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和资源开发

正像世界其余那些国家一样，南亚的基本地理特征已经由于气候、土壤和人口增长而定形了。要补充的一点是西方殖民统治的影响。由所有这些因素推断出的实质是制定发展计划时必须视为基础的经济现实。

与流行的假设相反，同世界其余国家相比南亚的人口与土地的比率并不很高，每单位耕地的居民数可与欧洲平均数相比。它只有中国的一半。当然比日本低得多。真正使南亚与众不同的是单位农用土地以及土地上的单位劳动的产量非常低。整个南亚可能每英亩耕地大约只生产中国或欧洲的一半产量，大约只有日本的1／5那么多。南亚的每英亩的产量可能大致与美国和苏联的产量相等。但是，这两个国家拥有三倍有余的人均农用土地，且只动用总劳动力的小得多的一部分十分粗放地耕种土地。

说明南亚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基本事实是农业产量。无论是按单位劳动力，还是按单位面积土地来衡量，都十分低。亩产同样低的其它国家具备下列优势：每个居民占有较大量的土地，从事农业的每单位劳动力占有更大面积的土地。从这些数字来看，南亚是两个世界中最差的。

广义地说，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实行着两种不同类型的农作。人口较稀少的国家诸如北美、澳大利亚和苏联，粗放地使用土地。他们种植的那些种类的作物和种植作物的土地生产了非常低的单位面积产量；在人口较稠密的人力／土地比率高的地区，诸如欧洲部分国家、中国和日本，集约地使用土地，单位面积产量高。南亚不适合这两类中的任何一种，它形成了第三类，非常不幸的一类，就是说，粗放的土地使用与人力／土地高比率相结合。这自然导致了灾难性的低营养水平和低实际收入水平。农业产量不仅人均低，而且总劳动力中几乎有3／4束缚在粗淡食物的生产上，其中谷类食物通常占了摄入卡路里总量的2／3以上。在南亚，每四个男劳动力中大约只有一个能够从事直接食物生产以外的活动，在美国9／10的男劳动力、在欧洲2／3的男劳动力能够从事非农业职业。

这类全面比较表明了该地区基本经济问题的范围。更具体地说，它们表明，增加土地单位面积的粮食生产是提高生活水平和支持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关于抽调农业剩余人力将其转移到工业中去以扩张经济的说法，是文不对题的。即使根据最乐观的计算，在最近几十年里，工业也只能吸收人口自然增长的一小部分。实际上，所谓的剩余人力必须依然从事农业，经济进步的基础必须由农业生产集约化来奠定。

南亚一些地区的人口极为稠密，但在另一些地区人口分布却极其稀少。在一些人口稠密的地区，人口集中程度和西欧高度工业化的地区一样。印度有一半人生活在不到总可耕地l／4的土地上，l／3集中在6％的土地上。在另一端，广大区域几乎还无人居住。

整个地区的这些对比与实行的农作形式密切相关。水稻的栽培（在水中种植稻谷）和种植园作物的栽培（如橡胶、茶和椰子）通常意味着高人口密度。固定的旱地农业（小麦和谷类）和轮作（从一块地转移到另一块地种植）标志着人烟稀少。人口最密集的水稻区是缅甸的伊洛瓦底江三角洲、泰国中部的米南低洼地带、北越的红河流域和南越的湄公河三角洲。种植园最集中的是锡兰、马来亚西部沿岸、爪哇和苏门答腊，以及菲律宾。巴基斯坦西部、亚洲北部和中部的巨大区域只限于旱地农业，虽然在东南亚只有缅甸中部、泰国东北部限于这种类型。轮作主要采取刀耕火种形式，在轮作的地方，首先砍倒小片森林，然后焚烧和种植作物。收获之后，农民继续转移到另一片森林，这种高度破坏性的农作形式出现在这个地区的许多地方，尤其是东南亚大丛林边缘。

纯粹就土地面积来说。印度次大陆的人口稠密程度是东南亚的两倍多。但是，如果把人口或靠农业为生的那部分人口同耕地面积相联，情况正相反，东南亚看来具有较高的人口密度，这样，可以预料它背上了更严重的人口压力问题。但是，那里有更多的水稻和种植园，农业亩产高得多，实际上，除了东印度和东巴基斯坦的水稻区以外，东南亚的农业亩产量比印度次大陆要高l／4以上．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人口过分集中的影响。实际上，各国之间农业人均产出差别之大，与所预料的完全一致。人口密集地区也就是更集约地使用土地资源的地区。

