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变取得了彻底的成功。议事会成员领取薪金，安分离职。其他公民保持沉默，完全没有干涉。四百人议事会仿照旧议事会的规矩，用抽签的方法任命担任指挥职务的人员。看起来，他们允许民主政权选举出来的执政官与司库官留任。[1]他们想尽办法，试图从表面上维持一种持续性、常态感、合法度。无疑，这样做是为了安抚民众，好让转型来得更加平顺，减少暴力抵抗发生的可能性；但是，这些做法也反映了温和派的影响：到这时为止，温和派仍然是雅典革命运动的一部分。
甚至，在政变发生之后，温和派的支持也仍然至关重要，所以，与谋者们发现，通过许诺一个更加温和的未来，缓和他们暴力篡取权力、建立少数人掌控的统治议事会的面貌，或许是个不错的主意。克罗努斯山（Colonus）会议之后，他们委任一个“司册”委员会（katalogeis）来起草“五千人”的名单。这个委员会已经开始了他们的起草工作，但是这份名单从未完成，也从未公布。[2]同样还是这些人，又委任“制诰”委员会（anagrapheis）来起草将来使用的永久宪法。[3]这两项措施都反映了温和派的影响，（-158，159-）温和派指望，四百人议事会的统治将会是暂时的，在危机结束之后，四百人议事会的统治将很快会让位于五千人新政权。
四百人议事会夺权之后数日，宪法起草委员会必定已经开始着手审议。无疑，温和派会提出这样的计划：将权力让渡给五千人大会，建立掌权人数比较多的宽泛寡头政权，并立即实施，或者至少，尽快实施。然而，激进派心怀鬼胎，他们意在暂时保持四百人议事会掌权，并将少数人掌权的狭隘寡头政权延续下去。他们肯定要坚持让四百人议事会继续掌权，但当前还承担不起与温和派决裂的代价。激进派还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劝服萨摩司的雅典舰队接受他们的新政权。如果他们把新宪法描述得更加温和、更不像个寡头政权的话，那么劝服工作做起来会容易得多。[4]
讨论达成了妥协：宪法起草委员会提出了两部新宪法，一部暂行宪法即时生效，一部永久宪法制备将来。立即生效的这部宪法正式确立了四百人议事会的统治与治理，声称“依先祖之传统”，授权四百人委员“权宜虑妥，自行其是”[5]，在这番矫饰之下，这部宪法的权力来源基础因此貌似具备了些许合法性。此外，在宪法方面，无论四百人议事会颁布什么样的法律，雅典人都必须遵守；雅典人无权更改现有法律，也无权重立新法。[6]这些条款赋予四百人议事会以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权力；同时，这样一来，四百人议事会这原本应当是过渡性质的政权，就藉此成了永久之政权。就此而言，这些条款代表了激进派的愿望。
作为回报，四百人议事会同时也同意，将为将来制订的宪法草案予以颁布，但时间并不确定。我们不应思忖这部宪法过于详尽的细节而徘徊不止，因为这部宪法从未生效，（-159，160-）也并不完备——比如说，这部宪法没有任何关于司法制度的规定。表面看来，这部宪法草案受到彼欧提亚（Boeotia）联邦宪法的影响，有些许智术师理论探讨的影子。国家应由从五千人大会中遴选出来的议事会治理，人数未必一定，议事会不拿薪俸。无理由缺席议事会会议者，应当被处以罚款。议事会本身应当分为四组，每组可轮流代表议事会全体行使职权，时间为一年。既然将军及其他重要职位都必须从当政的议事会组别选出，所以，这些承担重要职务的人每四年中只有一年可以担任职务。理论家们纸上谈兵，反映在这部宪法草案里就是种种不便，四年中只有一年可以任职不过是其中一例。[7]激进派一点也不关心如是细节，因为他们压根就没有想过要把权力移交给新政权。只要激进派牢牢抓住了当下的权势，他们就假装愿意去赞同所有将来的计划。温和派中较为精明的一些人无疑已经觉察到宪法草案的缺陷，但是他们仍然乐意听取激进派的许诺，关于一个掌权人数较多的宽泛政权的许诺。一旦情况允许，细节总有办法商妥。
