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学科建设刍议

观念和范式之间的实证研究：文化产业学科建设刍议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　刘根勤

《少男少女》杂志社　陈超华

内容提要：当下中国，文化产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高度，正面临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无论是完成式的总结积累，还是进行式的观察研究，或者是前瞻式的提升超越，文化产业研究都任重道远，但学院内的教学研究与实践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学科建设尤其需要加强。本文从有关社会科学理论出发，以实证为主，探讨文化产业学科建设的内涵与努力方向。

关键词：文化产业；学科建设；科学

一、主客观的机遇与落差：学科建设何以必要？

“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新文化变革。文化产业是这场新文化变革运动的力量形态与核心要素，是这场新文化变革的‘涡流’与‘台风眼’。在创造性破坏计划经济模式所形成的文化形态、文化观念和文化结构的同时，文化产业正以其独特的形式和力量创造性地建构中国的新文化、新经济和新政治格局。”⁽¹⁾

如果说上面这段话是学者的历史感与文学性交融的感喟，那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在“十二五”时期“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就从政治和经济两个角度反映出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准。有关数据显示：中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在2009年已经达到8 400亿元。这个数字约占同期GDP的2．5%。如果要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文化产业增加值至少要占到同期GDP的5%到6%。如果按照每年8%的增长速度，到2015年中国GDP将达到约53万亿元；文化产业增加值占5%，就是2．6万亿元，意味着从2009年到2015年，文化产业年增长率要达到21%。挑战是严峻的，但反过来说，进步也是巨大的。⁽²⁾

文化产业的进步，在一定意义上伴随着文化和经济两个维度的繁荣。这是深刻而鲜活的历史，激动人心而又影响深远。但理论界的表现却很难说得上“配套”，相关文章是极多的，但大多停留在政策解读与应用对策上，罕有从学理层面解析“文化产业”这门科学的，“学科建设”更是“奢侈”的话题。以高校为例，“文化遗产学”都已经出现，但内涵更深外延更广的“文化产业学”却难见端倪。

这种理论研究（包括教学）严重落后于实践的现象，对文科学者来说并不例外。30年前中国社会开始现代化，先行记录现实、思考原因、抒发情感的是实践性更强的新闻界和创作界，而不是高校里的文学研究专业，更不是历史学者。

这种落后既来自现实的差距，也来自弥漫于有识之士中间的主观预期与难以实现的失望。

这种情绪存在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中，其代表是文化产业中的行业与企业。之所以说是“行业与企业”，是因为企业的意见往往是真实的、经验的、原生态的，因此也比较零星而散乱，行业层面的意见更加系统，值得听取。比如音像行业对政府的希望是加强版权保护，对学界则希望或间接希望——往往需要通过政府转达——研究适用的版权法律。

在现实中，文化产业的实务界与学界有密集的合作，学界为之提供方案、规划、发展顾问等智力服务，实务界也为学界提供物质与实践经验等形态的报酬，单体与整体数量都很可观。但学界的服务往往与实务界的预期难成正比。比如广东东莞市市委书记刘志庚提出要推动文化成为本地“第九大支柱产业”，某文化产业园区重金请北京某名校提供发展规划，但出来的规划文本只是简单参考了本地政府的一些方案，没有深入了解东莞的文化与产业特色，也无法明确服务对象的优势、不足、供给和需求，使企业、行业以至政府都大失所望。

政府，尤其是以教育部为代表的中央政府对文化产业的实务有高远的预期，对文化产业的学科建设同样重视，并努力推动相关考核机制的建立。国内文化产业学科建设已经有了较大发展，这一点无需置疑，但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后文将予以较详细的阐述。政府的预期，大体表现为专业性的加强、理论性的提升、系统性的完善，学科上具有独立性，理论上具有深度，同时能整合资源推动实务。

以笔者所在的中山大学为例，相关处境颇具说服力与生动性。2010年上半年，教育部对所属的全国130余处重点学术基地作了综合考核和排名，“优秀”名额为1／6左右。中山大学有6家重点基地，在这次考核中没有一家进入“优秀”行列，校方压力很大。有意思的是，6家基地中的3家，分别归属于中文、历史、哲学三系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逻辑研究所，都排在后面，排在前面的则是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这类纯粹应用的学科基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名列60多位，在全国恰好处在中游，比同校其他两家表现要好。但学校却接到了教育部社科司的通知，要求以该中心为典型进行“限期整改”，强化文化产业研究与服务，措辞颇为严厉。

