、梁山、泾、漆之北的义渠、大荔、乌氏、朐衍四种。义渠在今甘肃庆阳及泾川一带，大荔在今陕西渭南，乌氏在今宁夏固原东南，朐衍在今宁夏灵武。[136]
伊、洛之间的扬拒、泉皋两种，在今河南卢氏、嵩县、汝阳等地。
骊戎，在今陕西临潼一带。[137]
茅戎[138]、条戎、奔戎、犬戎四种。茅戎在今山西平陆，条戎、奔戎在今山西安邑中条山北的呜条岗一带，犬戎在今山西太原附近。
羌氏之戎和陆浑之戎[139]二种，在今陕西凤翔一带。[140]
北戎，又称山戎，原在山西太原，后迁河北玉田县西北无终山，又称为无终。
戎蛮，又称蛮氏、戎曼，在今河南省境。
赤狄的种类和分布[141]是：
潞氏，在今山西潞城县。
甲氏，在今河北鸡泽县。
留吁，在今山西屯留县。
铎辰，在今山西长治县。
咎如，初在晋国西边，后转徙于今河北魏县、元城一带。
东山皋落氏，在今山西垣曲县北。
白狄原分布在今陕西延安、山西介休境，后东迁于今河北境内，分出鲜虞、肥、鼓、仇由等部。鲜虞以今河北正定为中心；肥一部分在今河北藁城西南，一部分北迁在今河北卢龙西北；鼓在今河北晋县以西；仇由亦称“仇犹”“仇繇”，故地在今山西孟县东北。
长狄[142]，流动于西起今山西临汾、长治，东至山东边境的山谷间。
总之，从种类上看，戎、狄种类甚多；从分布上看，戎、狄除主要分布在中原之西部、北部以外，也散布于中原各地。《国语·郑语》所记史伯叙述周初民族分布情况时说：
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隋、唐；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东有齐、鲁、曹、宋、滕、薛、邹、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人也。
这段记载客观地反映了戎、狄在中原之西部、北部，乃至包括中原在内与中原诸民族犬牙交错杂居的真实面貌。
春秋列国图
（3）戎、狄与华夏族的族源关系
戎、狄与华夏族，及至与汉族一直有着深远的族源关系。
其二，在周民族形成的过程中，融合了羌方中重要的一支——姜部落。居于关中渭水流域的姜，与周部落相邻。据《史记·周本纪》所载，传说周人先妣名姜嫄，是姜部落之妇。《诗经·大雅·生民》云，“厥初生民，时维姜嫄”，干脆把姜嫄当做周人的始祖。及至“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143]之时，姜与周的关系更加密切，建立了牢固的婚姻联盟，其后周王均娶姜女为后，武王妃名邑姜，成王妃名王姜等，这种婚姻关系一直延续到周王朝末年。周民族的形成过程本书将在下面详述，但仅此可见早在周民族的形成过程中，羌方中的姜部落已成为周民族的族源之一。
其三，在春秋战国的民族大融合之时，大部分戎、狄通过被晋、秦征服而成为华夏族的一部分。
晋初封国之时，像汪洋中的一个孤岛被戎狄包围着，正如《国语·晋语二》所云：当时的晋国是“景霍以为城，而汾、河、涑、浍以为渠，戎、狄之民实环之，汪是土也。”及至春秋之时晋国的北面有山戎、赤狄；南面有陆浑之戎、羌氏之戎；东面有鲜虞，西面有白狄。但是，晋在与戎、狄的交往中，一方面有联姻“和戎”的改革，另一方面又采取了“以力服人”的方针，于是在晋国统治下的戎、狄，或垦耕于南鄙，或种田于河南，各得其所，经过长期的交汇融合，原来所谓“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语言不达”[144]的现象逐步消失，曾几何时，处于戎、狄汪洋大海中的晋国，反小为大，发展成为春秋时形成的华夏族的一个重要支系，而戎、狄就是其中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秦的崛起，与诸戎有密切的关系。秦的先世本为戎人，《史记·秦本纪》云：“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后因保周平王东迁有功，所以平王在始封秦襄公时宣布：“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145]于是，从秦武公“伐邽、冀戎、初县之”[146]开始，直到秦穆公“得戎人由余，遂霸西戎”[147]时止，秦之西之绵诸、绲戎、翟、
、义渠、大荔、乌氏、朐衍八戎均融合于华夏族在西方的主要支系——秦之中，于是“自是中国无戎寇”。[148]
其四，汉族形成之后，白狄之后裔匈奴，历经五六百年的历史，除北匈奴远遁以外，南匈奴全部被魏晋南北朝时民族大融合的潮流所吞没。
西汉疆域图
以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出，自黄帝之时至春秋战国乃至魏晋南北朝之时，戎、狄各氏族、部落以及族群源源不断地加入到汉族的体系之中。但是，并不是全部戎、狄都被征服，或融合、或同化于华夏族乃至汉族之中的。有部分戎、狄迫于军事压力而向更远的地域迁徙，在新的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下，逐步发展形成为另外的一些新的民族共同体。对此，《后汉书·西羌传》中有一段记载，透露出了这个信息，其云：
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戎。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及忍子研立，时秦孝公雄强，威服姜戎，孝公使太子驷率戎狄九十二国朝周显王。研至豪健，故羌中号其后为研种。及秦始皇时，务并六国，以诸侯为事，兵不西行，故种人得以繁息。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将兵略地，西逐诸戎，北却众狄，筑长城以界之，众羌不复南度。
确实，向西、向南以及向北迁徙的戎、狄，“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成为今日中国西南、西北藏族、羌族、彝族、纳西族、傈僳族、拉祜族、哈尼族等民族的族源之一。因此，戎、狄仅是汉族的支源之一。
二、汉族形成三部曲
汉族从哪里来？多源的汉族是如何形成为统一的汉族的呢？
汉族的形成波澜壮阔、气势恢宏。在美丽、富饶、辽阔的中华大地上，她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摇篮，在沧海桑田的变迁之中，从点到线，从线到面，像滚雪球一样，融合了许多民族，凝聚而形成。
公元前21世纪左右，夏民族在黄河中游洛河流域的黄土地带首先崛起，开始了汉族滚雪球形成的第一步。此后，从公元前16世纪到公元前770年，商民族、周民族在黄河流域，楚民族、越民族在长江流域相继崛起，汉族形成雪球的滚动出现了多元的态势。
春秋战国之时，汉族形成雪球滚动的范围扩大了，不仅在夏、商、周、楚、越诸族之间滚动，而且还在部分蛮、夷、戎、狄中滚动。更重要的是在雪球的滚动中，各民族之间的界限逐渐消失，融合成了一个非夏非商非周非楚非越，又非蛮非夷非戎非狄的新民族——华夏民族。
秦始皇雄才大略，将华夏民族这个雪球的滚动推上了统一的轨道。汉承秦制，华夏民族这个雪球在“大一统”中滚动发展转化为汉族。
这就是汉族在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中，滚雪球形成的三部曲。
（一）第一部曲：黄河和长江流域诸民族的崛起
在中国民族发展史上，黄河流域第一个敲开民族大门的是夏部落。是夏部落开始奏响了汉族形成的第一部曲。
1．夏民族的形成
茫茫中原大地，浩浩黄河和长江流域，是谁最先从原始人类共同体的丛林之中突破出来，进入民族的大门呢？是源于炎黄族群集团的夏部落。
对夏文化脉络的考古发现，即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特别是河南登封王城岗夏代遗址发掘的突破性成果，一下子把笼罩在夏王朝和夏民族头上的迷雾拨开了。
据报道，在登封市告成镇西面约500米处，当地群众习惯叫“王城岗”的地方，发掘出来了两座距今4000多年历史的古城遗址。两座古城东西相连，城墙是用土分层夯筑而成的。古城内残存有夯土筑成的房屋基础和储藏东西的地窖。在房屋夯土基础内，发现了埋有作为建房“奠基”的许多大人和小孩的牺牲者，并出土了大量当时人们使用过的陶器、石器生产工具和石箭头、骨箭头、蚌箭头等武器，以及特别引人注目的一件青铜器残片。不少考古工作者认为，登封王城岗的古城遗址，很可能就是夏王朝初期的“阳城”遗址[149]。早在1979年徐中舒先生就认为，河南的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就是夏文化的中心地带，“夏史已见曙光”[150]，那么登封王城岗夏代遗址的发掘就使夏史的光芒四射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一个科学的、坚实的基础上探讨夏民族的形成问题了。
（1）夏民族形成前夕的中国社会
公元前23世纪至前22世纪，炎黄族群集团中的一支——夏部落——进入了黄河中游的河、洛流域的黄土地带。这就是中国历史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这是中国原始社会开始崩溃，即氏族公社制度瓦解，阶级出现，国家和民族处在孕育之中的一个伟大的时代。
夏民族进入河、洛流域后，氏族公社制度开始瓦解的最重要的标志是文明的出现。对此，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二里头文化的墓葬又可以成为当时社会阶级产生和对立的历史见证。例如，在临汝煤山遗址的一个单身竖穴墓里，竟发现有觚、爵、盉等专用酒器和贝、玉、绿松石等21件随葬品。但是，在另外一些墓葬中，仅有一两件简陋的陶器，在矬李遗址的同期文化层的墓葬中甚至找不到一件随葬品。这些差别巨大的墓葬，有没有头骨或下肢骨的墓葬，甚至在灰坑中还发现了跪伏的一具人骨架，这些无疑都是被当做会说话的工具——奴隶。同样，近年来在登封王城岗古城遗址的城堡内发掘的几个筑有坚硬夯土的坑中，发现了包括男女性成年、青年和儿童的结构完整而姿态很不自然的骨架，一个坑少者两具，多者7具。据考古工作者研究，这些埋有人骨架的夯土坑可能是大型夯土房基的“奠基坑”。无疑坑内死者的身份也都是奴隶。又如，洛阳矬李遗址发现的两座墓也很能说明问题，一号墓埋葬的是一个生前被剁去双腿的男性，二号墓是一个被砍了脑袋后埋葬的男性，二者均无随葬品[151]，可见，那时的奴隶确实是可以任意杀戮的。这一切都表明：夏史的文明曙光已照射到国家和民族的大门口了。
二里头文化：嵌绿松石牌饰
在原始社会生产关系发生急骤变化的时候，以夏部落为核心的炎黄族群集团社会也开始发生了质变前的量变，其表现就是部落联盟首领的质变。众所周知，早期部落联盟的成员之间是完全平等的，联盟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抵御敌对部落的侵袭和掠夺而建立起来的。这种联盟由各部落首领组成议事会作为权威性的组织，主要应付对外的部落战争，同时也处理联盟各部落之间发生的种种问题。黄帝与炎帝组成部落联盟时正是这种情况。
但是，到了尧、舜、禹时代却发生了新的变化，联盟成员之间的平等已被联盟首领的权威所代替，最突出的事实就是尧、舜、禹在部落联盟中的首领地位，并不是真正由民主选举而产生的，而是他们凭借武力争夺来的。我们先来看尧的首领职位是怎样得来的。《淮南子·本经训》载：“逮至尧之时……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脩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邱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脩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这个记载告诉我们：尧的部落首领的位子是靠武力打出来的。再看舜的首领职位又是怎样得来的：盛传因舜贤，故尧让位于舜，其实当舜作尧的助手时，尧就不放心，“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152]，而舜一旦羽翼丰满便凭借武力取代了尧的首领地位，《韩非子·说疑》称：“舜偪尧”；古本《竹书纪年》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上行下效，“舜偪尧”，故禹也演出了“偪舜”[153]的闹剧。历史上不少文人学士赞不绝口的“禅让”制，其实是已经向国家和民族的大门迈进的部落联盟首领手中的一块遮羞布，《列子·杨朱篇》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昔者，尧舜伪以天下让许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于是，阶级的出现，部落联盟首领的变质，就向人们发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国家和第一个民族即将诞生了。
（2）夏民族从部落发展成民族的历史过程
相传夏后氏在进入河洛流域以前，仍然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氏族部落时代，血缘关系仍然是维系人们的主要纽带。人们生活在氏族、部落的狭小世界里，个人的思想、感情和行动同氏族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完全受血缘关系的支配。据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说，传说中为黄帝后裔的夏后氏，姒姓，共12个氏族，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这些氏族组成为一个以夏后氏为核心的原始血缘的大部落。
马克思说：“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和发展的。”[154]中国原始社会末期，特别是到了大禹时期，青铜工具的出现和使用，是生产力发展质变的主要标志。[155]正如《越绝书》卷十一所记：“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伊阙，通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海。”故《史记·封禅书》云：“禹以九牧之金铸九鼎。”《墨子·耕柱》亦云启派蜚廉铸鼎于昆吾。昆吾在今河南濮阳西南，是古代非常有名的一个产铜中心。更引人注目的是与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夏王朝所在的中心地区大致相符的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分布地区，出土了形制和器种比较复杂的青铜器，其中有作工具用的铜凿、铜锛、铜椎等，有作兵器用的戚、戈，还有作酒器用的爵以及小件铜器如铃、箭头、鱼钩等。在二里头还发现有铸铜手工业作坊的遗址，有冶铜时留下的铜渣、坩埚碎片，以及铸铜用的陶范残片。而登封王城岗古城遗址内四期的一个灰坑内发掘出土的一件无可置疑的青铜器残片，确切地表明，相当于夏王朝早期的河南龙山文化中晚期已经使用青铜器了。这些文献资料和考古发掘都证明：历史已进入了青铜时代。对于夏民族的形成有意义的是：青铜工具的出现和使用，促使“以铜为兵”的灌溉农业经济类型的形成，反映了大禹时期生产力有了极大的变化和发展，也反映了夏民族共同经济生活基础的形成。
中华九鼎复原图
这时，更有意义的是水井的发明。据《经典释文》引《周书》云：“黄帝作井。”《史记·五帝本纪》亦云：“舜穿井。”《世本·作篇》云：“化益作井。”宋衷注说：“化益，伯益也，尧臣。”可见水井的发明大约在禹治水以前。对此，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的考古遗址又提供了可靠的物证。在洛阳矬李遗址发现水井一眼，“形制竖穴，平面为椭圆形，直径1．7米，深6米多”[156]。在河南偃师二里头也发现水井[157]，在偃师灰嘴又发现一种长方形水井[158]。很明显，水井的发明和使用，可以使人们摒弃江河日用水源，向纵深开阔的地方聚落定居生产、生活，这在一定的条件和程度上，必然促进夏部落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定居下来，也必然促进农业生产迈向精耕细作。这不仅对生产力的发展有实际的意义，对夏部落在向夏民族的过渡中形成稳定的共同地域也有特殊的意义。
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和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扩大，使交换和贸易成为可能。在二里头的一个土坑内一次就出土了12枚贝，在另一些二里头的遗址中还发现了仿海贝式样制成的小巧耐用的骨贝和石贝。很明显，在二里头出土的贝，以及玉和绿松石等，都不是当地的产品，而是通过贸易和交换等方式从外地引进的。对照古代文献，汉朝的《盐铁论·错币》中就记载：“夏后以玄贝，周人以紫石，后世或金钱、刀布。”由此可见，夏王朝使用的是以贝为主的货币，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货币。它反映了夏部落在走向崩溃的历史进程中，商业经济的发展，以及对民族形成特别有意义的内部经济联系的加强。
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私有财产的产生，这就使剥削成为可能，氏族公社里出现了贫富分化，而导致阶级的产生。例如，在有关夏王朝发动战争的誓词中，就决定对不愿为奴隶主去打仗的人处以“孥戮”[159]。“孥”通“奴”，指子女或妻子。“孥戮”即或以为奴，或加以刑戮。这些可以处以“孥戮”的人就是奴隶。但是，本氏族、部落的人沦为奴隶，数量总是有限的。因此，在战争变成正常职业的“英雄时代”，黄帝的后裔们对南方的三苗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史载“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160]。舜在与共工和鲧交战的时候，也不放松对三苗的控制，《韩非子·五蠢》即说：“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于戚舞，有苗乃服。”禹时更是大举进攻三苗，他在出兵誓师大会上说：“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唯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于既率尔群对（封）诸群（君）以征有苗。”[161]在一次战斗中，禹射中三苗的军事首领，于是“苗师大乱，后乃遂幾”[162]，至使“子孙为隶，不夷于民”[163]。三苗的人大多数被俘成了奴隶。
阶级的产生对夏王朝的建立和夏民族形成究竟有什么意义？从原始社会崩溃的一般规律来看，这就是已经成了奴隶主阶级的氏族贵族为了维护和扩大自己已经取得的权力和利益，把氏族部落的管理机构变成了国家机关。这个情况的出现也是逐步的。早在尧时，部落联盟内部就出现了初步的分职。《淮南子·齐俗训》即云：“尧之治天下也，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大田师，奚仲为工，其导万民也。”舜时部落联盟的上层领导集团内部的分职更为明确，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以舜为首领的部落联盟的领导机构由28人组成，分司徒（民政）、司空（水利）、后稷（农业）、工师（手工业）、士（政法）、秩宗（礼）、虞（山林水产）、典乐（文化教育）、纳言（内务外交）、四岳（参谋）、十二牧（督察）等11个部门。这时国家虽然还没有正式诞生，但却具有了国家政权雏形的框架。
到了大禹之时，原始社会的崩溃加快了步伐，其标志就是城堡的出现。社会发展史告诉我们：在原始社会末期，城堡是奴隶主与奴隶两个对立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时的产物，也是奴隶主阶级内部争夺统治权力的重要设施。《孟子·万章上》就说：“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史记·夏本纪》也说：“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前已提及，登封王城岗古城遗址很可能就是夏王朝初期的“阳城”。还有河南淮阳县平粮台发现的规模比王城岗大四倍的龙山文化时期古城堡遗址[164]，不仅用土坯砌墙，有城门和门卫房，还有排水的陶管道，甚至还发现了高台建筑。这样，正如恩格斯所说：“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新壕宽堑成了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高耸入文明时代了。”[165]所以，笔者认为：王城岗遗址以及平粮台遗址的发现说明在河南龙山文化的中晚期，也就是大禹时代，社会已经进入奴隶制时代了。古本《竹书纪年》所云：“夏后氏，禹居阳城。”《世本》所云：“禹都阳城。”都表明这时氏族、部落乃至部落联盟的管理机关“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务的部落组织转变为掠夺和压迫邻近部落组织，而它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民意志的工具转变为独立的、压迫和统治自己人民的机关了”[166]。这个机关就是国家。而在二里头遗址里发掘出来每边长约100米、总面积达10000平方米的宫殿遗址，也进一步证明夏国家政权的存在。于是，“大同”之世变成了“小康”时代。禹传位于儿子启，“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的基础奠定下来了”[167]，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宣告诞生。
恩格斯说：“建立国家的最初企图，就在于破坏氏族的联系。”[168]在夏国家建立的过程中，夏部落与夷人部落、羌人部落以及居住在河洛流域的其他氏族、部落原有的血缘关系渐渐丧失了各自的意义，他们之间不断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在杂居一代比一代厉害的情况下，进行着新的整合。尊黄帝为始祖的夏部落，与分别尊颛顼、帝喾、伯益、皋陶为始祖的蛮夷部落，以四岳为宗神的羌人部落等结成新的部落联盟。也就是在征服三苗部落的过程中，以夏后氏为核心的部落联盟逐渐团结而为“永久的联盟”，由此“朝民族的形成跨出了第一步”[169]。
禹贡九州山川图
面对这种新的历史局面，禹在治服水患后，“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175]，把全国划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176]，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尚书·禹贡》云：“九州攸同，四隩既宅。”这就是说九州统一了，四方可居之地都奠定了。故《左传·襄公四年》说：夏统治者曾把其所统治的广大地区“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所以禹划九州，从一定的意义上，标志着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的完成。这时，也只有在这时，“相邻的各部落的单纯的联盟，已经由这些部落融合为统一的民族〔Volk〕所代替了”[177]。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社会民族——夏民族，随着阶级和国家的产生，随着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的完成，基本完成了。
（3）夏民族从初型到定型的发育
民族的形成，特别是从部落发展来的最初民族的形成，不是一步登天，一下子就成为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的，它可分为初型和定型两个阶段，从初型到定型有一个相当的发育时期。夏民族从形成初型到发育成定型，又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启以后，发生了太康失国之事，即传说中的东方夷族后羿，乘机西进，“因夏民以代夏政”[178]，征服了夏民族。不久，后羿又被其亲信伯明氏的寒浞所取代。只是到了少康时代，又经过了许多氏族、部落的大混杂和融合，在夏遗臣靡的支持和配合下，在斟灌氏、斟
氏余众的拥护下，少康攻灭寒浞，杀其二子，重建夏朝，夏民族才稳定下来。其间，经过了100多年的时间。
2．商民族的形成
继夏民族之后，第二个敲开民族大门的是商部落。
（1）商民族的原始社会形态
商民族最早居住在今山东半岛，属传说中的东夷集团。自认是玄鸟所生，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179]。据考，王亥的亥字，甲骨文上端所从，先为鸟
，次为崔萑，最后为隹。从祖庚到武乙，五六十年间，亥字从象形到抽象化，由繁到简，由鸟到隹，无论从鸟从隹，无论有冠无冠，或以手操持，都像是一只鸟，其发展演变之轨迹，一清二楚[180]，因此，王亥之亥从鸟就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可靠的信息，确证远古时商是奉鸟为图腾的一个氏族部落。
相传商的始祖契，为帝喾的次妃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即《史记·殷本纪》所说：“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这个卵生的神话传说表明当时还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公社时期。
据历史记载，帝喾即舜，契因佐禹治水有功，而为舜的“司徒”，封于商，赐姓子氏[181]，故商尊舜为远祖。《礼记·祭法》即云：“殷人禘喾。”《国语·鲁语》亦云：“商人禘舜。”甲骨文中商民族的先世也叙到“夋”。“夋”就是喾或舜。商与舜的这种关系，表明契时正是我国原始社会的尧舜禹时代。
但是，由于商部落这时还是以畜牧为主的游牧部落，所以商部落“无定处”[182]“不常厥邑”[183]的流动生活，见于记载的迁徙就有13次，特别是从契至相土，不过三世，前后五迁，即契居蕃，昭明迁砥石，双迁商，相土再迁泰山下，又迁回商丘。[184]相土时，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商部落逐步安定下来。故相土后至汤建商王朝，虽经13世，但又迁徙三次，即帝芒三十三年，由商迁于亳；孔甲九年，殷侯由殷又迁回商丘；汤再由商丘迁于亳[185]。这时商部落的农业和畜牧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世本》载：“胲作服牛，相土作乘马。”这就是驯养牛马做畜力用于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故《管子·轻重戊》说：“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这表明商部落生产工具的改进。要发展农业，必须重视治理水患，兴建水利。史载冥治水而死，成就了商部落的禹，而为后世隆重祭祀[186]，正是这种情况的具体反映。从王亥子上甲微以后，商的祖先都以干支为名号，说明他们已有比较精确的历法，反映商部落的农业已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了。与此同时，商部落又“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187]。“皂”是牲口槽；“牢”是牲口圈。“立皂牢”即表明商部落的畜牧业从游牧发展到定居放牧了。在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下，这些情况都说明男子在氏族公社的生产中占了主导地位，表明商部落大约在相土时已从母系公社过渡到了父系公社的时期。
农牧结合的经济结构，使得商部落很快强大起来。相土时，就乘夏王朝太康失位之机，迅速扩大了自己在东方的势力，控制了黄河下游以泰山为中心的广大地区。“相土烈烈，海外有截”[188]的记载，不仅反映了商部落地域的扩大和商民族后裔对相土功绩的追颂，更重要的是表现了氏族、部落首领在战争中的英雄气概，反映了战争正在“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189]。这样，奴隶就会出现，阶级就会产生，氏族公社制度的末日快来到了，商部落在开始走向崩溃的历史进程中，迎来了商国家和商民族的诞生。
（2）商民族在原始社会的崩溃中形成
就是在“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战争“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的历史条件下，商部落在两个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革。
一方面是氏族首领的选举制度变成了世袭制（父子世袭或兄弟相继），促使了国家的诞生。历史上记载的冥的儿子王亥在进行贸易时，被北方有易氏部落杀死，并夺取了王亥的牛群。而王亥的儿子上甲微世袭了商部落的首领。在甲骨卜辞中不仅上甲微受到隆重的祭礼，连王亥也被尊称为商祖亥。从上甲微到汤的七代中，商部落的首领逐渐具有了国王的权力，使商部落的氏族公社组织逐步转变为国家机构。
在这里，首先是商部落的氏族贵族们转化为“侯”。“侯”最初只是所谓“射侯”之意。因为“侯”是古代行射时用兽皮或布做成的靶子。《周礼·天官·司裘》就有“王大射，则共虎侯、熊侯、豹侯，设其鹄；诸侯则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则共麋侯，皆设其鹄”的记载，所以《韩非子·八说》：“狸首射侯，不当强弩趋发。”而在原始社会末期，射箭是贵族最重要的本领，商部落首领选派射箭本领最好的人建国畿外，守卫边疆，名之为“侯”。这种“侯”在甲骨文中还有的被称为男、子、伯、公等。拿“男”字来说，从甲骨文的字看从田从耒，表示它是氏族公社内善于组织和管理农业生产的氏族贵族。这都是商部落组织逐步转化为国家机构的一个重要表现。
其次，是商部落的巫史转化为宗教官。原始社会和巫史，懂得一些天文气象医药知识，会占卜符咒，在氏族公社组织中，充当神与人之间的中介人。后来，随着商部落首领权力的不断扩大，这些巫史利用占卜符咒，假借不愿意，骗取信任，遂成为正在形成中的商王宗教官，甲骨卜辞中称之为“御史”“卿事”“夷”“尹”等。掌握神权的这种宗教官，同时掌握着文化知识，地位很高，权力很大。例如辅佐汤灭夏桀的重要人物伊尹，就是出身于掌王祭祀之事的小臣。由此可见，巫史向宗教官的转化，是商部落氏族公社组织逐步转变为国家机构的又一个重要表现。
在这个转变中，汤对商国家的最后形成起了重大的作用。《史记·殷本纪》记载：“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伐之。”汤灭了葛国后，连续灭了夏王朝在黄河下游的重要支柱韦、顾、昆吾等国，军威大振，正是“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190]。最后与夏会战于鸣条，夏王桀败逃而死，夏朝亡，一个新的国家商王朝兴起。
另一方面是商部落从血缘关系向地域关系的转化，促使了商民族的形成。首先是商部落内部氏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一步步扩大，使得原来氏族赖以维系的血缘纽带逐步废弛。有些氏族成员纷纷离开氏族原来的土地，或者到新开垦的地区去，或者同没有血缘关系的氏族部落杂居。其具体情况现在虽然已很难考释清楚，但郑樵的《通志略·氏族略》关于夏商时代共有62国记载，使我们可以想见个大概。在原始社会末期，氏族分化、瓦解之时，国与氏族几乎为同一东西，一国即等于一氏族，一氏族即等于一国，这62国虽然未必就是夏商以前实际存在氏族的全体，但却是一个起码的数目。对这62个氏族，我们可以断定：除一部分是商部落分化出来的氏族外，其余大部分是与商部落不同血缘的氏族，例如有扈氏、冥氏、斟氏、戈氏、褒氏，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就是属于夏民族的一部分。另外，我们知道，在商部落的发展中，从契至汤曾经八次迁徙。在这频繁的迁徙过程中，臣属于夏王朝的商部落又必然会与夏民族以及其他血缘的氏族部落逐渐杂居起来，“亥宾于有易”[191]即是一例。
在商部落与不同血缘的氏族部落杂居越来越厉害的同时，由于手工业的发展和商业的兴起，商人和手工业工匠的来往奔走，混杂于各氏族部落之中，使商人交换的市肆迅速发展起来。又由于战争的需要，为了保卫氏族贵族的私有财产和生命安全，于是有围墙的城垣纷纷建立。这种市肆和城垣，商部落称之为“邑”。这样，氏族部落的完整性受到破坏，氏族成员之间的血缘联系逐渐消逝，而“邑”则成为不同血缘的氏族部落成员杂居的古代都市。杂居的结果，必然是使氏族部落的血缘关系逐渐丧失其本来的意义，丧失其维系氏族纽带的作用，血缘关系开始向地缘关系转化，在与夏王朝对抗以及征服葛、韦、顾、昆吾等“国”的过程中，商部落与其他氏族部落间的杂居更加普遍。因此，到汤时，支持汤灭夏的“万邦”[192]“万方”[193]，就都是按地域划分的人了。汤在动员时说：“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失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194]这就是说只要积极与他一起伐夏桀，不管你是哪一个氏族部落的人，都可以受到酬劳。反之，则要受到处罚。故后来司马迁说：商人“其后分封，以国为姓”[195]，就不是以氏族部落的籍别为根据了。于是商王朝这种“国家基层单位已经不是血缘团体，而是地区团体了”[196]。
商·史鼎
至此，商部落基本上完成了从部落到民族的过渡。但是，由于商王朝王室内部连续发生王位的纷争：太甲前大权旁落伊尹之手，中丁后又出现“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197]的混战局面，再加上从汤至盘庚迁都五次，“荡析离居，罔有定极”[198]，所以，直到盘庚都殷时，商民族才稳定下来，其从部落发展到民族的过程才最后宣告完成。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经精辟地说：在原始社会，由于“劳动本身一代一代地变得更加不同、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方面。除打猎和畜牧外，又有了农业，农业以后又有了纺纱、织布、冶金、制陶器和航行。与商业和手工业一起，最后出现了艺术科学；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商部落也就是这样，在原始社会崩溃的过程中，发展成了商王朝和商民族。
3．周民族的形成
继夏民族和商民族之后，在以后的华夏族中起核心作用的周部落也迈进了民族的大门。
（1）周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
周民族是在“克商”的过程中形成和崛起的。它的形成过程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自公刘到古公亶父为第一阶段，是周民族开始形成的时期；自季历到武王为第二阶段，是周民族正式形成的时期。
在第一阶段，公刘前，周部落已从母系氏族公社过渡到了父系氏族公社。公刘时，周部落开始定居于豳。《诗经·公刘》中详细描述了公刘率领族人满装干粮，携带弓矢干戈，一路察看地形，探找水源，以及盖房、修桥、造工具，在豳定居下来的情景，生动地反映了周部落生产力日益增长，社会分工日益扩大，阶级分化的历史背景。更重要的是，在这次迁徙过程中，周部落与其他一些氏族部落杂居起来。《史记·周本纪》说：“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在这里“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表明周部落与其他氏族部落在豳开始杂居，血缘关系开始向地缘关系转化。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公刘后经九世，传到了古公亶父时代。这时，周部落在北方游牧部落薰鬻戎狄的逼迫下，古公亶父不得不放弃豳，带领本部落的人迁到了岐山之南的周原定居。古公亶父走后，“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204]。可见这时各氏族部落的相互杂居，比公刘时更加厉害了。所以古公亶父只好“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205]，让归附的人以“邑”为单位居住。这时，古公亶父改“陶复陶穴，未有家室”的落后生活方式为“筑室”[206]而居，既反映共同地域的固定，又反映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这就为周民族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从此以后，本来是姬姓的周部落以“周原”这个地名为据，称呼自己为“周人”了[207]。这不仅表明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的进一步转化，也表明居住在周原的以周部落为核心的各氏族部落结成了一个“永久的联盟”。正如恩格斯所说：“这样就朝民族（Nation）的形成跨出了第一步。”[208]周原也就成了周民族崛起的根据地。
第二阶段，即从季历到武王阶段，是周民族正式形成的阶段。季历时，周部落已臣属于商朝。受商朝奴隶制影响，在商的支持下，季历就“伐西落鬼戎，俘十二翟王”[209]，接着又先后伐余无之戎，始呼之戎和翳徒之戎，均取得了胜利。显然，周部落的氏族贵族在这些战争中获得了大量的奴隶和财富，而成了奴隶主贵族。因此，商王太丁封季历为“牧师”[210]。在季历的儿子文王统治的整整50年中，周部落一面名义上是商朝的属国，一面对周围的方国、部落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先后征昆夷，灭密须，克黎国，进邗地，使虞、芮归服，特别是灭崇国一举，周全力以赴取胜后，“作邑于丰”[211]，建立了新的都城——丰京（今陕西长安南沣河以西）。这时，周文王的军事首领的性质也变了，《诗经·大雅·文王有声》说：“文王烝哉。”“烝”即君也。文王成为国王，国家诞生了。文王死后，其子武王继位，出兵东征，行至孟津，四方小部落纷纷归附，加入到周部落联盟中来。公元前1027年，武王正式伐商，更有庸、蜀、羌、髳、微、
、彭、濮等族军队参加，又有更多的氏族部落加入周部落联盟之中。所有这些都进一步瓦解了血缘关系，大大促进了周民族的形成。
毛公鼎
（2）周民族经济生活的先进性
周民族以方百里[222]輯訛的小国，六七万人口[223]的小族，崛起于陕西甘岐丰之地而入主中原后，为什么能迅速稳定下来，并在其后华夏族的形成中起核心作用？从民族的角度来看，其经济生活的先进性和经济联系的紧密性具有一定的作用。
恩格斯说过：“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224]因此，在古代哪一个民族有发达的农业，哪一个民族就是先进民族。相传周民族的祖先在原始社会时期就是一个农业部落。弃自幼即好农耕，传说他首先种稷和麦，被周民族尊奉为农神，号称“后稷”[225]，可见周民族的祖先一向是重农的。
在重农思想的支配下，农业生产逐步发展，其情况在《诗经》的《生民》《七月》《臣工》《丰年》《良耜》等篇目中有生动的记述。例如，到西周时，已知道应用人工灌溉，《诗经·小雅·白华》说：“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已懂得利用休耕来恢复地力，《诗经·小雅·采芑》说：“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亩。”《诗经·周颂·臣工》又说：“如何新畬。”这里所说的“菑”“畬”“新”，就是指耕种年数不同的田地，也已重视除草培苗的技术。《诗经·小雅·甫田》也说：“或耘或耔，黍稷薿薿。”《诗经·周颂·良耜》也说：“其镈斯赵，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农具虽然多为木器、石器、骨器、蚌器，但金属工具大约也有所增加，《诗经·周颂·臣工》说：“命我众人，庤乃钱镈，奄观铚艾。”钱即铲类，镈为锄类，铚、艾均为收割工具。而且在江苏仪征破山口的西周墓葬中出土了一件刃口锋利的青铜镰[226]。由于奴隶的增加，土地利用率的提高，农作物的品种也随着增多。根据《诗经》的记载，重要的农作物有黍、稷、稻、粱、菽、麦等。种植最多的是黍、稷。同一种作物中，还分出不同的品种，如“秬”“秠”是黍的两种良种，“糜”“芑”是粟的两种良种[227]。桑、麻的种植很普遍，在《诗经》中经常提到，麻往往与禾麦并提[228]。园艺有瓜、瓞，以及桃、李、梅、棘等果树。基本上具备了后世的主要农作物。与此同时，农作物的产量也有了较大的提高。《诗经·周颂·丰年》说：“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这里虽然是描写奴隶主贵族榨取到的各种粮食，多到数不清、装不完，到处是高大的仓廪，堆得像山峰一样，却也是周民族农业经济发展的生动写照。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周民族共同经济生活的先进性。
（3）周民族经济联系的紧密性
周民族经济联系紧密性的特点是通过井田制表现出来的。何谓井田制？对此要作一点探源讨论。
根据最早记载井田之说的《孟子·滕文公上》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尽管学术界对此有种种不同的解释[229]，但是，从农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古代农业发达的民族，利用河流灌溉时，为了治理水患和管理水利设施，往往由国家来统一管理。夏民族在正月要“农率均田”[230]，每年必须定期在洪水过后，春耕以前把份地重新分配一次，以确定“经界”[231]，从而形成外有封疆，内有阡陌的井田。《国语·齐语》有“陆阜陵墐井田畴均，则民不憾”的“井田”与“陆阜陵墐”区别之说；《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有“井衍沃”的统计方法；《周礼·小司徒》有“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的“井”“牧”之分。所以孟子所说的“夏后氏五十而贡”，很可能就是夏王朝实行的井田制。
在周代，建立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233]的土地国有制，并发展了商王朝的井田制，使之有了完备的形态。这就是：
第一，有了准确的亩制。周制百步为亩，一夫百亩（约合今31．2亩），称为一出，是井田的基本单位[234]。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有的“九夫为井”，以四进位上推，构成邑、丘、甸、县、都的体系[235]；有的“一里为井”，以十进位上推，组成通、成、终、同封、畿的体系[236]。
第二，有比较完整的灌溉和道路系统。西周时，无论哪一种体系的井田，在井田中的灌溉系统都称遂、沟、洫、浍、川，与其相应的道路系统则称为径、畛、涂、道、路。所谓“土田附庸”[237]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井田周围和中间启土开沟渠，筑墉修道路，形成灌溉和道路系统。这样，周王把井田分封给诸侯和百官，对奴隶主贵族来说，是其计算俸禄的单位，又是计算奴隶劳动价值的单位。对奴隶来说，井田则是他们的劳动对象，既要用劳动养活奴隶主，又用以获得维持自己生存的最低条件。所以，孟子所说的“周人百亩而彻”，就可能是周王朝实行的井田制。
这样，出现于夏朝的井田制，发展于商朝，完备于西周。对于周民族来说，不管其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被井田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井田制成了维系周民族经济生活的纽带。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周民族经济生活联系的紧密性。