四百人议事会按照礼俗祈祷并奉献牺牲，正式开始他们对雅典的统治，日期很可能是在塔格力翁月（Thargelion）的第22天（411年6月17日），也就是夺权后第8天。与此同时，无疑，制诰们也颁布了两部新宪法，一部立即生效，一部制备将来；他们宣称，两部宪法都经过五千人大会投票首肯。[8]但是我们知道，投票通过一事全然不实，因为这个五千人大会尚未选出，因此五千人开会就更无从提及。很有可能的情况是，四百人议事会以五千人大会政令的形式颁布这两部宪法，大会主席姓名与颁布日期皆备，形式上相当逼真，实质却是诈骗。[9]尽管这番举动欺骗不了那些虽然不在四百人议事会中、但密切关注并警觉观察事件发展的温和派和普通雅典人，但是，绝大部分雅典人都是惊恐迷惑而又不知情的。在这次公开事件前后的相当一段时间，绝大部分雅典人都相信，五千人（-160，161-）大会已经成立了。无论如何，这番宣传的主要目标人群是萨摩司的雅典部队，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好地劝服驻扎萨摩司的士兵与水手。[10]四百人议事会，他们夺权过程规范合仪，颁布了两部宪法草案，暗示民众五千人大会已经成立并开始运作，并希望通过这些办法来制造国内和谐，赢得外部合法性，以便克服时艰种种。
要很好理解四百人政权掌权的这不到4个月时间并不容易，[11]主要困难如下。第一是政权持续时间的极端短促；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掌权者没有时间去通过计划与意愿来充分展现自己。此外，我们的主要资料来源——古代作家们——此刻并不在雅典；在党派情绪异常高涨的时候，这些古代作家得到的信息报告恐怕是相当偏颇的。该政权倾覆之时，政权的一些重要参与者被处以极刑，其他参与者则流亡出境。参与到四百人议事会中，对于雅典人来说，绝非此后仍乐于吹嘘夸耀之事，因此，该政权执政者中幸存下来的那些人所提供的情报势必有所拣选，失于偏畸。我们从同时代的演说辞中得到的信息证据同样也有这个缺陷。在四百人议事会的所有计划与行动中的相当一部分真相，不是随着该政权的殉葬者而归于沉寂，就是因为其幸存者的沉默或扭曲而无法留存下来。该政权统治集团的内部分歧也使得我们无法很好地理解他们掌权的这一时段——他们内部的分歧自一开始就存在，但却到后来才慢慢彰显于众目之下。因此，我们常常无法判断四百人议事会的某一举动所反映的到底是某个派别的观点，还是两个派别妥协的结果。
不管怎么说，尽管我们常常为了试图理解而不得不擅行揣测，但是，对四百人议事会的运作作一番考察，仍然是重要的，且并非不可能。该政权诞生于危机之中，政权领袖立即就要面对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首先，他们最紧要、最迫切的需求是保证自己在雅典掌权。其次，他们还必须想办法赢得萨摩司雅典部队（-161，162-）的军心并以此将雅典民众团结在其统治之下。接着，他们必须为帝国制定政策。最后，还必须制定对敌政策——对伯罗奔尼撒人和波斯人的政策。雅典人是应当继续战争，还是应当寻求和谈？如果选择继续战争，那么应当制定怎样的作战战略？如果选择不要继续作战，那么可以接受什么样的和平条件？无论他们对眉睫之际的危机中的这些问题如何决断，就长期而言，雅典品格和目标应当如何？411年6月行将结束的时候，四百人议事会必须回答这样一些问题。
四百人议事会开始的行动是审慎的，如我们所见，他们力图给人留下温和、合法、有持续性的印象。议事会中担任指挥职务的官员们是通过抽签选举出来的，这种做法和在民主政体中是一样的。民主政权下选举出来的412/411年执政官喀里亚斯（Callias）似乎到任期结束时仍然在职，司库们似乎也是如此。[12]新政权没有急着替换这些官员，但他们需要马上确认雅典武装部队是否忠于他们。所以，新政权立即任命新的将军委员会、一名骑兵司令以及10名舰队副将（taxiarchs）。新政权应该是在夺权之后、就职之前的那周进行以上人事任命的。新掌权的人甚至都没有遵守临时过渡政权宪法的规定——该政权的宪法规定，正式成立议事会之后，必须集合所有重装步兵召开预备会议。这些人似乎从来就未曾按照新手续去另选一批官员。[13]这种做法当然是对合法性与正常性的背离，但是，在军事力量以及与之直接相关的政权当下安全问题上，与谋者根本无法做到周全。