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是依托该校中文系戏曲专业建立的，该专业以元明清文学和戏曲史研究闻名遐迩，王季思、黄天骥、康保成几代教授都是专业权威。后来康保成教授领衔建立该中心，以戏曲民俗为基础强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成绩卓著。近年来又开拓“文化事业与产业管理硕士班”（MCA），筹划“文化遗产学”学科的建设。但教育部仍然期望他们改变方向。在某次重要会议上，社科司官员明确要求他们：淡化学术，强化应用。出于学者的正常思维习惯，他们对这句话的导向性并没有充分的意识。不久之后，相关考核就体现出来了。⁽³⁾

二、观念的中心与边缘：文化产业学科建设的困境

中山大学所遇到的问题，可以折射出学术的共性和个性。共性体现为：由于复杂的社会观念与研究范式的制约，“文化产业学”目前还只是一种IDEA。个性则更加复杂，其中或许有“地源政治学”的因素（限于文体和篇幅，这里不作讨论），更多是学校学科建设方面的原因。

在中国，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文化产业学科建设也相应地获得进步。2000年，文化产业方向的硕士点在北京大学等高校开始设立；2004年，教育部批复文化产业管理本科专业在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等高校开始试点；2006年，南京大学等高校开设了文化产业研究的博士点。至此，文化产业从理论研究进入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探索实践阶段。

在文化产业学科建设中，现有体制逐渐分成两种学术目标。一种是将文化产业学科建设置于传统学科的分类之下，比照国务院学位办颁布的学科目录，希望将文化产业管理作为“管理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与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农林经济管理、公共管理等管理学科并列，而教育部2004年试点文化产业管理本科专业也是要求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另一种就是将文化产业学科作为一个学科群来建设，可以从传统学科，比如文学、艺术学、传播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任何一个学科角度对文化产业进行研究，可以在传统学科专业下自设方向，比如艺术学专业文化产业研究方向、企业管理专业文化产业研究方向、经济学专业文化产业研究方向。

有评论认为，相比之下，第一种学科建设的目标更加富有学科建设的理论自信和实践勇气，而第二种学科建设的目标更符合目前中国学科建设的理论研究的实际情况。⁽⁴⁾这种评价比较委婉，但两种分类的尴尬也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种建设方式富于前瞻性，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文化产业”的中心词“产业”属性，与“管理学”存在一定的交集。但“文化产业”大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产业”，它是“软实力”的一部分，具有强烈的政治与文化意义，归属到“管理学”门类下会有两层错位：一是容量太小，不符合体制对文化产业学科建设的预期；二是在观念层面上容易存在绝缘与冲突。以现行体制为例，学者在申报文化产业项目时，将面临管理学专业学者的评审。他们的学科背景往往有较大的局限性，对文化产业这一新领域及其属性缺乏了解，导致文化产业领域的学者被“边缘化”。

再以中山大学为例。该校岭南学院的宏观经济学、管理学院的管理学等学科在全国享有高度的声誉。2009年，以这两所学院为依托，中山大学与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合作建立了决策科学研究院，为广东区域经济与产业经济提供深度咨询。但该研究院目前并非实体，没有用人权，只能开展研究而不属于教学序列。就业务而言，他们是纯粹的“产业”，跟文化无关。

第二种建设方式是现实的，自然也是合理的，但问题就是互相割裂、各行其是，呈现较强的“碎片化”倾向。以“文化遗产”门类而言，传统的中文系和历史系固然都可以开拓，哲学系似乎也可以开展“中国管理智慧”这类培训，但这类实践大都停留在创收层面，与教学没有关系，更不用说独立的、富于学理的、系统的研究。

再以中山大学为例。2010年3月18日，中山大学与广东省文化厅签订为期5年的以“建设文化产业”为主题的《合作框架协议》。根据该协议，中山大学与广东省文化厅将在文物与博物馆事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遗产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图书馆及信息平台建设和专业艺术合作等5个领域深入开展合作。因为学科建设问题，学校指定中文系、历史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岭南学院、管理学院、传播与设计学院艺术设计专业、图书馆等多个院系和研究服务机构进行对接。这种安排最大的问题在于缺乏统筹，难以协调。