正因为周民族的共同经济生活具有先进性和紧密性的特点，所以其经济基础坚实，故能以小国、小族入主中原而迅速适应历史的骤变，稳定地、牢固地实行对被征服民族的统治，而成为一个有经济实力作基础的统治民族。这种统治民族的历史地位决定了周民族在以后形成华夏族历史过程中的核心作用。
天亡簋
（4）周民族文化的伦理性和宗法性
周民族之所以能在以后华夏族的形成过程中起核心作用，不仅因为其经济生活先进、经济联系的紧密作基础，还因为有在华夏族形成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周文化为条件。
周文化为什么能在华夏族的形成过程中起主导作用？我们必须先从周民族的宗教信仰说起。
在周代，在宗教信仰上虽然周民族逐渐用人格化的“天”来称呼“帝”或代替“上帝”的概念，但其宗教思想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以“帝”或“上帝”为至高无上的神。尤其是在周民族早期的一些记载中，关于“天”的属性以及周民族对“天”的崇拜，与“上帝”的属性以及商民族对“上帝”的崇拜上是一致的。如康王时的大孟鼎的铭文中说：“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在武王嗣文作邦，辟厥匿，匍有四方，畯厥民。……粤我其遍省首王，受民受疆土。”[238]其意就是说，周文王禀受天命，武王建立周朝，取得天下，今王则继承先王，拥有人民和土地。《诗经·周颂·昊天有命》也说：“昊天有命，二后（即文王、武王）受之。”这样人格化了的“天”，把周民族的统治者神化了。所不同的是，商民族的“上帝”是一元神，相反，周民族的“上帝”——“天”是二元神。《诗经·大雅·文王》说：“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在这里天帝是与文王分离的，同时先王又是与天帝相配的。这样，在周民族的宗教崇拜中，“天”（即“上帝”）与祖先神分离了。对此，郭沫若的金文名作《周彝中之传统思想考》[239]中有很多宝贵的材料。由于周民族在宗教信仰上是崇拜二元的上帝神和祖先神，这就导致了他们在文化上出现了伦理性和宗法性的特点。
关于伦理性，周民族把宗教观念上的敬天，延长为伦理观念上的敬德，即《庄子·天下篇》所称的：周民族“以天为宗，以德为本。”又把宗教观念上的尊祖，延长为伦理观念上的宗孝，也就是以祖为宗，以孝为本。这样，德以配天，孝以对祖，形成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有孝有德”[240]的伦理性特点。
簋（厉王簋、夫簋、胡簋）
关于宗法性，就是因为周民族的形成和西周的建立是在“克商”的过程中完成的，一个本来比较落后的部落，一下子征服了一个先进的民族和一个强大的国家，这种突变使周民族的氏族管理机构在尚未全面、彻底地崩溃时，就被形势所迫迅速转变成国家机关。与此同时，其氏族的血缘宗族关系发生蜕变，发展成了宗法制度。所谓宗法，据《说文解字》释：“宗，尊、祖庙也；从宀，从示。”[241]“宀”是屋字，“示”是神王，其本义是宗庙。而宗法，就是宗族共同遵守的法规。这与周民族对祖先的崇拜，有共同的始祖和宗庙，有特定的祭祀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周民族分封的指导思想就是“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242]。周民族宗法制度的具体内容是：天子世世相传，每代的天子都是以嫡长子继承父位，奉始祖为大宗，嫡长子的诸弟封为诸侯，为小宗。每代的诸侯也是以嫡长子继承父位，奉始祖为大宗，任命诸弟为卿大夫，为小宗。卿大夫与士的关系也是如此。简单地说，就是嫡长子继承制，凡大宗必是始祖的嫡系子孙。小宗对大宗来讲是小宗，但对本族来讲又是大宗[243]。在这里大宗、小宗从血缘上说是兄弟关系，从政治上说则是君臣关系。于是大宗、小宗从上到下地联结起来，就形成了周文化的“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244]的宗法特点。
周文化的伦理性和宗法性集中表现在礼乐制度上。
首先，礼起源于周民族原始社会时代的日常生活和祭神活动。《礼记·礼运》云：“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表明“礼”既起源于日常“饮食”生活的需要，又是为了“致其敬于鬼神”祭神活动的需要，而且“蒉桴而土鼓”，“礼”与“乐”并行。进入奴隶社会后，祀成了奴隶主贵族的“国之大事”[245]之一。而祀则与礼密不可分，正如王国维在《释礼》中所指出的，古时的“礼”，指的是行礼之器，即“盛玉以奉神之器谓之
若豐豐”。发展到后来，“奉神人之事道谓之礼”。于是，礼与祀就密不可分了。周民族事事祀神，也就是事事讲礼。前述周民族以德配天，就是通过礼来实现的。这个礼，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周礼。其大体分为五类：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喜礼。使每个人从生到死，从人间到鬼神，从日常生活到政治、军事活动，都处在与其身份相适合的礼乐之中。正如《礼记·礼运》所说：“是故夫礼，为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后来人们熟悉的“三礼”，其中的《周礼》是讲周王朝的政治制度和政府组织，《礼记》是后人从理论上概括和总结前人关于周礼的言论。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周民族礼乐制度的起源就与周文化的伦理性和宗法性有关。
其次，礼乐制度制定的目的具有强烈的伦理性。大家知道，周礼制定的目的，既是为了巩固贵族统治阶级内部的等级秩序，更在于统治人民。《国语·鲁语上》即云：“夫礼，所以正民也。”《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亦云：“在礼……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所以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46]正是由于礼乐制度的伦理性，所以在周民族中：“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247]鲜明地表现出了礼乐制度的伦理性。
德方鼎
正因为如此，所以周王朝“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248]。这就是《周礼·地官·大司徒》中所说：“一曰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三曰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四曰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于是在周民族中道德观念盛行，道德教化日益深入人心，正所谓“君子尚能而让其下，小人农力以事其上”[249]；“君子之德风，小从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250]。故《诗经·小雅·角弓》称：“尔之教矣，民胥效矣！”周民族这种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伦理观念，使礼乐制度成为周民族的“道德之器”[251]，所以在周民族中才出现了“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252]的认同心理。可见礼乐制度的伦理性是十分突出的。
再次，礼乐制度又具有强烈的宗法性，其表现就是严格的尊卑贵贱的等级规定。《荀子·礼论篇》云：“王者天太祖，诸侯不敢坏，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别贵始，得之本也。郊止乎天子，社止于诸侯，道及士大夫，所以别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大者，巨；宜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国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庙。”在这里，按照宗法制度的规定，明确指出祭天的“郊祀”，只能由天子来祭；夫地的“社祀”，到诸侯为止；除丧服的“道”祭，到士大夫为止。而一般的劳动人民，连祭祖宗的“宗庙”都不能立，也就谈不上有资格参加任何祭祀。礼乐制度的这种宗法性，在周文化上也就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故《礼记·曲礼》云：“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所以在周民族中也就造成了礼乐制度“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的认同心理。可见礼乐制度的宗法性也是十分突出的。
最后，由于周文化浓厚的伦理性和宗法性，因而可以表现和反映民族认同的音乐也带上了伦理性和宗法性的色彩。按照周民族的风俗和习惯，“礼”不能单独进行，必须有“乐”相配，否则不仅礼将失去庄严肃穆的气氛，就是行礼的节奏和顺序也将无法控制。所以《周礼·大司乐》云：“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间、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在这里，“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的话使礼乐制度中音乐的伦理性跃然纸上。与此同时，由于宗法性的制约，以致不同的祭祀又要按不同的音乐来进行，祭天神用的乐，从歌、舞、乐章、乐调到乐器等，都不同于祭地示，祭四望，祭山川，祭先妣、先祖的乐[253]，至于王、诸侯、大夫、士的朝觐、宴会、迎送宾客等日常生活都要按不同等级，各用不同的音乐，故形成“礼乐相须为用”的风俗习惯。
周文化的伦理性和宗法性在周代乃至其后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为一股生命力极强的主流，不断地以各种形式、各种方法渗透到周民族乃至其后的华夏族的血肉之体、骨髓之中，使之伦理性和宗法性色彩浓郁的周文化在其后形成的华夏族中起了主导作用，从而培养出在华夏族乃至汉族的文化认同中占主流地位的儒家伦理思想。
4．楚民族的形成
夏、商、周三族在黄河流域相继崛起之后，楚民族也在长江流域的江汉地区崛起，揭开了长江流域民族发展史的序幕。
（1）楚民族形成的浮光掠影
由于历史材料的缺乏，我们现在还不能具体考察或讨论楚民族的原始社会形态。与黄河流域相比，长江流域社会发展的进程相对来说是比较缓慢的，《大戴礼记·千乘》即云：“南辟之民曰蛮。”《礼记·王制》亦云：“南方曰蛮。”可见由于国家还没有出现，所以长江流域之各族群被人们统称为“蛮”。
在讨论楚民族形成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对楚先祖为商、周之二说作出解释。
为什么呢？因为熊、盈参加武庚叛周失败后，北为强大的周民族所迫，向南沿长江西上移徙，这是他们当时较好的出路。联想到中国在“五胡十六国”和“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汉族人民大批南移，那么熊、盈的移徙就完全可以理解了。而熊绎作为周王朝文、武时期的“火正”之后代封于楚，居丹阳，从地理位置上看，前已述及丹阳之地有二，即丹浙丹阳和荆山丹阳，但无论哪一个丹阳，在周初都是比较偏远的“蛮夷”之地，商时即有“维女荆楚，居国南方”[257]之说。“火正”即掌火官，是周时的五行官之一，其职为“掌祭火星，行火政”[258]，即掌管祭祀火星和有关火的政事。因官职微小，所以其后代被封于丹阳偏远之地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周成王为什么要封熊绎于楚呢？从西周初年的铜器铭文中看，周“伐楚荆”“伐反荆”的事一再被提到，可见周王朝对南方“楚荆”还是感到十分伤脑筋的，故从“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原则出发，在同姓贵族和有功之臣早已分封定了的情况下，分封当过“火正”官的后代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样，被封到丹阳当诸侯的熊绎，就很可能本来就是周民族人。问题是不能把事情绝对化，楚为商说也好，楚为周说也好，虽然都有一定的历史事实作根据，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当时长江流域总的历史环境是“南方曰蛮”。当时的情况很可能是土生土长在长江流域的“楚荆”或“荆楚”，已经开始了形成为民族的过程，所以东来的熊绎、盈，或被周封于楚的熊绎，最后都变其风俗，被卷进楚民族形成的主流之中而“蛮”化了。联想到历史上有不少汉族人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后被同化的事例，如部分进入东北地区的汉族人的女真化、契丹化或蒙古化等，那么，周初进入长江流域的人被楚化也是完全可能的。熊渠以及楚武王也就理直气壮地自称为“蛮夷”了。
解决了楚先祖为商、周二说，接触到楚民族形成的主题，我们认为，根据目前所能了解到的材料，周成王“封熊绎于楚蛮”[259]，奠定了楚开国之基。虽然关于楚国最初建立情况的材料很少，但从原始社会解体的一般规律来看，正处在阶级产生、国家出现、民族形成前夜的“蛮”，由于把战争“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260]，而比较崇尚武功。《荀子·议兵篇》说：“楚人鲛革犀兕以为甲，鞈如金石；宛巨铁釶，惨如蜂虿；轻利僄遫，卒如飘风。”一旦建立了国家，形成了民族，如虎添翼，如鱼得水，便不断向外发动战争，从而迅速强大起来。所以范文澜说：楚“五年不出兵，算是莫大的耻辱，死后见不得祖先。”[261]也就是《左传·襄公十八年》记载楚康王所说：“国人谓不谷主社稷，而不出师，死不从礼。不谷即位，于今五年，师徒不出，人其以不谷为自逸，而忘先君之业矣。”于是，周夷王时，“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262]明言左右驰骋、纵横捭阖在江汉地区的是以中原地区的夏、商、周三族不同的楚民族了。
楚民族崛起于江汉，发展于江南。前已述及，楚最早崛起于丹阳，发展到后来，到屈原之时，楚民族地域的中心范围，是在长江和汉水流域的江汉地区。《哀郢》说：“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江夏，即长江；夏水，即为汉水[263]。又说：“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夏首，为汉水入江处，即今汉口。还说：“惟郢路之辽远兮，江与夏之不可涉。”据史书记载，屈原写《哀郢》，正是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攻下楚国的郢都，迫使其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县）之后。在这之前，楚都城曾由丹浙丹阳迁到荆山丹阳，又迁到今称楚皇城的郢，又迁到今称纪南城的郢，又迁到上鄀，又迁到今称纪南城的郢，共五迁。从这五次迁都中，可见楚民族的政治中心是从汉水上游逐渐向南，沿汉水而下，纵横于江汉地区，此可证楚民族活动的中心范围始终稳定在江汉地区。
楚民族崛起于江汉后，进而发展于江南。春秋时期，从公元前8世纪中叶熊通自立为楚武王始，楚民族进入大发展阶段。开始楚武王及其子楚文王主要向北发展，“北接中国”[264]。到公元前7～前6世纪之间，楚民族的发展达于颠峰，《韩非子·有度》说：“荆（楚）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到了战国之时，楚成为“地方五千里”[265]的泱泱大族。据考，楚从春秋到战国，即从楚武王起至考烈王灭鲁止的480年间，灭国六十[266]，实则犹不止此数[267]，其中邾、莒、小邾、鲁在今山东境内，息、申、吕、江、蒋、杞、许等国在今河南南部外，其余大部分都在江汉地区以及长江中下游以南广大地区。《淮南子·兵略训》即云：“昔者楚人地，南卷沅湘，北绕颍泗，西包巴蜀，东裹郯、淮，颍汝以为洫，江汉以为池，垣之以邓林，緜之以方城。……楚国之强，大（丈）地计众，中分天下。”《国语·楚语上》也说：“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征南海，训及诸夏，其庞大矣。”[268]加上战国时吴起“南平百越”[269]，可见兴起于江汉的楚民族，虽向北发展与中原地区相接，但其主要发展方向在长江以南。
对此，《楚辞》中也有反映。《哀郢》中说：“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屈原乘着小船随波逐流，进入洞庭湖离开了长江，离开祖先建立的老家，即楚民族兴起的江汉地区，恋恋不舍地“南渡”[270]，而“旦余济乎江湘”[271]。所以屈原常常寄希望于南人[272]，即长江以南的楚国之人。
楚民族向长江以南发展的这个过程，大约是春秋中晚期以后发展到湘江流域的湘中地区，以及长江中下游的安徽、江西一带，到战国时，不仅推进到湖南全境[273]，过南岭，达苍梧，还东灭越，把地域范围扩大到了东南沿海，同时又派庄
入滇[274]，势力触及西南地区。由此可见，楚民族向北发展只不过在河南南部及山东一小部分范围，向南发展却西起四川，东到江浙，南达岭南及广西北部广大地区，包括了长江流域七省，并涉及珠江流域，南北地区发展之范围，实不可同日而语。
（2）楚民族文化特点的鲜明色彩
我们对楚民族形成过程的了解虽比较粗略，但是，由于材料的逐渐丰富，特别是楚民族哺育成长起来的伟大诗人屈原所作的《楚辞》，是根植于楚民族文化土壤之中的“绝唱”，正如宋人黄伯思所说“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275]，所以我们可以对具有鲜明色彩的楚民族文化的特点作比较具体的考察和讨论。
楚民族文化表现在语言上的主要特点是：“兮”字文体和双音叠韵。
楚民族之所以有自己的鲜明特征，一个重要的根据就是他们有与夏、商、周诸民族不同的语言。鄂君子晢在河中泛舟何以听不懂打桨的越人唱的歌，而要人翻译？就是因为鄂君是楚族人，他只懂楚语[276]。孟子何以称农家许行为“南蛮
舌之人”？就是因为楚国人许行讲的是难懂的楚语。楚民族又何以被称为“楚蛮”[277]“荆蛮”[278]？就是因为楚民族的语言纠缠而难懂，所以金文“蛮”字作“”，从言和二个系，而不从虫，形象地表示语言像束丝那样绕来绕去而难懂的意思。楚语为什么难懂？《吕氏春秋》解释为：“蛮夷反舌。”[279]《汉书·王褒传》载：“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可见汉时能读楚音，即讲楚语者已很少了。到隋时，能讲楚语者更是罕见，《隋书·经籍志》记载：“隋时有释道骞，善读之，能为楚音，音韵清切。至今传《楚辞》者皆楚骞公之音。”以上都可证楚语确实是楚民族特有的共同语言。
楚民族虽是一个历史上的民族，但因《楚辞》“皆书楚语”[280]，素称难懂，被古人认为“恢奇奥衍”，“语意杳冥”，这就给我们探讨楚语提供了宝贵资料。下面举几例说明之。
第一，《楚辞》中第一人称代词“余”和“予”的用法与中原地区先秦文献不同。在中原地区的先秦文献中“余”和“予”是没有分别的，一般都认为它们是同音词，不同时代的不同作者或用“余”，或用“予”，只是写法不同，没有形态的变化，所以都可以用主格、领格和宾格[281]。而《楚辞》则不同，从王逸所定的屈宋作品中所有有关“余”和“予”的句子中，我们可以看出“余”可用于主、领、宾三格。而用于宾格时，除个别例句外，只出现在句尾。可见在楚辞中“余”和“予”不仅写法不同，而且用法也不同，甚至可以推断其声调也是不同的[282]。此乃楚语在语法上与中原地区诸民族不同之一例。
《楚辞》
第二，《楚辞》的文体与中原文化的代表——《诗经》不同。正如郭沫若所说：《诗经》的文体“四个字一句，呆板得像砖头彻成的方块”[283]，而《楚辞》则完全不同，其章法、句法，即整个文体都有其鲜明的楚民族所特有的语言特征。与《诗经》以四字为定格的形式不同，《离骚》和《九章》基本上是六字句，《九歌》则是以五言为主的长短句，形式上的变化很多，不受任何固定章法的限制。为了适应文体形式上这种浪漫主义的特色，《楚辞》吸收了古代江南地区被称为“南音”[284]或“南风”[285]的民歌，如《候人歌》[286]《越人歌》[287]《沧浪歌》[288]《接舆歌》[289]《徐人歌》[290]等，在句法上都参差不齐，并用“兮”字在句中或句尾进行调节的手法，创造了以“兮”字为文体特征的“骚体”诗，成为“独出千古的一个伟大的风格”。此乃楚语在文体上与中原地区诸民族不同之一例。
第三，《楚辞》中运用了许多双音叠韵字，在词法上与中原地区各民族主要用单音词不同。例如双音字，《离骚》中有郁邑、犹豫、歔欷、纬缅、赫戏、险戏、荣华、眩矅、耿介、规矩、蜷局、追逐、零落、陆离等。再如叠字，《离骚》中有暖暖、翼翼、婉婉、忽忽、浪浪、冉冉、菲菲、、申申、骞骞、总总等；《悲回风》中有杳杳、凄凄、戚戚、悄悄等。所有这些双音叠韵字的动用，不仅大大增加了楚语语音上的音节美，而且表现了与中原地区各民族在词法上的一个区别。所以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说：“楚吴越狄之人名地名为熊渠、执疪、熊挚红、寿梦、阖闾、夫差、勾践……等等似各组中多复音语系与诸夏之纯用单音语者不同也。”[291]
第四，《楚辞》大量采用楚语词使之极富楚文化色彩。据郭沫若考证，《楚辞》中的楚国“方言”可考的有24个字[292]。另据瑞安李翘考证，《楚辞》中名词楚语词有34个字，形音词楚语词有18个字，动词楚语词有15个字[293]，这些楚语词有的至今仍有痕迹。例如“陵”字，《天问》中有“释舟陵行，何以迁之”之句，此“陵”字就是“陆”的意思。所以朱季海《楚辞解故》中说：“陵谓陆也。楚人言陵，因其俗也。”至今在湖南与水相对的地名多用“陵”，如洣水边有茶陵，潇水边有零陵，渌水边有醴陵等，都是“陵”这个古楚语词在地名上的一个痕迹。
可见，楚语的“兮”字文体和双声叠韵，是楚民族文化表现在语言上的鲜明色彩。
楚民族在“江南暑湿，近夏痺热”的自然环境中形成了以稻米为主食的刀耕火种时期。[294]“火耕而水耨”就是刀耕火种[295]，水中耘田。这种农业生产方式在江南延续得很久，直到唐代，在唐人诗歌中还有不少记载。如杜甫《戏作徘谐体遣闷》云：“瓦卜传神语，畬田费火耕。”原注“畬田”曰：“楚俗，烧榛种田曰畬。先以刀芟治林水曰畬。”[296]又如温庭筠《烧歌》云：“自言楚越俗，烧畬为旱田。”[297]再如柳宗元《同刘二十八述旧言怀感时书事》云：“货积舟难泊，人归山倍畬。”原注：“畬音赊。吴楚烧山而种曰畬田。”[298]总之，据查唐诗中所讲楚民族刀耕火种遗习涉及的地域，上起三峡，至西楚、武陵，包湘赣五岭，及其东南诸地，正是楚民族共同地域的大致范围。所以《盐铁论·通有》说：“荆扬南有桂林之饶，内有江湖之利，伐木而树谷，左陵阳之金，右蜀汉之材，燔莱而播粟，火耕而水耨。”
炭化稻米（新石器时代，距今8000年左右。1995年澧县梦溪乡八十垱遗址出土/湖南省博物馆藏）
“饭稻鱼羹”，就是说楚民族的饮食文化生活以大米和鱼为主。当时，除江汉地区盛产稻谷外，洞庭湖以外的长沙、衡阳的广大地区，都是楚国的谷仓，故《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称：“雠、庞、长沙，楚之粟也。”同时，江南楚越之地是我国栽培水稻的起源地之一，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水稻种子，距今已7000多年；被列为1989年中国考古重大发现之一的湖南澧县彭头山早期新石器文化遗址，发掘出土了经文物部门测定为距今9000年左右的稻谷遗存。此外，距今一万多年前的江西万年县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水稻的植硅石，以及差不多同一时期的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出土的栽培稻谷的果实[299]，都说明“饭稻”的历史是很悠久的。而且《史记·货殖列传·正义》又说：“楚越水乡，足螺鱼鳖，民多采捕积聚，
叠包裹，煮而食之。”所以，长江中游、下游各地，至今仍被称为“鱼米之乡”。
王子午鼎
（3）楚民族强烈的民族认同
楚民族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周夷王、熊渠便宣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公元前705年，楚武王之时仍自称“我蛮夷也”[300]。这都明确表示自己是与中原地区各民族完全不同的民族。所以到战国时，楚威王仍说：“楚国僻陋。”[301]不仅楚民族意识鲜明，就是中原诸侯各国，历来也把楚民族看做“蛮夷”。《国语·郑语》云：“当成周者，南有荆蛮。”“蛮芈，蛮矣。”《国语·吴语》亦云：“今伯父有蛮荆之虞。”从而把楚民族划在“中国”之外，《国语·晋语》云：“楚为荆蛮……故不与盟。”《诗经·小雅·采芑》亦云：“蠢尔蛮荆，大邦为雠。”并遭到武力的讨伐，《诗经·鲁颂·
宫》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诗经·商颂·殷武》亦云：“挞彼殷武，奋伐荆楚。”
楚民族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还表现在他们有一套自成系统的历史文献。《孟子·离娄下》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众所周知，《春秋》是鲁国的史书，所谓“一也”，是指三者性质一样，那《梼杌》也就是楚国的史书。楚国的史书自成系统，《左传·昭公十二年》载：“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倚相，是楚国的史，此所谓“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一定是楚民族的古代典籍，而不是汉儒所解释的是三皇、五帝、八卦、九州的书[302]。中原先秦学者所艳称的黄帝的传说，极盛于战国，集中于中原体系的《山海经》里，而《楚辞》的叙事却从尧舜开始，即《天问》所云：“舜闵在家，父何以鳏？尧不姚告，二女何亲？”此又可证楚民族的历史文献与中原历史文献之不同，而自成系统。这是楚民族强烈的民族认同的主要表现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楚民族又具有强悍刚劲的民族性格。因为楚民族兴起于江汉地区的“荆山”，所以史家往往把楚民族的气质，即民族性格与“荆”一词的含义联系在一起。西汉扬雄说：“包楚与荆，风飘以悍，气锐以钢，有道征服，无道先强。”[303]东汉应劭说：“荆，强也。言其气躁劲。”[304]此均可见楚民族“强”“悍”“刚”“劲”的民族气质。所以《橘颂》云：“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徒，更壹志兮。”以物喻人，也表现了楚民族刚毅的民族气质和性格。
楚民族这种强悍刚劲、崇尚英雄、崇尚武力的民族性格，在《国殇》中有充分的反映。《国殇》是祭为国牺牲将士们的祭歌，着力颂扬了将士们英勇作战的气概和为国牺牲的精神。他们出门作战时，就决心死战，即便身首分离，忠心也决不改变，即“出不入兮往不反”“首身离兮心不惩”。在两军战车的车毂互相碰撞激烈交战的情况下，楚兵仍保持“矢交坠兮士争先”“终刚强兮不可凌”的气概，确实表现出了刚强威严，虽死犹生的崇武精神，说明楚民族是一个“身既死兮神可灵，子魂魄兮为鬼雄”的英雄民族！
可见，自认“蛮夷”的民族意识和强悍刚劲的民族性格，都是楚民族强烈民族认同的鲜明表现。
5．越民族的形成
在长江流域崛起的另一个民族是于越。
（1）于越的突起
分布在江苏、浙江到两广或云贵高原这一弧形地带的百越集团，虽然在语言、经济生活、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诸方面有着不同程度的共同特点，但终因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长期以来处于“百越杂处，各有种姓”[305]的状态。但是，由于历史的机遇和地理位置的优越，商周之时，与中原诸民族邻接的百越在江浙的一支——于越突起，开始了形成为民族的过程。
于越的突起，首先得助于先进的夏、周两民族的影响和帮助。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正义《吴越春秋》云：“禹周行天下，还归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群臣，封有功，爵有德，崩而葬焉。至少康，恐禹迹宗庙祭祀之绝，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贺循《会稽记》亦云：“少康，其少子号曰于越，越国之称始此。”
宜侯矢簋
《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索隐颜师古注《汉书》载：“以吴言‘句’者，夷语之发声，犹言‘于越’耳。”此记载可靠性颇大。1954年江苏镇江烟墩出土一组铜器，其中有属于成康时代的宜侯矢簋，从铭文内可知周初曾封矢于宜，宜侯与周定王同姓，可见吴国统治者的始祖系周民族成分之人是完全可能的[306]。此乃周民族对于越发生关系之始。
由于夏民族的无余和周民族的太伯、仲雍的迁入，完全可以设想：与江、浙相邻的其他夏、商、周三族人民间的迁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一定很频繁。这样，在夏、商、周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的影响下，于越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农业的发达、纺织业的进步和冶金术的高水平三个方面。
于越是一个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业族群。于越活动的地区，湖泊密布、江河纵横、土地肥沃、气温暖湿、植被良好、物产丰富[307]。在这样有利的自然环境中，他们开邗沟、围湖塘、筑堤造田[308]，不断克服“险阴润湿，又有江海之害”，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于越农业之发达情况，首先从其“独有鸟田之利”可证之。所谓“鸟田”就是利用农业益鸟参加大田作业。而“鸟田之利”即指“鸟田”给农业带来的好处。《越绝书》卷八云：“大越海滨之民，独以鸟田，大小有差，进退有行，莫将自使。”《水经注·渐江水》具体解释说：“有鸟来，为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秽。”众所周知，益鸟是众多农业害虫的天敌，它可以除草、灭虫、杀鼠、肥田，简直可以称之为古代农业的“保护神”。所以深刻认识到“鸟田之利”的于越人，“禁民不得妄害此鸟，犯则刑无赦”[309]。1973年8月，在江苏六合县和仁的一座墓葬中，发现了一件被一层织物包裹着的极薄的铜匜残器的中心部位，刻画着一幅春耕祭祀图：在一片广阔的田野上生长着稻谷，行处有两个反向拱身的农夫，似在插秧。远处伫立着四只昂首的长啄鸟类。田野的左前方是一座大型两层台榭建筑，楼上设案，供陶制大罐两个，上下楼各有三人手持禾苗作跪拜状[310]。从这一幅珍贵的春耕祭祀图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于越“鸟田之利”的生动写照，也可以了解到于越以水稻为中心的农业已发展到相当的水平。其次，从务农之风盛行又可证之。诸樊在推辞王位时说，“臣诚耕于野”，后“果耕于野”[311]。伍子胥奔吴后，“退而耕于野”[312]。所以吴王夫差打比喻说：“比如农夫是耦，以刈杀四方之蓬蒿”[313]。再次，粮食生产的发展又可证之。由于农业技术的提高，耕地面积的扩大，粮食生产大大增加，吴国一次就借给越国“万石”稻谷。粮食的增产，使一般老百姓家中也能吃上饭了。所以伍子胥亡命吴国时，遇一女子，求其施舍，“女子知非恒人，遂许之，发其箪
，饭其盎浆”。另一渔父也“持麦饭，鲍鱼羹，盎浆”[314]与之。
于越纺织业的进步可以葛麻业的发达证之。《淮南子·原道训》载：“于越生葛稀。”说明于越人善织葛布。《越绝书》和《吴越春秋》中都更具体地记述了越人开辟“葛山”，专门种葛。勾践知吴王好美服，命女工织作黄丝细布10万匹献吴王[315]。此后，不仅《汉书·地理志》记越地多产布，颜师古《注》云：“布，葛布也。”或“布，谓诸杂细布。”及至近现代，浙江与江西交界一带的农户仍盛产被称为“夏布”的葛布。可见葛麻业的发达既反映了于越纺织业的进步、又表现了于越纺织业的特点。
越王勾践剑
于越冶金术的高水平，以青铜宝剑之精可证之。青铜宝剑的铸造，堪称越冶金术之精华。《越绝书》卷十一载：越王勾践时的名剑分湛卢、纯钧、胜邪、鱼肠和巨阙等五“刑”，吴王阖闾也得此宝剑。勾践时之名剑赏家薛烛评论“纯钧”时说：“手振拂扬其华捽如芙蓉始出，观其
如列星之行，观其光辉辉如水之溢于塘，观其断岩如锁石，观其才焕焕如冰释，此所谓纯钧也。”[316]可见越王剑的剑形优美、长短随手、刚柔适度、犀利无双。难怪1965年12月在湖北江陵县望山一号楚墓中出土的，刻有“越王鸠（勾践）自乍（作）用剑”二行鸟篆铭文的越王剑，虽深埋于地下2400多年，仍保存完好，刃薄而锋利，至今还保持着耀目的光泽[317]，使现代冶金科学家都叹为观止。不仅反映了于越冶金术的高水平，也表现了于越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
于越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于越的突起，加快了越民族形成的步伐。
（2）吴国、越国的建立是越民族形成的标志
于越原始社会的瓦解和崩溃，形成为民族的历史过程，由于历史典籍中缺乏记载，考古材料又甚少，目前尚难以作具体的论述。但是根据恩格斯“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318]的观点，我们仍然可以找到越民族形成的标志。这个标志就是吴、越两国的建立。
按照古代原生民族最初形成的一般规律，原始社会末期，在氏族、部落分化、瓦解以及重新融合的过程中，由于阶级的产生，国家的出现，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的完成，民族也就形成了。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从吴太伯至寿梦，经过了19代[319]，约600年的发展，使一个本来还保留“文身断发”习俗的原始部落，逐步发展，产生了阶级，公元前585年，“寿梦立而吴始益大，称王”[320]，建立了奴隶制国家政权。寿梦之时所建立的吴国，与吴太伯所到之“荆蛮”已不可同日而语，故《吴越春秋》云：“凡从太伯至寿梦之世，与中国时通朝会，而国斯霸焉。”
越国的建立稍晚于吴[321]。《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索隐云：“越在蛮夷，少康之后，地远国小，春秋之初未通上国，国史既微，略无世系。”所以史籍中只笼统地说自少康“后二十余世”[322]至允常，这样算来，大约也是经过了600年左右的发展，一个原来“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323]的原始部落，也于允常之时称王建国，此即史籍所云：“越侯传国三十余叶，历殷到周敬王时，有越侯夫谭子曰允常，招土始大，称王。”[324]
至此，由于吴、越国家的建立，即反映了于越原始社会的瓦解和崩溃，标志着于越各部落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的完成，百越集团中的于越在突起中形成为民族。
对此，人们不禁要问：如果说国家的产生可以作为古代民族形成的标志，那么吴、越两国是否是由两个不同的民族建立的呢？否。吴、越是同一个民族所建立的两个不同的国家。对此，当时的人们都是确信不疑的。如：吴王夫差将要北征齐国，伍子胥认为不行，他说：“夫齐之与吴也，习俗不同，言语不通，我得其地不能处，得其民不得使。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我得其地能处之，得其民能使之。越于我亦然。”[325]又如《吴越春秋》卷五《夫差内传》中记载大夫种说：“吴与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再如，越国的范蠡也说：“吴、越二邦，同气共俗。”[326]今人王文清撰有《论吴、越同族》[327]一文所论甚详，兹不赘言。
至于同一个越民族为何会建立两个国家，这当然是有其历史背景的。这与吴、越两国的建立分别受周民族和夏民族的影响不无关系。此外，吴国建立后，作为一个奴隶制国家，当然要掠夺和征服他人作奴隶，这样与吴“习俗同，言语通”“得其地能处之，得其民能使之”的“越”就首当其冲了。而越强大起来后，也就理所当然地要与吴发生冲突，这种冲突的最高表现形式就是战争，于是在吴王阖庐与越王允常时，两国即开始发生战争，及至夫差和勾践之时，战争就更多了。勾践失败后之所以到吴国给夫差作奴养马，这正是由奴隶社会的性质所决定的。在这种尖锐的冲突对立中，虽然吴、越本同属于百越族群集团，但却建立了两个势力不同的国家。经过反复的较量，公元前473年最后由越灭了吴，越民族也就统一于越国。顺便指出，同一个民族建立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情况在世界民族发展史上并非偶然现象，阿拉伯民族在其形成过程中先后建立了若干个国家是更为典型的例证。
长江第一湾
因此之故，吴、越两国的建立也就成了越民族形成的标志。
（二）第二部曲：华夏族在大融合中育成
夏、商、周、楚、越相继崛起，历时一千余年的沧桑起伏，进入周代以后，多元的夏、商、周、楚、越诸族，以及其他族群开始了走向一体的雪球滚动，奏起了汉族形成的第二部曲。
1．周王朝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1）周王朝的民族分布
夏、商、周、楚、越诸民族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相继崛起，适值周代。周王朝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但是，由于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平衡和多样性，在周代，除夏、商、周、楚、越诸民族以外，周王朝还存在着被称之为夷、蛮、戎、狄的各种不同族群[328]，此即谓《礼记·明堂位》所言的“九夷、八蛮、六戎、五狄”[329]。
周代的夷，主要指淮河、徐泗一带和山东半岛的某些族群，就是笔者在起源中所说的东夷族群集团。春秋之际，东夷与中原诸民族还有着明显的区别，《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云：“春，杞桓公来朝。用夷礼……公卑杞。”故孔子修《春秋》时不称杞桓公为“公”而称之为“子”[330]。有的东夷人甚至还“杀人而用祭”[331]，保留着以人祭鬼的习俗。
周代的蛮，是对南方族群的总称，除上面所讲楚、越民族外，还有被称为“濮”的蛮。濮蛮大致分布在楚民族的西南。通观蛮之文化特点，大多有种稻、喜食鱼鲜、“文身”“凿齿”“翦发”（或“断发”）“交趾”“用舟”“住干栏”“悬棺葬”以及“裸身”“君臣同川而浴”和“男女同川而浴”等与中原诸民族不同之风俗。
周代的戎，主要分布在周王朝的西北部，故又称“西戎”，是属于畜牧和狩猎经济类型的族群。《左传·襄公十四年》所载西戎的一支戎子驹支即云：“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有的如义渠和氐羌还行火葬习俗[332]。
周代的狄，系指周王朝北部的族群，故又称为“北狄”。其又分为两个集团，偏西者为狁、犬戎、狄，又分赤狄、白狄、长狄，战国时称为胡；偏东者为肃慎、貊、貉、山戎，战国时称为东胡[333]。无论胡或东胡都过着游牧生活。
周代夷、蛮、戎、狄的存在，正如《礼记·王制》所云：
中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
，北方曰译。
又如《淮南子·坠形训》所云：
东方……其人兑形小头，隆鼻大口，鸢肩企行……长大早知而不寿，其地宜麦，多虎豹。南方……其人修形兑上，大口决眦……早壮而夭，其地宜稻，多兕象。西方……其人面末偻，修颈卬行，勇敢不仁，其地宜黍，多旄犀。北方……其人翕形短颈，大肩下尻，其人蠢愚，禽兽而寿，其地宜菽，多犬马。中央四达，其人大面短颐，美须恶肥……慧圣而好治，其地宜禾，多牛羊及六畜。
可见周王朝这个多民族的国家不仅包括了夏、商、周、楚、越诸民族，也包括了夷、蛮、戎、狄诸族群，呈现出民族成分的复杂性。
在民族分布上，周大夫詹桓伯曾描述过如下一幅民族分布图，他说：“我自夏以后，稷、魏、骀（邰）、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334]似乎是人们常说的夏、商、周诸中原民族居中，楚、越民族以及夷、蛮、戎、狄居四方的整齐划一的情况。实际上，这只是大体的一种划分，夏、商、周三族虽然居中，但其西、北与戎、狄交错，东与夷交错，南与楚交错，西南与濮蛮交错，东南与越交错。以晋为例，晋国是周初的重要封国，其国除周民族和被统治的夏民族外，还与戎、狄交错杂居。《国语·晋语二》即云：晋是“景霍以为城，而汾、河、涑、浍以为渠，戎、狄之民实环之，汪是土也。”所以远离周王朝中心的晋与戎、狄为邻，竟出现了“拜戎不暇”[335]的反常现象。因此，周民族姜姓集团的齐、纪、州、鄣等国与东夷、莱夷等夷人的接壤或杂居；申、吕等国与庸、卢、彭、濮等人的接壤或杂居。周民族姬姓集团的应、蔡、息、蒋、随、聃等国东与淮夷，南与荆楚，西与庸、卢、彭、濮等人的接壤或杂居；洛水、伊水之间的山区有杨拒、泉皋、伊洛之戎，山东曹县与兰阴之间有戎州已氏之，黄河与淮水之间有徐戎，河北永平一带有北戎（又叫山戎）；唐叔被封于晋时得狄族隗错的“情性九宗”等史实，都反映了中原诸民族与夷、蛮、戎、狄交错的情景。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错杂居的情况才是周王朝民族分布的真实情况。
（2）周王朝的民族关系
周初，周民族居于统治民族的地位，作为一个统治民族，它与其他民族是不平等的。
黄河乾坤湾
这种不平等的民族关系一方面表现在周民族对其他民族的歧视上。例如，宗法思想浓厚的周民族在明堂位的排列上，就排“九夷之国，东门之外，西面北上。八蛮之国，南门之外，北面西上。六戎之国，西门之外，东面南上。五狄之国，北门之外，南面东上”[336]。对夷、蛮、戎、狄的歧视昭然若揭。又如，在周代的著作中，常把戎、狄视为豺狼[337]，在书写夷、蛮、戎、狄等人的名称时常常加一个犬字旁或一个虫字旁，歧视之意更为露骨。另一方面又表现在民族压迫的政策上。周王朝规定：“夷、蛮要服，戎、狄荒服。”“要服者贡，荒服者王。”[338]这就是说夷、蛮、戎、狄等人不仅每年要向周天子贡献牲口或承认天子的统治地位，而且还规定每代戎狄之王继位要朝见周天子，新的周天子继位也要来觐见，此所谓“终王”[339]。为了维持周民族对其他民族的统治，周王朝还规定，若夷、蛮、戎、狄之王不照要服和荒服的规定办，就要名“尊卑职贡”之分和感之以德，即所谓“修名”和“修德”，使其来贡来朝，若还不行，就要使用武力“刑诛”，即穆王祭文谋父所说：“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340]《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说“刑以威四夷”，一语道出了周王朝民族压迫政策的实质。
在这种不平等的民族关系的制约下，平王东迁之前西周的历史，是一部充满民族冲突的历史。周初，周民族与商民族之间的斗争成为西周民族斗争的主旋律。周“克商”后，虽然封商纣之子武庚续殷祀，但武庚却利用周民族内部的矛盾，勾结监视他的管叔、蔡叔，发动了反周战争。武庚之乱平服后，周公即将“殷顽民”分迁于宋、卫和成周三地。而西周东部地区商民族的反周斗争持续的年代更长久，《礼记·檀弓》说：“太公封于营丘，北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可见周、商二族的斗争不仅闹得姜太公的子孙五世不得安宁，还逼得他们不得不把死者送回“周原”去埋葬。这种冲突、斗争起码持续了一两个世纪，直到春秋时期，仍残存着商民族所建立的谭、萧等国。与此同时，周民族与东夷、淮夷，与楚，与鬼方、犬戎等都进行了长期的战争。东夷的蒲姑和奄都参加过武庚之乱，历时三年才被周公征服。封于鲁的伯禽与淮夷、徐戎有过激烈的战争，有时甚至对鲁国造成严重威胁，使得鲁国连国都的东门都不敢开。周穆王时，其强徙一部分犬戎于太原[341]，而淮夷中徐方的徐偃王却起兵反周，一直打到黄河边。直到周厉王时，仍出现“淮夷入寇”[342]。迟至周宣王时，还有北方的狁逼迫周都之事。