我们知道新任将军中的6位的名字，也许我们也知道第7位将军的名字。[14]阿勒柯西克勒（Alexicles）、阿里斯塔库（Aristarchus）、阿里斯托特勒（Aristoteles）、以及墨澜修斯（Melanthius）属于（-162，163-）极端派人马，而塞剌墨涅斯（Theramenes）——也许还有叙墨卡列（Thymochares）则属于温和派。将军委员会的人员构成比例似乎精确反应了统治圈子内部的权力分布状况。极端派占着上风，但他们必须向其他人作出一定妥协。在雅典，对潜在异议分子和敌对势力的处理方法肯定反应了同样的权力布局与妥协程度。新政权处决了一些人，流放了一些人，还监禁了一些人，但总的来说，人数有限。[15]到底是所有人都希望谨慎推进、还是温和派制约了集体的行动速度，我们无从得知。
四百人政权中的一些人——应该是那些极端派——想要召回民主政权当政时流放的所有人。对于这些流亡分子，我们既不知其数，也无法明确了解其名，但是，民主政权当政时被选举出来的将军们——派所多鲁斯（Pythodorus）、所福克利斯（Sophocles）——还有大史家修昔底德，肯定都在其中。[16]无论这些人曾经有多尊敬和仰慕这个政体，他们大概早已对这个言论自由、不受控制的民主政权失去尊敬与仰慕，因为他们在这样一个政权中得到几近相同的下场，修昔底德本人就是个典型。[17]流亡分子中，绝大部分应该是由于415年赫尔墨斯神像亵渎事件而被迫逃亡或者被驱逐出境的。在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无疑原本便是民主政体的死敌，其他一些人呢，即便他们原先并不那么反对民主政体，这段流亡经历也势必令他们对民主政体产生愤怨。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流亡分子显然是亲近斯巴达的寡头党人，而斯巴达人将召回这些流亡分子作为议和条件之一。[18]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411年流亡者中的很多人都是某种程度上的民主之敌。修昔底德的措辞把这一点说得很明白，他提到，没能召回流亡者，在该政权“对民众（demos）统治的严重背离”当中是个例外情况。[19]他们犹疑于此事的原因，据修昔底德说，是阿尔喀比亚德。倘若普遍实施召回与赦免政策，阿尔喀比亚德势必藉此归来，而极端派绝不欢迎阿尔喀比亚德归来。然而，极端派完全可以召回所有的流亡分子，然后随便找个理由，专门（-163，164-）将阿尔喀比亚德这叛徒排除出去，[20]但是“这样一来，大家就都会知道，他们不可能再通过阿尔喀比亚德的谈判来获得波斯金援了，而这原本是吸引民众支持的诱饵”。[21]此举也会扩大极端派——他们仇恨阿尔喀比亚德——与温和派——他们与阿尔喀比亚德密切合作——之间的裂痕。决定不召回任何流亡者，看起来是他们之间达成妥协的又一例证。
从一开始，改革党中的一些人就指望着在雅典成立一个新政权，来改进帝国管理事务。这些人以为，出类拔萃之辈（kaloi k'agathoi）在雅典组建新政府的消息传出去，再加上他们号召盟邦仿照雅典、也进行政体更迭，那么就能够重新控制那些叛离出去的盟邦，并防止叛乱死灰复燃。[22]大约在5月中旬的时候，与谋者派出将军迭忒勒夫去推翻塔索斯的民主政权。[23]与此同时，派山德在从萨摩司出发、前往雅典完成政变的途中，与同袍一起，在数个城邦干了同样一番事情。这些城邦可能包括帕罗斯（Paros）、纳克索斯（Naxos）、安德罗斯（Andros）、铁诺斯（Tenos）、以及卡里斯图（Carystus）。[24]这项实验令雅典寡头党人的希望大大落空。在塔索斯，新建立的、亲雅典的寡头政权还没坚持到两个月便垮了台。被雅典人赶走的塔索斯流亡分子与伯罗奔尼撒人勾连，在他们的母邦煽动政变，并在城内得到支援。这番计划安排周详：城内的贵族派把城墙建起来，抵抗雅典人的攻击；与此同时，他们在伯罗奔尼撒军营里的战友设法弄来一支小舰队，由科林斯将领替摩劳斯（Timolaus）指挥。他们里应外合，在城邦里掀起叛乱。在塔索斯建立的寡头政权远未使塔索斯成为更加可靠的盟友，相反，新政权的建立废除了与之敌对的民主政体，却使得塔索斯叛离雅典更为容易。[25]虽然我们只对塔索斯的情况有具体的了解，但看起来塔索斯发生的事情是很典型的。修昔底德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很坚定，说“在塔索斯，事态（-164，165-）与建立寡头政权的那些雅典人所期待的情形背道而驰，我认为，在其他许多属邦，情况大体类此”。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修昔底德在此处的正确性。[26]