站在全国视野上看，文化产业研究的主力还是各级“社会科学院”，这与一般人印象中“文化产业属于应用学科”的判断也比较一致。但从学术理论和客观现实上而言，社科院不容易承担迅速发展的文化产业对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需求，高校才应该是主体。

从机构的角度看，目前文化产业研究的重镇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为代表。除去中国社科院之外，三所大学在学科建设尤其是教学体系的建立上都有较大成绩。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相关学科建设也在兴起。

从专业的角度看，这些机构的学科带头人的学科背景都较有特色：以中文出身为主，涵盖古典文学和文艺理论，经济学背景的较少，话语权也较小。原因很容易理解：相比改革开放以后才崛起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在体制内的根基更加深厚，而文化产业的兴起只是晚近的事情，由人文背景的学者来主导便很正常，正如早期新闻学专业的师资大多来自中文系一样；其次文化产业的“文化属性”，要求研究者深入发掘自身传统，借助中国古代和西方两种资源建立学科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从区域的角度看，文化产业研究的地缘分布，以北京、上海为中心，集中于中国东北部，而南部、西部则较为分散和落后。其中有学术积淀的原因，也有政治与行政导向的问题。以陕西为代表的古代内陆文化和以广东为代表的近代海洋文化，都是文化的大宗，但这一带文化产业的学科建设却很不乐观，中央决策是否有所倾向和扶持弥足重要。再以西南地区而言，四川和云南的文化产业发展迅速，但云南地区的文化产业研究水准影响更大，明显高出四川一头，这更多是地方和主要大学自身的问题。

“名不正则言不顺”。“文化产业学”的提出需要很大勇气，但如果不迈出这一步，相关学科建设，大规模的教学和深入的研究便无从开展，众多有志于投身这一领域和已经在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士便是“无名之师”。偏偏主流社会观念至今仍难以接受“产业”与“学术”的“联姻”。

笔者在从事历史学博士后研究时，研究报告名为《广东传统文化的现代性与产业化研究：以传统工艺美术与视觉产业为个案》，作为著名历史学学者的合作导师对“现代性”话题颇为欣赏，但对“产业化”提法却大为保留，他的理由是：凡与对策有关的东西都不大具备学理价值。而一位经济学博士后则表示：直接研究产业，未免太没有高度了。这两句话可谓异曲同工。

正因为如此，文化产业研究的论著固然有限，学科建设的成果就更加匮乏。相关作品如胡惠林较早发表的《大力推进文化产业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探索与争鸣》2003年第9期）、皇甫晓涛的《文化产业学科建设的基础理论研究与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重构》（《学术月刊》2010年第8期）、向勇的《学科范式的转换与身份认同的构建——文化产业学科建设的目标与对策》，（《学术月刊》2010年第8期》）、魏鹏举的《基于特色的文化产业学科建设之意义》（《深圳大学学报》2010年第27卷），还有毗邻学科“文化遗产学”的会议论文《“文化遗产学时代”：问题与路径——中国高校首届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研讨会综述》（《重庆文理学院（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皆为高屋建瓴之作，但缺乏充分展开。

三、文化传播的物化：文化产业学科建设的内涵

2002年10月，中共十六大报告里第一次完整地表述了“文化产业”作为“文化事业”相对应的方面，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论断以政治话语的方式，终结了此前中国学术界关于文化产业的争论，确立了文化产业作为产业的“合法性”。

但文化产业研究和学科建设并没有摆脱独有的困境，它一直在学界的传统观念与实务界的急切需要的“夹缝”中求生存谋发展。要达到一个理想的生存状态，需要对文化产业学科建设的内涵作一个全面的审视，本文采取由表及里的方式进行解读。

按照认知的规律和词源学的程序，“文化产业”的中心词是“产业”，这就决定了它更多时候作为一门应用对策的学科存在。在这个层面上，“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参加并优化市场资源配置和产业链建设。在这个层面上，起主导作用的是企业管理学、产业经济学这些“微观”学科及其盛行的工具理性。

