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自然史”这一概念在古代也偶有出现，但前面已经讲到，史学在希腊科学中缺乏知识论上的地位，不可能被发扬光大。
而使得“自然史”在近代被重新发现并且发扬光大的，正是印刷术带来的技术条件。培根本人也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记录设备的重要意义，他说道：“即使……经验上的一堆材料已经准备在手，理解力若是一无装备而仅靠记忆去对付它们，那还是不能胜任的，正如一个人不能希望用记忆的力量来保持并掌握对天文历书的计算一样。”[4]
在印刷时代以前，除非有像亚历山大城的缪斯宫那样庞大而稳定的机构支持，一个人要想掌握整套天文历书并做出准确而可以积累的计算，简直是不可能的。虽然托勒密的著作从12世纪起就开始被译成拉丁文，但其保存和传播非常艰难，所以我们看到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成就主要在于自然哲学方面，依托的是以“经院论辩”为主的口头交流。所以虽然托勒密天文学也被引入了，但除了引入之外，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进。
事实上在手抄书时代，天文学家很少能读到全本的《天文学大成》，许多学者穷毕生精力所做的只是抄写、校订、做概要等，但如果他们所用的抄本一开始就是有错误和遗漏的呢？积累无从谈起，能够保证谬误不越传越多就非常不容易了。所以在古代，学术的衰退是常态，而积累是非常罕见的，只有像亚历山大城的缪斯宫、阿拉伯世界的天文台这样一些相对稳定的研究机构之中，学术的积累才有可能，但这也只是局限于一时一地，在某一个学派或某一个学园内部积累。
培根抱怨古人不保留他们的经验记录，以至于他们的研究难以被继承和推进。他提到：“古人们在开始思考之初，也曾备有大堆丰富的事例和特殊的东西……却仅在几个地方插入少数的举例以当证明和解说之用，至于要把全部札记、注解、细目和资料长编一齐刊出，古人们认为那是肤浅而且亦不方便。这种做法正和建筑工人的办法一样：房屋造成之后，台架和梯子就撤去不见了。”[5]
但这对于古人来说显然是过于苛求了，理论上说，古人也可以把冗长的札记和数据都誊写在羊皮纸上，这就好比我们确实也能把手机短信全部用小纸条来表达，然而谁会做这样的事呢？即便某个古人费心把庞杂的资料整理出来，谁会愿意把这些记录不断传抄下去呢？即便有某个学者偶然得到了我的札记，他又怎能指望其中的数据没有在传抄过程中变得讹误丛生呢？
由枯燥的札记、易错的数据、冗长的表单等组成的经验记录或实验报告，只有在印刷术的环境下才可能在公共领域流传，成为学者们推进研究的共同基础。
图8.3.1 图为中世纪职业抄写工人的工作方式。在中世纪，通过职业化的抄书作坊，也可以达到批量复制文本的效果，但这种事务费时费力，更难以保证正确性。由于图书的传播非常艰难，只有那些著名的权威文献才有机会被广泛地传抄，因此一些学者为了传播自己的思想不得不假托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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