塔索斯叛变发生在7月中旬，到这时为止，这似乎还只是四百人政权在雅典的希望与期待破灭的几个征兆之一。早在塔索斯叛变之前，四百人政权筹划为战争划上一个令人满意的句号的计划，就已经遇到了麻烦。从革命的一开始，与谋者就宣称他们必将胜利结束伯罗奔尼撒战争；事实上，对于不少投身革命的人来说，这一目标才是核心诱饵。[27]不久，与谋者再次慷慨重申革命目标，哪怕此时他们已经知道阿尔喀比亚德不能信守承诺，无法带来波斯援助。[28]我们实在不知道有什么能够改变他们这一目标；然而，四百人掌权之后，即刻派出使团去找阿吉斯（Agis）议和。[29]修昔底德没有解释他们的政策是如何逆转的，但是要说革命运动的所有参与者从一开始就全数诚意欠奉，虚伪行事，这却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如果考虑到这些人“继续革命，殚竭自己的金钱及其他资源来坚持战争”[30]的那种决心，我们就不能说所有人都从一开始就毫无诚意。然而，这些人当中的某些人——我们之前管这些人叫作极端派——似乎在利用阿尔喀比亚德的胜利承诺来粉饰自己的真正目的，而他们的真正目的就是在雅典建立少数人掌权的寡头政权，并控制在自己手中。
对于雅典之景象，若机警观察就能够意识到，建立寡头政权与继续战争是无法相互妥协的两个目标。与斯巴达及其盟友波斯作战，需要舰队来发挥主导作用，换言之，需要较低社会阶层和他们的领袖来发挥主导作用。只要城邦的救赎任务还需要依靠广大民众，寡头政权就永远行不通。只有和平才有可能（-165，166-）驯化民众权力，因为只有舰队归港，船员卸甲，寡头们才有希望通过恐怖甚或重装步兵的勉强默从来实施统治。因此，极端派势必从一开始就想议和，但他们收起自己的意图，等到合适的时机再展露。城邦一旦因恐惧而变得胆小，四百人掌着权，极端派又在四百人议事会中占了上风，此时，他们才可以开始尝试议和。
然而，即便是在那个时候，他们也还是不能无视温和派。这是因为，即便温和派因恫吓或劝说而加入了议和人群，但是，这些温和派肯定也会坚持和约不会令雅典失格，坚持雅典仍要葆有自己的权力与帝国。另一方面，尽管极端派们也倾向于保留帝国，但是他们也已经做好了准备，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愿意“以忍得下来的任何条件”缔结和约，哪怕和约条款要求他们容许敌军进城，并放弃雅典的城墙和舰队，甚至放弃自治。[31]与极端派们相反的是，塞剌墨涅斯（Theramenes）及他的温和派支持者们始终认为这等条件是无法容忍的。正是为了阻止此等叛国行径，塞剌墨涅斯牵头推翻了四百人政权。[32]为了使作战更有效率，塞剌墨涅斯加入了反对民主政权的革命运动；当塞剌墨涅斯开始怀疑这寡头政权准备把城邦出卖给斯巴达人后，他努力推翻这政权；在民主政权恢复之后，塞剌墨涅斯一马当先，投入战斗，直到405年，羊河口战役（Aegospotami）令一切希望都落了空。411年，塞剌墨涅斯和他的温和派同党们是不会愿意对斯巴达人作如此重大的妥协的。
但这并不是说塞剌墨涅斯及其同党不愿意与斯巴达议和。斯巴达人原本指望在爱琴海地区和爱奥尼亚地区轻取敌军，但他们没能做到；此外，替萨斐尼（Tissaphernes）提供给斯巴达人的援助既不充裕，也不可靠。因为这两点，塞剌墨涅斯及其同党原本是希望斯巴达就此与雅典达成比较合理的和约——特别是，此时的雅典已经不再是由那个激进的民主政权统治了。如果敌人愿意基于现状缔结和约，那固然很好。如果敌人不愿意，那么战火就不会止息。极端派呢，尽管他们内心愿意作出比这重大得多的让步，但他们还是更加青睐现状。四百人政权内部的两个派别能够就这些条件达成一致，所以，雅典使节们将议和的这些条件呈报正在德西利亚的斯巴达国王阿吉斯。[33]阿吉斯立即拒绝了雅典人的提议：“除非雅典人放弃他们的海洋帝国”[34]，不然，就不会有和平。
