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科学史是如何形成的？

早期的科学史研究往往对历史学的这种主观性并无自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不被看作一门历史学，而是被看作科学的一部分。这样一来，与一般历史学不同，科学史很容易就找到了一套衡量什么事情重要什么不重要的“客观”标准，那就是当代科学的现成结论。科学史无非是拿着当代科学的各种成就，那些公式和数据之类，挨个去追溯一下它们是被谁在哪一年发现的。

但这种编史策略并非没有主观观点，相反，它蕴含着更多的偏见。自觉的偏见往往能成为独到的洞见，而无所自觉的偏见就仅仅是一种盲目了。

首先，这种科学史观蕴含着一种陈旧的科学观，即认为科学是由一条一条的客观命题累积起来的。在这一方面，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托马斯·库恩之后的科学哲学进展，基本上已经更新了这种认识，我们暂时不多展开了。其次，这种策略下找到的诸如“某某在几几年发现了什么”这样的“历史知识”，往往也是过分简化或者干脆是牵强附会的产物。因为我们只是站在当代的视角去衡量，而并未深入历史的语境，这些知识都是被剥离了语境，没有上下文的刻板断言。

这类科学史编史风格，被称为“辉格式的历史”，或者说“历史的辉格解释”。这是科学史家巴特菲尔德提出的一个概念。辉格党是英国自由党的前身，辉格党人写他们的党史，会把历史描写成简单的黑白二分的斗争史，最后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辉格党战胜托利党……总之，历史就是不断朝向辉格党的最终胜利而展开的。

当然这种历史态度不是辉格党的专利，许多宗教教会史都采用这样的写法，其他一些党派史也是这个模式，早期的科学史更是其中的典型。科学史被描述为理性战胜迷信，真理战胜谬误，科学战胜宗教等这样一种伟大的斗争历程。

这种历史显然是极其简单化的。当然，任何历史都避免不了某种简单化，要在浩瀚的史料中摘取出某些线索来，历史学家肯定是带有某种自己的视角或偏见的。问题还是在于，做历史有什么用？科学史的意义是什么？如果说做科学史的意义就在于自我夸耀或提高民族自信心，那么辉格史的做法可能就是最有效的，民族主义往往喜欢构建类似的历史神话，例如希特勒对日耳曼民族史的塑造。必须承认这类神话对于培养民族感情的目的而言是有效的。

在中国，早期的科学史也承担着培养民族自豪感的使命，比如在介绍某些定律或现象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个东西在西方是由谁在几几年提出的，而中国人在几几年早已发现了，“比西方早了N百年”。

直到今天，国内许多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仍然是这个目的，就是一门心思在中国古代挖掘出那些“比西方早N百年”的成就，以此来证明咱中国人特别了不起。但仔细想想，这个也真没什么意思。我们过去越是牛，就意味着我们现在落后得越厉害，古人再怎么聪明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好比说一个高考落榜的学生成天嘀咕说：看那个高考状元，想当年门门功课不如我，我学会打酱油的时候他还在地上爬……这类吹嘘（无论是真是假） 根本不能让人获得真正的自豪感或自信心，反而是一种心理失衡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