所有这些，都表明西周之时各民族之间分明的界限，森严的壁垒。周王朝确实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2.民族大融合潮流的涌起
春秋时期是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一个大分化、大混战的历史转折时期。这时，不仅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思想上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革，而且在民族关系上也出现了民族融合的新局面，中国历史上波澜壮阔的民族大融合的潮流在中华大地上涌起。
（1）夏、商、周三族融合的浪潮
风云渐变，西周时民族界限分明、壁垒森严的形势，在春秋时逐步被打破。进入春秋后期，由于铁器的推广使用[343]，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各族和各诸侯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发生了新的不平衡。这时，在西周延续了两个多世纪的激烈、复杂的民族冲突已趋向缓和，民族大融合的浪潮首先在夏、商、周三族之间兴起。
晋惠公作“州兵”[344]是一例。周襄王七年（前645年），秦晋之战中，晋惠公做了秦的俘虏。晋人为加强军事力量以雪耻而作“州兵”，打破了西周以来武装部队主要由被称为“国人”的周民族和效忠于周王朝的商贵族编成的规定。周制“王国百里为郊，二百里为州，三百里为野”[345]，各诸侯国也大致如此。居“州”之人本是被周民族征服的“庶人”，其地位与居都、邑内的“国人”（自由民）不同，没有服兵役的政治权利。作“州兵”后，情况就变了，被征服的“庶人”就与“国人”一同正式服兵役。这样，“州兵”的建立，不仅说明“国”与“州”对立的逐渐消除，夏、商、周三族的杂居越来越厉害，也说明征服者周民族与被征服者夏民族、商民族、“怀姓九宗”等之间的鸿沟也逐渐得以填平，民族间互相敌视的心理也越来越淡薄，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作“州兵”是晋国内夏、商、周三族融合为一的一个标志。
宋桓公迎卫文公又是一例。周惠王十七年（前660年），当狄人灭卫时，不仅周民族的齐、郑诸国出兵援助，连商民族的宋桓公也奔走相救。其在狄人未退的紧张状况中，乘夜迎接渡河而来的卫文公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卫文公的妹妹为宋桓公的夫人，两族早已联姻[346]。可见周、商二族之间的民族隔阂没有了，民族间的界限也泯灭了。
孔子被周民族统治者称为“尼父”也是一例。孔子先祖是宋国人[347]，即是商民族人，孔子也从不讳言自己是商民族人。孔子死后，周民族统治者鲁哀公却写了一篇诔文来追悼他。诔文又说：“天不遗耆老，莫予位焉！呜呼哀哉，尼父！”[348]商民族的孔子被美称为“尼父”；其死后竟使周民族的鲁哀公感到了如此的悲哀，心理认同何其一致！这哪里还有什么民族的隔阂，又哪里还有什么民族的界限！
秦晋联姻更是春秋时期夏、商、周三族融合基本完成的标志。西周分封诸侯时，晋开国君王是周成王的弟弟唐叔虞，是周民族人；而秦则是非周民族人[349]。《史记·秦本纪》载：秦的先祖“蜚廉生恶来……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秦晋联姻混血，表明夏、商、周三族之间的民族界限完全被打破了。“秦晋”二字，也因此成了中国古代婚姻关系的代名词。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夏、商、周三族融合的浪潮逐渐发展成春秋时期民族大融合的主流。
（2）民族融合的浪潮向夷、蛮、戎、狄的波及和扩展
风云再起，由于夏、商、周三族以及楚、越二族与夷、蛮、戎、狄诸族群的分布呈交错状态，所以春秋时期率先在夏、商、周三族之间涌起的民族大融合的浪潮，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和扩展到夷、蛮、戎、狄之间。
这种民族大融合还表现在文化上。拿《诗经》来说，它是中原地区夏、商、周三族融合的产物，也可以说是周文化的代表。虽然其内容丰富，题材广泛，从祭祀到征伐，从恋爱到劳动，从阶级矛盾到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等无所不包，但反映的却基本上是夏、商、周三族的现实生活和历史。但到春秋后期，《诗经》从中原地区向四方传播普及。以在南方影响最大的楚民族来说，自称“蛮夷”的楚民族受周文化的影响，也能诵读《诗经》了。《左传·昭公元年》记载：“令尹享赵孟，赋《大明》之首章，赵孟赋《小宛》之二章。”《左传·昭公七年》又记载：“（芋尹）无宇辞曰：‘……故《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仅如此，楚庄王八年（前606年）攻打陆浑戎时，陈兵周郊，问九鼎大小轻重[351]，说明楚民族对夏、商、周三族都十分珍重和视为宝贝的“九鼎”，也同样是十分珍重和视为宝贝的，其中原因除“九鼎”是权力的象征外，也包含了对周文化的向往，可见楚民族已经被卷入春秋民族大融合的激流之中了。
与楚民族的情况一样，当周太王的儿子太伯和仲雍同避江南时，越民族乃为“文身断发”的“荆蛮”[352]。直到春秋初期，越民族与中原地区诸民族还没什么来往，所以史书缺乏关于吴国和越国的记载。但是到了春秋后期，形势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最典型的莫过于吴公子季札到周文化的中心鲁国观周乐一例。《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相当长，极形象生动地反映了越民族接受周文化已达到相当的高度，特引述如下：
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公之乐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乐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以下，无讥焉。
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
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见舞《象箭》《南龠》者，曰：“美哉！犹有憾。”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
》者，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见舞《韶箭》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
季札是吴王寿最小的一个儿子，他到鲁国观周乐时，正是周景王元年（前544年），而这时删订《诗经》的孔子年仅八岁。但是鲁国乐工为季札所奏的各国风诗的次序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而季札对包括夏乐、夏舞和商乐、商舞在内的周乐、周舞的理解这样深刻，评论这样的精当，说明早在所谓孔子删订《诗经》以前，越民族也已置身于春秋民族大融合的激流之中了。
无锡泰伯墓
甚至自称“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353]的西边姜戎首领驹支，在驳斥了晋国大臣范宣子不让驹支参加盟会的攻击后，“赋《青蝇》而退”[354]。《青蝇》是《诗经·小雅》中的一篇，诗中有“恺悌君子，无信谗言”一句。驹支在此引这句诗对范宣子十分有针对性，故“宣子辞焉，使即事于会，成恺悌也”[355]。即范宣子自觉失言，连忙赔罪，请驹支去参加盟会，以顾全自己恺悌君子的名声。可见戎族驹支不仅会讲“华语”，并且能赋《诗经》以达意，表现了相当的文化水平，这又说明诸戎在与晋的长期交往中，也被卷入春秋民族大融合的激流之中了。
另外，《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记载的东夷的须句国受到邾人攻击时，求救于姻亲鲁国。身为鲁僖公之妾的须句人成风说：“崇明祀，保小寡，周礼也；蛮夷猾夏，周祸也。”表现了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周礼，也成了夷人维持社会政治秩序的根据，可见东夷人已被冲进春秋民族大融合的激流之中。
这样，在整个周王朝之内，无论东西南北，所有的民族及其他族群都被卷入春秋民族大融合的激流之中，形成了波澜壮阔的民族大融合的洪流，使多元的西周各民族和族群的雪球逐渐向华夏族的一体滚滚而去，成为春秋战国时期不可逆转的历史大方向、大趋势、大潮流。
3．华夏族从初形到定型的发展过程
在春秋时期民族大融合的潮流涌起之中呱呱坠地的华夏族，经历了一个从初形到定型的发展过程。
（1）华夏族的横空出世
春秋时期在中华大地上横空出世的新民族，先秦的历史文献中多称为“夏”或“诸夏”。《尚书·虞书·舜典》有“蛮夷猾夏”的说法，《左传·闵公元年》又有“诸夏亲昵”的记载[356]。有的又称之为“华”或“诸华”。《左传·襄公十四年》中有“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的说法，又有“诸华必叛”[357]的记载。可见，古人时而以“夏”和“蛮夷”对称，时而又以“华”与“夷”对称，所以孔子干脆视“夏”与“华”为同义词，他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358]。最早把“华”“夏”连用的也是《左传》，即《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楚失华夏，则析公之为也。”这是关于“华夏”一词的最早记载。虽然春秋之时文献中仍多以“夏”或“诸夏”，“华”或“诸华”称呼在民族大融合的潮流中横空出世的新民族，但随着历史的推移，“华夏”一词遂成为这个新民族的族称。
甲骨文
华夏族横空出世之时，其民族的自我意识也开始产生。它的表现就是春秋时期民族关系朝着民族大融合的大趋势发展的同时，民族关系的另一个趋势也得到了发展，这就是随着华夏族的形成，其与周边的“夷、蛮、戎、狄”的民族界限更加明显。首先是地域界限自此明确固定下来，所谓“内诸夏而外夷狄”的观念，正是这个时期形成的。春秋初期被称为“诸夏”的国家，主要包括姬姓的鲁、蔡、曹、卫、晋、郑、燕，姜姓的齐、许、申、吕，子姓的宋，姒姓的陈等国。至于与“诸夏”对称的所谓“夷、蛮、戎、狄”，则基本上不再指中原地区内的夷、蛮、戎、狄，而专指中原地区以外的“夷、蛮、戎、狄”了。其次，不同的民族语言也明显表现出来，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往都需“重译而至”[359]，经过翻译方能了解。其三，在风俗习惯方面的区别也更为突出。例如服饰，华夏族是头着冠，发着笄[360]，而戎狄是“被发”[361]，百越是“断发”[362]或“
发”[363]，西南诸少数民族则是“盘发”[364]或“编发”或“辫发”[365]。华夏族的衣服为右衽，夷、蛮、戎、狄则多为左衽。华夏族行土葬，夷、蛮、戎、狄则或行火葬，或行岩葬，或行悬棺葬等。因此，所谓“尊王攘夷”口号的提出，从华夏族形成的意义上来说，正是民族自我意识开始产生的集中反映。
（2）华夏族的族群结构
春秋时期民族大融合的结果，是华夏族的横空出世。但是，由于华夏族是由夏、商、周、楚、越诸族，以及部分夷、蛮、戎、狄诸族共同体融合而形成的，而夏、商、周、楚、越诸族或源于炎黄族群集团，或源于东夷族群集团，或源于苗蛮族群集团，或源于百越族群集团，或源于戎、狄，因此，就造成不同地区的华夏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发展的不平衡。特别是诸侯国林立，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争霸的结果，使得华夏族分成为许多族群，而成为一个分散的、不统一的民族。民族的不统一，反映在战国时期的政治、经济、语言、文化以及地域上，是“田畴异晦，车涂异轨，律令异法，农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366]。族群问题的存在，正好说明横空出世的华夏族，只不过是一个呱呱坠地的民族初形。一个民族共同体从初形到定型还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
一个初形民族发展成定型民族，一般有三条道路：一条道路是各个族群继续发展下去，一个民族也分化为几个民族，或出现一个民族建立多个国家的局面。或如西方蛮族进入西欧，建立了多个国家后，在不同的条件下，逐步形成为同一拉丁语系的几个不同民族；或如阿拉伯民族分散建立几个各自独立的国家。另一条道路则是沿着融合的方向继续发展下去，形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从而建立一个统一国家的局面。第三条道路是在民族融合、族群统一的基础上，以一个民族为主体，建立一个包括若干少数民族在内的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历史证明，华夏族走的是第三条道路。下面我们先讨论华夏族的族群结构问题。
战国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又是中国从分散的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到统一的封建的中央集权国家的一个过渡时期。经过春秋时期的诸侯混战，到战国初期的形势是，在北起辽东，南抵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形成了楚在南，赵在北，燕在东北，秦在西，齐在东，韩、魏两国夹在中间的七大国，史称“战国七雄”。七国四周，还有宋、鲁、卫、中山、越、巴、蜀等十几个不同民族的中小国[367]。在七雄鼎立的形势下，华夏族按地域分成了齐、燕、赵、楚、秦五大族群。
笔者在上面述及齐在山东先后征服了阳、莱、牟、任、薛、州等被称为“东夷”的小国以及东夷中最大的一支“东莱”，此即《韩非子·有度第六》所说：“齐桓公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从而成为华夏族在东方的一个主要族群。
孔子讲学图
燕在东北方与戎人杂居，春秋之时还是个弱国，常被山戎所攻掠。但到战国时已成为雄跨东北方的强国。燕将秦开，曾作人质于东胡族，回国后率军打败东胡，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等郡，大大扩展了燕国的领土。燕对辽河流域的开拓，不仅奠定了古代中国东北方的疆域，也使辽河流域各民族逐步融合进了华夏族，从而成为华夏族在东北方的一个主要族群。
再看北边的赵国。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赵国遂成为战国后期在北方仅次于秦国的强国。早在战国初年，赵国就与戎人的代国关系密切。公元前473年，赵襄子则以宴请为名，密令宰人刺杀了代王，兼并了代国，确立了其在北方的地位。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史实，正是华夏族也融合进了戎、狄等人的一个例证。开始，当赵武灵王穿胡服，即废去传统的上衣下裳，将下裳改为着裤，把大袖子的长袍改为小袖子的短褂，腰里系上一根附有若干小环的腰带，脚上穿了一双有筒的皮靴，头戴貂皮冠上朝时，群臣都被吓了一跳，认为穿胡服，会把中原文化丢掉，而大加反对。但是为了富国强兵，赵武灵王坚持变服，他说：“乡异而用变，事异而礼易”“去就之变，智者不能一；远近之服，贤圣不能同”，所以必须顺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而“制浴”[368]。由此之后，赵武灵王改革的服装形式遂成为华夏族服装形式的一部分，赵也就成为华夏族在北方的一个主要族群。
再看西边的秦国。秦居处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毕，膏壤沃野千里”[369]，原系周民族先世地盘。周人东迁后，遂归于秦。其本是犬戎的一支[370]，因护送平王东迁有功，秦襄王始列为诸侯，开始吸收周文化。但在战国初期的百年中，仍不得参与中原地区各国的事务，只能局处西方，可是就是在这个时期内，秦与西方诸戎展开了激烈的搏斗。斗争的结果，是活动在陕、甘、宁、内蒙古及其以北地区的犬戎、嗣谙、翟、独、邦、冀、白翟、大荔、义渠、乌氏、朐衍以及白狄的一部分，大多先后被秦征服，有的则转移到了漠北地区。于是秦“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371]，成了华夏族在西方的一个主要族群。
最后看南边的楚国。纵横于汉水、长江一带的楚国，经过长期的争霸战争，终于成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春秋五霸”之一。就是在这种霸威之下，当时楚国东面的群舒和淮夷诸部就受到楚的控制，在齐国称霸中原时，楚又乘机灭了弦、黄二国，打败了徐国；西、南两面的群蛮、百濮、卢戎等也多臣服于楚；楚北面周民族所建立的姬姓国及其他诸侯国或屈服，或被灭，如楚打败过随国，灭掉了申国、息国、邓国，控制了陈国和蔡国，并插手郑国的事务。在春秋时期的近300年中，楚国在与齐、宋、晋争霸中原时，向东部、南部得到很大的发展，从而使“蛮夷皆率服”[372]，先后灭了四五十国[373]，除西周的一部分封国外，还有卢戎的一部分，东方群舒以及淮夷的大部分，商王朝遗留下来的徐国以及东夷的某些小国、群蛮和百濮的一部分[374]，统一了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北抵黄河，南达今云南，成为“地方五千里”[375]的泱泱大国以及华夏族在南方的主要族群。
尽管华夏族初形横空出世之后出现了众多的族群，但是，从春秋时期开始涌起的民族大融合的潮流，到战国时期仍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前奔腾，华夏族这个雪球继续滚滚向前。
（3）华夏族的统一
到战国后期，谁来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呢？
纵观战国形势，从表面看来，楚国“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376]，是战国七雄中疆域最大、人口最多、兵力最强的国家。从实力地位上来说，楚国完全有可能担当起统一华夏族的历史使命。但是，历史的发展并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楚国并没有能担当起这一使命，究其根源，那就是从整体全局和历史发展的深度来看，在长江流域发展起来的以楚为中心的华夏族的支系，比在黄河流域发展起来的华夏族的其他体系，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历史上，相对地说都要落后些、原始些，一句话就是先天不足，无力承担统一华夏族的历史使命。
在经济上，《汉书·地理志》云：“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可见以越为中心的华夏族的支系的经济属于“火耕水耨”的经济类型，与黄河流域华夏族诸族群的灌溉农业经济类型相比，其原始性、落后性不言而喻。
在政治上，经春秋时期的大分化、大动荡和大混战，中国奴隶制度已土崩瓦解，进入战国时期，黄河流域华夏族诸族群纷纷变法改革，新兴的地主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新时代，而楚国却一直是奴隶主贵族垄断了政治经济大权。春秋时期黄河流域各诸侯国奴隶制度的土崩瓦解，对长江流域楚国的冲击似乎不大，似乎影响甚微，所以《韩非子·和氏》中说楚国的旧传统是“大臣太重，封君太众”。战国时期，楚悼王虽然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任用吴起进行变法，给奴隶主贵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以沉重的打击，但好景不长，不到两年，楚悼王死后，不仅吴起被奴隶主贵族复仇的乱箭射死，连变法的成果也付诸东流。与黄河流域华夏族诸族群相比，以楚为中心的这个华夏族群在政治上的落后性也是不言而喻的。正是由于这种政治上的落后，加深了楚国社会的矛盾，国势如江河日下。
张生太《诸子百家》
在文化上，以《楚辞》为代表的楚文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楚民族的民族特征，但是终因其是南方“火耕水耨”经济类型的产物，与黄河流域以周为代表的文化相比，就显得较为僻陋，而带有边疆性、非正统性。因此，到战国时，楚威王还不得不谦让地说：“楚国僻陋，托东海之上；寡人年幼，不习国家之长计。”[377]所以楚文化虽然有《楚辞》为其总代表，但这又是其唯一的代表。黄河流域华夏族诸族群的文化则截然不同，以周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文化，因为继承和发展了夏、商文化，而具有系统性和正统性。早在春秋初期，鲁国人孔子作为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删定六经：《易》《诗》《书》《礼》《乐经》《春秋》，使夏以来的古典文献得到整理，使周文化得以条理化和系统化。战国时期更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稍加排比，可以看到，战国“百家”的代表人物中墨子、孟子是鲁国人；庄子、惠施是宋国人；荀子、慎到、公孙龙是赵国人；孙膑、邹衍是齐国人；商鞅、吕不韦是卫国人；李悝是魏国人；韩非子是韩国人；申不害是郑国人。相传是楚国苦县人的老子，也因苦县在今河南鹿邑县东，也是被周文化熏陶大的。就是为楚国进行变法的吴起也是卫国人。而楚国唯一可以与黄河流城“诸子百家”齐名的就是屈原。从这个角度来比较，楚文化的落后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在历史上，楚国从周成王“封熊绎于楚蛮”算起，到公元前223年被秦所灭，前后共800余年，历史不可谓不悠久了。但是与黄河流域相比，就整整相差了夏、商二代共1000多年的历史。所以，当黄帝的传说极盛于战国时期，为黄河流域的“诸子百家”赞不绝口之时，《楚辞》的叙事则从尧舜开始，可见以楚为中心的这个华夏族群在历史时代上的差距也是十分明显的。
历史常常有它自己巧妙的安排，楚无力承担的统一华夏族的历史使命，似乎有点出人意料地被局处西方的秦国完成了，正如俗话所说，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
秦为什么能完成统一华夏族的伟大历史使命呢？公元前395年，秦孝公重用卫国人商鞅实行变法改革。商鞅变法的内容是大家所熟悉的，在这里笔者主要从秦吸收、继承和发展周文化方面来考察。一方面，商鞅“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实行编户制和“连坐法”；“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从而“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并“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县，古称邦畿千里之地为县，后亦称王畿内都邑为县，其后诸侯境内之地亦称县。春秋时期，作为地方行政区划最初只是设置在边地，并封给有军功之臣，所以晋国赵简子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秦推行县制，不仅吸收、继承了周文化的传统，而且将其作为法令在全国推行，使春秋以来出现的县制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从而大大发展了周文化。更重要的是秦实行编户制、“连坐法”，废除世卿世禄制度，推行县制这一系列变法，对西周以来一直存在着的氏族血缘关系是摧毁性的打击，从而为华夏族的统一提供了地域关系的基础。
另一方面，商鞅“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有，举以为收孥”。又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宣布“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378]。秦这样奖励耕织，奖励个体小农经济，正是对周文化重农思想的继承；废井田，开阡陌虽然是对井田制的否定，但却是对正在各诸侯国中兴起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肯定和发展。秦在经济上的这一系列措施，既继承了周文化，又发展了周文化。这也正是秦国商鞅变法，比单纯“要在疆兵”[379]的楚国吴起变法彻底、高明和伟大之处[380]。而统一度量衡是大大有利于加强民族共同体内部的经济联系的。无疑，这些经济上的变法措施对华夏族的统一，在封建共同经济生活方面是有着特殊意义的。
这样，秦对周文化的继承，特别是其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对周文化创造性的发展，使之后来居上，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文化上，都达到了历史前列。秦不仅打败了韩、赵、魏三国，夺得了魏在河西的全部土地，而且不断向西、向南、向北扩张，先后兼并了周围一些侯国和其他一些民族和族群，增置了黔中郡、巫郡、南郡、商阳郡、三川郡、上党郡、太原郡等，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昔日西方落后的戎族小国，一跃而成了完成华夏族统一伟大历史使命的承担者。
挑起完成统一大业重担的是秦始皇。从公元前230年灭韩，到公元前221年灭齐，秦始皇用10年的时间统一了六国，结束了长期以来诸侯割据纷争的状态，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空前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帝国，这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是有深远影响和重大意义的。仅就民族形成问题来说，秦帝国的建立，是华夏族统一的标志。
自春秋以来涌起的民族大融合的潮流，历经近五个半世纪，终于以华夏族的统一而告结束。
（4）华夏族的定型
斯大林曾经说过：民族“不是什么偶然的混合物，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混合物”“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381]秦始皇凭借手中掌握的封建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从政治到经济、从地域到语言文字，从思想意识到文化生活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统一华夏族，以与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相适应。这样，在客观上也就促使华夏族完成了从初形到定型的发展过程。
第一，秦始皇推行郡县制统一并稳定了华夏族的共同地域。实行郡县制还是分封制，这不仅是一个国家行政体制的问题，也是一个民族的共同地域能否统一和稳定的问题。前已提及，县，始于春秋时期，在边地设置。后晋、楚、秦等国往往在新兼并的地方置县。到春秋后期，各诸侯国才开始把县制推行到内地，而在新兼并的地方置郡。郡，最早始于晋国，面积比县大，但地位比县低。战国时，边地逐渐繁荣，才在郡下设县，产生郡县两级制。郡县制不仅对巩固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有巨大作用，而且对维护民族共同地域的统一和稳定也有重大意义。所以，从春秋到战国，郡县制的产生和发展，与民族融合的产生和发展是相吻合的。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决定废除分封制，把郡县制推广到全国，设置了36郡，后随着疆域的扩大，增至42郡，使郡县制确立为中国的地方行政制度，这既有利于新建立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的巩固，也有利于华夏族共同地域的统一和稳定。于是“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嚮）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382]，成了华夏族稳定的共同地域。
《会稽刻石》
秦·两诏铜斤权
第三，秦始皇统一货币、度量衡和“车同轨”，是统一和稳定华夏族共同经济生活的有力措施。斯大林说过：“单是共同的地域还不能造成一个民族。除此之外，还需要内部经济联系来把本民族的各个部分团结为一个整体。”[384]统一货币就是加强华夏族内部经济联系的措施之一。战国时，由于各国自行铸币，所以货币的形式、大小、轻重都不相同，计算单位也不一致。这当然是不利于华夏族进行共同经济生活的。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把货币统一为两种：黄金为上币，以镒（20两）为单位；圆形方孔的铜钱为下币，以半两为单位。并宣布珠、玉、贝、银、锡等为器饰宝藏，不为币。这不仅从根本上结束了币制混乱的状况，对经济交流和市场的扩大也起了积极作用，加强了华夏族内部的经济联系性。在这里又需要指出的是：从此以后，方孔圆钱成了后来汉族所用货币的主要形式，直到清朝末年为止。
统一度量衡是加强华夏族内部经济联系的措施之二。春秋时期诸侯国各自为政，使得度量衡制度十分混乱。例如齐国每斤合198.4克，而楚国每斤则合227.2克。春秋晚期的齐国田氏甚至还建立了自己的“家量”。战国时，各国的度量衡仍不统一，如秦国的量制是一斛20斗＝100升＝1000合＝2000龠；齐国的量制则分为升、豆、区、釜、钟；赵国每斗之值约为2114毫升，魏国每斗之值则约为7140毫升。这种差异，显然严重妨碍着各地区经济联系的交流。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秦始皇则用法律的形式统一了度量衡。他除亲自颁布统一度量衡的诏书“器械一量”[385]外，还由中央制造颁发度量衡标准器，作为各地制作和检定的标准。同时，每年对度量衡还要作一次鉴定。显然，度量衡的统一不仅便利国家征收赋税，也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秦的度量制度一直沿用到三国，以后虽有所变化，但各种基本单位及各种比值却长期延续了下来，基本上保持了一致，可见其对后来汉族度量制度影响的久远。
“堕名城”“治驰道”“车同轨”[386]是加强华夏族内部经济联系的三大措施。战国时期，交通系统都是以各诸侯国国都为中心的互不联结的闭塞体系。“堕名城”“治驰道”，即是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下令堕毁了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所筑的城郭，拆除了交通要道上的堡垒，疏通了河道上的障碍。并以首都咸阳为中心，于始皇帝二十六年（前221年）宣布“车同轨”，始皇帝二十七年（前220年）宣布“治驰道”，把战国时互不相联结的交通系统联结和统一起来，再加上在西北、西南，以及岭南地区开发的山区道路，从而构成了秦帝国以驰道为主干的全国性交通网。据有关史料记载，秦帝国共治驰道九条，形成了“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387]的新局面。这种驰道据说是按宽50步，道旁每隔三丈植青松一株的规格修建的，是谓“车同轨”。与此同时，又令常
在云贵地区修筑“五尺道”，以及用兵百越时在五岭修筑了“新道”，开凿了沟通湘江和漓江的灵渠。这样就大大加强了华夏族内部的经济联系，正是“重装富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故交易之道行”[388]。
第四，秦始皇颁布统一的法律令，把“人伦”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以及长城的修建，统一和稳定了华夏族的共同心理素质。伦，即人伦，是阶级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孟子·滕文公上》说：“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在西周的宗法思想和礼乐制度中已开始形成的父慈、子孝、君义、臣忠的共同心理素质，经过春秋孔子所创儒学的发展，经典性地提出了“仁”的道德理论学说。“仁”的定义是“爱人”和“克己复礼”。孔子“仁”的学说的提出，不仅是当时思想史上的一次革命，对于华夏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来说也是一种飞跃。秦始皇以秦律为基础，吸取各国法律中有用的条文，统一法律令，使“法令出一”，把已形成为华夏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人伦关系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正如琅玡台石刻中所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正因为秦律的指导思想是“圣智仁义”，所以才要求全国人民“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389]故《礼记·中庸》托名孔子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其所谓“今”，显然是指秦统一以后；“行同伦”，也就是指秦始皇以“圣智仁义”为指导思想的统一法令。这样，也就统一和稳定了华夏族的共同心理素质。
秦始皇“筑长城”，把原有的秦长城、赵长城、燕长城重新加固，连成一条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阻挡了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的侵扰，稳定了华夏族的共同地域。更重要的是巍巍万里长城是汉族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既是华夏族各族群统一的标志，又是华夏族定型的象征。与此同时，万里长城不仅是建立在华夏族共同地域上的长城，也是建立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中的长城，即建立在人们心中的长城，“不到长城非好汉”，至今，长城仍然是汉族认同的一个象征。
秦始皇所有这一切措施，完全是借助于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的权威进行的。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秦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的建立，华夏族的发展很可能会走上西欧或阿拉伯的道路。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秦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建立，对华夏族各支系的统一，以及对华夏族从初形到定型发展过程的完成，都是有决定作用的。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秦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的建立，也就没有华夏族的统一，也就没有华夏族定型的完成，更没有汉族的形成。因此，从汉族形成和发展史上来说，我们对于秦始皇的这个功劳，对于秦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的建立，都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内蒙古包头秦长城遗址
秦始皇采取的措施，促使华夏族完成了从雏形到民族定型的发展过程，这就大大加强了华夏族的民族稳定性。所谓民族稳定性，就是民族的确定性、顽强性和长期存在。确定性，就是它的成员是明确的、清楚的，毫不含混，外部标志鲜明；顽强性，就是它在与其他人们共同体交往时，是坚强的、耐久的，经得起内忧外患，有巨大的聚合力和向心力；长期存在，就是它的历史范畴，它将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下去，有的直到将来的民族融合和消亡之时[390]。秦始皇巩固统一的一系列措施，使得华夏族的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素质，都更加确定，而成为一个经得起任何狂风巨浪考验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民族的稳定性的形成，就是一个民族完成从初形向定型发展过程的标志。
华夏族这个雪球，在历史的风雨中，经过2500多年的滚动，终于开始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三）第三部曲：汉族在“大一统”中形成
对历史的发展是要有耐心的。汉族的形成从夏族开始在黄河流域崛起，到秦始皇叱咤风云统一华夏族，汉族形成的这个雪球在历史的长河中整整滚动了2500多年，才临近汉族形成的最后一个阶段——汉帝国，奏起了汉族形成的第三部曲。
1.汉承秦制——华夏族在“大一统”中向汉族发展转化
历史总是多层次、多侧面、立体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当秦始皇以其赫赫大功，彪炳于中国历史和汉族发展史之际，带给人民的却是繁役重赋，苛法酷刑，饥饿与死亡，社会的各种矛盾迅速地交汇并激化，强大一时的秦帝国统一后仅15年，即在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的狂飙之中土崩瓦解，继之而起的是继承“秦制”的汉帝国。华夏族在这个历史的急骤转变过程中，也随之发展转化，形成为汉族。“汉承秦制”，从汉族形成的意义上来说，可以认为是汉族完全继承并发展了华夏族的历史传统和民族特征。
华夏族是如何发展转化为汉族的呢？
汉承秦制，汉帝国完全继承了秦帝国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政体，并根据其巩固统治的需要而大大发展了中央集权制。这种“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不仅大大强化了汉帝国的国家机器，也大大强化了汉族的一体性。
政治学的国家学说告诉我们：中央集权是国家完整性的象征。中央集权的强弱程度，表明中央对地方控制能力的大小。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在执行国家对外的职能上，能动员全部国力抵御外来侵略，保护国家领土的完整；在执行对内职能上，又能抵御自然经济产生的地方离心力。同时，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措施，不仅能不断加强国内各地区之间的联系，使国家的统一日趋稳定，而且也能加强国内民族的内部团结，使统一的民族日趋稳定。
为了在下面能展开分析汉族在“大一统”中形成的情况，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先简略地考察一下中央集权制在中国产生的理论基础和历史根源。
先秦时代，被称为“社稷”的国家政权，不仅象征着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也是民族赖以形成的前提条件。但是，从夏到西周，社稷与君主是合二为一的，其源盖出于君权神授。这个传统观念，不断地被历史上胡作非为的君主所导致的社稷不安的现象所冲击，荀子就明言：“有乱君，无乱国。”[391]这就使人们不得不怀疑君主即社稷的观念。春秋时期的齐国大夫晏婴就大胆地把君主与社稷区分开来。战国时一些思想家进一步认为，君主虽然是社稷的中心人物，但君主的言行不一定符合社稷的利益，在二者发生矛盾时，应该把社稷的利益放到君主利益之上。对此，孟子有一句名言，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392]
在战国另一些思想家的著作里，社稷被称为“公”“天下”。与社稷即君主的观念一样，春秋时期“公”与君主也是合二为一的，认为“公”就是为君主。战国时期，“公”与君主也就逐渐一分为二了，把君主的个人行为、喜好等视为“私”。许多思想家提出了贵公而后私、尊公而抑私等主张。《吕氏春秋》中有一篇《贵公》，把这种理论主张发展到了新的高度，“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句话。从社稷与君主一分为二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中央集权制产生的理论基础之一就是社稷与君主一分为二的观念。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春秋战国时，各大小诸侯国之间的斗争，使得君主专制在历史的实践中不断得到加强。从夏、商、周三个王朝来看，无论是夏王朝的“官百”，还是商王朝的“内服”“外服”，或是周王朝的“六卿”“五官”，都没有产生过制约君主决断的政治机构。商王朝初年，大臣伊尹还可以对不遵汤法的帝太甲“放之于桐宫”。但到商王朝末年，谁也奈何不了纣王的暴虐统治。西周虽行分封制，但周天子依然是最高权力的代表。春秋的争霸和战国的称雄，都使君主专制愈来愈强化。荀子对这种不断强化的君主专制进行了总结，提出“以善至者待之以死；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393]，这就为中国封建主义思想开了先河，于是，社稷的理论与专制主义思想相结合，就形成了秦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体制。如前所述，秦始皇建立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华夏族诸族群得以统一。
汉承秦制，中央集权的秦帝国覆灭于农民战争的洪流之中，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经过农民战争风暴的洗礼，在汉帝国“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反而更加强大。特别是汉武帝“兼文武，席卷四海”[394]，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加强中央集权国家的一系列措施，使“海内一统”[395]，华夏族迅速完成了从华夏族向汉族的发展和转化。
在政治上，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创设了刺史制度，把全国分为13个监察区域，叫13州部。每部派一名刺史，巡行监察郡国，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此其一。其二，实行“编户齐民”[396]，户口簿上登记了居民的年龄、性别、亲属关系以及土地财产等情况，并规定：非经政府允许，人民不得任意迁徙，使国家直接控制民户。其三，实行“削藩”，逐步剥夺各诸侯国的部分土地，归中央直接统辖。在这个过程中，汉景帝还以果断的行动，于公元前145年一举平定了“七国之乱”，把各诸侯王国的行政权和官吏任免权收归中央，诸侯国的独立地位被取消了。汉武帝时，为了进一步消弱诸侯国割据势力，还于公元前127年颁布了“推恩令”：诸侯王除以嫡长子继承王位以外，可以推恩把自己的部分封地分给子弟，由皇帝制定封号，于是由郡统辖的，只能衣食租税的小侯国越来越多，而诸侯王国的封地却越来越小。后又颁布“左官律”和“附益阿党之法”，限制诸侯王结党营私，进一步限制了诸侯王政治势力的发展。并以种种借口夺爵或废除诸侯王，使诸侯国的数目也越来越少。显然，这些政治上的措施，从民族形成的意义上来说，都有利于民族内部团结的加强，有利于民族共同地域的稳定。