旱地农业和轮作区提供了通过灌溉或开垦森林提高生产力的较长期的机会，但这需要有组织的移民和大规模的土地规划。由于每个地区的人口密度格局适应于该地区的设备和技术，人口自发地、无组织地从高压力区向低压力区流动看来几乎没有可能。但是，这并不是说该地区的农业资源受到了很充分的利用。印度尼西亚和苏门答腊的外部岛屿几乎还没有着手开发。在老挝、缅甸、泰国和马来亚，还有大片的可耕土地没有使用。按照亚洲的标准，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可用土地贮量确实很小，但是，鉴于现在的低亩产，假如进行了重要制度与态度的改变，农业的高度集约化应该是可能的。

一般认为，就可用土地量而言，从事农业的南亚人太多。然而认为，发展的主要要求必须是通过“抽调”乡村的过剩人力来降低农业人口密度。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对这一共同看法应该有一些重要的限定词语：南亚严重“人口过剩”，这种人口密度导致了“失业”或“就业不足”，这就是该地区贫困的主要原因。南亚每单位耕地上从事农业的人数确实大大高于欧洲。与欧洲12.3英亩（5公顷）相比，南亚每个农业家庭拥有土地不过4.9英亩（2公顷）。但是，要适当地看待这种比较，就必须考虑农业技术的巨大差别。在南亚大多数国家，人力和牛仍然是惟一的动力来源。像巴基斯坦和印度这些国家，农业技术仍处在中间阶段——使用牛的阶段。日本由于有先进技术和种子，按每英亩上的男劳力计算，农业人口密度几乎是南亚的三倍，但其亩产高出五倍。每个从业男劳力的产量大约是南亚的二倍。

南亚大部分地区每英亩田的平均农业收益非常低与下列印象是相矛盾的：整个该地区的乡村贫困主要是由于太多的劳动力用在太少的土地上。其含义却是，即使没有剧烈的技术变化也应该能够通过增加投入和提高劳动力效率从可耕地上获得大得多的产量。在南亚一些地方气候可能对低产量负有部分责任。但是，气候的影响并不是高人口密度的函数，如果人／土地比率较低，这些影响也不会降低其严重程度。

在南亚许多地区的农业中，还有许多其他因素降低了劳动生产率。非常低的生活水平降低了土地上的劳动力的效率。恶性循环使贫困和低劳动生产率自然发生，在这背后是限制生产力的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的社会体制。考虑到这些重要因果关系，就不可能把这个地区人民中间的贫困视为仅仅是或主要是人口密度的结果。

至少，这种因果关系不是直接和简单的一个关系。但是，人口长期增长无疑间接地强化了其他降低劳动生产率的因素，这已不是人口密度本身的作用，而是人口增长的作用了。这种人口增长对社会体制的影响一直是重要的。在乡村内部，它无疑不仅造成了土地的零星分割，而且因此强化了阶级结构。由于增加了无地者和穷人的相对数量，使它更加剧性，更不平等，这样，使它对提高农业生产力努力的成功更为有害。

人口的上升趋势已经意味着，需要更多的食物才能维持传统的低营养水平。增加的劳动力中，必须有更多的劳动投入未生产这种增加的食物。通过逐步调整的过程，这种增加的劳动力在某种程度上获得工作，从事食物生产，整个社会状况得到巧妙的安排以吸收不断增长的劳动力。这种调整部分地包括扩大耕种面积，或通过灌溉提高生产力，或改变耕作方法，或换种作物。但是，促进本地农业发生变化的刺激力长期萎靡不振，特别是充足的劳动供给限制了可望提高农业劳动效率的生产方法变革的一切动力。劳动力得到了利用但没有得到尽可能密集的或有效的利用，因而，平均产量长期低下。通过提高劳动强度和效率可获得显著较高的产量，这一点已为日本和南亚许多地区本身的例子所征明。这些例子表明农业中还有投人更多劳动力的余地，这一事实给印度、巴基斯坦、爪哇以及该地区其他一些地方本来令人绝望的前景带来了希望的曙光。

尽管发生了这种重要的人口扩张，南亚大部分地区的大多数人仍然工作于农业结构之中，其首要目标是生产基本生存的必需品。这些国家的经济史一直为那些从事于依靠相应基本食品的增产以适应人口增长的斗争的土生土长的村民所支配。特别是，在印度次大陆，尽管出现了城市化的趋势，以及同本村社以外的人通婚的趋势、但依然明显缺乏内部流动性。