但“文化产业”一词不是一般语法意义上的偏正短语，“文化”与“产业”不是包含关系或者修饰关系，比如“奢侈品制造业”。正如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长期批判的那样，文化与产业不但没有可能是修饰与被修饰的关系，更多时候是对立的两种生活形态，文化是崇高的，产业是不洁的。不过另一层事实是，文化、文化创新、文化产业的发展，使文化学与经济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认知科学与鉴识科学发生了跨学科的整合与重构。⁽⁵⁾这些只是现代学术领域的现象，而无可争议的另一重事实是，无论是传统生活还是现代生活，文化与产业从来都不是不可分的。正如当代杰出的美国历史学学者罗伯特·达恩顿在其名著《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的出版史（1775—1800）》中所说，《百科全书》的故事，与其说是一种启蒙思想史，不如说是“一种商人的思想史”、“一种商业的外交史”。⁽⁶⁾所以可以说，“文化”与“产业”既不是包含关系，也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并列与交融关系。它们彼此丰富了传统意义上的学科内涵，也使得文化产业学科建设更加有所可为。

“文化产业学”是一门典型的交叉科学。除去应用对策这项纯粹的社会服务之外，它涵盖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几乎每一个学科：从作为底蕴的文史哲的人文科学与作为方法的经管法的社会科学到文化学、人类学、心理学、思维科学的认知科学，边缘学科、应用学科、交叉学科、创新理论、创意理论、战略理论、对策研究的软科学学科群，形成文化产业学科建设的科学创新体系。

在世界范围内与文化产业同时兴起而又关系密切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保护与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关于“非遗”的学术比文化产业的研究更成气候，更受舆论支持。原因不外如下：一是既是“遗产”又是“非物质”，处境自然堪忧，属于“弱势”文化，比“势利多金”的文化产业容易受到关注；二是与“遗产”有关的传统文学、艺术、民俗，人文色彩浓厚，既有的学术积淀深厚，容易延伸与开拓；三是“非遗”保护在国内属于“事业”性质，经费未必丰裕却很稳定，相关研究也是一样。在这些前提下，“文化遗产学”呼之欲出。

联系前文教育部对“非遗”研究机构的要求，可以看出：文化遗产与文化产业，一字之差，关系微妙，相关研究更是如此。在笔者看来，“非遗”研究，类似考古，是一切工作的基石，也是学术水准的重要衡量器，自然需要重视。但“非遗”之所以成为“非遗”，是因为难以继续影响现代生活，无法产业化，便无法自我循环发扬光大，只能与世浮沉，寄生于体制的边缘。因此“非遗”的出路，是通过系统的研究发掘其现代性与产业化的策略。这也是现在“遗产产业学”兴起的深层背景。“遗产产业”在表述上未免拗口，不如说“传统文化资源”更加合理，或者直接纳入“文化产业学”体系，作为重要分支进行建设，更加符合学理与有关市场规律，体制的态度也是一重考虑。

对于文化产业学科建设而言，有一些传统观念中的“漏网之鱼”同样重要，比如外语。“文化产业”相关理论均是舶来品，国内大多停留在移植和复制的水准上，因此学术上开始讲求“本土化”。与之并行不悖的是，具有世界眼光不只为了学习理论，实务经验更加重要，现在世界上的文化产业中心在美国、英国、意大利、法国、韩国、日本，交叉学科的属性要求文化产业学科建设必须充分整合外语专业人才进入研究和教学体系。

新闻与传播同样重要，但这两者并称不太合适，因为过去新闻归属于文学门类，传播则属于法学类。按照2004年国家统计局的文化产业分类，新闻事业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文化服务部分中的新闻服务、出版发行和版权服务中的报纸和期刊出版、以新闻为重要业务的广播电视、网络文化服务中的互联网新闻服务，这些叠加起来，构成了体量巨大的新闻事业或者说传媒产业。尤其是传媒集团的上市融资问题日益被提上日程之后，传统的新闻传播专业显然没有能力单独开展相关研究，反而是产业经济学和企业管理学这些专业关注更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企业一旦进入“上市”阶段，一般比较成熟，属于资本层面的技术和艺术更加重要，而产品与内容就退居其次了。作为西方舶来品的传播学，理论引进的空间日益狭窄，强化本土应用便是当务之急。传播学的出路也是目前的趋势，是与其他学科如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等学科融合。而有“传播学之父”称号的美国学者施拉姆，当初也正是在整合了社会学学者拉扎斯菲尔德、政治学学者拉斯韦尔、心理学家卢因和霍夫兰等人的学说基础上，才创建了如今传播学这门“显学”。⁽⁷⁾