在经济上，实行均输法和平准法。公元前110年，由大司农桑弘羊建议，汉武帝颁布均输法和平准法。均输法即由均输官掌管各地输京物品的买卖和运输。它的推行，消除了郡国运输“径来烦杂，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397]的现象，有利于各地经济联系。平准法即在京师设平准官，统一调剂运输和平抑物价，“贵则卖之，贱则买之”[398]。这样，以京师为中心，建立起了规模巨大的全国范围的商业网，商品流通借助于中央集权国家的政治力量而大大发展。另外，又统一和稳定币制。汉初，因为“秦半两”太重，使用不便，允许私铸一种轻而小的“荚钱”，结果使铜钱轻重不一，造成货币混乱。公元前113年，汉武帝整顿了币制，把铸币权收归中央，并宣布销废郡国铸造的各种铜钱，颁行名为“三官钱”的五铢。因其质好量足，轻重合宜，适合于当时社会经济的需要，自汉至隋700多年间，虽中经南北朝之币制混乱，但隋时仍以五铢统一全国的币制。显然，汉武帝的这些措施，对于民族认同来说，都是有利于加强汉族内部的经济联系，有利于汉族共同经济生活的统一和稳定的。
在文化上，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春秋》大一统”之义成为汉帝国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使儒学取得了统治地位。
汉代五铢
中国封建时代最早的一个大思想家孔子创立的儒学，其在世时通过删定《六经》，就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完整的思想体系。通过聚徒讲学，儒学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社会影响。孔子虽然出身于没落奴隶主贵族家庭，但在奴隶社会衰亡、封建制度兴起的春秋时期的社会大变动中，尽管其思想难免带有奴隶主贵族的种种烙印，但由于其所创立的儒学适应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需要，在中国封建社会里长期处于支配地位，所以，从本质上来说，孔子应该是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代表。其原因如下：
第一，孔子的家庭早已从奴隶主贵族下降到一般平民，他自己就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399]事就是鄙贱的技艺，这种没落贵族的家庭出身，为其成为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代表提供了阶级基础。
第二，孔子所在的鲁国，春秋时期无例外地被卷进了社会大变动的历史旋涡之中。早在孔子出生前，鲁国的政权已掌握在季孙、孟孙、叔孙三家之手。以权势最大的季氏而言，其把所分得的人口全部解放为自由民，采用封建的征税制，显然这是对奴隶制度的革命。但是，在政治上季氏却没有胆量开夺君位的先例。这样，处在新旧社会制度交替之中，既有改革，而改革又不彻底的鲁国的特定的政治经济条件，也必然反映在孔子的思想上，为其成为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代表提供了政治经济基础。
第三，子产是春秋时郑国著名的政治家，其创立按“丘”征“赋”制度，把“刑书”铸在鼎上公布，不毁“乡校”以听取“国人”意见的种种改革，政绩卓著。特别是关于“乡校”一事，有人主张毁掉平日一般士大夫议论朝廷政治的集聚地——“乡校”，子产反对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这时孔子至多11岁。他后来评论说：“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400]在这里，孔子以“仁”来赞扬子产的政治改革，足见他的思想和时代的步伐基本是合拍的。
正因为孔子是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代表，所以在封建制度确立的战国时期，儒家已成为“百家”中力量最强的一派。在其后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中，日益渗透在广大人民的生活、习惯、风俗、行为方式以及思维方式之中。故秦始皇虽焚书坑儒，但其本来就置有包括儒学在内的博士官70员。更重要的是如前所述，秦始皇把以儒学的“圣智仁义”为核心的人伦关系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这种人伦关系，在长期的渗透中积淀成为华夏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主要内容。汉初，并用儒学和黄老刑名之学，但为时不久，汉武帝即为巩固中央集权国家的需要，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学发展为经学，在形式上取得了占统治地位的优势，这对汉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影响极大。
在汉帝国，“《春秋》大一统”之义成为中央集权国家的理论基础，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国家统一历史主流的前进，也是维系汉族长期稳定的思想纽带。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思想是孔子的政治理想，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401]在这里，由于历史条件限制，孔子所主张的大一统，只是要求天子治天下，诸侯治本国。但是这种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思想的萌芽却是有进步意义的。董仲舒继承并发扬了“大一统”的思想，他在汉武帝策问贤良文学时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402]在这里，他宣称《春秋》提出的大一统思想，是谁也不可违抗的最高原则，是天地之常道，古今之通义。他的所谓“大一统”，就是损抑诸侯，一统于天子，并使四海“来臣”。于是，在孔子的旗帜下，他把儒家各派和“百家”学说在《春秋公羊》的名义下统一起来了，如他把儒家汤武革命、天命靡常的学说与阴阳五行家的五德终始学统一了起来，把儒家的仁义与黄老刑名之学统一了起来，把儒家与墨家的义利学统一了起来，把孟子的性善学与荀子的性恶学统一了起来。这种以孔子儒学为脊梁的“百家”学说的统一体，既为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华夏族向汉族发展、转化为统一和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汉帝国，“三纲”“五常”封建伦理观念的建立，人伦关系的系统化和理论化，使儒学成了汉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血肉部分。前已提及孔子经典性地提出了关于“仁”的道德伦理学说，认为人和人之间要相爱，“仁”的标准是“礼”。关于“仁”和“礼”，可以用孔子自己讲的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403]。董仲舒则根据孔子的仁义道德伦理思想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又进一步发挥，系统地提出了“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思想体系。他认为“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404]。在天道之下，“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乡党有序，则民有所让而民不敢争”[405]。董仲舒又吸收韩非子的学说，提出如同天地阴阳一样，由天的意志决定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即“三纲”。而维护和调整“三纲”的永恒不变的道德原则就是“仁、义、礼、智、信”，即“五常”。在此基础上，构成了维护整个封建制度的四大权力：神权、政权、族权、夫权。无需多言，董仲舒所提出和建立的这一整套封建的人伦道德观念，对中国社会的消极影响乃至反动作用是人们共知的。但是，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者，在批判和清除“三纲”“五常”的消极影响和反动作用的同时，也必须充分估计到这种人伦道德观念对汉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和发展的深远影响，必须历史地、辩证地看到其在汉族共同心理素质中的重要地位。
贺知章草书《孝经》局部
这种影响和作用特别集中地表现在“孝”上。“孝”，作为集中反映和表现汉帝国时从华夏族发展、转化而形成的汉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一种伦理观念，是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社会基础的。笔者在论述周民族的形成中曾指出：周民族把宗教观念上的尊祖，延长为伦理观念上的宗孝，也就是以祖为宗，以孝为本，形成“有孝有德”的伦理性特点。其实，再往上追溯，“孝”应该是原始社会末期父系氏族制的产物，是家族血缘关系在伦理观念上的反映。恩格斯说：“父亲、子女、兄弟、姊妹等称谓，并不是单纯的荣誉称号，而是代表着完全确定的、异常郑重的相互义务，这些义务的总和构成这些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实质部分。”[406]“孝”就是这种义务的具体表现和概括。由此我们还可以推断，“孝”的观念，还是原始社会末期祖先崇拜事实的反映，禹“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407]即是一例，而且从夏、商两代都重视祖先崇拜中也可以得到证明。正因为“孝”是“天之经”“地之义”“民之利”[408]“百所不通”[409]的东西，所以“孝”的伦理观念在汉帝国的“大统一”中得到登峰造极的发展，出现了汉“以孝治天下”[410]的历史景观。
首先，汉帝国把《孝经》立为经典，成为“七经”之一，确立了《孝经》在经学中与《春秋》并驾的地位。《孝经》是后世儒家根据孔子“孝慈，则忠”[411]的思想阐发写成。所谓“孝慈，则忠”，就是说统治者若能以孝治家，老百姓就会效忠于他。所以“孝”被看成是各种道德的根本，正如《孝经·开宗明义》所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于是《孝经》作为经师传授的主科之一，遂成为汉帝国通行的教科书。据历史文献和文物记载，汉代关于“孝”的教育十分普及，除经师传授外，又以碑刻、画像石等形式遍及各地，如武梁祠画像中有“曾子□□孝以通圣明”、老莱子“事亲至孝”[412]；山东嘉样武氏祠画像中有“伯榆悲亲”“京师节女”“丁兰侍木人”[413]等孝行故事入画。还对“孝子”进行颂扬，如乡里著名的孝子死后，可直接以“孝子”题名墓碑[414]。这样不仅中原地区农村“令幼童读《孝经》”[415]，而且边远地区也“令家家习之”[416]。
其次，汉帝国以孝廉为选拔官吏的标准，确立了“举孝廉”的察举制。元光元年（前134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417]輯訛。元朔元年（前128年），又下诏：“兴廉举孝”“有司奏议曰：‘……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418]此后，以“孝”为本的察举制遂成定制，到东汉和帝时，“二十万口岁举孝廉一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419]。于是孝廉遍布全国，有孝行的人可到地方乃至中央做官，正是：当官必走行孝之途。汉代不少名臣，如王吉、京房、师丹、孟喜均以举孝廉入仕[420]，赫赫有名的曹操少时也曾被“举孝廉”[421]。
再次，汉帝国在农村设乡官“孝弟”，掌握村社中农民伦理道德行为和社会风尚[422]，使“孝”成为封建皇权维系农村基层统治的纽带。汉景帝后元元年（前143年），“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各一人）”[423]。汉代农村中关于孝行方面的教育、表彰、劝诫等事，均由乡官孝悌承担。正因为孝悌在汉帝国的农村基层组织中有这样重要的作用，所以汉帝国十分重视对“孝”的伦理道德的体现者——孝悌的奖挹，汉初惠帝时，即“举民孝悌力田者复其身”[424]，武帝时下诏“嘉孝弟力田”[425]，昭帝时又下诏“闵劳以官职之事，其务修孝弟以教乡里”[426]。这种优抚孝悌的诏书在汉代不断发布，几乎与汉帝国相始终。
最后，汉帝国以“孝”为谥，企图通过世代不绝的尊祖爱亲，以求刘家王朝一族一姓统治权的安享延续。从这个目的出发，汉代帝王可以因祥瑞、灾异“改元”，而不能去掉谥号上的“孝”字，所以除高帝刘邦和世祖刘秀外，自西汉惠帝、东汉明帝以下，帝王谥号都标以“孝”字，“孝”成了刘家王朝保证长治久安的“护身符”。
从上可见，汉“以孝治天下”，就是通过政治的、思想的、教育的、伦理的、艺术的、礼仪的种种渠道，渗透到汉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进入到人们的血液、骨髓之中，使“孝”在社会各个角落有形或无形地发生着巨大的作用，“得万国之欢心”“得百姓之欢心”“得人之欢心”[427]，从而使儒学成为汉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血肉部分，赵苞的故事就是一个活例：东汉时，辽西太守赵苞在母亲和妻子被鲜卑掳获作人质的情况下，仍率兵大破鲜卑，母亲和妻子都被杀害，其对乡人说：“食禄而避难，非忠也；杀母以全义，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于天下？”[428]说完，号哭呕血而死。因此，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于汉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和稳定来说是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的。
汉帝国，特别是汉武帝时“海内一统”种种措施的实施，都表明汉帝国时中央集权国家更集中、更强大，使“大一统”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华夏族就是在这种“海内为一”[429]的“大一统”中完成了向汉族的发展和转化，从此以后，汉族以世界上最大、最古老民族的英姿，高耸于世界民族之林。
2.汉族族称的确定
汉族族称的确定，经历了一个曲折的交叉的发展过程，即先后出现“秦人”“汉人”“唐人”之称；同时，“秦人”“汉人”“唐人”三称又交叉使用。“汉人”之称在曲折、交叉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取得主流地位，最后确称为“汉族”。
历史具有发展速变的一面，同时又具有保守缓变的一面。华夏族诸族群在秦始皇的武力面前迅速统一了起来，秦帝国的声威也风驰电掣般地飞扬四域。但是人们还没有来得及看清秦帝国的“庐山真面目”，其又俄顷土崩瓦解，为汉帝国所取代。于是，当四域各国称统一的华夏族为“秦人”之时，华夏族已发展、转化为汉族了。由于这种“时间差”的产生，西汉之时，刚形成的汉族仍被四域各国各族称之为“秦人”。
司马迁在《史记》中首称汉族为“秦人”。《史记·大宛列传》载：贰师与赵始成、李哆等计：“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据查，《汉书·李广利传》在抄录这段文字材料时，仅将“秦人”改为“汉人”，可见此所谓“秦人”即指汉族。随后，班固在《汉书》中亦称汉族为“秦人”。《汉书·匈奴传》载：“于是卫律为单于谋‘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汉兵至，无奈我何。’”这里的“秦人”，即“秦时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孙尚号秦人。”[430]可见秦人后裔在汉代仍被匈奴称为“秦人”。那么汉帝国之人是否也称之为“秦人”呢？《汉书·西域传》武帝征和四年下轮台之诏罪己，引军侯弘上书：“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匄若马’。”对此，颜师古《注》中明确指出：“谓中国人为‘秦人’，习故言也。”宋代胡三省在注《资治通鉴》时亦云：“据汉时匈奴谓中国人为‘秦人’。”可见汉帝国之人也被称之为“秦人”。
悉尼唐人街
除历史文献的记载外，历史文物也提供了例证，永寿八年石刻《刘平国治□谷关颂》：“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以七月二十六日发家，从秦人孟伯山、狄虎贲、赵当卑、万□羌、石当卑、程阿羌等六人共来作□□□□谷关。”王国维考此石刻，证明汉代“皆谓汉人为秦人”[431]。
正因为汉帝国之时汉族称之为“秦人”，所以尽管秦帝国早已土崩瓦解，但因其声威远震，古代印度、希腊和罗马等国人仍称中国为Cina、Thin、Sinae等，后在佛教经典中译作支那、至那或脂那；近代日本曾称中国为支那；现代西方各国称中国为China，其源盖出于“秦”字[432]。
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东汉之时汉族已有“汉人”之称，除上已提及的《汉书·李广利传》将“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中“秦人”改称为“汉人”外，在《后汉书》中更是频频出现，如，《后汉书·西域传》载：莎车国大人休莫霸“与汉人韩融等杀都末兄弟，自立为于
王。”《后汉书·南匈奴传》载：“比密遣汉人郭衡奉匈奴地图……求内附。”“汉人韩琮随南单于入朝。”《后汉书·西羌传》载：“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开湟中，于是月氏来降，与汉人错居。”《后汉书·乌桓鲜卑传》载，议郎蔡邕在议及破鲜卑问题时曰：“汉人逋逃，为之谋主，兵利马疾，过于匈奴。”《后汉书·耿恭传》载：车师王国“后王夫人先世汉人。”《后汉书·乌桓鲜卑传》所载建安十一年，“时幽、冀吏人奔乌桓者十万余户”一事，《资治通鉴》卷六十五记为：“乌桓乘天下大乱，略有汉民十余万户。”可见，汉帝国在通西域，伐匈奴，平西羌，征鲜卑，服西南夷，收闽粤南粤，与周边邻国和邻族进行了空前频繁的交往，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各邻国和邻族遂弃旧称，在称汉帝国的使者为“汉使”、称汉帝国的军队为“汉兵”的同时，顺理成章地改初“秦人”为“汉人”。当然，此时所称之“汉人”或“汉民”，均为汉朝人之义。同时，毋庸赘言，“汉人”之称则源于汉帝国。这也是现代一些史学家认为汉族之名起于汉帝国的主要原因[433]。
其实，“汉人”一词真正赋予“汉族”之义，指称汉族是在南北朝之时。这时国运长达400年之久的汉帝国被魏、蜀、吴三国肢解后，经五胡十六国，到南北朝，正是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时。北方少数民族所建之割据政权，特别是北朝的北魏、东魏和北周的统治者都是鲜卑族，他们对所统治的中原居民，统称为“汉人”或“汉儿”[434]。对此“汉人”一词指称汉族之缘起情况，清末文学家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中作了详细的论述，文字虽然较长，但为了弄清汉族族称确定的历史情况，还是有必要引述如下：
中国人别称汉人起于魏末。北齐高欢氏，虽云渤海人，而欢之祖徙居怀朔镇，已同胡俗。故《北史·神武纪》云：“神武既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遂同鲜卑。”及执魏政，其姻戚同起者，如娄昭、尉景、刘贵等，皆非中国种族，遂目中原人曰汉人。如《文宣皇后李氏传》云：“帝将建中宫，高隆之，高德正言，汉妇人不可为天下母。”以李后为赵郡李希宗女也。《杨愔传》：“太皇太后曰：‘岂可使我母子受汉老妪斟酌？……’”以对愔等议，欲处娄后于北宫，政归李后，故娄后为此言也。《废帝纪》云：“文宣每言太子得汉家性质。”以废帝李后所生也。《杨愔传》：“废帝曰：‘天子亦不敢与叔惜，岂敢惜此汉辈？……’”指愔及燕子献、宋钦道、郑子默也。《斛律金传》：“神武重其古质，每戒文襄曰：‘尔所使多汉，有谗此人者，勿信之。’”《北齐书·高昂传》：“高祖曰：‘高都督纯将汉兵，恐不济事，今当割鲜卑兵千余人，共相参杂……’”《高德政传》：“显祖谓群臣曰：‘高德政常言宜用汉人除鲜卑，此即合死……’”《北史·高昂传》：“刘贵与昂坐，外白治河役夫多溺死，贵曰：‘一钱价汉，随之死！’昂怒，拔刀斫贵。”《薛修义传》：“斛律金曰：‘还仰汉小儿守，收家口为质……’”此类甚多，皆分别汉人之始[435]。
及至唐代，由于唐帝国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繁盛的京都长安，丝绸古道上的骆驼商队，乘风破浪的日本遣唐使船，去印度取经的玄奘，以及诗坛上的千古绝唱，艺苑中的书法和绘画……写下了中国历史上最为灿烂夺目的篇章，其震古烁今的文明，千余年来不仅影响着中国，也影响着东方和世界，于是，唐帝国时，又出现了“唐人”一词指称汉族的新情况。如唐沈亚之《沈下贤文集》称：“自翰海以东，神鸟、敦煌、张掖、酒泉，东至于金城、会宁，东西至于上郢、清水，凡五十郡、六镇、十五军，皆唐人子孙，生为戎奴婢。”[436]《新唐书·吐蕃传》刘元鼎出使吐蕃经过兰州时，所见“兰州地皆粳稻、桃李榆柳岑蔚，户皆唐人。见使者麾盖，夹道观。”又如元人吴鉴在《岛夷志略·序》中云：“自时厥后，唐人之商败者，外形率待以命使臣之礼。”再如《明史·外国真腊传》云：“唐人者，诸番呼华人之称也。凡海外诸国尽然。”关于“唐人”一词出现的原因，清初诗人王士禛在《池北偶谈·汉人唐人秦人》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其云：“昔予在礼部，见四译进贡之使，或谓中国为汉人，或曰唐人。谓唐人者，如荷兰、暹罗诸国。盖自唐始通中国，故相沿云尔。”可见称汉族为“唐人者”，多为自唐帝国开始才与中国有往来的国家。所以至今东南亚一带及海外仍有人称华侨为“唐人”，不少国家华侨聚居的地方还建有唐人街。
大唐长安西市
但是，“唐人”一词作为族称，并没有被汉族本身所承认，唐帝国时虽比汉帝国更繁荣昌盛，但其在与周边邻国和邻族交往中仍自称“汉”。由于唐帝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加之实行了比较开放的民族政策，所以边疆少数民族在唐任高级武将的很多，如契苾何力、薛吐摩支、安禄山、哥舒翰、李光弼等，他们与汉人郭子仪、郭虔瓘等统领的军队均系蕃汉兵混编而成，故《唐书》上常称某某“率蕃汉兵”若干万。特别突出的是在与吐蕃的交往中，即称“蕃汉两家”[437]，在划定边界时也称蕃界、汉界，至今仍耸立在拉萨的《唐甥舅联盟碑》碑文中，就叠有蕃、汉两字，或分写，或连写。在新疆出土的藏文书信中，就有一封命令中说：“驻陇州大臣：猪年期间发布手令，据汉苗两族官员呈报，先是，蕃松及相论亚耶二人，编造谎言，娶沙州汉人女子，名为娶妻，实则用作奴婢。”[438]可见唐时所称的“汉”，就是指唐地及唐人，“汉”字原来所指的汉朝人之义已完全消失，而指汉族之义则由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对汉族的他称而转变、发展为汉族的自称了。
正因为“汉人”之称在唐代已从他称变为自称，所以唐以后，“汉人”（或“汉民”）一词的应用更为广泛了。
在辽代——
《五代史·四夷附录一》在记述阿保机建国过程中汉人所起的作用时说：阿保机起家于汉人的生产和技术不为过誉。
《辽史·地理志一》载：辽迁扶余人于京西与汉人杂处，迁渤海人于京西北与汉民杂处[439]。
《辽史·刑法志上》载：由于汉人居被统治地位，因此“契丹及汉人相殴致死，其法轻重不均”。由于辽王朝对汉人用汉法，“汉人”始具有血统编民的法律意义[440]，这对汉族族称的确定有着一定的意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旧五代史·张砺传》载，张砺在被契丹虏获后说：“砺，汉人也！衣服饮食与此不同，生不如死，请速就刃。”[441]张砺自称为“汉人”，民族自我意识感跃然纸上。
在金代——
阿骨打令完颜希尹创文字，“希尹乃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真字”[442]。
《金史·张亨传》载：世宗“谓宰臣曰：‘汉人三品以上官常少得人，如张亨近令补外，颇为众议所归。’”
《金史·贺扬庭传》载：“世宗喜其刚果，谓扬庭曰：‘南人旷直敢为，汉人性奸，临事多避难。异时南人不习词赋，故中第者少，近年河南、山东人中第者多，殆胜汉人为官。’”此所谓“汉人”考，乃故辽境内的汉人及已汉化了的渤海人、契丹人；“南人”者，乃河南、山东之汉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金史·卢彦伦传》载临潢留守耶律赤狗儿云“契丹、汉人久为一家”，彦伦独曰“番汉之民皆赤子也”。“汉人”作为族称之意不言而喻。
在西夏——
成书于公元1190年，至今保存完好的西夏文汉文对照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其原《序》中说：“不学番语，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番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士，番人不崇。若此者，由语言不通故也。”在这里，“汉人”一词指称汉族是再明白不过的了。
在元代——
元王朝将全国人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此所谓“汉人”“南人”之分以宋、金疆域为界，实承袭金代的传统说法。后元王朝取消了“汉人”与“南人”之间的界限，统称为“汉人”。由此之故，原是南宋宫廷琴师的诗人汪元量，在元灭宋，随三宫被掳北去后所写的很多纪实诗中常以“汉人”或“汉儿”入诗，如《湖州歌》有“汉人歌罢楚人歌”“汉人犹惧夏爷爷”之句，《幽州歌》有“汉儿辫发笼毡笠”之句；《淮人水驿诗》中又以“汉儿”与“越女”相对称[443]。此所谓“楚安”“越女”即指“南人”。这里既说明了元代“汉人”一词的含义，又反映了宋王朝的人对“汉人”一词的认识。
关于“南人”指南方“汉人”之意，在少数民族语言中也有反映，女真语称“汉人”曰“泥哈”；满语称“汉人”曰Nikan，其复数词作Nikasa；蒙古语曰Nangiai[444]，均源于“南家”一词[445]。
这样，“汉人”一词作为汉族的族称，一直延续到明清两代。明王朝行改胡姓为汉姓的民族政策，清王朝将全国分为满、蒙、汉三等，而汉人又分为隶属八旗的“汉军”和普通汉人两等。王士禛在《池北偶谈·汉军汉人》中云：“本朝制，以八旗辽东人号为汉军，以直省人为汉人。”康熙实行“满汉一体”的民族政策，下令“各省督、抚，不论满洲、汉军、汉人，应选贤能推用”。[446]
纵观自汉至清2000多年的历史，“汉人”之称作为汉族的族称，虽源于汉帝国，但在历史长河的衍变中，经过历史的冲洗，早已与历代朝号无关，基本上成了汉族族称的专有名词。
近代以来，由于“民族”一词科学含义的传入和影响的扩大，“汉人”之称渐转为“汉族”之称，如：
1901年，梁启超在《亡国篇》说：“悲夫悲夫，吾汉人之有今日也，虽然则亦幸矣……皇皇种族，乃使之永远沉沦，其非人心也哉！夫驻防云者，则岂不以防我汉族哉！”[447]
1903年，邹容在《革命军》云：“汉族者，东洋史上最特色之人种……自古司东亚文化之木铎者，实惟我皇汉族焉。”
孙中山在《民族主义》中也说：“像亚洲的民族，著名的有蒙古族、巫来族、日本族、满族、汉族。”[448]
这样，中华民国成立后，申明汉、满、蒙、回、藏是民国的五大民族，即“五族共和”之说，“汉人”正式成为具有科学意义的“汉族”，至此，汉族族称最后确定。
为什么汉帝国的朝号——汉，能蜕变衍化为汉族的族称，而“秦人”“唐人”之称却被历史筛选而淘汰？
原因之一是汉帝国国运长久。如前所述，华夏族统一于秦帝国，一般来说，称其为“秦人”是顺理成章的事，西域各国乃至西亚即用“秦人”之称。但是，秦帝国好景不长，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起，至公元前206年亡，前后仅仅15年，这只是历史的一个瞬间。汉帝国则完全不同，从公元前202年刘邦登基建西汉，到公元220年曹丕代汉，建立魏国，前后长达400多年，国运长久，这就为汉帝国之朝号——汉，取代国运短命的秦帝国之朝号——秦——为汉族的族称，提供了最起码的历史条件，也为它不被国运达289年的唐帝国的朝号——唐——所取代，打下了基础。
原因之二是汉帝国国势强盛。秦帝国烜赫一时，它所采取的加强中央集权、统一华夏族的种种措施虽有进步意义，但终因其立国时间太短，并未真正彻底实行，何况其暴虐的统治更在人们的心灵中留下了永不消失的阴影。汉帝国则完全不同，正如史书所说，汉承秦制，秦帝国所制定的种种有利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措施，不仅在汉帝国得到了实行，而且还进一步发展，使汉帝国成为一个统一、繁荣、强盛的世界大国屹立在东方，与西方古罗马帝国并驾齐驱。如此强盛的国势，是足以使人引以为荣的，所以“汉人”之称逐渐取代“秦人”之称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唐帝国虽然在统一、繁荣、强盛方面均超过了汉帝国，不仅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这一切都是在汉帝国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尽管海外已有称汉族为“唐人”的，但唐帝国之人仍自认为是“汉人”，决无以“唐人”之称取代“汉人”之称的意思，所以，“唐人”之称也就无取代“汉人”之称之力。
大唐疆域图
总之，无论是他称，还是自称，由于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心理素质的稳定性在汉帝国时已形成，所以“汉人”之称经得起历史的千锤百炼，这既从族称的角度和层次反映了汉族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反过来，也从汉族作为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的角度和层次，表现了汉族族称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汉承秦制，华夏族这个雪球，在历史的风雨之中，历经从夏到汉2000多年的滚动，从多元走向一体，终于形成为历史悠久又人口众多，和而不同又高度认同的汉族，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汉族发展三部曲
民族过程是系统的、动态的过程。汉族从多元走向一体就是一个总的系统过程，一个相对完整的过程。这个总的系统过程又是由具体过程组成的。汉族民族过程的具体过程是指汉族起源、形成、发展和演变的过程。
具体过程总是有限的，又总是和其他具体过程相联系的。汉族在黄河和长江这两个摇篮中，经过夏、商、周、楚、越诸民族相继崛起的阶段，经过夏、商、周、楚、越诸民族以及部分夷、蛮、戎、狄大融合而孕育成为华夏族的阶段，经过华夏族在“大一统”中向汉族发展、转化的阶段，终于完成了其形成史上的三部曲，谱写成了世界民族史上最宏伟、最壮丽的一部民族形成交响乐。
东晋十六国时期全图
汉族一出现在世界，便以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稳定性，少有的凝聚力和吸收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历史的长河中，她战胜了无数次惊涛骇浪；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烈火中，经历了千锤百炼，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和宋辽夏金元至明清两个时期得到大发展，人口从两汉的5000多万人，发展到清王朝道光年间的4亿人以上，又发展到现在的13亿人以上，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地域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向南向东发展到珠江流域抵海南岛和台湾岛，向东北发展到黑龙江流域；在社会形态上，则在封建社会2000多年历史的基础上，经过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代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从而在世界民族发展史的历史舞台上奏响了汉族发展的三部曲。
（一）第一部曲：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汉族的大发展
东汉以后，中原大乱，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四分五裂，到处是纷争战乱和封建割据。在大分裂、大混战、大动荡之中，各民族或各族群四处流徙，北方匈奴、鲜卑、乌丸、氐、羌纷纷入主中原，江汉地区的部分蛮族也涌进中原，在中原地区形成汉族与匈奴、鲜卑、乌丸、氐、羌及蛮族交错杂居的局面；而北方汉族人民又大批南移，在长江流域及珠江流域形成汉族与蛮、俚、僚、傒等南方少数民族或族群交错杂居的局面。在这种复杂多变的形势下，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烈火中，是新生还是灭亡？汉族第一次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危机。古代世界上有很多显赫一时的民族，如古埃及民族、古罗马民族、古希腊民族、古印加民族等，都由于战争或被消灭、或被征服同化或融合而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了。可是汉族则不然，在东汉以后的魏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这样长期的动乱、分裂的险恶形势下，不仅没有被消灭，也没有被他族所融合，恰恰相反，是汉族融合了入主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又南移同化了南方部分少数民族，发展壮大，创造了中国和世界历史上辉煌灿烂、博大精深的唐文化，把汉族的文化推向了历史的高峰。
1.北方民族融合风起云涌
汉族发展的第一部曲是东汉末年由北方少数民族和族群奏响的。
（1）北方少数民族向内地的大迁移
东汉末年，北方少数民族和族群，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向内地的大迁移。驰骋漠北300多年的匈奴，在东汉初年开始南迁，史载：
建武二十六年（50年）冬，“诏单于徙居西河美稷……亦列置诸部王助为扞戍，使韩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贤王屯朔方，当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云中，朗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将军屯雁门，栗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领部众，为郡县侦罗耳目。”[449]
甘露二年（257年），“呼韩邪单于失其国，携率部落入臣于汉。汉嘉其意，割并州北界以安之。于是，匈奴五千余部落入居朔方诸郡。”[450]
《晋书·载记序》亦云：“汉宣帝初纳呼韩，居之亭鄣，委以候望，始宽戎狄。光武亦以南庭（南匈奴）数万徙入西河，后亦转至五原，连延七郡。”
从而揭开了北方少数民族和族群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内迁的序幕。其后，匈奴内迁之势愈演愈烈，如风起云涌般不可遏制。请看：
东汉中平二年（185年），南匈奴“单于羌渠使子于扶罗将兵助汉讨平黄巾，会羌渠为国人所杀，于扶罗以其众留汉，自立为单于。属董卓之乱，寇掠太原、河东，屯于河内。”[451]
东汉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曹操编组匈奴部众，“分其众为五部，部立其中贵者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魏末，复改帅为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统可万余落，居于太原故兹氏县；右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祁县；南部都尉可三千余落，居蒲子县；北部都尉可四千余落，居新兴县；中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大陵县。”[452]
西晋泰始二年（266年），有塞外匈奴二万余落来降，使居河西故宜阳城下，与晋人杂居，由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均有匈奴人居住。[453]
西晋太康五年（284年），有匈奴二万九千三百人降晋。太康七年（286年）又有匈奴十万余口诣雍州刺史王骏降附。次年，匈奴都督率种落大小一万一千五百口降晋，都入居塞内。[454]
匈奴单于鹰形金冠饰
（1972年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出土）
南下内迁的匈奴中，除南匈奴外，还有被称为“屠各胡”[455]“卢水胡”“羯胡”和“稽胡”的匈奴人。
屠各胡，汉末从武威向东，北地、五原、西河及至并州都已有其踪迹。魏晋以后，他们在内地的分布更为广泛，在太行山东麓，屠各胡与乌丸等人杂居[456]，从汉末到魏中期达300年之久。在凉州，除两汉时已有屠各胡居武威外，曹魏时又迁来一批，《三国志·魏志·郭淮传》载：“凉州休屠胡梁元碧等率种落二千余家附雍州。淮奏请使居安定之高平，为民保障，其后因置西川都尉。”在秦陇地区屠各胡的分布更广，更活跃，《晋书·刘曜载记》中有“黄石屠各路松多起兵于新平、扶风，聚众数千”的记载；《晋书·石勒载记》中有“秦州休屠王羌叛于勒”的记载；《晋书·苻坚载记》中有“屠各张罔聚众数千，自称大单于，完掠郡县”的记载；《魏书·于栗
附子洛拔传》中有“会陇西屠各王景文等恃险窃命，私署王侯，高宗诏洛拔与南阳王惠寿督四州之众讨之，徙其恶党三千余家于赵、魏”的记载。凡此等等，直到北周之时还不绝于史。在渭北，苻秦郑能进任冯翊护军时，为邓艾祠所立的《邓太尉祠碑》中就明言邓太尉“统和宁戎、鄜城、洛川、定阳五部领屠各”[457]。《魏书·尉拨传》亦云：“出为杏城镇将，在任九年，大收民和，山民一千余家、上郡徒（即屠）各、卢水胡八百余落尽附为民。”可见，汉以后，到北魏之时，屠各胡已内迁分布在西起凉州，夹秦陇抵东西，直至渭北的广大地区了。
卢水胡，其名始见于东汉明帝、章帝年间[458]，所居之地在今青海西宁附近。到汉末、三国之时，卢水胡分布逐渐广泛，其一部分南下进入四川汶山（今茂县）境内，不仅《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中有记载[459]，而且《华阳国志·大同志》中也有记载[460]。曹魏时，迁入凉州后武威附近的卢水胡曾经一度起事[461]；居于关中渭水北岸的卢水胡的声势已相当大了，不仅曾反抗过曹魏的统治[462]，而且还参加过西晋末年的反晋斗争[463]。十六国时，前秦瓦解之后，张掖的卢水胡乘机兴起，渭北的卢水胡也曾一度占领长安[464]。直到北朝时，关中的卢水胡还不断起兵反抗鲜卑拓跋部的统治[465]。太平真君六年（445年）九月终于爆发了卢水胡盖吴在陕西杏城领导的反魏大起义[466]，范围扩大到秦陇的金城、天水、略阳，东及河东，南至渭水南岸长安、盩厔（今陕西周至县）。卢水胡内迁的人数虽没有具体记载，但从盖吴在杏城领导的起义失败后，尉拨出任杏城镇将，“在任九年，大收民和，山民一千余家，上郡徒各、卢水胡八百余落尽附为民”[467]的记载中可窥一斑。
羯胡，主要指内迁河北、山西的匈奴人，所以沈休文《齐安陆昭王碑》李善注引朱风《晋书》称：“前后徙河北诸郡县，居山间，谓之羯胡。”[468]十六国时期闻名遐迩的石勒就是羯胡人[469]，故《魏书·羯胡石勒传》云：“其先匈奴别部，分散居于上党、武乡、羯室，因号羯胡。”
稽胡，又称山胡、生胡、步落稽。《周书·异域传》云：“稽胡，盖匈奴别种，刘元海五部之苗裔也……自离石以西，安定以东，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间，种落繁炽……凶悍恃险，数为寇乱。魏孝昌中有刘蠡升者居云阳谷，自称天子，立年号，署百官……蠡升遂分遣部众，抄掠居民，汾、晋之间，略无宁岁。”《周书·韦孝宽传》亦云：“汾州之北，离石以南，悉是生胡。”
总之，上述这些情况都表明，并州以及雍州、凉州、幽州等地，已遍布匈奴及其别部。
在匈奴南下向内地大迁移的同时，乌丸、鲜卑、氐、羌也开始大举内迁。
乌丸，又称乌桓，原居西辽河地区，早在西汉元光六年（前129年），汉武帝派霍去病击匈奴时，就把乌丸人徙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诸郡塞外。东汉时，建武二十五年（49年），“乌丸大人郝且等九千余人率众诣阙，封其渠帅为侯王者八十余人，使居塞内，布列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郡、雁门、太原、朔方诸郡界”[470]。东汉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征辽西乌丸，首虏二十余万人，余部逃在辽东，被辽东太守公孙康截击，余众万余落，悉徙居内地[471]。所以《三国志·魏志·乌丸传》说：“幽州、并州，柔所统乌丸万余落，悉徙其族居中国，帅其侯、王、大人种众与征伐，由是，三郡乌丸为天下名骑。”于是，三国以后，乌丸已分别编入军伍了。
匈奴虎牛咬斗纹金牌饰
鲜卑，自178年至184年，东汉光和年间檀石槐以后，诸部落各自发展，分别迁入内地，其情况大致如下：
慕容部于曹魏初年，由大帅莫护跋率其部众入居辽西，跟从司马懿征讨辽东公孙渊有功，被封为率义王，居于棘城（今辽宁义县）之西；西晋时，莫护跋的曾孙慕容廆迁居大棘城；廆死后，其立者慕容皝迁居龙城，自称燕王；皝死后，第二子慕容隽继立，入中原征讨石闵，于是中原归入前燕慕容氏治下，隽迁都于邺城。
秃发部，八世祖匹孤始率其部自塞北迁于河西；西晋时，秃发树机能起兵秦州，占凉州之地；秃发乌孤时徙于乐部，自称西平王，建南凉。
乞伏部，于三国时魏置鲜卑人数万于雍、凉之间，其首领乞伏国仁在前秦亡后自称大单于，建立了西秦，并在他控制的地区设置了武城、武阳、安固、武始、汉阳、天水、略阳、漒川、甘松、匡朋、白马、苑川12部。国仁之弟乞伏乾归时又占据了陇西、巴西之地。
拓跋部，原沿大兴安岭北段的东麓、嫩江支流甘河的上源，于宣“皇帝”推寅时南迁到大泽，又于洁汾时始居匈奴故地[472]，再于洁汾子力微时迁居定襄之盛乐（今山西归化城南）。及至拓跋珪建立北魏，挥师南进，消灭了夏、北燕、北凉几个政权，献文帝拓跋弘皇兴年间，又从南朝刘宋手中夺得三齐之地，北方完全纳入拓跋部治下。
宇文部，其先为辽西鲜卑之一部，至宇文泰时据关中，后为西魏之丞相，泰之子宇文觉篡西魏而建北周。
从上所述鲜卑内迁之情况，可见自十六国至北朝，鲜卑人已是遍布中原大地了。
晋鲜卑归义侯金印（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凉城县出土）
羌人，自汉以来，迁入内地的很多。东汉建武九年（33年），班彪亡书说：“今凉州郡，皆有降羌与汉人杂处。”[473]晋时，羌人迁入关中，江统在《徙戎论》中说：“王莽之败，赤眉因之，西都荒毁，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马援领陇西太守，讨叛羌，徙其余种于关中，居冯翊、河东空地，而与华人杂处。”[474]其后，羌人继续内迁，《魏书·刘藻传》中即有北魏太和年间“北地诸羌数万家”的记载。除北地郡羌人甚多外，华州、泾州、河州也有不少羌人，其中以姚氏最著名，《晋书·姚弋仲载记》云：“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永嘉之乱，东徙榆眉，戎夏