当食物生产由于扩大耕地面积而增加时，这种情形经常是祸福参半，这种扩张经常破坏了土壤，尤其是在轮作区。滥伐森林和过度放牧同印度禁止宰牛结合起来，更难保持生产水平和人口增长的同步。当灌溉在一些地区有助于增加产量时，却降低了地下水位，增加了土壤的含盐度，甚至引起了其他地区的涝灾。

在上述所有条件确定的情况下，仍有待解释的是，尽管人口大幅度增长，但人均粮食产量尤其是在英属印度是如何维持在与过去相同的水平的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原因可能是土地个人所有稳定地转向租佃。这些做法本身是对进步有害的，而且给生产力设置了一个人为的限制。但是，当最初采取这些做法时，这会迫使佃农——他们要把一部分产量交给地主——增加生产，以维持他们家庭的那一部分产量。但是，可归因于这种制度压力引起的粮食总产量的任何增加都不可能很大。

另一个动力因素——商业化的传播——已经影响到本地农业中发生的一些长期调整，商业性生产对本地农业的总影响在东南亚比在印度次大陆被更强烈地感觉到了。最富戏剧性的发展于19世纪70年代产生在缅甸、泰国和南越的三角洲，这些地区在没有政府或西方企业的帮助或支持的情况下出现了许多商业性农业的增长。这种对商业农业的新机会的反应是值得强调的，因为它表明，南亚农民在有利条件下能够表现得像其他任何地方的农民一样机警和有市场意识。但是，这种反应还主要限于农民所有权占统治地位的那些情形。在租佃和出租制盛行的地方，这种新事物的吸收，即使有也来得较慢。但出乎意料的是，这种向商业化方向的运动经常意味着，这些农民在扩大现金作物生产中负债累累，因而失去了土地。结果是农民所有制受到侵蚀，租佃增加。

影响农业生产和农业人口布局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巨大种植园的产生。这种扩张发生在19世纪后半期，是殖民主义的最大遗产之一。在南亚而不是非洲或南美的其他热带土地上的种植园的增长部分地是由于能够相对容易地获得劳动力。土壤和气候是较次要的因素。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所有重要的种植区域都位于欧洲、南亚和远东之间的贸易线上。

种植园农业本质上不同于传统的本地农业。种植园作物，诸如橡胶、茶、椰子、烟草、咖啡、甘蔗和香料都是“现金作物”，是种来出售而不是食用的。起初大多数大种植园由殖民者发展起来，其基本目的是出口这些产品，经营种植园同经营制造业相近。它需要劳动力，这又增加了一个地区能够支持的最大限度的人口。在南亚，这种对劳动力的需要产生了另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结果。特别是在锡兰和马来亚，本地农民对种植园工作并不热心，结果种植园主进口劳动力，主要从印度东部和南部以及中国南部人口稠密的水稻区进口。这稍微缓和了这些地区的人口压力，但它造成了当今的锡兰泰米尔人及马来亚华人的许多种族问题。

种植园的产生的一个副作用是，刺激了本地对现金作物的兴趣——或者是类似于种植园种植的作物，或者是适应种植园产品加工的作物。而且，种植园工人对食物的新需求刺激了三角区域稻米的生产，随后，生产的稻米多到能够出口，像现在一样南亚农民本身首先抓住了这些新的机会。在这些条件下，他们表现了同其他任何地方农民一样的机警和市场意识。但这并没有增进他们采用新技术的意愿，它确实提高了货币和赚取货币在经济中发挥作用的程度。而它也常常增加了为赚钱而生产的农民的债务。结果，招来了大量的放债者和经纪人，今天，南亚许多农民仍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

南亚种植园的扩张和西欧工业化开始阶段有一定程度的相似。不过，积累资本的附带作用在南亚受到了破坏，利润没有用作资本的来源，它经常随同出口被送到了欧洲。现金作物的扩张增加了农民手中的货币数量，但它并没有增加资本设备的需求，因为，农业技术几乎没有变化。种植园增加了劳动力的需求，但都是不熟练的劳动力，熟练劳动力经常是从外面引进的。所谓种植园刺激了西方国家的、而没有刺激南亚的工业化，就是这个意思。种植园实际上是宗主国的附属部分。在采矿和木材业出现了类似的发展。它们和种植园一起成为停滞经济中的繁荣飞地。

制造业并没有发展。在前殖民时代，南亚许多地区并不比西欧各国前工业性质的制造业差。在最初交往时，西方在许多方面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因此，南亚的许多地方，可能直到18世纪，在经济上并不是大大地落后于西欧，但是，大约从这个时候起，南亚和西欧的命运开始分道扬镳。西欧有了工业革命，而南亚经济停滞不前了。许多因素负有责任，其中一个基本因素是南亚僵化的社会等级制和缺乏欧洲工业革命铺平道路的理性主义。南亚也没有演化出一套相应的制度和态度，这就是为什么值得怀疑，如果没有殖民主义统治，南亚会不会有工业发展的理由。