笔者所在的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是以“传播学”为学科中心的，因此面对学校要求对接广东省有关部门文化产业研究的任务时，尚未有所表现。而在与实务界对接开拓文化产业的横向合作时，面临“合理性”的考验。笔者提出，既是传播学院，当然不止新闻传播，文化传播在学理与实践价值上都更有高度，而文化产业，只是“文化传播的物化”而已，没什么不能研究和开拓的。前引罗伯特·达恩顿的观点，早已就同样的问题，作出了更具历史感的判断。这种说法既提升了说服力，更揭示了文化产业学科建设的人文底蕴。

进入21世纪以来，文化产业的两大要素——内容与载体都得到迅速的升级换代。内容，包括创意、脚本，由于竞争日益激烈，水准更加炫目。载体，或者说介质，由于数字技术的突飞猛进，更加琳琅满目。有学者指出：文化产业的生产、流通、交换、消费中任何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技术的参与，技术性是文化产业最基本的特征。当代科学技术创新已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必要前提力量，并且已成为新的主要动力。文化科技的变革带来了产业融合与业态创新。⁽⁸⁾

联系舆论中经常见到的“新媒体”一词，笔者认为，一百个解释者心中，便有一百种“新媒体”的定义，如果把握了“视觉”这个关键词，“新媒体”的定义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究其本质，文化产业的数字化与视觉化，乃是不易的趋势。因此，文化产业学科建设，同样需要重视计算机技术尤其是软件开发专业，以数字技术和视觉艺术为中心开拓文化产业的新增长点。⁽⁹⁾

四、整合与混一：文化产业学科建设的建议

基于笔者有限的理论功底与工作经验，仅就文化产业学科建设问题，提出一些不成熟的建议。

第一是明确学科建设目标。传统大学的三重使命：培养人才、科学研究、社会服务，自然都适用于文化产业学科。传统大学的这三重使命有先有后，就文化产业学科而言，几乎一样重要。目前，后两者似乎较“培养人才”更为急迫。因为学科首先要在学理建设、社会舆论和体制认可上站住脚，才有可能规模培养青年尤其是研究生。

第二是强化学科“整合”意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观点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化大生产，最大优势是严密的分工和合作。文化产业的存在有漫长的历史，但文化产业的研究与学科建设，都是新生事物，没有严格的规范和清晰的标准，信息量却又极大而且极富于变化，尽快尽多占有资料这一传统学科的核心方法，至少对文化产业研究是不适用的。在建立科研、教学、社会服务团队时，应该以“整合”为第一原则，分类分期进行合作。团队的科研能力是核心，但对接毗邻学科、整合社会和体制资源的能力更加重要。

第三是清楚自身的角色与功能。这是整合的前提。可以参照国家对文化事业和产业的分类，确定核心、外围、相关专业。笔者认为，在目前的格局下，应该以文化研究者为主导，以社会科学研究者——包括公共政策解读和研究——为主体，以市场开拓者为主力，以技术研究者为基础，开展相关建设。

由谁来主导？这或许只是“历史问题”，社会和学术会自然演进，人文和社科会通过博弈达成合理的一致。但在当下而言，各机构的决策者和各学科的主导者应该开阔心胸，降低壁垒，加强学科间的对接和融合，这样才能在对外——包括各级政府和实务界——开拓时减少损耗，提升研究者的行业形象，推动研究、教学和创收等多重维度的效能。

第四是建立合理的考核体系。“文化产业学”既是新学科，关于教学、研究的考核方法自然就不能照搬传统学科，而是规范性与灵活性的均衡问题。事实上，诸多名牌大学文史哲专业对教师工作、学生学习的考核都十分随意，有这样的说法：“不发文章固然不行，发多了也是白发”。有的院系几乎没有任何奖励机制，他们会认为个人教学科研出色乃是本分。而不少社会科学院系则完全量化，奖励幅度惊人，师生积极性得到刺激，激情高涨，但东西一多流品便杂，因此也有急功近利的弊端。文化产业学科应该明细诸多考核要点、均衡各要点的权重，比如教学工作量、出勤率、教学评价水准是一端，发表文章数量、质量是一端，科研项目，纵向固然重要，横向尤其是与知名企业和社会团体合作能为学科带来美誉度的同样应得到重视。