负随之者数万，自称护西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风公。”所率的都是羌人。
氐人，主要居住在天水、略阳一带，《宋书·氐胡传》云：“略阳清水氐杨氏，秦汉以来，世居陇右，为豪族。”《三国志·魏志·乌丸传》注引《魏略》亦云：“建安中，兴国氐王阿贵，白项氐王千万，各有部落万余，至十六年（211年），从马超为乱。超破之后，阿贵为夏侯渊所攻灭，千万西南入蜀，其部落不能去，皆降。国家分徙其前后两端者，置扶风、美阳，今之安夷、抚夷二部护军所典是也。其太守善分留天水、南安界，今之广平魏郡所守是也。……今虽都统于郡国，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虚落间。又故武都地阴平衔左右，亦有万余落。”西晋时，氐人大批内迁入蜀，最著名者为李特，《晋书·李特载记》云：“元康中，氐齐万年反，关西扰乱，频岁大饥，百姓乃流移就谷，相与入汉川者数万家。”特随流人入蜀，生活无着的流民，“咸往归特，骋马属鞬，同声云集，旬月间众过二万”。后李特在蜀建成汉。
综观上述，可见从东汉末年以来，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和族群：匈奴、乌丸、鲜卑、氐、羌等大规模向内地迁移，正如西晋初年郭钦上书所说：魏初人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475]又如江统在《徙戎论》中所说：关中之人百余万口，戎狄居半。[476]于是，在中原大地形成了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和族群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向内地大迁移的运动。
晋乌丸归义侯金印
（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凉城县小坝子滩出土）
（2）北方各族人民的大混杂
北方少数民族和族群向内地大迁移的结果，不仅使中原地区人口激增，更重要的是造成了北方各族人民在中原大地上大混杂的态势。
我们先来看一看人口激增的情况。东汉末年以来，向内地大迁移的北方少数民族和族群的人口数量是很多的。以匈奴人为例，据《晋书·匈奴传》记载，魏时入塞的匈奴人有左部都尉所统万余落，右部都尉六千余落，南部都尉三千余落，北部都尉四千余落，中部都尉六千余落，共计三万落左右，以一落五口计，约有十五万匈奴人内迁。晋时入塞的匈奴人，则有大水塞泥、黑难等二万余落居河西，胡都大博及萎莎胡等十余万口诣雍州，大豆得一育鞠等万一千五百口，共有二十余万口。从魏至晋，两代相合内迁匈奴人达三十五万口以上，故江统在《徙戎论》中极言匈奴人口之度，谓“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477]。而当时并州户数还不足六万户。后来氐人李特入蜀，据《晋书·李特载记》云，相与入汉川者数万家，也有十余万口。此外，氐、羌人口，虽不可详考，但江统在《徒戎论》中乃称：“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多少，戎狄过半。”[478]而晋时关中雍、秦、凉三州人口仅十六万数千户，又并州西河国有数千户，以一户五口计，约八十五万口，可知氐、羌约有四十二三万口之多。至于鲜卑，在辽东与汉人杂处的就有十余万落[479]，也有五十余万人口。十六国时，早在前燕已有大批鲜卑人随慕容隽入居中原，公元370年，苻坚灭前燕，曾“徙（慕容）
及其王公已下并鲜卑四万余户于长安”[480]。公元386年，西燕幕容率鲜卑男女四十余万口去长安而东。
这样，由于北方少数民族和族群的大量内迁，使内地的人口数量激增，查《晋书·地理志》，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魏灭蜀时，魏蜀二国人口仅“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一”。但17年后，到公元280年，即晋太康元年，此地区的所有户口如下表：
表6 西晋太康元年（280年）魏蜀人口户数表
17年中，由94万户激增至230多万户，其中除自然增加的以外，大多是内迁的北方少数民族和族群。据估计，这些内迁的北方少数民族和族群总数超过200万户。
再来看民族大混杂的情况。东汉末年以来，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和族群内迁，造成各民族大混杂的情况大约有以下四种。
第一，降附内迁的混杂。以降附最多的匈奴人为例，前已述及，早在东汉初，公元50年时，南匈奴降汉，第一次大规模向中原地区迁徙，分其三十万部众居于西河、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等八郡之地，“与汉人杂处”[481]。其后，由于南匈奴不断发生内乱，降附汉帝国的匈奴人南下内迁的为数更多。东汉末年，原居八郡之地的匈奴人多数集中到汾河流域的并州中部一带。公元216年，曹操分匈奴人五万余落为左右南北中五部，正如《晋书·匈奴传》所说，南匈奴“后复与晋人杂居。由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靡不有焉”。于是，中原西北部地区遂出现了匈奴人与汉族人大混杂的局面。
第二，当田客和沦为奴隶的混杂。魏晋时，由于战争祸乱，人口锐减，劳动力严重不足，汉族统治阶级常常招匈奴等北方少数民族和族群的人为“田客”。《晋书·王恂传》对此有详细的记载：“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更有甚者，有的统治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贩卖少数民族和族群的人为奴隶。羯胡人石勒的身世就是一个典型。开初，石勒曾在商人郭敬、地主宇驰家做田客。晋惠帝末年，并州荒乱，石勒和本族人外出逃生，穷极无路，又回宇驰处。这时北部都尉刘监欲缚卖之，得宇驰保护而免。后外出纳降都尉李川时，路遇郭敬，石勒说：“今日大饿，不可守穷。诸胡饥甚，宜诱将冀州就食。因执卖之，可以两济。”提出了将并州“诸胡”卖到冀州为奴的办法。并州刺史司马腾就大规模地实行了这个办法，“虏群胡，将诣冀州”[482]。石勒也被捉去卖到了山东花平县。这种用少数民族和族群的人当田客和奴隶的情况，使得北方各族人民之间的混杂更为加深，出现了犬牙交错之势。
第三，流亡中的混杂。西晋末年，“八王之乱”爆发，黄河流域又发生了大蝗灾、大瘟疫。在天灾人祸的逼迫下，西晋统治下的各族人民被迫流亡。《晋书·食货志》说：“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盲目逃命的小股流民群多得数不清，大的流民群则有：关西略阳、天水等六郡以氐人李特为首的流民数万家十余万人经汉中入蜀求食；河东、平阳、弘农、上党诸郡流民数万家散在颍川、襄城、汝南、南阳、河南一带[483]，巴蜀人数万家十余万人为避乱流入荆湘二州[484]，到幽州“乞活”的田禋一部就有五万人[485]。这种流亡所造成的人口大移徙，使得汉族人与北方少数民族和族群更加犬牙交错地混杂在一起。
第四，“散诸部落、同为编民”的混杂。早在曹魏之时，为“天下名骑”的三郡乌丸，其家属住在指定的郡县内，到魏文帝时，又将与汉人杂居的乌丸改成向政府交租调的编户[486]。后来，随着历史的进步，到鲜卑拓跋部建立北魏之时，迁入内地的北方少数民族和族群，其原有的氏族军事组织不能再维持下去而渐趋于解体，遂与内地汉人民户一样同为“编民”了。《魏书·官氏志》云：“四方诸部，岁时朝贡，登国初，太祖（拓跋珪）散诸部落，始同编民。”《北史·贺纳传》亦云：“纳从道武平中原，其后分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有的还“悉令造籍”[487]。这样，“散诸部落”的结果，使内迁的北方少数民族和族群原来的氏族制度被粉碎了；而“分土定居”“悉令造籍”“同为编民”的结果，又使得内迁的少数民族和族群各归里甲组织，与汉族人民糅杂在一起了。
这样，东汉末年以来，南匈奴入居塞内，并逐步南迁居于并州汾水流域；鲜卑慕容部和拓跋部先后在中原建立了前燕、后燕、南燕、西秦及北魏等政权，大量迁居黄河流域；羯胡则徙居上党武乡一带；氐人、羌人不断迁入关中、四川以及西北诸郡；原居湘、鄂一带的部分蛮族也进入黄河流域，北魏宣武帝时，太阳蛮28000户内附，李崇还将鲁阳蛮10000多家迁至河北诸州及六镇。在长城以内及黄河流域的广大中原地区，造成了北方各族人民大混杂的形势，组成了一幅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和族群交错杂居的历史图画，为北方民族大同化的风起云涌创造了条件。
（3）北方各族人民的大融合
民族大迁移造成了民族大混杂的形势，民族大混杂又促成了民族大融合的风起云涌。
魏晋南北朝时北方各族人民大融合的内涵，就是汉族同化[488]内迁的北方少数民族和族群。这个大融合的过程大致是经过下面三条途径进行的。
第一条途径是汉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前述匈奴人迁入八郡之地，特别是曹操分匈奴为五部之后，在汉族先进的农业经济的影响下，世代以游牧为生的匈奴人逐渐定居务农了。《三国志·魏志·梁习传》在叙述了匈奴壮丁经过改编调发之后，“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百姓布野，勤劝农桑”。匈奴人与汉人杂居愈久，则接受汉文化也愈深。魏晋以后，匈奴人都改用汉姓，用汉语了。如前赵称汉王的刘渊，就以上党儒生崔游为师，学习《易》《诗》《书》三经，尤好《春秋左氏传》及孙、吴兵法，并博览《史记》《汉书》等汉族文化史籍经典。刘渊子刘聪、侄刘曜都是精通汉文化的匈奴人。氐人也是这样，魏晋时，氐人散居扶风、始平、京兆等地，在汉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下，汉语成了氐人通用的语言。苻坚8岁从师学经，对经学造诣很深。他即位后，提倡儒学，很快汉化，“姓如中国之姓矣”[489]。鲜卑慕容部在建立前燕过程中，在汉族士大夫指导下，仿照魏晋制度，建立学校，自编汉语课本，“考试优劣”③。而显赫有名的北魏孝文帝更是雅好读书，手不释卷，通五经百家文学，能文章词赋。这些情况，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在长时期的征服中间，文明较低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的场合上，也不得不和那个国度被征服以后所保有较高的‘经济情况’相适应；他们为被征服的人民所同化。”[490]所以《晋书·慕容廆载记》云：“迁邑于辽东北，于是渐慕诸夏之风矣。”可见汉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对当时文明程度还比较低的北方少数民族和族群是有相当大的吸引力的。正因为此，慕容廆才坦然明言：“吾先公以来，世奉中国，且华裔理殊，强弱固别，岂能与晋竞乎？”[491]汉族的这种吸引力，既是其内聚力的表现，又是其同化力的反映。这样，文明程度较低的北方少数民族和族群，进入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后，如同进入大熔炉，在越烧越旺的汉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的烈火中，无一例外地汉化了。
龙门石窟浮雕：帝后礼佛图
第二条途径是少数民族统治者推行“汉化”政策的改革。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北方的民族大融合中，出现了一种一反常态的特殊的历史现象，那就是入主中原，建立了割据政权的少数民族的统治者，以征服者的资格，统治者的权力，推行被征服者——汉族的制度和文化。也就是说不是强迫被征服者丧失民族特性，被征服者所同化，而是强制征服者丧失民族特性，被被征服者所同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北魏孝文帝变俗迁洛，改隆制服，禁绝旧言的“汉化”改革。孝文帝为什么要推行汉化政策？《魏书·任城王云传》附《子澄传》中记述的孝文帝与拓跋澄的一段对话作了很好的解释，其言：
今日之行，诚知不易。但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任城意以为何如？澄曰：“伊洛中区，均天下所据，陛下制御华夏，辑平九服，苍生闻此，应当大庆。”
但是，孝文帝要在鲜卑本民族中推行汉文化政策谈何容易？不仅世居平城有了家业的鲜卑贵族不想迁动，而且要迁都洛阳，风土、人情以至气候的适应也不容易，更何况惯于“用武”的鲜卑贵族要进行“文治”，就意味着既得利益的行将丧失，所以在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之初，几乎遭到了大部分鲜卑贵族的反对。因此，在迁都问题上，当孝文帝宣布“欲迁者左，不欲者右”时，自安定王拓跋休以下“相率如右”，表示“不欲”[492]。可见，少数民族的统治者推行汉化政策，既不同于汉族统治者强行推行同化的政策，也不同于各民族人民之间的自然同化，确实是一种一反常态的特殊的同化途径，因此实行起来“诚知不易”。
但是，在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风起云涌之时，顺应民族融合潮流的孝文帝，为了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坚定地强制推行了一系列的汉化政策：他迁都洛阳；禁止鲜卑落后风俗，鼓励鲜卑人与汉人通婚；改穿汉服，不准穿本族服装，改鲜卑二字、三字复姓为汉语单姓，本人即改姓“元”氏；禁说鲜卑话，改说汉语。凡此等等措施的落实，毫无疑义，其结果就是使鲜卑人从本质到形式上都迅速丧失民族特性，变成汉人了。
需要在此顺便说明的是，掌握了政权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如果在民族融合风起云涌之时，能顺应民族融合的历史潮流，推行汉化政策，那就必然会加速民族融合的进程。可见，从融合速度这个意义上来说，少数民族统治者推行汉化政策是加速融合的关键。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会出现少数民族统治者推行“汉化”政策改革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巩固其统治的需要，另一方面恐怕也是汉族内聚力和同化力的集中表现。
龙门石窟佛像
第三条途径是各族人民联合反抗统治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共同斗争。魏晋南北朝时，多次爆发了各族人民联合反抗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的斗争。西晋末年，各族人民的反晋斗争虽然出现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交叉的复杂情况，但公元296年氐人豪帅齐万年领导的关中各族的反晋斗争，公元301年氐人李特领导的益州流民起义，公元303年义阳蛮张昌在江夏领导荆州蛮和汉族流民的起义，公元311年蜀人杜弢在长沙领导的流民斗争，都是汉族劳动人民与流民中的匈奴、鲜卑、氐、羌等少数民族和族群的共同斗争，其性质既是反抗民族压迫，又是反抗阶级压迫。毫无疑义，这种反对统治阶级的共同斗争，必然会大大增进各族人民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了解，促进各族人民心理的沟通和认同。就是少数民族上层发动的反晋斗争，虽然带有突出的民族斗争的性质，但在反晋之初，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北方各族人民，包括汉族人民在内，仍然纷纷响应。如匈奴人刘渊反晋之初，投奔者络绎不绝，不到20天就发展到5万人。而刘渊为了争取更多的汉族人民的支持，宣称自己是汉帝国的合法继承者，自称汉王，立国号为汉。这种情况，不管反晋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本意如何，在客观上也是有利于各族人民的相互联系和了解，有利于各族人民心理的沟通和认同的。
北魏末年的各族人民大起义在更深、更广的范围内加强了各族人民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了解。促进了各族人民心理的沟通和认同。众所周知，这次起义的主要特点，就是各民族被压迫阶级联合反抗共同的敌人——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的联合统治。如沃野镇匈奴人破六韩拔陵起义，得到六镇各族士兵和被压迫的各族人民的响应；高平镇人赫述因等起义，推敕勒人首领胡琛为高平王，而鲜卑人万俟丑奴则为其部属；秦州羌人莫折太提、莫折念生父子率秦州、关陇各族人民起义，氐人张长命在南秦州响应；河北农民起义的领袖鲜于修礼是丁零人，汉族人葛荣则是其部将。在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破六韩拔陵起义失败后，余众被北魏政府安置在冀、定、瀛三州，而作为镇兵的杜洛周和丁零人鲜于修礼分别率河北农民起义，后又都为汉族人葛荣所统率，突出表现了各族人民联合起义，反对共同敌人的战斗情谊。大家生死与共，民族成见和隔阂自然逐渐消除。
正因为有了各族人民这种血肉相连、生死与共的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所以各民族人民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了解，就从语言、经济、文化、风俗等民族的外部形态，发展到民族的心理的深层之中。而各民族心理的沟通，自然加速了民族界线的溶解。“历史的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然是群众队伍的扩大”[493]，因此，民族融合这样宏大的历史活动，决不是仅凭统治者的权力和意志就可以奏效的，而必须在各族人民参入之后，随着群众队伍的扩大，民族隔阂和成见才能真正消除，民族界线才会完全溶解，其结果必是北方少数民族和族群汉化的扩大和加速。
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北方少数民族和族群从大迁移到大混杂，从大混杂到大融合，打破了共同地域，改变了社会经济结构，改换了民族语言，甚至改变了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经历了长达300多年的融合于汉族的历史过程。
在十六国时期，匈奴人刘氏建立的前赵政权崩溃后，平阳及附近地区的匈奴、鲜卑、氐、羌以及乌丸六夷20万户，刘曜迁长安的上邽氐羌20余万口，都被汉族同化了。匈奴羯胡人石勒建立的后赵聚集20万人，在被冉魏灭国后，也很快被汉族同化了。建立前燕的鲜卑慕容部，早在慕容廆都棘城时，就收容汉族流民和土族数万家，汉化已较深；慕容隽入都蓟，迁鲜卑胡羯3000余户；前秦灭前燕时，迁鲜卑40000余户到长安，这些鲜卑慕容部最后都被汉族同化了。氐人苻坚建的前秦国，除虏获匈奴、鲜卑等“杂夷”以及汉族人到长安外，还派出大量氐人出兵镇守关东，前秦之后，不仅长安城各族被汉族同化，镇守关东的氐人也被汉族同化了。羌人姚苌建后秦国后，也把大批汉族人虏获到长安和关中地区，其后，这些羌人也被汉族同化了。总之，到了北魏后期，早期内迁的匈奴、乌丸、氐、羌，以及稍后的鲜卑慕容部，在中原地区已不复可见，在汉人和后起的胡人眼中，他们与汉人已没有什么区别了。
北魏《屏风漆画列女古贤图》（山西省博物馆暨大同市博物馆分藏）
在北朝时期，由于文明程度较低的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北魏，在更大的范围内，以更大的规模虏获人口，充实都城，用作奴隶，所以这时民族同化的范围和规模比十六国时期更大更广，风更急，云更涌。据部分材料统计，北魏虏获和附降的各族人口达一二百万。公元396年，魏道武帝攻后燕时出兵多至40万，足见北魏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大国。后经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改革，又经北周武帝在“先治心”“择贤良”为中心内容的“六条诏书”[494]指导下，所进行的推行汉化政策的改革，不仅通过大规模地释放奴婢（包括官府控制的所有杂户和僧侣地主控制的僧祇户、寺户、沙门），使北方人户得到了澄清，而且通过创府兵制度的兵制改革，扩大了府兵中汉族的成分，使北魏以来最顽固，也是最后的一个民族壁垒——兵制上的民族界限——被打破了。于是后起的鲜卑拓跋部、宇文部入隋后也最后被汉族同化了。及至唐代，尽管唐皇室以及诸多勋戚将相大臣的先世或出于北朝时期的少数民族，或杂有少数民族的血统，但他们已没有任何原有民族的心理状况和民族感情，所有的只是汉族的一切特征了。这样，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地区，自夏、商、周、秦、汉以来，中国北方前后出现的各少数民族和族群，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到隋灭周至唐帝国时，基本上都丧失了本民族的特性，销声匿迹，在民族大融合中汉化了。
2.南方民族融合如火如荼
当北方民族融合风起云涌之时，南方的民族融合也如火如荼。这就是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当中国北方汉族大量融合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和族群之时，在中国南方也出现了汉族融合部分少数民族和族群的情况。
（1）南方少数民族分布概况
东汉以来，中国南方，即在今湖北、湖南、四川、广东、广西、安徽、江西境内，散居着被统称为“南蛮”的一些少数民族和族群。到南朝时，“南蛮”名称虽然繁杂，但从分布来看主要是蛮、俚、僚、傒四族。
先看蛮族的分布。
南朝蛮族的分布，除今湖北、湖南全境外，还包括四川、河南、安徽、江西的部分地区，大约计有：
峡中蛮，居四川、湖北之间。《宋书·沈攸之传》中有“巴东（今奉节东）、建平（今巫山）为峡中蛮所破”，其后攸之“遣军入峡讨蛮帅田五郡等”的记载；《梁书·阴子春传》中有梁秦二州刺史阴子春曾“讨峡中蛮，平之”的记载。
丹淅二川蛮，居河南、陕西、湖北交界处。《宋书·张邵传》中有“丹淅二川蛮屡为寇”的记载。
雍州蛮，居湖北沔水（今汉水）两岸。《宋书·沈庆之传》中有“大破缘沔诸蛮”的记载，《宋书·蛮传》中有“随王诞又遣军讨沔北诸蛮”的记载，《南齐书·高帝本纪下》中有元嘉十九年“文帝遣太祖领偏军讨沔北蛮”的记载，《南齐书·张敬儿传》中有“伐襄阳诸山蛮”的记载，凡此等等记载很多。
荆州蛮，居湖北境内长江两岸及江北的沮水、漳水之间。《宋书·蛮传》中有“江北诸郡蛮所居”和“南郡临沮（今远安南）当阳蛮反”的记载，《南齐书·蛮传》中有“汶阳（今远安西北）本临沮西界……西北接梁州新城，东北接南襄城，南接巴、巫二边，并山蛮凶盛，据险为寇贼”的记载。
西阳蛮，居湖北东部的五水流域。除《宋书·文帝本纪》中有“江州刺史王骏统众军伐西阳蛮”的记载外，在《宋书·沈庆之传》《宋书·柳元景传》《南齐书·刘怀珍传》等均有攻打西阳蛮的记载。
湖阳蛮、南阳蛮，居河南西南。《南齐书·张敬儿传》中有“击湖阳（今唐河县南）蛮”，“南阳蛮动，复以敬儿为南阳太守”的记载。
弋阳蛮、汝南蛮，居河南东南，弋阳即今潢川县西，汝南即今汝南县。《宋书·殷琰传》中有“弋阳西山蛮田益之起义”的记载，《宋书·臧质传》中有“伐汝南西境刀壁等山蛮”的记载。
晋熙蛮、庐江蛮，居安徽西部晋熙（今潜山）、庐江（今舒城）两县。《宋书·蛮传》中有“晋熙蛮梅式生亦起义，斩晋熙太守”的记载；《陈书·宣帝纪》中有“台州庐江蛮田伯兴出寇枞阳，刺史鲁广达讨平之”的记载。
江州蛮，居江西九江一带。《南齐书·曹虎传》中有“江州蛮动”的记载，《宋书·庾悦传》中有“寻阳接蛮”的记载。[495]
湘州蛮，居今长沙一带。《南齐书·柳世隆传》中有“湘州蛮动，遣世隆以本官总督伐蛮众军”的记载；《南齐书·吕安国传》中有“湘川（川为州之误）蛮动，安国督州兵讨之”的记载。
莫徭蛮，居湖南零陵、衡阳等地。《梁书·张缵传》中有“州界零陵、衡阳等郡，有莫徭蛮者，依山险为居，历政不宾服，因此向化”的记载。
巴陵蛮，居今湖南岳阳。《梁书·太祖五王传》中有“巴陵马营蛮为缘江寇害”的记载。
凡此种种，归纳起来南朝蛮族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据称为“磐瓠之后”[496]，崇拜犬图腾的“荆、雍州蛮”。他们在东汉时主要居住于湖北西部与湖南西部交界的武陵地区，故又称为“武陵蛮”；“至晋之末，稍以繁昌，……渐得北迁”[497]，至于荆州（今江陵）、雍州（今襄阳），故史称“荆、雍州蛮”。另一类是据称为廪君后人[498]，由东汉时的江夏蛮演变而来的，祟拜白虎图腾的“豫州蛮”。由于西阳蛮是其核心部分，而西阳郡又包括在东晋侨治的豫州范围之内，故史称“豫州蛮”。其分布范围比较广，《宋书·蛮传》云：其“北接淮、汝，南极江、汉，地方数千里。”[499]
南越王·帝印（南越王墓博物馆）
蛮族人口据有关史料的粗略统计，约有140万。正如史书所说，北齐时豫州境内“蛮多华少”，蛮人输租赋的有“数万户”[500]。刘宋王朝镇压蛮人，“系颈囚俘，盖以数百万计”[501]，其言虽过其实，但仍可见蛮族是南朝人口最多的一个少数民族。
次看俚族的分布。
俚族，本称“里”；而“里，蛮之别号，今呼为俚人”[502]。故《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中所提之珠崖儋耳、交趾、九真、日南、合浦的“蛮里”，日南、象林的“蛮夷”，九真徼外夜郎的“蛮夷”，苍梧的“蛮夷”，郁林、合浦的“蛮汉”，交趾、合浦、乌浒的“蛮”等，均为俚人。
俚族主要分布在岭南地区。东汉时，岭南交州的南海、郁林、苍梧、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七郡，除南海郡外，其余六郡都有俚人[503]。南朝刘宋时的广州包括南海、苍梧、晋康、新宁、永平、郁林、桂林、高凉、新会、东官、义安、宋康、绥建、海昌、宋熙、宁浦、晋兴、乐昌18郡[504]，都是俚人的分布区，故《宋书·夷蛮林邑国传》云：“广州诸山并俚、獠，种类繁炽。”此外，湘州的南部也有俚人。《宋书·良吏·徐豁传》载，徐豁为始兴太守，表陈三事。第一件说到剥削太重，“年及应输，便自逃逸，既遏接蛮、俚，去就益易”；第三件说到“中宿县俚民课银”问题。始兴郡则属湘州。
俚族人口，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记载，仅东汉末被称为“合浦蛮里”的合浦乌浒人，一次“内属”就有十万余而“开置七县”，即高凉郡。可见俚族是岭南地区最主要的一支少数民族。
再看僚族的分布。
僚族是由汉代的板楯蛮以及一部分巴人和濮人融合而形成的[505]，后由南向北迁移，到魏晋时已分布在北至陕西汉中、甘肃南部，西及建南高原、岷江上游，几乎遍布整个四川盆地，故《华阳国志·李特雄寿势志》云：僚人“自巴至犍为、梓渔，布满山谷。”《魏书·獠传》亦云：“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皆有。”
僚族人口，益州部分的布在山谷，10余万落；梁州部分的约20万户。以1落为1户，1户5口计，僚人共约30万户，150余万人。
最后看傒族的分布。
傒族，南朝时亦作“溪族”，是与东北的奚族完全不同的一个南方少数民族。其主要分布在鄱阳、庐江、豫章、始兴等郡，即今江西赣水流域一带。历来学术界对傒族论及甚少。其实，魏晋南北朝时傒族中出了不少名人，仅东晋南朝的将帅就有陶氏、胡氏、黄氏、周氏、余氏、熊氏、侯氏7姓10人[506]，如著名诗人陶渊明的祖先，东晋名将陶侃就是鄱阳郡的傒人，胡杨晖称之为小人，温峤嘲之为溪狗[507]。又如南齐将军胡谐之就是豫章南昌的傒人，“上方欲奖以贵族盛姻，以谐之家人语傒音不正，乃遣宫内四五人往谐之家，教子女语”[508]。
这样，在整个南朝，蛮、俚、僚、傒等族分布在东起安徽，西北达陕西，南到广州，西至四川的广大地带，涉及了南朝的大部分地区。南朝国家掌握的最多人口数，据《宋书·州郡志》记载是宋大明八年（464年），人口为546万多人。而蛮、俚、僚、傒四族人口的极不完全的统计，人口数共300万人左右，占了南朝国家掌握的总人口的一半以上[509]。
南越王·帝印（南越王墓博物馆）
（2）汉族向南方的大迁移
东汉末年以来，当北方少数民族和族群掀起了向内地大迁移的运动之时，北方的汉族人民也开始了向南方的大迁移。
北方的汉族人民为何要向南方大迁移呢？前已提及，东汉以后，中原大乱，从黄巾大起义开始，经过三国鼎立的分裂，十六国的混战，直到南北朝的对立，在蔓延全国的大变乱之中，在国家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下，田园既停止了生产的机能，战乱又增加了人民的恐怖，特别是北方少数民族和族群的大规模内迁，十六国的大混战，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故乡虽好，但却变成了难居之地，汉族人民为了生存，也开始向四处迁移逃亡，正如古语所云：“老弱转诸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而当时相对来说变乱比较小的南方，由于甚少北方兵燹之灾，加之地广人稀，历来政府控制不严，所以成了汉族人民迁移的主要方向。
汉族人民大规模南迁，在汉魏之际，中原大动荡时形成了第一个高潮。首先，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中原开始动乱，汉族人民纷纷避难江南，史载：
沛郡人桓晔，献帝“初平中，天下乱，避地会稽，遂浮海客交趾”[510]。
汝南人袁忠，献帝初平中忠弃官客会稽上虞，“后孙策破会稽，忠等浮海南投交趾”[511]。
汝南南顿人程秉，“避乱交州”[512]。
沛郡竹邑人薛综，“少依族人避地交州”[513]。
《释名》的作者，北海人刘熙也迁往交州，曾为程秉、薛综的老师[514]。
苍梧广信的士燮，“其先本鲁国汶阳人，至王莽之乱，避地交州”。燮“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515]。
顾野王《舆地志》云：“葛姥者，汉末避黄巾‘贼’，出自（至）交趾……于此筑城为家。”[516]
黄巾起义失败后，中原地区的汉族人民更是大量逃亡，除部分向西、向北外，主要是向南。南移的汉族人民以益、荆、扬三处为集结点。大约关中一带的人，多移往益州和汉中，《后汉书·刘焉传》就说：“初南阳三辅民数万户流入益州。”《三国志·魏志·张鲁传》也说：“韩遂、马超之乱，关西民从子午谷奔之者数万家。”关中一带的人移入荆州的也很多，《三国志·魏志·
卫传》说：“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诸葛亮就是从山东琅玡避难移入荆州的；鲁肃则是因“中州扰乱”而率男女三百余口南徙江东的[517]。徐州及淮河流域的人则多移入扬州，《三国志·吴志·张昭传》即说：“汉末大乱，徐方士民多避难扬土，昭皆南渡江。”山东青州的人也有移徙扬州的，琅玡阳都人诸葛瑾“汉末避乱江东”[518]。凡此等等，更是不胜枚举。
汉族人民大规模南迁，在西晋永嘉之乱以后，又形成了第二个高潮。
西晋虽然使中国暂时得到了统一，但随之而来的“八王之乱”给中原人民又带来了新的灾难，长达十六年的兵祸战乱，使田园荒芜，屋宇倾圮，天灾凶年接踵而来，中原人民或死于血泊之中，或流离失所。更不幸的是祸不单行，“八王之乱”招致的“永嘉之乱”，由于具有民族斗争的性质，入主中原的匈奴人刘聪和羯人石勒等率领部众，大肆屠杀汉族人民，犹如雪上加霜。西晋建兴元年（313年）刘曜攻陷洛阳，纵兵屠杀焚掠，洛阳化为灰烬。中原的汉族人民在这种残酷、血腥的民族斗争面前无法忍受，别无他择，只有向比较安定的江南逃亡。史称“永嘉之乱……幽、冀、青、并、兖五州及徐州淮北流人，相率过江淮”。又称“胡寇南侵，淮南百姓皆渡江”[519]。《晋书·王导传》亦云：“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由于南方不少地方“地广人稀，且少陂渠，田多恶秽”[520]，南迁的汉族人民可以按原籍聚居在一起，所以他们在南方建立了大批的侨郡、侨县。据《宋书》记载，仅长江下游，即今江苏一带就有33个侨郡和75个侨县。在东晋初年的几十年中，据《晋书》的粗略统计，从雍州迁出的四五万户，从并州迁出的约4万户，从梁、益二州迁出的约20万户，从冀州迁出的万余户，从宁州迁出的甚众。合计30余万户。
西晋时雍、并、梁、益、冀、宁诸州合计约68万户，可见南迁的户口已占其半了。若和西晋全国户口比较，则全国245万户中有1/8南迁；若户均以5口计，则南迁者约150余万人，占全国1600余万人口之1/10[521]，占刘宋时南方人口的1/6[522]。
（3）南方各民族的大融合
从黄巾起义到隋的统一，在3个多世纪的动荡之秋中形成的一次又一次汉族人民南迁的冲击波，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南方少数民族地区，使南方少数民族也被卷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的激流之中。
在北方汉族人民不断地大规模南迁的冲击下，原来居住深山，少与汉族交往的蛮、俚、僚、傒等族闭关自守的状况被打破了。
以蛮族为例，原来住在今湖南、湖北境内的蛮族，乘西晋末年战乱之隙，向长江以北的淮水、汝水、沔水流域迁移，占据了东晋、南朝统辖区域的中心地带，加强了与汉族封建政权的联系，加强了与汉族人民的往来。历经魏晋，相当多的蛮族已与汉族杂居，有的则已编入郡县地方行政体系。汉族人民进入蛮区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因刘宋规定“蛮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523]，这比汉族农民的负担轻得多，所以汉族人民因“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524]，以避繁重的赋役。此外，又有汉族经商入蛮者[525]，也有逃入蛮区为蛮族首领者[526]。这样一移一迁，汉族与蛮族相互渗透，形成了交错杂居的局面。
青玉兽衔璧（南越王墓博物馆藏）
俚、僚、傒等族的情况亦如此。汉末至东晋，中原汉族人民也纷纷避难至交、广地带，加上东汉常以罪人徙于岭南地区，避役的汉人“年及应输”[527]，也往往逃入俚人村落。于是，在岭南珠江流域也逐渐形成了汉族与俚族杂居的局面。俚族人民，也有许多被人掠卖为奴婢，所谓“小婢从成，南方之奚”[528]。更多的则被抓当兵，进入汉区，与汉族人民杂居。而本来比蛮族还要落后的僚族，在李成统治后期也逐渐向平地移居。东晋后，僚族人“与夏人参居者，颇输租赋”[529]。南胡刘宋时则置三巴校尉，治荆、益二州的蛮僚，萧齐时立平蛮校尉，专管梁、益二州僚人，这表明在这些地区也终于出现了汉族与僚族“参居”的局面。
本来，在中国南方，经过两汉以及孙吴的经营和开发，直到两晋时，汉族及汉族文化的发展，还只是限于长江流域的沿岸，限于从荆州南下，经湘州越五岭至广州的交通线上，限于沿海以广州为中心的一些点线。而长江和珠江流域的广大地区，特别是山区，都是由蛮、俚、僚、傒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或族群（甚至还有氏族、部落）居住着。汉族的地狭人少，与少数民族的地广人多形成对照。但是，经过南朝宋、齐、梁、陈四代，从北方南迁的大批汉族人民，与土著的汉族人民汇合在一起，与南方的少数民族在广大的地区内犬牙交错地杂居在一起了。除今江西西南部沿赣江流域，四川中部和北部沿嘉陵江和岷江流域，长江以北的淮河、汉水流域外，还从长江中游向南，沿湘水、赣水、郁水流域，向两岸地区伸延扩展，并波及钱塘江、瓯江、闽江流域，汉族及汉族文化的发展在南方出现了由点、线联结成面的新局面。
南方少数民族汉化的情况与北方有着不同的特点。北方的少数民族的汉化，是在汉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权崩溃以后，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纷纷建立割据政权，汉族处于被征服、被统治地位的形势下发生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文明程度较高的被征服民族融合了文明程度较低的征服民族。南方则相反，魏晋南北朝时期，局处南方的汉族封建帝国，特别是南朝时，由于土宇日蹙，人口日少，为了巩固和扩大统治区域，扩大劳力来源，增加财富，必然对居腹心地带，人口众多，对封建政权征收赋役，提供人力、物力有重要意义的南方各少数民族加强统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文明程度较高的统治民族融合了文明程度较低的被统治民族。
蛮族，在南方少数民族中还是比较先进的，但其乘西晋之乱，从湖南、湖北扩展而出时，仍处于奴隶制社会。至刘宋时还是“衣布徒跣，或椎髻，或剪发。兵器以金银为饰，虎皮衣楯，便弩射，皆暴悍”，而且“言语不一”[530]。而俚族在东汉时代，由于汉族封建官吏“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娉”，才“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531]。有的在刘宋时还“皆巢居鸟语”[532]。可见俚族最早在东汉时才进入阶级社会。向居山险，少与汉族人民交往的僚族则过着“略无氏姓之别，又无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长幼次第呼之”[533]的原始社会生活。晋、宋时才进入“父死则子继，若中国之贵族”的奴隶社会[534]。显然，与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相比，南方的这些少数民族或族群是大大落后了。
金缕玉衣（南越王墓博物馆藏）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民族融合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先进的生产方式与落后的生产方式之间斗争的过程。一般说来，由于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总是代表先进生产方式的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战胜代表落后生产方式的文明程度较低的民族。因此，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像一块巨大的磁石一样，把蛮、俚、僚、傒等族吸引到自己的周围，故西晋太康七年（286年）、东晋隆安五年（401年）、刘宋元嘉十二年（435年）、刘宋大明元年（457年）和大明中期，先后有蛮、俚、僚诸族自愿“归化”，编入汉族州郡县。南朝时，在汉族的影响和帮助下，南方一些少数民族逐渐完成了向封建制的转化。
金钩玉龙（南越王墓博物馆藏）
再以蛮族为例，首先从生产力发展水平来看，蛮族与汉族一样已有了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其农业方面生产米谷，手工业方面生产布绢，南朝政府对所属郡县的蛮族征收的资费与汉族完全相同。其次，南朝蛮族逐渐归州郡县统辖，直接变为汉族封建政权的编户齐民，服役纳赋。正如《宋书·荆雍州蛮传》所说：“蛮民顺附者”都输赋税。再次，蛮族上层有的拥有大量的部曲，刘宋末以功封为征虏将军的蛮帅田益宗有部曲4000余户；南新郡蛮帅田彦生有部曲6000余人。梁代沔东太守蛮帅田清喜、定州刺史蛮帅田超秀等，都有一批部曲。蛮族的部曲虽然不一定与汉族的部曲相同，但部曲的身份近似农奴，则是蛮族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其与蛮族社会发展的趋势是吻合的。而且蛮族中的大姓田氏、向氏、冉氏、樊氏、梅氏等，在政治、经济特权上都是世袭的，其中有的还有封地，食邑多的达3000户。
在南方少数民族封建化的过程中，汉族封建政权顺应民族融合的大潮流，推行了一系列比较进步的民族政策，从而大大加速了南方少数民族汉化的过程。这些政策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直接编入汉族封建政权的州郡县。这从南朝州郡县增多的情况中可以得到充分的反映，刘宋大明八年（464年）有20州252郡1250县[535]，至梁中大同元年（546年）时，则有104州586郡[536]。这些新增加的州郡县，很多是为开发少数民族地区而设置的。如越州，是宋末为了加强对俚族地区的统治所建立的，开始时只有8郡7县，齐末时发展为20郡55县[537]。
第二，设置左郡左县。南朝为了集中治理归属的少数民族，使之不因剧烈的变动而惊恐，又能按照汉族封建政权既定的同化政策而发展，便在少数民族地区采取了设置左郡左县的办法，用渐变的形式，逐步把少数民族变为郡县编户齐民，其官吏有的用汉人，有的则用少数民族首领充任。史载刘宋泰始年间，已有左郡11个左县25个[538]。齐末增加到51郡145县，其中僚族建立了5郡4县（多数僚郡无属县），俚族建立了8郡22县，蛮族建立了38郡、118县[539]。南朝左郡左县的设立有着重要的意义，这就是，虽然左郡左县利用“蛮酋”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统治，南朝政府并不打乱少数民族原来的组织形式，不干预其内部事务，仅具有“羁縻”作用，但是冠以郡县之名，则意味着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已非“化外”之域，是南朝政府同化南方少数民族的重要一步。
第三，设置管理少数民族的地方官吏，具体推行民族融合政策。南朝设置校尉一职，专司少数民族事务，其地位高于一般州刺史，相当于“刺史领兵者”[540]，即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据史书记载，蛮左校尉计有宁蛮校尉、南蛮校尉、安蛮校尉、平蛮校尉等。此外，校尉府与州府一样有一套较完整的机构，如宁蛮校尉置佐吏，见于史籍的有护军、长史、参军、主簿、功曹等[541]。一般情况下，这些官吏不是采用武力俘虏“生口”的镇压办法，而是采取撤关卡、省烦苛、布恩惠、减轻对少数民族人民的剥削，发展生产的办法，积极推行进步的民族同化政策。如刘宋元嘉七年至十九年（430～442年），刘道产为雍州刺史宁蛮校尉时，“善抚诸蛮，前后不附官者，莫不顺服，皆引出平土”[542]，“百姓乐业，民户丰赡”[543]。又如梁大同九年（543年），张缵为湘州刺史时，其主张“省烦苛”，于是“历政不宾服”的湘州零陵、衡阳等郡的蛮族，“因此向化……流人自归，户口增益十余万，州境大安”[544]。又如陈太建八年（576年），沈君理为广州刺史时，“推心抚御”，使得“世相攻伐”的岭南俚、僚逐渐相安，“甚得民和”[545]。
第四，采取“以夷制夷”的方针。南朝为了保持内部的安定，对南方各少数民族的汉化，尽量采用非暴力的方式进行，敕封少数民族首领统治少数民族人民，“以夷制夷”，逐步汉化。此方针的确定曾经发生过争论，南齐初年，就对是否解除西阳蛮首领侯位问题有过一场争论，虽然解除派力主废除给少数民族首领封官加爵，但保留派终以“戎夷疏爵，理章列代；酋豪世袭，事炳前叶”为由，坚持“宜存名以训殊俗”[546]，取得了齐太祖的同意。宋、齐、梁三代都曾敕封少数民族酋帅为王、侯、将军、刺史、太守等爵位和官职，而且朝代更替，封爵和官职不变。这种“以夷制夷”的方针，就是为了达到“以训殊俗”，逐步汉化的目的。
第五，使用蛮兵，迁徙蛮民。南朝曾利用蛮酋统率蛮兵，或为前驱攻打北朝，《北史·蛮传》中就有“梁遣将围广陵，楚城诸蛮，并为前驱”的记载；或多予统治阶级以内争，《南齐书·刘怀珍传》中就有“怀珍遣建宁太守张谟、游击将军裴仲穆统蛮汉军万人出西阳”平定沈攸之反叛的记载；或“以蛮攻蛮”，《南齐书·蛮传》中就有利用归顺的北上黄蛮文勉德驱逐抗命南襄城蛮秦远的记载。不管南朝统治者使用蛮的用心何在，客观上总是加强了蛮兵与汉族人民的联系和往来，有利于民族同化的发展，此其一。其二，南朝统治者当南方少数民族内附或对他们进行征伐之后，往往采取徙民措施，其迁徙方向大致有两种：一是移于京师，如宋元嘉二十二年（445年）“雍州刺史武陵王骏讨缘沔蛮，移一万四千余口于京师”[547]。又如沈庆之“前后所获蛮并移京邑，以为营户”[548]。二是引出平土。如刘道产为宁蛮校尉、雍州刺史时，“善于临民，在雍部政绩尤著，蛮夷前后叛戾不受化者，并皆顺服，悉出缘沔为居”[549]。显然，迁徙蛮民的结果，是使这些少数民族进入了汉族的汪洋大海之中，大大加快了他们汉化的速度。
玉舞人（南越王墓博物馆藏）