当然，南亚殖民政权一般不利于殖民地的制造业发展。面对竞争，尤其是来自殖民地的竞争，宗主国本身总是保护自己的新生工业，同时，他们需要这些殖民地作为市场和原材料的来源。结果是造成恰好适合于刺激宗主国制造业发展的畸形经济。当这些政策后来被修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断放弃审慎的限制时，变革出来得太晚；而不能引起有力的反应。

尽管有殖民政策，印度在棉纺织品和麻织以及后来的钢铁等制品还是发展得相当早，在20世纪20年代，英国开始对其殖民地缺乏工业化表现出一些关心，对本地制造商实行了一些保护。第二次世界大战进一步刺激了印度的纺织业和钢铁业。今天继独立之后，外国对印度的控制一般已被印度的所有制取代。

在西欧制造业迅速增长造成靠农业为生的人口稳定下降的同时，殖民地工业化的限制对农业产生了不利影响。对殖民地的制造业的控制往往窒息了小型家庭工业。许多手艺人和工匠不得不改行务农以维持生活。因此，尽管种植园代表了现代资本经营和技术，但是，南亚各国仍然是乡村型的和农业占主导地位型的。

种植园的出现以及南亚农民中间的商业性农业相应的增长，产生了带有南亚种族分布的、另一个迄今犹存的格局。种植园国家——锡兰、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的一些地方——成为大米进口国，缅甸、泰国和南越（在越南战争前中断出口）的人口较不密集的水稻三角洲开始向他们出口大米。以这种方式使用土地还有另一个重要结果：它引起了重大的跨国界移民运动。印度和中国南部仅能维持生活的农业区的贫困提供了这种推动力，拉力来自种植园和商品粮生产的增长。由此造成的迁移运动，说明了东南亚和锡兰现在的政治——人口统计格局。

就这样，南亚各国伴随社会的三大分隔进入了现代，其中两种部分地是殖民主义的遗产。首先占统治地位的种族集团和住在山地的较小部族之间在文明水平和文明特征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这种分隔是古老的，一般与欧洲统治无关。它尤其是在印度、缅甸、南越以及较小程度上在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外部岛屿等地引起了诸多问题。第二，现代的、市场导向的和追求利润的经营与传统的维持生存的经济之间存在着差别。在种植园国家，这是最明显的。最后，种族集团之间的分隔，这与第二种分隔紧紧相联。最重要的例子是锡兰出现了印度泰米尔人，马来亚出现了中国人和印度人。事实上，在马来亚，马来亚人和中国人数量几乎相等，结果是中国人掌握经济权力，马来亚人掌握政治权力。

东南亚社会因而成为多元化社会的极端例子，据说那里各个集团混合但并不融合。获得独立后加剧了多元化问题。它使大量少数民族问题，尤其引人注目，使这些国家的所谓“人口统计不完善”问题显而易见，那里，正如c.a.费雪所说的“土地和国家之间还没有达到持久的适应”。

南亚人口统计“不完善”还有另一个意义，这就是城市化。南亚近几十年来不仅已经历了无重要工业化的城市人口增长率的激增，而且，这种增长还伴随着农业生产的相对停滞。因此，城市化不是对农业迅速提高生产率的反应，也不是对工业劳动机会增长的反应。这与西方的经验正好相反。在西方，工业化的一个传统伴随物是城市中心不仅在人口方面而且在产量方面较为重要的增加。在城市出现稳定增长的有效职缺的同时，农业生产力的同等提高造成了乡村地区劳动力供给过剩，填补了这些城市的工作空位。同时，在南亚所有国家，大多数城市相应地增长得比整个人口增长更快，但这种向城市的移动却与城市就业机会的任何有力增加无关。这些城市实际上受到它们自身的严重失业和就业不足等问题的困扰.

鉴于城市中心的贫穷、过分拥挤、住房及卫生设施不足，人口向城市移动一般不可能受到城市基本吸引力之增强的促进。

因此，南亚城市化的基本原因一定是，相对于城市地区而言，乡村贫困和不安全的增长，造成了趋向城市的推力。这样，城市化就成了针对缺乏有力经济增长的反应。确实，许多城市化是由妨碍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造成的，诸如内战、不稳定、作物歉收以及过高的人口增长率。南亚的城市化不像西方那样象征着增长，而是持续贫困的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