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美英三国莫斯科外长会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经历了最黑暗、最迷乱的岁月之后，1943年，同盟国迎来了胜利的曙光。其标志是非洲战场上阿拉曼战役的胜利、盟军在北非登陆成功并把轴心国部队逐出非洲、盟军攻占西西里岛、墨索里尼垮台、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取得中途岛海战和瓜达尔卡纳尔之战的胜利，特别是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以上这一些胜利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

但是，当胜利临近之时，盟国间的猜忌和不信任的潜在危机也日益显露出来了。丘吉尔很坦率地说：“一场由盟国所进行的战争，愈是接近胜利，战争的政治方面就愈加突出。”他进一步解释说：“从此以后，日益临近的胜利所提出的问题，其复杂性比起最严重的战争危险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作为资产阶级政治家的丘吉尔，其信条之一就是实用主义。当大英帝国面对希特勒的疯狂扩张而岌岌可危之机，他曾低三下四地竭力争取同美国结盟，并谋求同苏联结盟。而一旦胜利在望，丘吉尔担心苏联将变得过分强大，也担心美国将取英帝国而代之。他在考虑如何保持战后欧洲的均势问题。

关于战后世界的安排问题，罗斯福比丘吉尔考虑得还要早。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全面爆发、美国尚未参战之时，1939年12月27日，罗斯福就指令赫尔建立一个“和平与改造问题委员会”，专门筹划、研究战后世界的安排与“改造”问题。罗斯福战时的外交政策明显地具有两重性，即在反对法西斯侵略扩张的同时，罗斯福又追求战后美国的霸权地位。他对英国的政策亦是如此。一方面，出于美国自身利益的考虑，援助英国抗击希特勒；另一方面，又觊觎着大英帝国的遗产。他曾坦率地说：“就纳粹主义来说是可憎的，而我们的天然利益以及我们的潜在利益是要与英国合作。可是事情还有另一方面。我们应该一开头就对英国讲清楚，我们不愿意做一个老好人，被利用来帮助英帝国摆脱危机，而事后又被忘记得一干二净。”他进一步扬言说：“我可以以美国总统的身份告诉他（丘吉尔）说，美国帮助英国绝不是单单为了它能继续残暴地欺压殖民地人民。”罗斯福这话的弦外之音就是要在战后取英国而代之，成为战后第一个强大的霸权国家。丘吉尔心里当然也明白，因此时时警惕着。

美国参战后，在苏美英三国首脑之间，罗斯福扮演着超然于英苏之上的仲裁人的角色，“而美国的实力和政策也往往有利于缓和或延缓斯大林同丘吉尔之间的冲突”。罗斯福本人直截了当地说：“确保我们继续充当俄国与英国之间的仲裁者的角色，是目前我们最大的任务，也将是我们明天的最大任务。”正是怀着这种意图，罗斯福在与丘吉尔个人之间建立了密切关系的同时，又想甩开丘吉尔，单独与斯大林会晤。早在1942年2月间，罗斯福通过私人代表哈里曼向苏联透露了这一想法。苏方暗示白令海峡可做合宜的会晤地点，以便把丘吉尔甩掉。罗斯福还就此事向丘吉尔打招呼说：“我知道你不会介意我冒昧直率地告诉你，我个人能比你的外交部和我的国务院更好地应付斯大林……”这次会晤虽因故未能举行，但罗斯福的意图也看得很清楚了。

1943年夏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进一步发生了有利于盟国的转折，罗斯福就更迫切地希望同斯大林会晤。1943年5月5日，他致函斯大林说，我们两人都不带参谋人员，“您和我可以非常不拘形式地交谈，进行我们的谈心”。罗斯福把会晤的地点仍选在白令海峡苏美边界地区。

丘吉尔不甘心被排除在苏美首脑会谈之外，8月7日,他以英国政府的名义向斯大林发去一信，说首相希望举行三国政府首脑会谈。斯大林原则同意，但建议先举行三国的负责代表的会议，为首脑会议做准备。罗斯福、丘吉尔表示同意，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就这样定下来了。

1943年10月19日至30日，莫洛托夫、赫尔、艾登在莫斯科举行外长会议，实际是三国首脑的预备会议。会议首先就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交换意见。苏联认为，尽早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是缩短战争最有效的措施。英美原则上同意于1944年春在法国北部开辟第二战场。

英美所特别关心的是如何处置战后欧洲问题，因此就如何处置德国、奥地利、意大利问题交换了各自的看法。会议决定在伦敦成立欧洲咨询委员会，具体研究、处理战后的欧洲问题。

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通过了四项宣言，其中包括有中国政府代表签字的“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亦称“四国宣言”）。中国作为四大同盟国之一的国际地位，在这次三国外长会议上得到了确认。这与美国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赫尔说：“不能把中国从四国宣言中删去。我的政府认为，中国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作为四大国之一进行战争……”莫洛托夫表示理解，后来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受权与三国外长一起在宣言上签了字。四国宣言为后来的联合国确定了一些基本原则。三国外长会议为三国首脑会议做了较充分的准备。10月30日会议结束时，斯大林明确表示，在同盟国打败德国以后，苏联将参加对日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