过去，史书在讲述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问题时，一般都只提北方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入主中原后，被汉族融合的情况。显然，这是片面的。实际上，如前所述，汉族在北方融合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的同时，在南方也融合了蛮、俚、僚、傒等族的一部分。因此，隋统一全国后，在南北两个方向上同时发展的汉族也统一了。特别有意义的是，隋唐时期的汉族，已不再是两汉时的汉族，而是吸收了北方的匈奴、鲜卑、乌丸、氐、羌，以及南方部分蛮、俚、僚、傒等民族和族群的新汉族。这样，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汉族第一次得到了脱胎换骨的大发展。
虎符（南越王墓博物馆藏）
（二）第二部曲：宋辽西夏金元至明清时期汉族的大发展
“历史的发展是迂回曲折的”[556]。唐以后，中国又进入了一个大分裂、大动乱的历史时期，又出现了汉族人民大批南移，北方少数民族大量内迁的历史现象，民族大融合的风云再起于中华大地。
1.宋辽西夏金元时期民族同化风云的再起
汉族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大融合，在唐代大融汇的新基础上，相对稳定了一个历史时期后，在历史上惊人相似的重演中，又开始了新的大发展。五代十国时的后唐、后晋、后汉就是西突厥的沙陀族人李克用、石敬瑭、刘知远分别所建。10世纪初，形成汉族的北宋、契丹族的辽和党项族的西夏的“三国鼎立”。12世纪初金灭辽、灭北宋后，又出现了女真族的金国与汉族的南宋“南北对峙”的局面，直到1276年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灭南宋，统一全中国。在被征服的民族危机面前，汉族又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但是，正如历史进程所表明的那样，通过这次民族危机的考验，汉族的稳定性再次得到证明，汉族的内聚力和吸收力再次得到表现，就是在被征服的过程中，汉族先后融合了契丹族、党项族、女真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在民族大融合的风云再起中又一次得到了大发展。
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样，宋辽西夏金元时期的民族大融合，也是从民族的大迁移开始的。拿辽来说，公元907年阿保机建立辽国后，便大举侵略汉族地区。公元921年，入居庸关、掠檀、良乡、遂城等10余城，并俘获大批汉族居民而返。公元938年，燕云十六州又归辽。为了安置这些被俘获作为奴隶的汉族人民及其他少数民族，从阿保机到辽太宗，先后建置了许多“投下州县”。这样在辽国的疆域内就出现了契丹族与汉族，以及与傒族和勃海国人杂居的局面。金更是如此，从阿骨打反辽到吴乞买侵宋的初期，经常把虏获的大批汉人迁入东北，特别是在黑龙江流域地区，形成了汉族与女真、契丹等族的交错杂居。后来，随着金统治地区的扩大，金统治者先后四次把女真族的“猛安谋克”[557]迁入中原地区，正如文书所说：“女真国土人散居汉地”，“棋罗星列，散居四方”[558]，迁入人口之多，仅第四次，即宣宗南渡后，把河北的“猛安谋克”迁入河南的军户就达100多万人，经过淘汰后，还有“四十二万有奇”[559]。于是，在华北地区也形成了汉族与女真、契丹等族交错杂居的局面。
民族融合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是发生在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历史现象。随着民族融合的深入，当然也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而要扩大群众队伍，即要加快民族融合的速度，加深民族融合的深度，就必须沟通民族的心理。在这方面，各族人民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作用。这种切身利益，即阶级利益的一致，不仅把杂居在一起的各族人民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在加深互相了解的基础上，逐渐消除了民族隔阂和成见，不断沟通了民族的心理，民族融合的这种深层发展，促使民族界线逐步消失。辽、西夏、金三国在征服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民的过程中，都逐步形成了各族剥削阶级的联合统治。辽建国不久，即建立了“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560]，北南并列的两套政治行政制度。辽圣宗时，汉人韩德让以南院枢密使兼北院枢密使，进封为大丞相，总管全国事务，这就标志着契丹族与汉族剥削阶级在政治上的联合。西夏建国后也建立了蕃官和汉官并行的政治制度。西夏毅宗时更是大量吸收汉族人做官，全国建立了一个多民族的最高统治集团。金世宗时，参与统治核心的女真贵族有22人，汉人有14人，契丹人、渤海人各2人。
辽·李赞华（耶律倍）《东丹王出行图》
各族剥削阶级在政治上的联合，使得本来较尖锐的民族矛盾有所缓和，而阶级矛盾则有所突出，这就使各族劳动人民容易看清民族压迫的本质就是阶级压迫，有利于民族隔阂和成见的消除。辽、西夏、金都发生过各族人民的起义，反对他们的共同敌人，即各族剥削阶级的联合统治。辽各族人民联合反对各族剥削阶级联合统治的一个高潮是渤海大延琳起义。本来辽灭渤海国后，允其维持原来的制度，不仅无盐酒等税，而且关市商税也较少。但辽圣宗时汉族人韩绍勋为户部使，强行对渤海居民征税。户部副使王嘉又令渤海居民造船，将粟米运往燕地。渤海居民不堪忍受，于1029年8月在东京起义，推大延琳为首，建国号“兴辽”，年号“天庆”。邻近的女真族人也起而响应。起义坚持了一年多才遭失败。在金国，海陵王组建多民族成分的昂高统治集团之时，正是各族人民联合反抗之日。除山东开山赵和东海张旺、徐元领导的汉族人民的起义外，最著名的是契丹族人撒儿、窝斡等领导的起义。为反对征兵，契丹译史撒儿等杀金招讨使起义，于是西北路各族人民奋起响应，形成了一支巨大的起义洪流。后窝斡攻下临潢府，于正隆六年（1161年）十二月称皇帝，建年号“天正”。这次起义一直坚持到大定四年（1164年）五月才被金世宗完全镇压下去。在这种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各族劳动人民进一步团结起来，加强了联系，加深了了解。这种共同斗争像吸尘器一样，消除了蒙在民族关系上的灰尘，即民族隔阂和民族成见，沟通了民族的心理，使民族融合，在群众队伍不断扩大的形势下，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赵力中油画《庄
入滇》
在阶级社会里，民族融合作为一个历史现象，也必然受到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者所执行的政策的影响和规定。在中国历史上，一则由于汉族一向人口众多，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在汉族人口的汪洋大海中，从巩固统治地位出发，就不得不同战国时期楚将庄
入滇“变服以其俗以长之”[561]一样，实行汉化政策。二则由于汉族的经济和文化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所以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即“野蛮的征服者”“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562]。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为汉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所吸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563]。问题的关键是掌握国家政权的少数民族统治者执行什么政策？恩格斯在论述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时说：“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像现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定的时期都要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既定的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这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资的浪费。”[564]同样的道理，如果掌握国家权力的少数民族统治者，顺应历史的潮流，学习汉文化，那就有利于民族融合的加速，促使民族融合过程发生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反之，如果统治者执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反对学习汉文化，那轻者延缓民族融合的进程，重者加深民族隔阂，挑起民族斗争。辽、西夏、金三国历史上都发生过主张汉化和反对汉化的斗争。辽在太宗死后，发生过主张汉化的耶律培派和反对汉化的耶律后培的斗争；西夏景宗到毅宗时发生的皇族与后族的斗争，实际上反映了汉礼与蕃礼的斗争，也就是主张汉化与反对汉化的斗争；金世宗极力保持女真旧俗，反对汉化。但是，在民族同化风云兴起，成为一股历史潮流之时，汉化就成了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因此，辽、西夏、金都先后出现过北魏孝文帝式的人物，顺应历史潮流，推行汉化政策。辽圣宗是辽国推行汉化政策的代表。圣宗本人不仅喜读《贞观政要》，而且善吟诗作曲，成了契丹族汉化的带头人。他推行的改革，如仿汉族政权修史体制，编修实录，把《贞观政要》作为治国的经典，提倡汉化了的佛教，不仅使封建制确立，也有力地推进了契丹族的汉化。在西夏，毅宗、崇宗、仁宗都是推行汉化政策的人物。毅宗执政后，首先下令夏国人都不再用蕃礼，改用汉礼。后又改用汉姓，并增加官职，任用汉族人。崇宗定汉学为“国学”。仁宗时又实行科举制，办学校，尊孔子为文宣帝，传授儒学。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把汉化推向前进。在金朝，海陵王是女真族的孝文帝。他毫不逊色于孝文帝的魄力和措施，把都城从上京会宁府迁到燕京，同时把太祖、太宗的棺木也从上京迁到燕京大房山新建的“山陵”安葬和祭祀；又下令拆毁上京的旧宫殿和女真各大族的住宅，平作耕地，表明了汉化的决心。后来他又废除南北选制，统一了选取汉官的科举制。章宗继承海陵王的事业，成了金代皇帝中汉文化知识最高的一人。他规定各地对汉族先祖帝王伏羲、神农、轩辕、少昊、颛顼、高辛、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等要三年一祭，并在京师设女真国子学，诸路也设，教授经书，科举以经书为标准，表明了对汉族心理素质的继承。辽、西夏、金的所有这些推行汉化政策的改革，都表明在人民还处于无权的被统治的历史条件下，掌权者执行什么政策，确实是民族融合能否实现的关键。
杂居的环境，心理的沟通，掌权者推行汉化政策，虽然都是汉族融合其他少数民族的重要条件，但决定的因素仍然是汉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和吸引，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一切社会变化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该求之于人们的头脑之中，也不应该求之于人们对于永恒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长的理解之中，而应该求之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之中；这些原因，不应求之于哲学，而应求之于各该时代的经济。”[565]一句话，经济基础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以党项族来说，早在唐末，即有接受了汉族经济和文化的“熟户”出现。西夏建国后，“素鲜耕稼，专以畜牧为生”“畜牧甲天下”[566]的党项族也逐渐发展了农业和手工业，由畜牧业逐渐转向农业。如陕西横山地区，是党项族迁至陕北后的主要聚居区，已是“延袤千里，多马宜稼”[567]。又如在葭、芦、米脂地区，有人们颂称的“歇头仓”“良田不啻一二万顷。夏人名为真珠山、七宝山，言其多出禾黍也”。[568]再如《番汉合时掌中珠》中载有犁、铧、子耧、镰、锄、
、锨、锹，以及碌碡、刻叉、车、碾、碓、矶等，与原西北地区的农具大致相类。所以在西夏领域内，包括以河西走廊著称的今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等地在内的陇右地区，不仅是有名的牧区，盛产良马，同时也有相当发达的农业，“民物富庶，与中州不殊”[569]。在经济起决定作用的同时，汉族先进的文化对党项族的被汉化也有重要的影响，这除了表现于西夏统治者大力提倡和宣扬在唐代已完全汉化了的佛教外，还集中表现于西夏统治者对汉族传统的儒家文化的积极采用上，元昊以来使用新制西夏文字翻译汉文古籍，流传至今的就有《论语》《孟子》《孝经》《贞观政要》《六韬》《十二国》《德行集》等等，不胜枚举。依据汉文古籍编译成书的则更多，现存的有《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猪年新法》《官阶封号表》《贞观玉镜统》《三世明言集》《番汉合时掌中珠》《文海》《文海杂类》《钦定文海》《五音切韵》等等。[570]为了吸取汉族先进的文化，西夏统治者经常向宋王朝请求各种经、史书籍，如《九经》《唐书》《册府元龟》等巨著[571]。于是在党项族中出现了像儒学渊深的斡道冲[572]，诗才超妙的汉王仁忠[573]，编修西夏实录的焦景颜、王金[574]，编纂《番汉合时掌中珠》的骨勒茂才[575]，撰写《夏国语》的罗世昌[576]等善于汲取汉族文化的代表人物。
契丹族也是如此，在“投下州县”和燕云十六州汉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下，不仅汉族熟练的生产技术、先进的生产工具吸引了契丹族人民，而且还促使契丹族迅速封建化。本来契丹族在大漠之间“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577]。但是在汉族的影响下，早在皇祖匀德实为大迭烈府夷离堇时，就“喜稼穑，善畜牧，相地利以教民耕”，而太祖平诸弟之乱后，“弭兵轻赋，专意于农”[578]。这虽不代表契丹族人已经普遍经营农业，但却反映了契丹族人对农业已有了一定的重视。阿保机时，更是从被用长绳连头系之于木，驱往漠北充为奴隶的汉族人民的反抗和逃亡中领悟到：是否学习汉族的先进经济和文化，是关系到契丹国祚兴衰的大问题。于是，阿保机除“筑城郭立市里以处汉人，使各有配偶，垦艺荒田”[579]外，还“为城郭宫室之制于漠北”[580]，并正，定名分，设置州县，改用汉姓[581]，改变契丹族旧有的统治方式。公元936年，辽从石敬瑭手中得到了燕云十六州，无论怎样评价这一事件，其给契丹族学习汉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在客观上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是毋庸置疑的。所以，经阿保机的经营已跨入封建制门槛的契丹族，在汉族经济的影响下，迅速完成了封建化，景宗时下令说“诸州有逃户庄田，许番汉人承佃供给租税”[582]的史料对契丹族的封建化作了最好的说明。在文化上，汉语、汉字一直与契丹文字一并通行，而契丹文字则是在汉族人帮助下创制的。汉族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学一直受到重视，阿保机于神册元年（916年）下诏建孔子庙，“皇太子春秋释奠”[583]。及至道宗，更是“诏求乾文闻所缺经籍，命儒医校雠”，并“诏有司颁作《史记》《汉书》”，在学校颁“五经传疏”[584]，以便士子阅读。道宗本人则经常请人讲解四书五经，并不避夷、狄之讳，洪皓的《松漠纪闻》对此有一段生动的记述：
大辽道宗朝，有汉人讲《论语》，至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宗曰：北极之下为中国，此岂其地耶？至夷狄之有君，疾读不敢讲，则又曰：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卒今讲之。
可见道宗汉化之深。在生活习俗上也多吸收和继承汉族的风俗，如不仅一般情况下喜穿汉服，兴宗后大礼时也穿汉服了[585]。又如仿汉俗过端午节、重阳节。更有甚者，辽太宗并于会同三年（940年）宣布：“契丹人投汉官者，从汉仪，听与汉人婚姻。”[586]契丹族民谣：“垂杨寄语山丹，你到江南艰难，你那里讨个南婆，我这里嫁个契丹。”[587]都表明在民族同化的风云之中，契丹族与汉族之间结为秦晋之好，民族壁垒最顽固的部分被打破了。
河北宣化辽代壁画《散乐图》
女真族更是如此。汉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一使“善骑射，喜耕种，好渔猎”，“以物博易，无工匠”[588]的女真族的生产得到发展，出现了“收多支少”的丰收年景。二使女真族社会封建化。女真族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主要表现为“猛安谋克”的封建化。几经南迁的“猛安谋克”领授耕地，散落在汉族地主庄田的汪洋大海之中。金世宗时，租佃关系已经普遍存在。金章宗时又大量解放“二税户”[589]，“定屯田户自种及租佃法”[590]，正式承认“猛安谋克”出租土地的合法性。三使女真语言、文化逐步汉化。不仅与汉族人民杂居的“猛安谋克”户学会了汉语，连女真贵族也学会了汉语，甚至不会说女真语了。同时，女真人简译汉姓和改易汉姓的也越来越多，并且“好变夷狄风俗，行中国礼乐如魏孝文”[591]。最后不得不解除民族间婚姻界限，宣布“屯田军户与所居民为婚姻者”[592]。于是，“猛安人与汉户今皆一家”[593]。女真族就是这样在被汉化的道路上迅速地前进着。
宋辽西夏金元时期北方少数民族被汉族同化的这种情况，还可以以苏轼（东坡）与契丹族人耶律楚材家族的关系作具体的说明。
苏轼，汉族人，是北宋文学家和政治家。而与苏轼同时代的正是耶律楚材的曾祖父耶律内剌，其曾任辽国太师，对苏轼在宋朝的威望十分了解，并努力收集、精心保存苏轼的议奏和诗文。官至金国尚书右丞相的楚材之父耶律履对苏轼也非常熟悉，甚至连苏轼的家庭生活情况都了如指掌，其特别佩服苏轼的诗文和政治才能。楚材本人更是五体投地地崇拜苏轼的性格、品德和志向，称其为“坡仙”[594]。他在《免景贤》诗中说：“既慕东坡才，当如东坡志；君才如东坡，其志未相似。诗似东坡诗，字如东坡字；胡不学东坡，且学长不死。”[595]这种思想意识、学术风格、文化修养方面的关系，在楚材时还进一步发展成亲缘关系，楚材的继配夫人苏氏是苏轼四世孙苏公弼之女，其长期跟随楚材生活在漠北和林，又曾伴同楚材随蒙古大军西征，辗转跋涉于西域各地，生子铸、镛及女儿数人。楚材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为元朝作出的种种贡献，都与苏氏的支持和帮助密不可分。1242年，苏氏逝世，葬于燕京瓮山（今北京颐和园万寿山）麓。1244年，楚材也逝世，与苏氏合葬于此[596]。显然，历经宋辽金元四朝的楚材家族与苏轼的关系发展成亲缘关系决不是偶然的，而是长期以来汉族与契丹互相依存，不断往来，契丹族同化于汉族的必然结果。
苏 轼
在民族大融合风云的席卷之下，杂居得愈久，民族心理沟通得愈深，汉族先进经济和文化的炭火就越烧越旺，把契丹、党项、女真等民族都融合到汉族的汪洋大海中去了。元统一中国后，把当时中国境内的人分成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以及西夏、回回、西域以及留居中国的一些欧洲人；第三等是汉人，包括契丹、女真、高丽和原来金统治下的汉人；第四等是南人，指南宋统治下的汉人和西南各民族人民。这种民族歧视的等级制，固然反映了元统治者分化汉族人民，以利其统治的目的，但却反映了中国北方自宋、辽、西夏“三国鼎立”，以及金与南宋“南北对峙”以来民族同化的事实。元朝末年，即宣告解除北人与南人的界限。这正如斯大林所说：“历史的重演，不过是在新的基础上重演。”[597]汉族这个由多民族混合而形成和发展的民族，这时经过宋辽西夏金时期大分裂、大动乱的再一次重演，民族大融合风云的再一次兴起，在新的基础上，由于又融合了契丹、党项、女真等民族，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结实，越滚越发展了。
2.从两宋到明清汉族自我意识的增长
所谓民族意识，梁启超曰：“谓对他而自觉为我。”[598]费孝通称：“同一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是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的这种心理。”[599]这就是说民族意识是民族自我存在的思想反映，也是联系民族思想、民族感情，即民族共同心理的纽带。它通常表现为对民族利益的一种感觉和维护，也包括对民族形式、民族历史、民族文化的自豪和热爱。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一个民族“总是要强调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上的特点，赋予强烈的感情，把它升华为代表这个民族的标志。”[600]
民族意识的强弱与民族稳定性的大小是成正比的。汉族自西汉从华夏族发展、转化形成以及经历史的长期检验，经阶级斗争烈火的考验，经民族斗争风暴的洗礼，越来越稳定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汉族的这种稳定性不仅表现出强大的吸收力、融合力和凝聚力，发展和壮大了自己，而且还表现出强烈的内聚性和自识性，民族意识不断增长。汉族的民族意识，经过魏晋南北朝亡国灭族的危机，及至隋唐的统一，在两宋到明清时期得到了特别显著的增长。
从两宋到明清，汉族的民族意识增长并得到表现，根本原因在于汉族的北宋政权面临着契丹族的辽和党项族的西夏两个政权的侵扰，后又被女真族的金所灭；汉族的南宋政权一直受到金亡国灭族的威胁，后亡于蒙古族的元；元始终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汉族处于“民族监狱”之中；满族的清灭明后，汉族又一次陷入亡国灭族的危机之中，民族矛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反映这个矛盾的民族斗争也就成了当时社会阶级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这样，当一个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时，民族的内聚性和自识性所引发出来的内聚力和向心力，就会由于外力的作用而显得特别突出和强大。从两宋起，特别是自南宋起，经儒学传统伦理道德长期熏陶的汉族的民族意识得到空前的增长，激烈复杂的民族斗争为汉族自我意识的表现提供了广阔的历史舞台。
第一，民族英雄岳飞的抗金斗争，突出地表现了汉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出身于农民的岳飞，在女真贵族灭了北宋，侵占了广大中原地区，进而威逼南宋，汉族人民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之时，呼出了“还我河山”的豪言壮语，表示了保族卫国的雄心壮志。岳飞自20岁开始从军，转战于抗金斗争的最前线，写出了传诵千古的《满江红》词：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后来，汉奸秦桧卖国投降，以莫须有的罪名毒杀了年仅39岁的岳飞。正因为在民族矛盾成为社会阶级斗争的主要矛盾之时，岳飞代表汉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保卫民族生存的强烈愿望，英勇奋战了一生，所以他被誉为汉族历史上的第一个民族英雄。
岳飞成了汉族民族英雄和爱国主义的一个象征，在中国历史上，800多年来很少有人不知道岳飞的名字。而他所开创的抗金事业，也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爱国志士和民族精英，例如陆游、辛弃疾、陈亮等。他们继承了岳飞的事业，坚持抗金，用热血表明了他们不愧是黄帝的子孙、华夏的后裔、汉族的精英；用诗词写出了汉族“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601]的民族精神，反映了汉族“一心中国梦”“愿睹汉旌旗”[602]的民族意识的突出增长。陆游的《示儿》诗：
死去元知万事空，
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
家祭无忘告乃翁。
不仅是他的遗嘱，而且还是他抗金的最后号召，教育和鼓舞了汉族后代无数的革命志士，直到五四时期，陆游的诗还鼓舞着反帝斗争中的人民，梁启超就赞扬说：“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十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603]还有，曾经直接参加过北方人民抗金斗争的辛弃疾强烈的民族意识表现在他对被分裂的北方怀念和对抗金斗争的赞扬上。他送杜叔高的《贺新郎》词下阕就说：
去天尺五君家别。看乘空鱼龙惨淡，风云开合。起望衣冠神州路，白日销残战骨。叹夷甫诸人清绝。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共北，正分裂。
这样，陆游的诗和辛弃疾的词犹如一对号角，激励南宋人民力争抗金的胜利。
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为了挽回南宋覆亡的命运，寸土血战，百折不挠，直到战败被俘，仍然坚持民族气节，誓死不屈，写下了极为光辉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著名诗句[604]。他的杰作《正气歌》既表现了坚持民族气节的自豪感，又表现了他对民族光明前途的坚定信念。
关于汉族的民族气节，南宋的思想家陈亮说得十分明确：“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605]正因为汉族民族气节的历史作用，所以每当汉族民族危机深重的时候，岳飞、陆游、辛弃疾、文天祥等人的影响就越大，人们往往从他们的事迹和作品中吸取精神的鼓舞力量。
第二，朱元璋“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口号的提出，反映汉族民族意识增长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蒙古贵族建立的元朝统一了全中国，却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汉族被人为地分成“汉人”和“南人”。在政权机构和军队组织上排挤和歧视汉族人，在刑法上重惩汉族人，在征敛方面重收汉族人都不必说，而且还规定汉族人不得聚众畋猎和迎神赛会，不得执弓矢，甚至连养狗、养雀鸟都不允许。因此，元朝民族矛盾一直处于尖锐状态，民谣说：“天雨线，民起怨，中原地，事必变。”[606]所以元于1271年建立后，仅80年，即1351年就爆发了红巾军大起义。
在起义过程中，义军首领刘福通、陈友谅、明玉珍先后建立过“大宋”“大汉”“大夏”政权，国号取名“宋”“汉”“夏”，都强烈地反映了汉族的民族意识。汉族这股民族意识增长的浪头，在元末红巾军的大起义中，最后汇集在一起，形成为一股巨大的洪流，朱元璋在北伐檄文中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607]的口号，明确地表示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强烈地表示了汉族的自我存在和民族光复的决心，反映自两宋以来民族意识的增长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第三，明末清初的抗清斗争，是汉族用热血谱写的强烈表现民族意识的一曲悲歌。1644年，清军入关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汉族又一次面临着亡国灭族的危机，抗清风云席卷中原大地，悲壮义烈的保族卫国的战斗遍及大江南北。史可法率领扬州军民困守孤城，誓死不降，最后英勇牺牲，表现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崇高的民族气节，显示出强烈的民族意识。
1645年6月15日，清政府向全国发布“剃发令”，规定：全国官民，京城内外限十日，直隶及各省地方以部文到日亦限十日，全部剃发，“遵依者即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迟疑借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违抗者“杀无赦”。剃发之后，衣帽装束随之改易，“悉从本朝制度，不得违异”。[608]自古以来蓄发是汉族传统的风俗，是汉族民族意识的外部表现。强迫剃发，是对汉族的民族意识的公开挑战。太平天国的《奉天讨胡檄》就说：“夫中国有中国之形象，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兽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609]所以，当清朝严令“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时，汉族人民发出“头可断，发决不可剃”的誓言，奋起进行了悲壮勇敢的反剃发斗争。其中江阴和嘉定两地的斗争最为激烈。江阴人民推阎应元、陈明遇为领袖，在24万清军的攻击下，苦战了81天，誓死不剃发。嘉定人民组织乡兵，地自为守，人自为战，有10多万人参加反剃发斗争，坚持了一个半月，2万多人壮烈牺牲。汉族人民用自己的热血，谱写了强烈表现民族意识的一曲悲歌。
在民族危机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明末农民起义军服从民族的最高利益，在汉族民族意识的指导下，从反明转为联明抗清。李自成的余部在李过、郝摇旗等人率领下，与南明将领何腾蛟合作，奋战在湘鄂战场的最前线，与各地反清起义相呼应，掀起了南明抗清的第一次高潮。后来，张献忠的余部在李定国领导下，与南明的桂王政府联合抗清。出广西，攻湖南，入广东，败敌数十万，获得空前未有的大捷。这样，加上李过儿子李来亨领导的李自成的余部和东南沿海郑成功等人的配合，掀起了南明抗清的第二次高湖。农民起义军联合南明政府的抗清斗争最后虽然都归于失败，但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英勇斗争，不怕牺牲，可歌可泣的事迹，在汉族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同时，他们也用自己的热血，谱写了强烈表现汉族民族意识的又一曲悲歌。
从两宋以来到明清时期，汉族民族意识的不断增长，既是汉族稳定性的表现，又对稳定汉族有重大作用。在民族矛盾的旋涡和民族斗争的风浪中，锻炼了汉族为反对外来民族压迫而不屈不挠、英勇斗争的民族精神，锤炼了汉族“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民族气节。清初满族贵族虽然灭了明朝，暂时征服了汉族而成为中国的统治民族，但并没有也不可能征服汉族人民的心，即汉族强烈的民族意识。在被征服中，汉族不仅顽强地生存了下来，而且还融合了大部分满族[610]。汉族这个雪球，越滚越大，越滚越结实，越滚越发展了。这样，从两宋以来到明清，汉族第二次得到了脱胎换骨的大发展。
（三）第三部曲：近代史时期汉族的新发展
历史是不会停止前进的。当汉族这个雪球完成了第二次脱胎换骨的滚动发展之后，随着中国近代史[611]的开始，而奏起了汉族发展的第三部曲。
1．部分满族汉化：近代史上汉族的发展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贯穿中国历史的是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鸦片战争开始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的中国近代史前期，是中国一步一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奋起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即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从五四运动开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中国近代史后期，是中国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一步一步夺取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伟大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
征服者被被征服者征服的历史在中国继续重演。
1644年，清军入关后，满汉两族经过“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流血的冲突，历经近200年的历史磨合，到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满汉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即从冲突转向融合，其主要表现就是在汉族吸收满文化的同时，部分满族汉化。
满族的汉化由来已久，在此让我们追述一下清帝国前期、鸦片战争前满汉融合，满族汉化的历史。
其一，满族对汉文化仰慕已久，清兵定鼎中原以后，满族的主体随之移居到广大中原地区，从而处于典型的农耕文明即汉文化汪洋大海的包围之中。尽管起初满族人以八旗的组织形式聚族而居，但这种相对封闭的小社会犹如一个个孤岛，散布在汉文化的汪洋之中，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与被征服的汉人相比，不仅在人数上处于绝对劣势，而且在文化上则更是处于后进的地位，汉文化对满族如磁铁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其二，清帝国皇帝已不再是八旗世仆的最高主子，已成为君临天下的帝王。这种角色的历史性转变，对清帝国的皇帝来说是无法回避的头号大事。而君临天下最大的难题是在中国传统的正统观中被视为蛮夷的满族统治者，怎样才能得到人数众多的汉族，尤其是汉族士大夫阶层在文化上的认同，更要认同以清代明为名正言顺的正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明程度低的征服者被文明程度高的被征服者征服就成了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江西高安朱轼墓（朱轼为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帝师）
清帝国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满族的汉化，首先有皇帝们主导。康熙一生尊孔崇儒，读经重道，像海绵吸水一样充分接受汉文化的浸润和滋养。康熙首次南巡途中向陪侍的汉臣们自述：
朕自五龄即知读书，八龄践祚，辄以学庸训诂询之左右，求得大意而后愉快。日所读者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敢自欺。及四子之书既已通贯，乃读尚书，于典谟训诰之中，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期见之实行。及读大、易，观象玩占于数，圣人扶阳抑阴，防微杜渐，垂世立教之精心，朕皆反覆探索，必心与理会，不使纤毫扞格。实觉义理悦心，故乐此不疲。[612]
据历史记载，康熙汉文造诣极深。1696年四月进兵漠北，经独石口，过多伦泊，瀚海沙碛，粮运困难，备尝征伐之苦，有感而赋诗，曰：
四月天山路，今朝瀚海行。
积沙流绝塞，落日度连营。
战伐因声罪，驰驱为息兵。
敢云黄屋重？辛苦事亲征。[613]
乾隆可以说是清帝国皇帝中吸收汉文化的代表，他一生徜徉于汉文化的海洋之中，嗜苏菜，喜昆曲，陶醉于江南山水园林，纵横驰骋，挥洒自如，达到了很高的造诣，自谓“即以汉人文学而论，朕所学所知，即在通儒，未肯多让，此汉人所共知”[614]。乾隆一生九次巡行孔子的故乡曲阜，写下了大量诗作，内容丰富，感情真挚，充满着对汉文化的圣祖孔子真诚的崇拜和敬仰。如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二月，乾隆第六次驾临曲阜祭孔时，在孔庙举行了隆重的释奠大礼，向孔子行三跪九叩头大礼，命大学士于敏中祭崇圣祠。并写了多首诗叙怀，其中《金丝堂赞》曰：
礼乐诗书，金丝万古。
岂系鲁恭，广宅斯举。
在左移西，亦惟其所。
悬瓮乃神，夫子不语。
对于祭孔，乾隆自己曾说：“朕自养德书斋，服膺圣教，高山景行之慕，寤寐弗释于怀……登夫子庙堂，躬亲盥献，瞻仰膵仪。展敬林墓，徘徊杏坛，循抚古桧，穆然想见盛德之形容，忾乎若接夫闻圣人之风。诵其诗，读其书，皆足以观感兴起。况亲陟降其庭，观车服礼器，得见宗庙之美富有，不益增其向慕俛焉。”[615]而乾隆的诗作，正是对他尊汉文化情结的一种表达。也是“满汉一家”“满汉同心合力”[616]的一种具体表达。
清乾隆帝为明崇祯十四年“钦点榜眼”高岳崧的宅邸题匾额
其三，满汉杂居相混。众所周知，清初曾严格划定旗民界限，使满汉各居一方，但为时不久，北京和畿辅的旗人和汉人就杂居在一起了。各地驻防旗人，也很快地打破了满汉居地的边界而杂居起来。康熙末年，关外奉天、锦州两个府，已是“旗民土地，相互交错”[617]。“驻扎成都、荆州的满洲兵丁，与民甚是相安”[618]。乾隆年间，“奉天各州县及旗庄地方，旗民杂处，并无旗界民界之分”[619]。嘉庆年间，吉林及伯都讷、阿纳楚喀等地，“多系旗民同居共处”[620]。这种杂居为满汉融合互动提供了地理条件，为满汉两种异质文化的接触、互动、碰撞、磨合和整合搭建了历史舞台，也是“满汉一家”“满汉同心合力”的又一种具体表达。
其四，学汉语习汉文流行。在满汉杂居的地方，汉人多，满人少，自然是以汉语、汉文为主。因此，入关以后，满人学汉语、习汉文的风气逐渐流行。乾隆说“我朝一统以来，始学汉文”[621]，就是这一事实的反映。清雍正三年（1725年），吏部奏请拣选精通汉文的官员说：各省题奏“命盗案件”及刑部咨稿，“俱系汉文”，满洲司官如不识汉字，必被猾吏欺隐，“以致误事”。建议今后刑部“满洲司官缺出”，拣选通晓汉文的人员补授，以便案件易于料理，“满洲习汉文者，愈加勉励矣”。这一建议得到雍正皇帝的允准[622]。
于是，在皇帝的提倡下，满洲八旗人学汉语、习汉文的越来越多，尤其是居住北京的旗人，很多已是只通汉文，不懂清语[623]了。康熙年间，已因各满洲官员“既谙汉语”，而裁去中央各部院及各省将军衙门的“通事”[624]。雍正年间，被选任知县的旗人艾深，在皇帝召见时，奏对履历，竟“不能清语”[625]。守卫皇宫的侍卫、护军等，“弃其应习之清语，反以汉语互相戏谑”。乾隆初年，在南苑的侍卫、官员、兵丁，也“俱说汉语”了[626]。嘉庆年间，已形成“满洲非惟不能翻译，甚至清语生疏，不识清字”的局面[627]。如担任广州将军要职的满洲旗人庄保，“具奏甄别官员一折，竟用汉字书写”，呈上的“请安折，亦用汉字”[628]。清道光七年（1827年），谕令满洲侍郎以下至五品京堂官员进内考试，以了解满洲官员通晓清文的程度，结果“翻译通顺及稍有错误者，不过十之三四，竟有不能落笔者过半”[629]。
慈禧太后懿旨：废除“满汉不通婚”祖制
不仅关内的满族学汉语、习汉文流行，就是满族发祥的东北各地，到了乾隆以后，也转而使用汉文、汉语了。如在盛京（沈阳）而言，许多满族人已经不会满语。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乾隆谕：盛京所属地名，“多系清语，今因彼处满人不能清语，误以汉名呼之”[630]。又如黑龙江“通国语者寥寥，满洲多能汉语故也”[631]。尤其是呼兰府的旗营档案，自乾隆初到咸丰末年，皆用满文书写，汉军旗人和官庄壮丁，虽说汉话，而文移往来，仍用满文，到光绪中叶，这里“语言文字，俱从汉俗”，旗人能通满语的，“千人中之一二矣”[632]。凡此种种学汉语、习汉文流行事例，也是“满汉一家”“满汉同心合力”的一种具体表达。
其五，允许满汉通婚。历史上，汉人同少数民族通婚是被禁止的，无论是成文法，还是习惯法，都没有规定民族间通婚。[633]清初，制定和实行允许满汉通婚的政策是民族关系史上非常重大的突破。清顺治五年（1648年）八月，世祖向礼部发出指示：“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臣子，欲其各相亲睦，莫若使之缔造婚姻。自后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听之。”接着，世祖指令户部说：“朕欲满汉官民共相辑睦，令其互结婚姻。”责令户部具体负责实施，作了明确的规定：凡满族官员的女儿欲嫁汉人，应先向户部报告；满族人无官职，部册有名者，令各牛录章京报告户部后，才准予结婚；部册无名者，由各牛录章京自行批准；汉官之女欲嫁满族人，也须报部；没有任职的，“听其自便”，不须报部。对满族官民只有一条限制，即必须娶汉人之女为妻者，“方准其娶”，其意不准娶汉女为妾[634]。可见，在清帝国允许满汉互通婚姻，在民间已属自由通婚，仅有官职的人须履行申报手续。清帝国实施满汉通婚，是一项有伟大意义的开放性的政策，对沟通民族心理、消除民族隔阂、促进民族融合起了重大的作用，也是“满汉一家”“满汉同心合力”的一种具体表达。
于是，满汉融合渐成趋势，到了清帝国开国一百多年后的乾隆时，包括语言文字、宗教习俗和思想信仰等在内的满文化日渐式微，日益汉化，满族兵丁与贵族宗室“习汉书，入汉俗，渐忘我满洲旧俗”，“不学习清语，俱说汉话”。[635]还有原来信仰萨满教的满族也尊崇佛教。顺治拜僧为师，法名“行痴”“痴道人”，甚至想出家为僧，遁入空门。雍正对佛教也推崇备至，亲自参与辑选佛家典籍《御选语录》，法号“圆明居士”。乾隆时，满族人对萨满教逐渐失去热情，也信奉起佛教来。
满族所有这些汉化的涓涓细流，进入近代后终于汇成满汉融合，满族汉化的潮流席卷了中国近现代史。据定宜庄和胡鸿保研究，1911年前后，北京的旗人后裔总数约在60万人以上。1924年，冯玉祥将溥仪驱赶出京，八旗俸饷停发，广大旗人生活陷入绝境。由于在升学求职等各方面受到歧视，旗人纷纷改名换姓，隐瞒自己的民族身份。从1924年到1949年，短短二十余年，旗人就如水银泻地，几乎一下子消失。据1957年北京市的人口统计，当时北京市的满族人口仅为80411人。在这8万多人中，应该还包括了1949年以后移入京城的其他地方的满族人。[636]到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时满族仅2399228人，由此，可窥满族汉化之一斑。
满族汉化还有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满姓改汉姓。清雍正年间，满族人民和汉族人民已经能够更加和睦地相处了。这时候，满姓改汉姓风行的程度超乎想象，朝廷内员的满族大臣也流行开来，随后，满族人改汉姓遂成潮流，到民国时，满族人基本上都改汉姓了，有关情况见表7。
表7 满族老姓改汉姓统计表
满汉融合，部分满族汉化的过程，应该说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双向的互动过程，而绝非单向的——满族单向地接受或汉族单向地给予——满族逐渐汉化的简单过程。正如有的学者所说：