第五是学科建设强化特色。这样的工作，往往在完成初期和中期的基础积累之后才能开始，但对于有远见的人而言，需要及早定位。对于一般研究机构而言，必须充分考虑区域文化传统、区域产业特色——供给与需求、更广视野中的产业链建设等要素，这些大体是中观层面的背景。但对于作为文化产业研究主力的高校而言，自身的传统积累优势、不足与兴趣，都是重要的考虑。比如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产业类硕士研究生主要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应用经济学的媒体经济方向，另一个是文艺学的文化创意产业方向。这两个硕士研究生专业的共同特点就是依托传统的学科专业，将文化与传媒的研究和经济学、管理学的研究进行自觉地融合。上海交通大学则是两翼并举，传统的理工科优势为文化产业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理论与技术支撑，在此基础上又强化媒介、设计、创意专业建设，以胡惠林、张国良等文化、传播学科权威领军，推动文化产业研究以至于整个学校文科建设的进步。因此，基于特色的文化产业学科建设对于不同高校来说是非常重要的。⁽¹⁰⁾

对于名牌大学而言，因为事关社会评价等多种考虑，建设新专业需要非常谨慎，但也不能故步自封。有的大学总想着一步到位，患得患失，没有充分发挥自身的品牌优势去吸纳人才开拓资源，在文化产业实务与研究日新月异的形势下错失良机，不但不能为国家和地方的社会经济进步提供有效服务，也阻碍自身学科建设的完善与领先。

第六是“务虚”层面的，文化产业学科建设需要坚定信心，开阔眼界。现在国内罕见“文化产业学”提法，也罕见“文化产业学院”或“文化产业系”，这也属于“历史问题”。随着实践的发展和推动，理论界交流与共识的加强，这些问题会及时得到纠正。“文化产业学”会随着文化产业学科建设的进步，全新亮相。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当今中国改革开放提出来的一个崭新命题，文化产业是一个全新的具有文化建设战略意义的领域。无论是对于它的理论研究还是人才培养，对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来说，都有许多战略性的工作要做。⁽¹¹⁾

Empirical Research between Idea and Paradigm：the Rustic Opinion of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ndustry

Liu Genqin　Chen Chaohua

Abstract：In the current cultural industry of China has reached a plateau of development and is stepping into is a new stage．Whether the accumulation and summarization that have been completed，or the study and observation that be on going，or the prospect promotion and transcendency，the study of cultural indus‐try is with heavy burden and long road．However there is a vas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teaching in the college．Especially the academic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need to be strengthened．The thesis mainly discusses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ndustry with use of empirical study methods based on the relevant social‐scientific theory．

Key words：cultural industry；academic discipline construction；science

【注释】

(1)胡惠林：《文化产业与中国新文化变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2)有关数据请参见《“十二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机遇和挑战》，《人民日报》2010年12月8日。

(3)相关经历均出自该中心相关人士口述，“整改”通知则有明文，不难想象学校、中心与有关教师的反应与分歧。

(4)向勇：《学科范式的转换与身份认同的构建——文化产业学科建设的目标与对策》，《学术月刊》2010年第8期。

(5)皇甫晓涛：《文化产业学科建设的基础理论研究与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重构》，《学术月刊》2010年第8期。

(6)［美］罗伯特·达恩顿：《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的出版史（1775—1800）》，叶桐、顾杭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页。

(7)［美］威尔伯·施拉姆等：《传播学概论》，陈亮等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311页。

(8)李康化：《我国文化产业市场化发展的路径选择》，《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0期。

(9)刘根勤、陈超华：《岭南文化遗产的视觉化与文化产业发展》，《中国文化产业评论》第1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0)魏鹏举：《基于特色的文化产业学科建设之意义》，《深圳大学学报》2010年第27卷。

(11)胡惠林：《大力推进文化产业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探索与争鸣》200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