在斯巴达，也许有一些人是愿意与雅典人进一步就和约进行谈判的，但是阿吉斯没有给这些人机会。阿吉斯通过曼提尼亚（Mantinea）获得的杰出影响力不仅仍然存在，还经由他在德西利亚的指挥作为而有所增加。[35]阿吉斯不要谈判得来的和平，他要的是胜利以及随之而来的光荣。阿吉斯认为，持续那么久的雅典民主不会长久容忍这个新建立的寡头政权，所以阿吉斯判断，雅典城邦的内争远未结束。对于他来说，雅典使团的出现即是雅典孱弱的明证，他决意要迅速行动并充分利用雅典的孱弱。阿吉斯认为，此刻雅典正因内争而四分五裂，如果他率领大军兵临雅典城下，就能轻取雅典。阿吉斯预计，情况不外如下两种：一是，因为内争而无心作战的雅典人会按照阿吉斯的条件投降，二是，他可以突袭并轻取因为内争而无人看守的某段城墙。因此，阿吉斯带着自己的部队从德西利亚赶到雅典城下，与他纠集的伯罗奔尼撒大军汇合。[36]
但是，阿吉斯打错了算盘。此刻，城内的雅典人万众一心，决意抵抗。护卫城墙者坚守岗位。代表雅典所有阶层的多个军种——骑兵，重装步兵，轻装步兵，还有弓箭手——对逼近城墙的敌军展开攻击。阿吉斯被迫撤退。他遣散了刚刚召集起来的伯罗奔尼撒大军，将自己的部队回撤到德西利亚的要塞。[37]阿吉斯的行动未能打消四百人政权寻求和平的意愿，四百人政权还在向他派遣使团。失败令阿吉斯难堪又害怕，他想起了斯巴达国王擅行私政而又失败所可能导致的可怕后果。[38]于是，阿吉斯招待雅典使者的态度客气起来，不仅如此，他还催促他们同时也向斯巴达派遣使团。雅典人反应如此强烈，作战如此勇敢，这表明，对雅典取得胜利无法一蹴而就，（-167，168-）艰难谈判或许势在必行。但是，要指望四百人政权轻易缔结和约，斯巴达政府就得有接受和约条件的意愿。然而，这一和约条件刚刚被阿吉斯拒绝，斯巴达政府不太可能马上接受。因此，我们不可能指望四百人政权能够轻松谈下和约。
阿吉斯部队的小规模战斗结束后不久，四百人政权开始处理另一个问题：他们与萨摩司雅典部队的关系。[39]推翻雅典民主政体的密谋起源于萨摩司，该行动亦计划在萨摩司建立寡头政权。然而，计划未能如愿实施。早在雅典政变之前，或许是411年3月，派山德已经说服萨摩司的一些主事者在该岛建立寡头政权。[40]这些人参与了前一年的民主革命，但是现在，派山德却能够说服他们变节。这300人建立起阴谋集团，共同起誓，计划攻击当前统治萨摩司的民主派别，而在此之前，这些民主党人与萨摩司的起事者曾在一起合作。这些起事者在萨摩司民主政体新建立后不久，就立即反对该政权，而他们自己还曾经亲身参与建立该政权。为何如此，实在饶有意味。可惜，修昔底德和其他所有的古代作家都没有谈及个中因由。也许，萨摩司的起事者是为了在萨摩司统治集体内部扩张自身的权柄和利益；也许，这些人断定雅典的未来在寡头党人的手中，因而希望通过与他们合作来赢得好感，获得好处。[41]不管怎么说，他们的行动方式与雅典的寡头派与谋者如出一辙：靠恐怖手段。他们与恺耳密奴将军还有在萨摩司的其他雅典寡头党人协作，谋杀了自416年遭到陶片放逐以来便长居此地的海珀布鲁斯（Hyperbolus）。这位臭名昭著的雅典民众煽动家，海珀布鲁斯，必定在萨摩司的民主革命中作用突出，因为修昔底德说，萨摩司的三百人政权将他们杀害海珀布鲁斯的行动视为“向雅典寡头党效忠”。[42]
这只是数起类似事件当中的一起。但是，萨摩司三百人政权的恐怖行动非但没有吓倒萨摩司民主党人，反而警醒了他们，促使他们采取行动，保卫自己。萨摩司民主党人向他们最信任的（-168，169-）民主政权之友、寡头阴谋之敌求助：他们向列昂将军与狄奥梅冬将军求助，“他们不情愿地忍受着寡头政权，因为他们的荣誉是民众给的”；向三列桨战舰舰长色拉叙布卢斯求助；还有，向色拉叙卢斯求助，尽管他当时的军阶不过是名重装步兵。萨摩司人求助于这些人，因为他们“看起来一直是最反对那些与谋者的”。[43]
对于萨摩司事态，修昔底德在此处的措辞提供了重要信息，与其一贯叙述的情况有所不同。忙于推翻雅典和萨摩司的民主政权的寡头党人并非铁板一块，我们从修昔底德的措辞中读到了更为精细微妙的事态全貌。忠实的民主党人——如列昂和狄奥梅冬——已经接受了召回阿尔喀比亚德、修改雅典民主政体的建议——无论他们多么讨厌这些做法。修昔底德曾描述说，在“暴民”当中有这样一部分人，“就算此刻因为之前的事情有些不满，但也逐渐安静了下来，因为这些人对波斯大王要发的薪饷满怀期待”。这些忠实的民主党人——列昂、狄奥梅冬——是否就在修昔底德所说的这些人之中？或者，还有另外一些“阴谋建立寡头政权”的人，把他们的一般意图告知萨摩司的雅典部队后，就开始私下另作一番详尽的行动计划。这些忠实的民主党人——列昂、狄奥梅冬——是否就是如此？[44]对于前一种说法，很难想象，任何两位雅典将军——他们几乎全部是从上等阶层中拔擢——会被称为“暴民”的一员。