拥有悠久历史和博大精深文化的汉族，也是以中原地区的华夏族为主体融合了周边蛮夷戎狄等历史上业已消失了的民族而在秦汉时开始形成的，尔后又经历了一次次以汉族为主体的与其他进入中原地区的民族经过双向互动的融合过程而愈益得到加强。中国的文明史有如长江黄河一样，从那天地混沌的洪荒远古，就汩汩浩浩地流淌在中华大地上；如果说江河干流是汉族，那么，百数十条汇入干流的支流和支流的支流就是现在中华民族各少数民族以及在历史上消失了的民族；从汉族看，她气度恢弘地容纳百川，从其他民族看，正是由于她们前赴后继地竞相汇入干流，才共同成就了江河恢弘的气度，才不断注入江河奔泻入海的动力；干流离开众多的支流就会干涸，支流失去干流也无所依归；尽管干流和支流都有清波，也有浊流，有甘泉，也有泥沙，尽管百川交汇之时总要激起恶浪，荡起旋涡，但劫波度尽，又融融漾漾地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向着大海奔流前进了。满族与汉族是两个各有不同历史谱系、文化传统的民族；有清三百年汉文化始终居于主体地位，而满文化则挟有政治优势在盛清时代发挥着主导作用；数量巨大的满文史料和满文史籍，遗留至今的物质和精神的历史印记；这一切，大概为人们提供了研究两种异质文化从冲突到融合全过程的最有价值的个案。[637]
2.中国民族融合方向开始转向
民族的发展是有其自身的规律的。当条件发生了变化之时，中国民族关系史上发展了几千年的民族融合，促使汉族像滚雪球一样的发展开始转向，这就是为什么满族汉化并没有真正、彻底地最后完成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力量扭转了中国民族融合的方向呢？
（1）鸦片战争后民族概念的引入拨转了中国民族融合的大方向
鸦片战争以前，由于清朝闭关政策的影响及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人固守传统“夷夏之辨”和“天朝上国”的观念，对世界大势缺乏了解，甚至弄不清以往的“蛮夷之邦”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区别。鸦片战争一方面把中国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另一方面也打开了中国闭关的大门。战败的惨痛教训深深地刺激了中国人，迫使他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开始重新认识什么是民族，什么是民族意识。
首先，民族概念的引入，破除了中国“夷夏之辨”的传统观念。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学术界引入并接受了西方的民族概念，如梁启超在研究民族史时，对民族的定义格外关注。他认为，伯伦奇里（Bluntschli，J.K，1808～1887年）以前的学者往往把民族和国家相混，所以伯伦奇里才给民族下了定义，认为：“民族者，民俗沿革所发生之结果也。民族最要之特质有八：（一）其始也同居于一地（非同居不能同族也，后此则或同一民族而分居各地，或异族而杂处一地。此言其朔耳）。（二）其始也同一血统（久之则吸纳他族，互相同化，则不同血统而同一民族者有之）。（三）同其肢体形状。（四）同其语言。（五）同其文字。（六）同其宗教。（七）同其风俗。（八）同其生计。”对此，梁启超认为：“有此八者，则不识不知之间，自与他族日相阂隔，造成一特别之团体，固有之性质，以传诸其子孙，是谓之民族。”[638]对民族之所以成为民族的要素，梁启超特别强调语言、风俗、民族性，即“故夫民族者，有同一之言语风俗，有同一之精神性质”[639]。又如1924年，孙中山在系统阐述三民主义的内涵时，对民族的概念作了解读，他说：“英文中民族的名词是‘哪逊’，‘哪逊’这一个词有两种解释：一是民族，一是国家。”他认为自然力造成民族，霸道力造成国家；民族具有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特征。[640]孙中山对民族概念的解读影响极大，被人们称为民族五要素说。孙中山关于民族的这个概念，后来写入1936年出版的《辞海》而成经典。
孙中山
凡此种种关于民族的概念，都彻底颠覆了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或“华夷之辨”民族观，使中国人开始认识到民族并不是仅仅对华夏文化和汉文化认同的问题，认同则为“华”或“夏”，不认同则为“夷”或“蛮”的简单的划分。民族应该是具有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特征的人们共同体。这种悄然而入的民族概念，真是四两拨千斤，轻而易举地拨转了中国民族融合几千年来以汉化为主流的大方向。
（2）甲午战争后的民族危机激活了中国人民族意识的觉醒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及其后《马关条约》的签订，极大地震撼了中国人的心理。此后英、俄、德、法、美、日等列强争先恐后地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严重的危机之中，从而引发了维新运动的兴起。严复在《马关条约》签订未久即撰《救亡决论》一文[641]，呼出救亡的时代强音。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发动“公车上书”，痛陈中国所面临的民族危机之严重性，以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表达了中国人民族意识的觉醒。维新运动最后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梁启超把这一震撼视为中国人民族意识普遍觉醒的开端，他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642]
维新运动失败后，中国人民开展的救亡图存斗争非但没有停止，而且不久就发生了真刀真枪的义和团运动和革命派发动的广州起义。前者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帜，试图以“笼统排外”方式抵制列强侵略，挽救民族危机；后者则要用民主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统治，把中国引上革命建国的道路，重建民族国家。救亡图存、挽救民族危机反而以更大的规模和气势磅礴的发展，再一次走向新的高潮。
甲午战争的民族危机，真正激活了中国人民族意识的觉醒。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1901年，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用了“民族主义”“民族帝国主义”等概念，他说：“今日之欧美，则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相嬗之时代也。……十八、十九两世纪之交，民族主义飞跃之时代也。”[643]于是，不仅“民族”一词开始在20世纪初风靡于中国社会，更重要的是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在国人中传播日广，逐步深入人心。这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是梁启超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
为了更清楚地认识梁启超提出的中华民族概念的意义和价值，我们有必要详述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的背景和过程。
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第一次使用了“东方民族”“泰西民族”“民族变迁”和“民族竞争”等新名词。
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他将中国历史分为三个时代：“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烈之时代也；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
1902年，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地位时，正式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
不过，梁启超在具体使用“中华民族”一词时却比较混乱，有时指汉族，有时又指中国的所有民族，直到1903年梁启超发表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才清晰地赋予“中华民族”以较为科学的内涵，提出了“大民族主义”和“小民族主义”这样一对概念：“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
1905年，梁启超又写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从历史演变的角度重点分析了中国民族的多元性和混合性，认为中国民族从总体上可以分为九个派系，第一是华族，其他八个派系为苗族、蜀族、巴氐族、徐淮族、吴越族、闽族、百粤族、百濮族，这些民族“皆组成中国民族最重要分子也”。并下结论说：“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
由此，梁启超真正完成了“中华民族”一词从形式到内容的革命性创造。这就是，中华民族指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汉满蒙回藏等为一家，是多元混合的。梁启超所提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观点，不仅矫正了革命党人内部存在的狭隘的排满民族主义思想，而且也为革命党人、立宪派人士及清廷开明贵族所接受，为消除民族歧视、促进各民族关系和谐、实现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发挥了积极的理论指导作用。尤其是梁启超对“中华民族”内涵的界定，开创了中华民族大家庭构建的新起点。[644]这正是中国人民族觉醒的标志。所以，1903年12月孙中山在檀香山的一次演说中说：
我们一定要在非满族的中国人中间发扬民族主义精神，这是我毕生的职责。这种精神一经唤起，中华民族必将使其四亿人民的力量奋起，并永远推翻满清王朝。[645]
就是在这个背景下，1911年武昌起义时湖北各界人士提出并议决实行“五族共和”的思想。同年，在上海召开的共和联合会大会议决：“取五族共和的意义”，以五色旗为国旗。1912年孙中山代表南京临时政府，向海内外宣布了“五族共和”思想及其政策主张，从而在中国历史上，在摈弃了传统的“夷夏之辨”或“华夷之辨”民族观之后，破天荒地第一次把汉、满、蒙古、回、藏五个民族摆在同等的地位。中国民族融合的汉化之路从此不再复返！
因此，尽管这时中国人民族意识的觉醒主要集中在“推翻满清王朝”上，但坚冰已经打破，中国民族融合的大方向从此开始改变。几千年来，中国民族融合的雪球一直朝汉化的方向滚动，使汉族这个雪球越滚越大，越滚越结实；近代以后，中国民族融合雪球的滚动将开始向中华民族凝聚的方向滚动。
（3）五四运动升华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
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表达了中国人民坚决反帝爱国的正义之声，使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从自在开始转向自为，即从单纯反清转向反帝反封建，套用梁启超所言，所谓民族就是“对他而自觉为我”，这时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是对帝国主义列强而自觉为中华民族。正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说：
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
《实践论》
五四运动浮雕
值得注意的是，五四运动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发生了升华。1919年他在《三民主义》一文中说，中国的民族主义有“消极目的”和“积极目的”，推翻清朝只是达到了“消极目的”，而“积极目的”则是使整个中华民族“驾美迭欧而为世界之冠”[646]。1920年11月，孙中山在一次演说中批评了“清室推翻以后，民族主义可以不要”的论调，强调清朝虽然被推翻，但是各国列强还在压迫中国，“我们还要积极的抵制，……所以我们还是三民主义缺一不可”[647]。他把抵制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作为民族主义的任务提了出来，反映了其民族主义思想的升华。这种变化为后来新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孙中山重新解释民族主义，把反对帝国主义列入其中，从而与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最低纲领基本一致，成为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出现反帝爱国斗争浪潮和争取民族独立运动高潮的重要政治条件。[648]
此后，在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全国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帮助并推进了国民党改组和国民革命军的建立，推进了历史上空前规模的人民革命战争——北伐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反动统治，在中国人民族意识的历史性升华中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
（4）抗日战争激发了中国人民族意识的全面高涨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649]。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中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人民、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正是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民族大义面前，国共两党的合作终于在卢沟桥事变后正式形成，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中国人的民族意识空前高涨，主要表现有二：
一是表现在所有爱国的人们都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伟大的抗日战争之中。正是源于强烈的民族意识而爆发出的爱国激情，成为支持中国持久抗战的巨大精神源泉，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发挥到最佳状态，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从未有如此强烈，正如晏阳初所说：
几千年来，中国人所怀抱的观念是“天下”，是“家族”，近代西方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始终没有打入我们老百姓的骨髓里。直到现在，敌顽攻进来的巨炮和重弹，轰醒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南北数千里燃烧的战线，才激励了我们的全面抗御、同仇敌忾的精神，我们从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开始觉悟了中国民族的整个性和不可分性。生则同生，死则同死；存则同存，亡则同亡，这是民族自觉史的开端，是真正的新中国国家的序幕。[650]
全山石，翁诞宪《血肉长城——义勇军进行曲》
二是表现在抗战时期中国人民族复兴意识的觉醒上。中华民族复兴的思想最初是孙中山在清末成立兴中会时提出来的，表述为“振兴中华”。民国后，随着国内民族运动的迅猛开展，中华民族复兴的意识日益增强，到抗战时期达到一个新的高潮。当时的论者认为，日寇侵华固然给中国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但也迫使国人猛醒，奋起拯救国家，图谋民族复兴。有人回顾中华民族几千年衰而复盛的历史，阐明了民族复兴的必然性和光明前途，指出：“几千年来的中华民族曾遭遇多少次的压迫，翻过来曾演出多少次的复兴，以这样悠久健全的民族精神，说是今后没有复兴性，这是万无此理。”“我们要自觉自信，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必然的可能。”[651]郭沫若认为，“复兴民族”就是复兴中华民族精神，为此，他作了具体阐释：
复兴民族是要复兴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是什么？一、富于创造力；二、富于同化力；三、富于反侵略性。……现在是我们民族复兴的时候，我们的民族精神渐渐地苏活转来了，我们应该尽量地发挥我们的创造力、同化力和反侵略性。[652]
这样，从鸦片战争后民族概念的引入拨转了中国民族融合的大方向，到甲午战争后的民族危机激活了中国人民族意识的觉醒，再到五四运动升华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最后到抗日战争激发了中国人民族意识的全面高涨，给我们勾勒出了中国民族融合方向开始转向的路线图，就是近代民族概念的引入和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国民族融合的方向开始锁定中华民族的大方向！
3.汉族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发挥了主体作用
鸦片战争以后，在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汉族作为一个古老的封建制民族，也随之逐步转化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民族。这虽然是汉族的不幸，但却是汉族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的变化。
在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过程同步兴起的民主革命中，汉族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又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正如历史所表明的：自1644年清兵入关，满族贵族征服了汉族，统一全国后，汉族建立的国家政权是被消灭了，但有着强烈民族意识的汉族，虽然成了一个被统治民族，但因其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先进，民族内聚性和向心性强，仍然是清朝统治下的主体民族。清初汉族人民的抗清斗争虽然失败了，但汉族人民反对民族压迫的火种却保存下来了，反抗外来侵赂的斗争精神也继承下来了。所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不仅使中国人民日益贫困化，同时也促进了他们的革命觉醒。在这里，首当其冲的是构成中国国家人口主体的汉族人民的生活每况愈下，一年不如一年。因此，最先觉悟，起来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作不屈不挠的斗争，把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推进到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时期的也就是汉族。从此以后，汉族人民与其他少数民族一起高举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不管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统一多民族的中国，汉族在革命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起着主体作用。
在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鸦片战争一开始，汉族人民在广州三元里就鲜明地举起了“平英团”的旗帜，以落后的长矛和大刀，对先进的火炮和火枪，英勇抗击英国侵略军。在短短的3天时间里，从三元里一乡发起，进而发展到103个乡，又发展到广州郊区几个县，把英国侵略军打得落花流水。其后虽然断送在腐败无能的清朝统治者手里，但却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自发抵抗外国侵略斗争的第一声，表明了汉族人民在反帝斗争中的主导地位和主体作用。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汉族人民为粉碎帝国主义强行瓜分中国的阴谋，为挽救民族危机，兴起了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本称“义和拳”，是具有反抗外族压迫历史特点的白莲教的一个支派。朱元璋曾组织以白莲教为核心的农民起义军灭元建明。在清朝，白莲教又进行了“反清复明”的革命活动。但是，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特别是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险，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整个中华民族与外国帝国主义侵略者之间的矛盾激化，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时候，义和团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把斗争的锋芒集中指向了帝国主义。1900年，义和团运动从焚烧洋教堂，破坏铁路和电线，发展到抗击“八国联军”的武装斗争，以暴风骤雨之势横扫北京、天津，波及大江南北、关里关外。义和团运动最后虽然失败于清朝反动政府的叛卖和帝国主义的血腥镇压，但却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八国联军”的统帅瓦德西也不得不承认说：“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和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汉族人民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表现了其在反帝斗争时的主导地位和主体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爆发的五四运动，更是以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姿态，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幕。当时，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竟要把战败国德国原来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利转给日本。这种荒谬绝伦的规定，把中国人民近百年来蕴藏在心里的对帝国主义的愤怒激发了出来，犹如火山爆发一样，呼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抵制日货”“拒绝和约签字”的反帝口号，火烧了赵家楼，迫使北洋军阀政府撤销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卖国贼的职务，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汉族人民从打先锋的学生到主力军的工人阶级，都以自己高度的革命觉悟和勇敢的革命行动，为中国人民赢得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反帝斗争的第一个胜利。
此后，主要由汉族的精英——中国无产阶级的优秀儿女——组成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第一次提出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不仅在理论上为中国各族人民的解放指明了道路，而且在实践上扛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又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策略，汉族人民作为中华民族的主体，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鸦片战争以来的最佳“竞技状态”投入了抗战。与各族人民一道，经过八年浴血奋战，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夺取了中国近现代史上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一次最辉煌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同样，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汉族也是居于主导地位，起着主体作用的。从太平天国起，不仅发布了《奉天讨胡檄》，令民蓄发，把斗争矛头直指反动的清朝政府，还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反封建的伟大思想，实行了男女平等，反对封建宗法制度对妇女的歧视和压迫。经辛亥革命，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组织了全国性的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制定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发动了武昌起义，一举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帝国，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封建专制的君主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一直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实行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出师北伐；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发动了上亿农民同封建地主阶级进行斗争，在苏区实行了彻底的土地改革；经历了解放战争，全歼了中国大陆上的800多万国民党反动军队，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最后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汉族在中国近现代史的这种主导地位和主体作用，向全国各民族人民，以至向全世界各民族人民表明了她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造成这种主导地位和主体作用的主要原因，首先是汉族人口众多。西汉华夏族发展、转化为汉族后，据《通典·食货典》记载，公元2年，即平帝元始二年，全国有人口59594978人；东汉时，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公元156年，即桓帝永寿二年，全国有人口56486856人。后虽经魏晋南北朝的大动乱，隋唐时漏报户口又较多，但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公元740年，即开元二十八年，有人口48143609人。宋元以后，从统计数字上看人口有了明显的增长，据《元史·地理志》所记载，1290年，即至元二十七年，不包括山区人口，全国有58834711人。明朝时，据《明史·食货志》记载，1393年，即洪武二十六年，全国人口上升为60545812人。而清朝，据《清史稿·食货志》记载，1764年，即乾隆二十九年，全国人口已上升到205591017人。而到1849年，即道光二十九年，竟增至412986649人。进入近代后，全国人口一直保持在4亿左右，据《申报年鉴》记载，1928年全国人口总数为474787386人。一直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国人口达548770000人。所有这些人口统计数字，如果扣除少数民族人口，那么从西汉一直到元、明，汉族人口大致保持在5000万人至6000万人，而在近现代，汉族人口又一直保持在4亿人到5亿人左右，这样众多的人口，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所以在自秦以来形成的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汉族人口总是最多，占了全国人口的绝大部分。这种在人口比例上的绝对优势，使之成为中国的主体民族，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居主导地位，起主体作用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其次，也是最基本的一个原因，即是在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汉族自西汉形成以来，在经济和文化上始终处于先进的地位。1840年鸦片战争后，汉族虽然与全国各民族人民一起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但在国内各民族之间，其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文化的发展程度，仍始终高于其他少数民族。经济和文化上的这种先进地位，使其在民主主义革命中居于主导地位、起主体作用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再次，近代工人阶级的队伍以及民族资产阶级最早是在汉族中产生和形成的。其后，在整个中国工人阶级队伍中也是汉族成分的工人最多。这就使得汉族在中国进入近代后，作为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也就必然在全国各民族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中处于主导地位、起着主体作用。
最后，是汉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较早，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又最早在汉族中诞生，使得马克思主义最早在汉族人民中得到传播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结合，也最早在汉族中进行，并产生了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这样，在中国共产党这种领导作用的支配下，汉族当仁不让地挑起了革命的重担。
五十六个民族大团结
所有这些与深深扎根于2000多年的文明史中，根源于上下5000年的历史源流中的汉族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坚固的民族稳定性结合在一起，与汉族反抗任何民族压迫的革命的民族精神和传统融汇在一起，就使得汉族在国内民族关系上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起着主体作用，这也就是汉族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新发展。
对于古老汉族的发展来说，如果说两汉是其幼年时期，隋唐是其青年时期，明清是其中年时期，近代则是其老年时期。这是民族发展规律之使然，从清帝国前期即开始的满汉融合，满族汉化，历经267年（1644～1911年）最终并没有彻底完成，其根本原因是世界变了，时代变了，一个长期封闭自守的中国开始融入国际社会，民族概念的引入和应用，民族意识的觉醒和高涨，从此改变了中国民族融合的大方向，中华民族这个雪球，开始在中国滚动。汉族将与中国其他所有的民族一道，凝聚和融合在中华民族之中！
试看未来的世界，中华民族必将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的东方，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注释】
[1]《绎史》卷四引《帝王世纪》。
[2]《尸子》卷下（辑本）。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2页。
[4]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第231页。
[5]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第173页。
[6]《史记·五帝本纪》。
[7]《左传·昭公十七年》。
[8]《越绝书·宝剑篇》。
[9]《易·系辞》。
[10]《史记·五帝本纪》。
[11]《新语·道基第一》。
[12]《续事始》。
[13]参阅森祥庚：《中华民族的象征——黄帝及其传说之试释》，《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
[14]参阅屠武周：《神农、炎帝和黄帝的纠葛》，《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
[16]《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者，少典之子。”《集解》徐广曰：黄帝“号有熊”。《索隐》曰：“注‘号有熊’者，以其本是有熊国君之子故也。”又据《列子·黄帝篇》和《史记·五帝本纪》，熊和罴（即走熊）属黄帝族“六兽”之首，再则“姬为黄帝后裔十二姓之首，由于“熊迹”而来，故少典氏即是以熊为图腾的有熊氏。
[17]《史记·五帝本纪》。
[18]《淮南子·兵略篇》：“炎帝为火。”《史记·律书》：“黄帝有涿鹿之战，以定火灾。”可知炎帝在打仗时主要用火攻。
[19]《列子·黄帝篇》。
[20]《史记·五帝本纪》。
[21]《史记·五帝本纪》。
[22]《左传·僖公十年》、《左传·僖公三十一年》。
[23]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77年新译本，第291页。
[24]《礼记·祭义》：“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算出，以其祖配之。”
[25]毛泽东、朱德：《祭黄帝文》，《新中华报》1937年4月5日。
[26]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42～43页。
[27]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上册，上海书店出版，1985年，第73页。
[28]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上册，上海书店出版，1985年，第76～83页。
[29]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48页。
[30]田昌五：《古代社会断代新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6页。
[31]李白凤：《东夷杂考》，齐鲁书社，1981年，第16～17页。
[32]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50～53页。
[33]例如邹君孟在《华夏族起源说》（载《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中认为太皞属炎黄集团。
[34]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51页。
[35]《古史辨》第七册（中），《少昊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72页。
[36]田昌五：《古代社会断代新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6页。
[37]参阅李白凤《东夷杂考》，齐鲁书社，1981年，第23页。
[38]《史记·周本记》《正义》引《帝王世纪》。
[39]《山海经》中关于帝俊的传说有16条之多，足见帝俊在古史神话中有不亚于黄帝的至高之地位，详情可参阅《古史辨》第七册（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33～234、245页。
[40]甲骨文“夋”作“
”。
[41]《前编》6，18。
[42]罗振玉藏拓本。
[43]《后编》1，22，4。
[44]《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引皇甫谧曰，又《初学记》引《帝王世纪》云：“帝喾生而神异，自言其名曰夋。”
[45]又《山海经·海内经》曰：“帝俊有子八人”，与《五帝本纪》之话契合。
[46]参阅郭沫若：《卜辞通纂》。第259、351～354页。
[47]《孟子·离娄》。
[48]历山之地众说纷纭，但据《水经·瓠子河注》：“雷泽西南十许里有小山，孤立峻上，亭亭杰峙，谓之历山，有陶墟，为舜耕陶所在。”结合帝俊部活动在鲁、豫交界处的情况，历山应是今山东菏泽东北。
[49]今山东菏泽东北，因雷夏泽得名。
[50]今山东曲阜东北八里。
[51]今山东兖州北。
[52]详见王献唐：《山东古国考》，齐鲁书社，1983年。
[53]参阅李白凤：《东夷杂考》，齐鲁书社，1981年，第49页。
[54]转引自李白凤：《东夷杂考》，齐鲁书社，1981年，第153页。
[55]参阅李白凤：《东夷杂考》，齐鲁书社，1981年，第98～99页。
[56]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
[57]《尚书·费誓》。
[58]详见李白凤：《东夷杂考》，齐鲁书社，1981年，第105～106页。
[59]详见李白凤：《东夷杂考》，齐鲁书社，1981年，第100～102页。
[60]《说苑·权谋》。
[61]《后汉书·东夷传》。
[62]《左传·昭公十一年》。
[63]《尚书·费誓》：“公曰：‘嗟！人无哗，听命。徂兹淮夷、徐戎并兴。……甲戎，我惟征徐戎。’”蔡注：“汉孔氏曰徐戎、淮夷并起寇兽。伯禽为方伯师诸侯之师以征。”
[64]《史记·齐太公世家》，又见《左传·僖公四年》。
[65]《中国神话传说（上）》，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74～76页。
[66]见《尚书·益稷》：“苗顽弗即工。”《尚书·吕刑》：“鳏寡有辞于苗，……降咎于苗。”
[67]《尚书·舜典》：“窜三苗于三危，……北分三苗。”《左传·昭公元年》：“虞有三苗。”《国语·楚语》：“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韩非子》：“三苗之不服者。”《战国策·秦策》：“舜伐三苗。”《山海经·海外南经》：“三苗国在赤水东。”等等。
[68]见《山海经·海外南经》。
[69]《尚书·皋陶谟》：“何迁乎有苗？”《竹书纪年》：“有苗氏负固不服。”《墨子·尚同》：“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乱天下。”《荀子·议兵篇》：“舜伐有苗。”《吕氏春秋·召类》：“舜却有苗，更易其俗。”《战国策·赵策》：“昔舜舞有苗。”等等。
[70]《尚书·吕刑》：“苗民弗有灵。”《礼记·缁衣》：“苗民匪用命。”
[71]《大戴礼记·千乘》：“南辟之民曰蛮。”《礼记·王制》：“南方曰蛮。”
[72]见《吕氏春秋·召类》。
[73]《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57页。
[74]彭蠡即今之鄱阳湖。
[75]例如《史记·五帝本纪》说：尧“迁三苗于三危。”《集解》中郑玄引《地说》云：“三危山，黑水出其南。”但正如屈原在《天问》中所问：“黑水玄趾，三危安在？”战国时就搞不清楚了。
[76]《左传·文公十八年》。
[77]《史记·五帝本纪》说颛顼生于若水，居于帝丘。若水即今之四川雅砻江，而帝丘即今河南濮阳。两地相距甚远，不甚可信，故不必拘泥。
[78]《山海经·大荒北经》又作欢头。
[79]《吕氏春秋·召类》。
[80]《史记·舜典》。
[81]《尚书·舜典》。
[82]《战国策·魏策》。
[83]《墨子·非攻下》。
[84]又见《海外南经》：“驩‘头国’……人面有翼，鸟喙，方捕鱼。”
[85]《史记·五帝本纪》。
[86]《国语·郑语》。《世本·帝系》说为“六姓”。
[87]参阅《世本·帝系》。
[88]重黎之名说法不一，或称重、黎为二人，如《尚书·吕刑》《山海经·大荒西经》；或称重黎为一人，如《史记·楚世家》。此从后说。
[89]《汉书·五行志》。
[90]《路史》：“其治百年，葬衡山之阳，是所谓祝融峰也。”
[91]参阅《过庭录》卷四，见《皇清经解续编》卷四一四。
[92]分别见《粹》1315、1547。
[93]《正草隶篆字典》，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年，第172页。
[94]《正草隶篆字典》，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年，第172页。
[95]《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第126页。
[96]《史记·楚世家》。又，《世本》和《大戴礼记·帝系篇》所记略同。
[97]见《太平御览》卷二引《三五历纪》。
[98]参阅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姆渡遗址第1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以下所引河姆渡的材料均参阅该文，不再注明。
[99]参阅《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1961年，第9页。
[100]参阅吴汝：《我国早期种植水稻的氏族部落》，载《史前研究》1985年第2期；林华东：《试论河姆渡文化与百越族的关系》，载《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88～89页。
[101]游修龄：《河姆渡遗址出土稻谷试论我国栽培稻的起源、分布和传播》，载《浙江农业科学论文集》，浙江科技出版社，1980年。
[102]《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次发掘的主要收获》，载《文物》1980年第5期，图6；图示：4。
[103]浙江省博物馆自然组：《河姆渡遗址动植物遗存的鉴定研究》，载《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104]参阅刘诗中等：《贵溪崖墓所反映的武夷山古越族的族俗及文化特征》，载《文物》1980年第11期。
[105]安家之民系越人后裔。
[106]参阅周国兴：《长江流域——中华民族远古文明的又一摇篮》，载《史前研究》1983年第2期；曾骐：《百越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载《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107]参阅刘咸：《论中国人的体质类型》（1937年）。http://baike，baidu，com/view/200664，htm.