对于后一种说法，更难想象，忠诚于民主政权者如列昂、狄奥梅冬会因为他们的举动而被视为建立寡头政权的煽动者。因此，列昂与狄奥梅冬既不属于“暴民”的一员，也不属于“阴谋建立寡头政权”的人。他们是另一类人。一旦所行之事已经公开宣布，他们因为自己的军阶，就不大可能被排除在私下计划之外。所以，局内人肯定既包括派山德那样的寡头派，也包括列昂与狄奥梅冬这样十足的民主派，而民主派对于事情的进展心怀拒斥与不愿。在局外人看来，列昂与狄奥梅冬这样的民主派似乎也是领袖圈子的一部分，因此就假定他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赞成寡头政体。正因为是这样，我们才能解释萨摩司的雅典民主党人后来的行动——他们解除列昂和狄奥梅冬等将军及三列桨战舰舰长的职务，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人是不可靠的。[45]
更叫人吃惊的，是民主党人对三列桨战舰舰长（-169，170-）色拉叙布卢斯的信任——色拉叙布卢斯是革命全盘计划的最初设计者之一。[46]他是如何进入反对与谋者的那个小圈子的，实在难以想象，除非萨摩司的民主党人意识到，发动革命的那些人，彼此差异很大。尽管修昔底德没有明说，但我们必须假定，色拉叙布卢斯在革命的局内人放弃阿尔喀比亚德之后，就公开宣称自己不再属于这个小圈子；我们还必须假定，色拉叙布卢斯很快就将自己与图谋建立寡头政权的人为敌的态度公诸大白，这些人企图建立寡头政权，但不会以阿尔喀比亚德、波斯援助、以及对伯罗奔尼撒人的胜利来回报大家。对于萨摩司的人来说——无论是当地人，还是雅典人——，在雅典更迭民主政权的人和企图在萨摩司更迭政权的人根本就不一样。一些人是真正的寡头党人；其余的是民主政权之友，他们坐视事情发展，但极为不情愿；在这些人当中，至少有一个人，他公开宣称不再投身革命，他对这次革命的敌对态度出了名。
萨摩司的民主党人向他们信任的雅典人乞援求助，求雅典人拯救他们，求雅典人为自己留下帝国生存所必需的这个岛屿，他们对雅典的信任得到了回应。收到萨摩司民主派求援的雅典人各自去向可靠的雅典士兵传达消息，特别是向雅典报信船“帕拉鲁斯”号（Paralus）的船员传达。“帕拉鲁斯”号船员对民主政权十分忠诚，对寡头政权十分痛恨，这点众所周知。[47]列昂和狄奥梅冬在航行外出办事的时候，一直注意要留舰守卫萨摩司，很明显，列昂和狄奥梅冬留在萨摩司执行守卫任务的舰船中，一定包括帕拉鲁斯号。他们如此警觉审慎，很快就有所回报。当寡头派的萨摩司三百人政权发动政变时，雅典海员——特别是帕拉鲁斯号的船员——在战场上顽强抵抗。萨摩司的民主党人取得了胜利，他们表现出极大的克制，处决30名元凶，放逐另外3人，然后宣布赦免其他所有人。[48]
民主党人在萨摩司制止了寡头政变，此事应当发生在将近6月中旬的时候，与雅典的寡头政变差不多同时，或者稍晚。这是因为，当帕拉鲁斯号离港前往雅典去宣布萨摩司民主党人的胜利的时候，萨摩司的民主党人和雅典在萨摩司的民主党人还不知道在雅典已经是四百人政权当政。[49]帕拉鲁斯号抵达雅典，船员即刻被逮捕。其中，两名或三名船员被投入监狱；其余人被扔上一艘兵员运输舰，送去优卑亚放哨。喀（-170，171-）耳亚斯（Chaereas），这位曾经活跃于萨摩司反寡头运动第一线的狂热民主党人，设法逃走，回到了萨摩司岛上。[50]在那里，他向人们描述了寡头在雅典实施统治的可怕景象，极尽夸张渲染：人们因为受罚而挨鞭子；不允许人们批评政府；人们对妇孺犯下暴行；寡头党人想要把在萨摩司的雅典人的亲戚都投入监狱，只因这些人不赞成寡头党人所行之事；他还说，寡头党人威胁说，如果萨摩司的这些雅典人不投降，就把这些人的这些亲戚都杀掉；据修昔底德说，“他还撒了其他的谎，余不一一”。[51]
喀耳亚斯的演说令士兵们大为震怒。士兵们涌上心头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对那些该对此种种不堪行径负责的人——修昔底德所说的“寡头政权的主要设计者”，还有“参与其中的其他人”——暴力相向。但是，士兵们的冲动被“意见温和的人”[52]阻止了。这些标签，“寡头政权的主要设计者”、“参与其中的那些人”、“意见温和的人”，指的都是谁？第一类人，在萨摩司的雅典人中，派山德肯定是一心要建立寡头政权的；但此时他人在雅典。斐林尼库斯可能也在雅典。但是，恺耳密奴和其他未具名之人都仍在萨摩司岛。[53]第二类人中甚至有久经考验的民主之友如列昂和狄奥梅冬，因为他们在激愤群情之中被解除了将军职务，理由大概便是因为他们就是所谓“参与其中的那些人”，无论他们有多不情愿参与这一建立寡头政体的行动。第三类人中，肯定有色拉叙布卢斯和色拉叙卢斯，因为他们就是这件事情的领袖。同时，对于阻止士兵对那些应负责之人暴力相向和赦免寡头政变萨摩司阶段的涉事者（-171，172-）这两件事情，这一类人肯定也发挥了主导作用。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雅典与萨摩司武装部队联合盟誓的时候，这一类人让曾经任职萨摩司寡头政权的人也参加了盟誓。他们所起的誓言如下：“施行民主政体，在和谐中生活，积极与伯罗奔尼撒人作战，与四百人政权为敌，不与四百人政权进行谈判。”[54]自此，雅典人与萨摩司人一起肩并肩，对内反对四百人政权，对外抵抗伯罗奔尼撒人。但是，修昔底德同时告诉我们说，这些人是在萨摩司——为萨摩司的雅典部队，也为萨摩司的当地人——恢复民主政体的领袖，而恢复民主政体，已经是他们公之于众的目标了。[55]然而，我们不应当忘记，在建立寡头政权的革命运动当中，色拉叙布卢斯可是有份参与其中的三列将战舰舰长中的一员。显然，色拉叙布卢斯在那之后和在此之前的行动已经令萨摩司和雅典在岛的民主党人谅解并忘记了他之前参与寡头革命的行径。然而，如果我们对修昔底德叙述所作的分析表明色拉叙布卢斯曾经是意图更迭民主政权的那场革命的参与者，后来却成为了最受信任、最得尊敬的民主派领袖，那么同时，他还是一位温和派。在其生涯的其余时期，色拉叙布卢斯是坚定不移的民主党人，决不参与任何形式的寡头政权。若非如此，色拉叙布卢斯就会像他的德谟同乡塞剌墨涅斯一样，被他的敌人视为伺机满足一己私心的投机分子。然而，色拉叙布卢斯在411年的表现说明，他是爱国者，在民主政体中生活最如鱼得水，但也同意对民主政体作些许限制——至少，暂时作些限制是可以接受的——来增加赢得这场战争的机会。寡头革命许诺召回阿尔喀比亚德并许诺取得波斯援助，色拉叙布卢斯，还有与他看法一致的人，加入了寡头革命。而当事态逐渐极端化、阿尔喀比亚德也被排除在外之后，色拉叙布卢斯很快与革命运动划清了界限。此后，他不再相信寡头党人并坚决反对他们，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萨摩司的民主政权部队身上，指望说服他们来召回阿尔喀比亚德。色拉叙布卢斯阻止针对其前革命同僚的暴力，支持赦免政策。该政策与403年的战后大赦如出一辙，而是次大赦也是色拉叙布卢斯的光辉成就之一。[56]一言以蔽之，他的行为足以自证：他是位温和派。（-172，173-）
士兵们选举色拉叙布卢斯和色拉叙卢斯为将军，替代在同一个公民大会中被去职者，他们对此二位的敬重昭然若揭。谁与他们同期当选将军，我们无从知道。[57]召开公民大会并自行决定此次大会有权罢黜雅典指派的官员，这本身就是萨摩司的雅典部队对雅典的寡头政权的一种主权宣示，表明萨摩司雅典部队确认自身具有合法性，而雅典寡头政权没有。获任领袖在这次公民大会上鼓舞民众的发言便清楚表明了这一点。[58]他们是多数派，雅典的寡头党人是少数派；他们有更多的资源，单单依靠自己便能控制帝国，获得源源不断的帝国贡赋；是城邦背叛了他们，而不是他们背叛了城邦。只要他们在萨摩司拥有一个强大的海军基地，就能够与敌军拖下去，并迫使寡头党人把民主政体还给雅典。甚至如果这些期望都过于乐观，那么他们至少总能找到其他的地方安定下来，只要大舰队仍在麾下。这些期待，在加上与之类似的其他一些期待，鼓舞了他们。但至少有一位发言人——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就是色拉叙布卢斯——，他提出的论点暗示了一项具体行动：如果他们召回阿尔喀比亚德，许他以豁免权，阿尔喀比亚德就会为他们带来波斯这个盟友。然而，公民大会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回应。色拉叙布卢斯拥有如此影响力，时间还不算太长，而针对阿尔喀比亚德的敌对情绪却又实在惊人，因而人们还无法准许进行这样一项行动。[59]