[108]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上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年，第111页。
[109]参阅吴绵吉：《江南几何印纹陶“文化”应是三代越人的文化》，载《百越民族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110]《越绝书》卷二。
[111]《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112]《史记·南越列传》。
[113]《史记·南越列传》。
[114]《大越史记全书·越鉴通考总论》。
[115]《后汉书·南蛮传》。
[116]《史记·东越列传》。
[117]《史记·东越列传》，其《集解》说：“东瓯王广武侯望率其众四万人来降，家庐江郡。”
[118]《史记·东越列传》。
[119]以上均见《左传·襄公四年》。
[120]《诗经·鲁颂·
宫》，又见《孟子·滕文公上》。
[121]《左传·昭公十五年》。
[122]《礼记·檀弓下》。
[123]《诗经·小鱼渐序》。
[124]《左传·闵公元年》。
[125]《乙》6684，又《乙》4508。
[126]见《梁伯戈》铭文。
[127]见《前》6·60·6又通。529。
[128]见《续》3·13·1。
[129]《国语·周语》。
[130]《公羊传·僖公三十三年》。
[131]见《观堂集林》十三。
[132]汪继培校云：“短当作姮。”
[133]马长寿：《北狄与匈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第3页。
[134]八狄，《周礼·职方氏》作“六狄”；《诗经·小雅·蓼萧》《礼记·王制》孔颖达疏引李巡注《尔雅》作“五狄”。
[135]以上所述戎的种类参阅《史记·匈奴传》，分布参阅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秦与西戎》。
[136]以上所述戎的种类参阅《后汉书·西羌传》。
[137]茅戎又称贸戎。
[138]陆浑之戎东迁后又称阴戎。
[139]历来都认为羌氏之戎、陆浑之戎所在的瓜州即今敦煌，顾颉刚考“瓜州”即九州，即今陕西凤翔县一带。
[140]参阅马长寿《北狄与匈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训，1962年，第5页。
[141]《公羊传·文公十一年》。
[142]《诗经·大雅·緜》。
[143]《左传·襄公十四年》。
[144]《史记·秦本纪》。
[145]《史记·秦本纪》。
[146]《后汉书·西羌传》。
[147]《后汉书·西羌传》。
[148]参阅安金槐：《近年来河南夏商文化考古的新收获》，载《文物》1983年第3期。
[149]徐中舒：《夏史初曙》，载《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3期。
[150]参阅洛阳博物馆：《洛阳矬李遗址试掘简报》，载《考古》1978年第1期。
[151]《史记·五帝本纪》。
[152]《韩非子·说疑》。
[15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3页。
[154]参阅唐兰：《中国青铜器的起源和发展》，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1期。
[155]《洛阳矬李遗址简报》，载《考古》1978年第1期。矬李遗址属河南龙山文化晚期。
[156]《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65年第五期。
[157]《河南偃师灰嘴遗址试掘简报》，载《文物》1959年第10期。此遗址属二里头文化。
[158]《尚书·甘誓》。
[159]《吕氏春秋·召类》。
[160]《墨子·兼爱下》引《禹誓》。
[161]《墨子·非攻下》。“幾”即衰亡之意。
[162]《国语·周语下》。
[163]《淮阳县发现一座龙山文化古城址》，载《河南日报》1981年1月25日。
[16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4页。
[16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5页。
[16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5页。
[16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9页。
[16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3页。
[16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2页。
[170]《左传·文公十八年》。
[171]《史记·五帝本纪》。
[172]《左传·哀公七年》。
[17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5页。
[174]《史记·夏本纪》。
[175]见《尚书·禹贡》。
[17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8页。
[177]《左传·襄公四年》。
[178]《诗经·商颂·玄鸟》，玄鸟即燕。
[179]参阅胡厚宣：《甲骨文所见商民族鸟图腾的证据》，载《文物》1977年第2期。
[180]《史记·殷本纪》。
[181]《史记·殷本纪》。
[182]《商书·盘庚上》。
[183]参阅王国维：《观堂集林》第十二卷，第1页。
[184]参阅《竹书纪年》。
[185]《管子·轻重戊》。
[186]《管子·轻重戊》。
[187]《诗经·商颂·长发》
[18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6页。
[189]《孟子·滕文公下》。
[190]《山海经·大荒东经》注引《竹书纪年》。
[191]《尚书·商书·仲虺之诰》。
[192]《墨子·兼爱下》。
[193]《尚书·汤誓》。
[194]《史记·殷本纪》。
[19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页。
[196]《史记·殷本纪》。
[197]《尚书·盘庚下》。
[198]《尚书·周书·君奭》。
[199]《诗·大雅·生民》。
[200]《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第78页。
[201]《史记·周本纪》。
[202]《殷虚书契前编》5·7，及6·30；《殿虚书契后编》下37；《新获卜辞》277片。
[203]《史记·周本纪》。
[204]《史记·周本纪》。
[205]《诗·大雅·緜》。
[206]《史记·周本纪》。
[20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2页。
[208]《后汉书·西羌传》注引《竹书纪年》。
[209]《后汉书·西羌传》。
[210]《诗经·大雅·文王有声》。
[2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0页。
[212]《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213]《左传·定公四年》。
[214]《左传·僖公十四年》。
[2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3页。
[2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2页。
[217]《殷虚书契前编》2·10。
[218]《殷虚书契前编》上·2
[219]《康侯封鼎》。
[220]《周礼·地官·大司徒之职》。
[221]輥輯訛参阅《孟子·公孙丑》。
[222]参阅《孟子·尽心下》。
[2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9页。
[224]《史记·周本纪》。
[225]南京博物馆、南京文物保管委员会、江苏省博物馆、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省出土文物选集》图86。
[226]《诗经·大雅·生民》：“诞降嘉种，维秬维秠，维糜维芑。”
[227]参阅《诗经·豳风·七月》。
[228]参阅李剑农：《先秦西汉经济史稿》。
[229]《夏小正》。
[230]《孟子·滕文公上》。
[231]参阅《卜辞通纂》，107～108页；《殷虚书契菁华》，6页；《殷契粹编》，801页。
[232]《诗经·小雅·北山》。
[233]参阅《汉书·食货志》。
[234]参阅《周礼·地官·小司徒》。
[235]参阅《汉书·刑法志》。
[236]《诗经·鲁颂·
宫》。
[237]转引自郭沫若：《奴隶制时代》图版三释文，科学出版社，1956年。
[238]《金文丛考》，人民出版社，1954年影印本。
[239]《诗经·大雅·卷阿》。
[240]《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第151页。
[241]《国语·晋语四》。
[242]参阅《礼记·丧服小记》《礼记·大传》。
[243]《诗经·大雅·板》。
[244]《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245]《论语·为政》。
[246]《礼记·曲礼》。
[247]《礼记·王制》。
[248]《左传·襄公十三年》。
[249]《论语·泰伯》。
[250]王国雄：《观堂集林》卷十《殷周制度论》。
[251]《诗经·鄘风·相鼠》。
[252]《周礼·大司乐》：“乃分乐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
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
乃奏大蔟，歌应钟，舞咸池，以祀地示；
乃奏姑洗，歌南吕，舞大磬，以祀四望；
乃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以宗山川；
乃奏夷则，歌小吕，舞大，以享先妣；
乃奏无射，歌夹钟，舞大武，以享先祖。
凡六乐者，文之以五声，播之以八音。”
[253]参阅郭沫若：《中国史稿》第1册，第231页。
[254]参阅舒之梅：《三苗与楚“祖源相同”说质疑——与俞伟超同志商榷》，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
[255]《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也说：“颛顼氏有子曰犁，为祝融。”《史记·楚世家》说重黎及其弟吴回都当过火正，有祝融之号。
[256]《诗经·商颂·殷武》。
[257]《汉书·五行志》。
[258]《史记·楚世家》。
[25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6页。
[260]范文澜：《中国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66页。
[261]《史记·楚世家》。
[262]据《左传·昭公四年》：“冬，吴伐楚……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汭。”杜注：“夏汭，汉水曲入江，今夏口也。”夏口，即今汉口，又《左传·昭公十三年》：“王沿夏，将欲入鄢。”杜注：“夏，汉别名。顺流为沿，顺汉水南到鄢。”
[263]《左传·文公十六年》。
[264]《战国策·楚策》。
[265]参阅何浩：《春秋时楚灭国新探》，载《江汉论坛》1982年第4期。
[266]梁启超：《国史研究·霸政前记》，见《钦冰室合集》专集第12册；《春秋载记》，中华书局，1932年。
[267]《左传·襄公十三年》载：“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与《国语·楚语上》文异略。
[268]《史记·吴起列传》。
[269]《哀郢》：“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
[270]见《涉江》。
[271]参阅姜亮夫：《楚辞通故》南人、南夷诸条；《楚辞今绎讲录》，北京出版社，1981年，第53页。
[272]关于楚民族共同地域发展到湖南全境的问题，湖南考古发掘有不少材料可证，详见何介钧：《从考古发现看先秦湖南境内的民族分布》，载《求索》1983年第4期。
[273]参阅《史记·西南夷列传》。
[274]见《翼骚·序》。
[275]详见《说苑·善说篇》。
[276]《史记·楚世家》：熊王封三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
[277]《国语·晋语》：“楚为荆蛮，……故不与盟。”
[278]见《吕氏春秋》中《为欲篇》《功名篇》。
[279]宋人黄伯思：《翼骚·序》。
[280]参阅王力：《汉语史稿》中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261页；潘允中：《批判胡适的“吾我篇”》，载《中山大学学报》1955年第1期；洪城：《关于上古汉语人称代词形态问题的讨论》，载《南京大学学报》1962年第4期。
[281]参阅游国恩：《楚辞讲录》，载《文史》1962年第1辑，第141页；董洪础：《〈楚辞〉中第一人称代词“余”和“予”的用法》，载《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
[282]郭沫若：《人民诗人屈原》，载《奴隶制时代》，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144页。
[283]《吕氏春秋·音初篇》：“禹……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
[284]《礼记·乐记》：“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
[285]《吕氏春秋·音初篇》：“禹……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
[286]见《说苑·善说篇》。又见《春秋·哀公十三年》。
[287]见《孟子·离娄上》。
[288]见《论语·微子》。
[289]刘向：《新序·节士篇》。又见《史记·吴世家》。
[290]《梁任公近著》下册，商务印书馆，1924年，第94页。
[291]郭沫若：《人民诗人屈原》，载《奴隶制时代》，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144页。
[292]详见《屈原研究》，载《历史人物》，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第46～48页。
[293]又见《史记·平准书》：“江南火耕水耨。”《汉书·武帝纪》：“江南之地，火耕水耨。”
[294]人们常视刀耕火种为生产落后的表现，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其实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这在当时当地仍是一种有效的耕作方法，至今江南遍布的梯田不少是刀耕火种开垦出来的。
[295]见《杜诗分类注》卷十三。
[296]《温庭筠诗集》章第三。
[297]见《柳先生集》卷四十二。
[298]http://wenba,ddmap,com/10/2944908,htm
[299]以上所引见《史记·楚世家》。
[300]《战国策·楚策》。
[301]参阅胡小石：《屈原与古神话》，载《雨花》1957年第1期。
[302]见《十二州箴》，清王谟辑本。
[303]转引自《读史方舆纪要·湖广》。
[304]《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瓒所言。
[305]参阅江应樑：《越族的形成》，载《思想战线》1985年第1期。
[306]《史记·夏本纪》云：“淮海维扬州；彭蠡既都，阳鸟所居。三江既入，震泽致定。竹箭既布，其草惟夭，其木惟乔，其土涂泥。……”
[307]参阅《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吴地传》。
[308]《水经注·渐江水》。
[309]吴山菁：《江苏六合县和仁东周墓》，载《考古》1977年第5期。
[310]《吴越春秋·吴王寿梦传》。
[311]《史记·吴太伯世家》。
[312]《国语·吴语》。
[313]《吴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传》。
[314]《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
[315]《越绝书》卷十一。
[316]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载《文物》1966年第5期。
[3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15页。
[318]这19代为：太伯—仲雍—季简—叔达—周章—熊遂—柯相—徐桥—疑吾—枥卢—繇—屈羽—吏吾—禽处—转—颇高—句卑—去齐—寿梦。另《吴越春秋》则将“熊遂”作“熊”“遂”两代，则共20代。
[319]《史记·吴太伯世家》。
[320]《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321]越国从寿梦称王，经五代：诸樊—徐祭—味—州于（即王僚），到阖庐时，才称王建越国。
[3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15页。
[323]《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又引《舆地志》。
[324]《吕氏春秋·知化篇》。
[325]《越绝书》卷七。
[326]见《江海学刊》1983年第4期。
[327]周代的夷、蛮、戎、狄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可能处在氏族、部落阶段，有的可能已结成部落联盟，有的可能已联合成部族，有的可能已向民族过渡，有的可能已形成为民族，但由于史料的缺乏，很难分辨清楚，故统称为族群。
[328]《周礼·夏管·职方氏》亦云：“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尔雅·释地》也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蛮”。
[329]《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330]《左传·僖公十九年》。
[331]《列子·汤问》：“义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积薪而焚之。熏则烟上，谓之登遐，然后为孝子。”又见《墨子·节葬下》《吕氏春秋·孝行览》：“氐羌之民，其虏也，不忧其系累，而忧其死不焚也。”
[332]参阅田继周：《周时的民族和民族政策》，载《思想战线》1985年第2期。
[333]《左传·昭公九年》。
[334]《左传·昭公十五年》。
[335]《周礼·明堂位》。
[336]《左传·闵公元年》，管仲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国语·周语下》，周大夫富良曰：“狄，豺狼之德也。”《左传·襄公四年》晋大夫魏庄子曰：“戎，禽兽也。”
[337]《国语·周语上》。
[338]《国语·周语上》。
[339]《国语·周语上》。
[340]指今甘肃平凉、镇原一带。
[341]《后汉书·东夷传》。
[342]据郭沫若《中国史稿》第1册研究：铁的发现大约是在商代，到西周时已成为习见的东西，但因其量很少，还不可以普遍应用。到春秋时，铁器才逐步推广到社会各个领域。《国语·齐语》所记管仲向齐桓公提出的以甲兵赎罪的建议时说“恶金以铸锄、夷、斤、
，试诸壤土”是一例证；齐灵公时的叔夷钟铭文中有“造戥（铁字的初文）徒四千”一句，更是有力的例证。
[343]《左传·僖公十五年》：晋“于是乎作州兵”。
[344]《司马法》。又晋作“州兵”，《左传·僖公十五年》注：“五党为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因此又使州长各缮甲兵。”《国语·晋语三》也有此说法。故李亚农的《西周与东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70页），翦伯赞、郑天挺主编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2页）、1979年版《辞海》（缩印本，第94页）以及《辞源》（商务印书馆，1981年修订第2版，第950页）均采用此说。此说源于《周礼·地官·大司徒》。然此说本为六乡制度，六乡之人本来就要服兵役，无所谓作“州兵”。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分析，晋所谓作“州兵”的“州”，应是《司马法》中之王国“二百里为州”的“州”。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吴慧《试论春秋时期的社会性质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第1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8页）一文采用此说是有道理的。
[345]参阅《左传·闵公二年》《史记·宋微子世家》。
[346]《史记·孔子世家》。
[347]《礼记·檀弓上》。
[348]秦人族属不定，有戎人说，又有夷人说。
[349]《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350]参阅《左传·宣公三年》。
[351]《史记·吴太伯世家》。
[352]《左传·襄公十四年》。
[353]《左传·襄公十四年》。
[354]《左传·襄公十四年》。
[355]《左传》中关于“诸夏”的记载颇多，此仅举一处为例。
[356]《左传·襄公四年》。
[357]《左传·定公十年》。
[358]《淮南子·泰族训》。
[359]《淮南子·齐俗训》：“中国冠笄。”
[360]《淮南子·齐俗训》。
[361]《史记·吴世家》《史记·楚世家》。
[362]《淮南子·齐俗训》；又见《汉书·严助传》。
[364]《后汉书·南蛮西夷传》。
[365]《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第315页。
[366]参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战国时期全图》，中华地图学社，1975年。
[367]以上所引均见《史记·赵世家》。
[368]《史记·货殖列传》。
[369]参阅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之《秦即犬戎之一支》一节。
[370]《史记·秦本纪》。
[371]《史记·楚世家》。
[372]参阅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一册，第302页。
[373]《左传·鲁文公十六年》：“楚大饥……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后由于“秦人、巴人从楚师，群蛮从楚子盟，遂灭庸。”
[374]《战国策·楚策》。
[375]《战国策·楚策》。
[376]《战国策·楚策一》。
[377]《史记·商君列传》。
[378]《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379]参阅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中华书局，1962年，第24页。
[380]《斯大林全集》第二卷，第294页。
[381]《史记·秦始皇本纪》。
[382]《说文解字》第315页。
[383]《斯大林全集》第二卷，第293页。
[384]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385]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386]《汉书·贾山传》。
[387]《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388]以上所引均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389]参阅彭英明：《试论民族的稳定性》，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
[390]《荀子·君道》。
[391]《孟子·尽心下》。
[392]《荀子·王制》。
[393]《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序》。
[394]《史记·自序》。
[395]《汉书·食货志》。
[396]《盐铁论·本议篇》。
[397]《汉书·食货志》。
[398]《论语·子罕》。
[399]以上所引均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400]《论语·季氏》。
[401]《汉书·董仲舒传》。
[402]《论语·颜渊》。
[403]《春秋繁露》卷十一《为人者天地篇》。
[404]《春秋繁露》卷八《度制篇》。
[40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4页。
[406]《论语·泰伯》。
[407]《孝经·三才章》。
[408]《孝经·感应章》。
[409]《论语·为政》。
[410]《论语·为政》。
[411]参阅常任侠：《汉画艺术研究》，上海出版公司，1955年。
[412]参阅吴曾德：《汉代画像石》。
[413]《隶续》卷十一有《都乡都里孝子严举碑》。
[414]《四民月令》。
[415]《后汉书·盖勋传》。
[416]輥輯訛《汉书·武帝纪》。
[417]《汉书·武帝纪》。
[418]《后汉书·丁鸿传》。
[419]参阅《汉书·王吉传》《汉书·京房传》《汉书·师丹传》《汉书·儒林传》。
[420]《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十二月己亥令。
[421]汉代乡官有三：孝悌、力田、三老，各有不同职守。
[422]《汉书·文帝纪》。
[423]《汉书·惠帝纪》。
[424]《汉书·武帝纪》。
[425]《汉书·昭帝纪》。
[426]《孝经·孝治章》。
[427]《后汉书·赵苞传》。
[428]《史记·货殖列传》。
[429]《汉书·匈奴传》颜师古《注》。
[430]王国维：《刘平国治□谷关颂跋》，载《观堂集林》卷二十。
[431]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第264～278页“Cin”字条。
[432]如吕思勉在《先秦史》中说：“汉族之名，起于刘邦称帝之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2页）；吕振羽在《中国民族简史》中说：“华族自前汉光武帝章帝以后，便开始叫作汉族。”（三联书店，1950年，第19页）
[433]如《北齐书·神武纪上》高欢云：“今以吾为王，当与前异，不得欺汉儿。”《资治通鉴·梁纪》“汉儿”作“汉人”。
[434]《越缦堂日记》第29册，第51页下至第52页上，《桃花圣解庵日记》辛集第二集，光绪四年二月二十日。转引自贾敬颜：《“汉人”考》，载《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
[435]《沈下贤文集》卷十，《贤良方正能直言报谏策》。
[436]《旧唐书·吐蕃传》。
[437]转引自汶江：《吐蕃治下的汉人》，载《西藏研究》1982年第3期。
[438]《辽史·地理志》上京道长泰、定霸二县之下。
[439]参阅李一氓：《试释汉族》，载《文史知识》1984年第8期。
[440]又见《契丹国志·张砺传》。
[441]《金史·完颜希尹传》。
[442]均见《湖山类稿》。
[443]蒙古语中“汉人”一词还有契丹的Kitat；与“旗”字相对应的lrgen，即民。
[444]参阅伯希这《南家》一文，冯承钧汉译本，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续篇》第81～84页；冯氏自作《元代的几个南家台》一文，收入遗著《西域南海史地考证汇辑》第200～216页。转引自贾敬颜：《“汉人”考》，载《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
[445]《东华录》卷七。
[446]《亡国篇》载《国民报》1901年第4期。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91页。
[447]见《孙中山选集》，1981年，第617页；“巫来族”，又译马来族。
[448]《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449]《晋书·匈奴传》。
[450]《晋书·刘元海载记》。
[451]《晋书·匈奴传》。
[452]《晋书·匈奴传》。
[453]《晋书·匈奴传》。
[454]屠各胡名称繁多，或称休屠，或称休屠各、休著各、休著屠各等。参阅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第384页。
[455]参阅《资治通鉴》卷一百五晋孝武帝太元九年。
[456]陆曜：《金石续编》，转引自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394页。
[457]参阅《后汉书·窦融附弟子固传》《后汉书·西羌传》。
[458]《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冉
夷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其西又有三河槃虏，北有黄石、北地、卢水胡，其表徼外。”
[459]《华阳国志·大同志》：“汶山与乐县黄石、北地、卢水胡成豚坚、安角、成明石等广柔、平康、文降列紫利羌有仇。”
[460]《三国志·魏志·张既传》：“凉州卢水胡伊健妓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扰。”
[461]《三国·魏志·郭淮传》：淮“护左将军张郃、冠军将军杨秋讨山贼郑甘、卢水叛胡，皆破平之。”
[462]《晋书·惠帝纪》：元康六年五月，“匈奴郝散弟度元帅冯翊、北地马兰羌、卢水胡反，攻北地，太守张损死之。”
[463]参阅《晋书·姚苌载记》。
[464]见《魏书·沮渠牧犍传》《宋书·沮渠蒙逊传》。
[465]参阅《魏书·世祖纪下》。
[466]《魏书·尉拨传》。
[467]《晋书·石勒载记》：“上党武乡羯人也，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
[468]《文选》卷五十九。
[469]《三国志·魏志·乌丸传》注引《魏书》。
[470]见《后汉书·乌桓传》。
[471]参阅《魏书·序纪》。
[472]《后汉书·西羌传》。
[473]《晋书·江统传》。
[474]参阅《晋书·匈奴传》。
[475]参阅《晋书·江统传》。
[476]《晋书·江统传》。
[477]《晋书·江统传》。
[478]参阅《魏书·鲜卑传》注引《魏书》。
[479]《晋书·慕容
载记》。
[480]《晋书·匈奴传》。
[481]以上均引自《晋书·石勒载记》。
[482]参阅《晋书·王弥传》。
[483]参阅《晋书·杜弢传》。
[484]参阅《晋书·石勒载记》。
[485]参阅《三国志·魏志·牵招传》。
[486]《魏书·元遥传》。
[487]同化的一般定义是一个民族丧失本民族的特征，变成另一个民族。同化又分为强迫同化与自然同化两个类型。笔者认为民族同化实质上也是民族融合的一种方式，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当另文专述。
[488]《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
[489]《晋书·慕容廆载记》。
[490]《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89页。
[491]《晋书·慕容廆载记》。
[492]《魏书·李冲传》。
[49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页。
[494]参阅《周书·武帝纪下》。
[495]寻阳郡治在九江。
[496]《宋书·蛮传》《南史·夷貊传下》。
[497]《魏书·蛮传》。
[498]见《宋书·蛮传》《南史·夷貊传下》。
[499]关于蛮族的分类参阅吴永章：《南朝对“蛮”族的统治与“抚纳”政策》，载《汉江论坛》1983年第6期。又万绳楠将魏晋南北朝时的蛮族分为板楯蛮、廪君蛮、磐瓠蛮三类，见《魏晋南北朝史论稿》，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316页。
[500]《北齐书·元景安传》。
[501]《宋书·蛮传》。
[502]《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李贤注“九真徼外蛮里张游”。
[503]参阅《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
[504]广州是吴孙休永安七年（264年）分交州立。
[505]参阅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6页。
[506]参阅陈连庆：《东晋南朝胡越出身将帅考》，载《松辽学刊》1983年第1～2期。
[507]《世说新语·容止篇》。
[508]《南史·胡谐之传》。
[509]参阅朱大渭：《南朝少数民族概况及其与汉族的事例》，载《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1期。
[510]《后汉书·桓荣传附晔传》。
[511]《后汉书·袁安传附玄孙忠传》。
[512]《三国志·吴志·程秉传》。
[513]《三国志·吴志·薛综传》。
[514]《三国志·吴志·程秉传》《三国志·吴志·薛综传》。
[515]《三国志·吴志·士燮传》。
[516]王漠辑：《汉唐地理书钞》，中华书局，1961年。
[517]参阅《三国志·吴志·鲁肃传》。
[518]《三国志·吴志·诸葛传》。
[519]以上所引均见《晋书·地理志》。
[520]《元和郡县志》二五，《江南道》一，《润州丹徒县》。
[521]参阅倪今生：《五胡乱华前夜的中国经济》，载《食货》第1卷第7期。
[522]参阅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82页。
[523]《宋书·荆雍州蛮传》。
[524]《宋书·荆雍州蛮传》。
[525]参阅《南齐书·张敬儿传》。
[526]参阅《魏书·蛮传》；《南齐书·陈显达传》。
[527]《宋书·徐豁传》。
[528]《初学记·乔道元与天公
》。
[529]《魏书·獠传》。又见《北史·獠传》。
[530]《南齐书·蛮传》。
[531]《后汉书·南蛮传》：“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蛮里张游，率种人慕化内属。”又唐李贤注：“里，蛮之别号，今呼为俚人。”因汉族官吏任延守九真时“教其耕稼”，故引此说明俚族社会发展的情况。
[532]《宋书·徐豁传》。
[533]《宋书·獠传》。
[534]《魏书·獠传》《周书·獠传》。
[535]《宋书·州郡志》。
[536]参阅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
[537]《南齐书·州郡志》上《越州条》。
[538]《宋书·州郡志》。
[539]《南齐书·州郡志》。
[540]《宋书·百官志下》。
[541]吴玉章：《南朝对“蛮”族的统治与“抚纳”政策》，载《江汉论坛》1983年第6期。
[542]《宋书·荆雍州蛮志》。
[543]《宋书·刘道产传》。
[544]以上均引自《梁书·张缵传》。
[545]以上均引自《陈书·沈君理传》。
[546]《南齐书·蛮传》。
[547]《宋书·文帝本纪》。
[548]《宋书·沈庆之传》。
[549]《宋书·刘道产传》。
[550]见《隋书·南蛮传》。
[551]见《隋书·南蛮传》。
[552]《通典》卷一八七《南蛮》。
[553]以上所引均见《隋书·地理志上》。
[554]《隋书·地理志下》。
[555]蛮、俚、僚、傒等族的一部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基本上被汉族同化了，但仍有部分因种种原因未被同化，而走上了独立发展或被中国南方其他少数民族同化的道路，如僚族的绝大部分至迟到两宋之际，即11世纪、12世纪时被汉族同化，但其西昌、凉山地区的僚族后裔“曲鸣”，后来却被彝族同化。
[556]列宁：《当前的主要任务》，见《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3页。
[557]女真族的社会基层组织，以100户到300户组成一个“谋克”，10个“谋克”组成一个“猛安”。
[558]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十二，《熙宗》四。
[559]《金史·陈规传》。
[560]《辽史·百官志》。
[561]《史记·西南夷列传》。
[562]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8页。
[563]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2页。
[564]《恩格斯致康·施米特》，见《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471～472页。
[565]《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60页。
[566]《金史·西夏传》。
[567]《宋史·种世衡传》。
[568]《宋史·食货志上四》。
[569]《文献通考》卷三二二，古雍州附案语。
[570]参阅陈振华：《评苏联近30年的西夏学研究》，载《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2期。
[571]参阅《宋会要辑稿·礼》六二之四十。
[572]虞集：《道园学古录·西夏相斡公画像赞》。
[573]《西夏书事》卷三十三。
[574]《宋史·夏国传下》。
[575]《番汉合时掌中珠》原序。
[576]《金史·西夏传赞》。
[577]《辽史·营卫志中·行营》。
[578]《辽史·食货志》。
[579]欧阳修：《新五代史·四夷列录》。
[580]薛居正：《旧五代史·外国列传第一》。
[581]《辽史·后妃传》：“太祖慕汉高皇帝，故耶律兼称刘氏，以乙室、拔里比萧相国，遂为萧氏。”
[582]《宣府镇志》十四。
[583]《辽史·宗室传》。
[584]《辽史·道宗本纪》。
[585]《辽史·仪卫志》。
[586]《辽史·太宗本纪》。
[587]转引自任崇岳：《论辽代契丹族对汉族文化的吸收和继承》，载《中州学刊》1983年第3期。
[588]《大金国志》卷三十九，《初兴风土》。
[589]所谓“二税户”原为契丹贵族俘虏去的汉族农民，既要向所属契丹贵族交租，又要向辽政府纳税。金灭辽后又为女真贵族所有。
[590]《金史·章宗纪》四。
[591]刘祁：《归潜志》卷十四，《辨亡》。
[592]《金史·章宗纪》四。
[593]《金史·唐括安礼传》。
[594]耶律楚材：《谢西方器之赠阮杖》，见《湛然居士文集》卷十。
[595]见《湛然居士文集》卷十二。
[596]参阅孟广耀：《苏东坡与耶律楚材家族的关系》，载《民族研究》1982年第3期。
[597]《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见《斯大林全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209页。
[598]《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见《梁任公近著》下册，商务印书馆，1924年，第44页。
[599]《关于民族识别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600]《关于民族识别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601]李清照：《夏日绝句》。
[602]郑思肖：《德祐二年岁旦》。
[603]梁启超：《读陆放翁集》。
[604]《过零丁洋》。
[605]陈亮：《水调歌头》。
[606]《元史·五行志》。
[607]《明太祖洪武实录》卷二十一，《鸿猷录》五《北伐中原》。
[608]《清世祖》卷十七，顺治二年六月丙寅。
[609]杨秀清：《奉天讨胡檄》，见《中国近代史资料选编》，三联书店，1954年，第118页。
[610]参阅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三联书店，1951年，第31页。
[611]本书中国近代史的断限采用从1840年到1949年，即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说。
[612]《康熙起居注》第二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1249页。
[613]张菊玲：《清代满族作家文学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第51页。
[614]《清高宗实录》。转引自郭成康：《清史研究》2000年第2期。
[615]乾隆十三年《大清皇帝躬诣阙里孔子庙庭御制碑文》：ttp：//www、sdwenbo、com/art、asp?id= 86＆type=7
[616]《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三。
[617]《清圣祖实录》卷二六二，第11页。
[618]《八旗通志初集》卷二十八，第6页。
[619]《清高宗实录》卷九九八，第3页。
[620]《吉林通志》卷四十五。
[621]《清高宗实录》卷四四三。
[622]《清世宗实录》卷三十五。
[623]清代文献多称满语为“清语”。
[624]《清圣祖实录》卷三十五。
[625]《上谕八旗》雍正九年二月初十。
[626]《清高宗实录》卷三十五。
[627]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一四七。
[628]《清宣宗实录》卷一二七。
[629]《清宣宗实录》卷七十九。
[630]《奉天通志》卷二十三。
[631]《黑龙江外纪》卷六，第51页。
[632]《呼兰府志卷十·礼俗志》。
[633]因政治原因而与少数民族通婚如西汉与匈奴的“和亲”是例外。参阅李治亭：《清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03～504页。
[634]《清世祖实录》卷四十。
[635]《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中华书局，1986年，第181、183页。
[636]定宜庄、胡鸿保：《寻找满族——思考“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及其影响》，载《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定宜庄、胡鸿保认为，女真、满洲、旗人、旗族、满族这些族称，都是各有其特定意义的。如今学界则多以“旗人”来指称清朝的这个族群，这里所谓的“旗人”包括了八旗制度囊括的所有人在内而非仅指满洲旗人。但八旗中的蒙古旗人，在1949年之后，除了已经搞不清自己所在旗分的那些人之外，大多数都报了蒙古族。汉军旗人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本文为了叙述方便，都作为满族论。
[637]郭成康：《也谈满族汉化》，载《清史研究》2000年第2期。
[638]梁启超著，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52页。
[639]梁启超著，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52页。
[640]孙中山：《民族主义》，载《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17～620页。
[641]《马关条约》签订于1895年4月17日，严复《救亡决论》发表于1895年5月1日至8日的天津《直报》。
[64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影印本）专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643]《清议报全编》第l册，1901年。
[644]赵志研：《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第一人》，载《中国民族报》2009年1月19日。
[645]《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227页。
[646]《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188页。
[647]《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394页。
[648]参阅史革新：《略议近代中国民族意识的四次觉醒》，载《高教理论战线》2009年第3期。
[649]《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l993年，第89页。
[650]晏阳初：《农民抗战的发动》，载《大公报》l937年10月11日。
[651]赵正平：《中华民族复兴问题之史的观察》，载《复兴月刊》第1卷第4期，l932年12月1日。
[652]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四卷，浙江人民出版社，l983年，第1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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