雅典人在萨摩司即将结束内部纷争，而在与他们相距不远的米利都，斯巴达军营里却开始出现不和。愤怒的士兵们——特别是叙拉古人（Syracuse）——大声抱怨他们当下的处境。在头一年的冬天，舰队无所事事。在春季，他们终于在开俄斯打上了仗，并取得了一点儿胜利；但是，他们没能乘胜追击，坐视雅典人在萨摩司的港口内（-173，174-）安枕无忧。[60]士兵们对于战机贻误极为愤怒：雅典人饱受内争烦扰，舰队又分守两地，分别在萨摩司和海勒斯滂。斯巴达的士兵们谴责海军主将阿斯提欧库斯（Astyochus），说他不愿作战，还说他轻信替萨斐尼许诺弄来腓尼基舰队的鬼话。斯巴达的士兵们对波斯节度使替萨斐尼也极为不满，因为节度使没有足额定时发放薪饷；斯巴达的士兵们指责替萨斐尼，说他特意要用拖延政策来消耗他们的实力。[61]
批评日益激烈，最终，阿斯提欧库斯不得不召开议事会。这次会议决定，主动出击，打一场大战役。斯巴达人听说萨摩司寡头派遭到民主党人的反击之后，他们让舰队下水启航，希望赶在萨摩司人与雅典人内战的时候到达。[62]因此，大约在6月中旬，斯巴达人把整支舰队的112艘舰船全数投放海上，并派出米利都人经由陆地先行出发，并计划与之会师米迦列（Mycale），也就是萨摩司岛的东端（参见地图3）。雅典人预先得到警告，知道了敌军的意图，于是先行通知了驻防海勒斯滂地区的斯特罗姆庇西德（Strombichides），命令他带着舰队赶回萨摩司。如果没有斯特罗姆庇西德的舰队，雅典人在数目上将处于极大的劣势——82艘舰船。雅典人占据了位于米迦列海角的仡佬司（Glauce），当他们看到伯罗奔尼撒舰队从米利都驶来的时候，就回撤到萨摩司，等待斯特罗姆庇西德援军。雅典人不愿意主动挑衅敌军那超过36%的数目优势，更何况己方援军正在前来的途中。伯罗奔尼撒人在米迦列安营扎寨。在米迦列，伯罗奔尼撒人的重装步兵部队中又加上了米利都人和当地人；他们准备次日逼向萨摩司。但是，伯罗奔尼撒人还没来得及这么做，他们就收到风，说斯特罗姆庇西德已经率船抵达萨摩司，雅典舰队的船只数目因此达到108艘。数目优势如此之微，阿斯提欧库斯不再想要战斗，他撤退到米利都自己的基地那边。现在，寻求一次决定性遭遇战的一方成了雅典。然而，当雅典人驶至阿斯提欧库斯的大本营向他挑战的时候，他却拒绝出来应战。战局恢复到了前一个冬天时的样子：舰船数目上略逊于敌军的雅典舰队控制了海洋。[63]（-174，175-）
不久，海上遭遇战将会表明，阿斯提欧库斯如此审慎实在明智；同时，在一段时间内，伯罗奔尼撒舰队停留在米利都不愿冒险作战，但阿斯提欧库斯也不会毫无作为。[64]阿斯提欧库斯之部已然躁动愤懑，因日前无法与敌交战之事而叛意日增。此外，因为替萨斐尼没有履行其资金承诺，所以斯巴达海军主将阿斯提欧库斯也很难长时间稳住自己的船舰和船员。与此同时，北安纳托利亚（Anatolia）节度使法那巴佐斯（Pharnabazus）一直在鼓动阿斯提欧库斯，要他率领自己的部队前往海勒斯滂，并许以援助。同时，拜占庭亦有飞鸿，请求伯罗奔尼撒人去那里支援他们叛离雅典的行动。来自拜占庭的请求为法那巴佐斯的鼓动火上浇油。此外，阿斯提欧库斯收到斯巴达发来的命令，要求他遣兵援助法那巴佐斯，而这支分遣兵的统帅科列库斯（Clearchus）已经待命。[65]好几个月以来，阿斯提欧库斯一直没能执行上述命令，他仍然同替萨斐尼合作，但是，随着夏季一天天过去，他不能再拖下去了。很快，阿斯提欧库斯将要回到斯巴达，对其无所作为和颗粒无收的控诉正在城邦里等着他呢。[66]
7月末，科列库斯带着40艘舰船启航。他的目的地是海勒斯滂，但径直前往未免冒险，因为直线航路经过萨摩司的雅典舰队。所以，科列库斯向西航行，朝着更加开阔的海域驶去。这条航路能够规避雅典人，但是却无法回避爱琴海的暴风骤雨——那风暴会摧毁三列桨战舰。科列库斯遇上风暴，被迫带领舰队的绝大部分船只躲入提洛岛（Delos）。风暴平息、海面静止之后，他又悄悄潜回了米利都。但是，（-175，176-）墨伽拉（Megara）将军海力克叙（Helixus）带着10艘舰船成功抵达海勒斯滂，并在拜占庭煽动了叛乱——可能是因为他更加勇敢，也可能是因为他更加幸运。很快，博斯普鲁斯海峡（the Bosporus）另一侧的迦克墩（Chalcedon）、还有库济科斯（Cyzicus）、色吕布里亚（Selymbria）加入起义阵营。[67]这一功绩十分重要，因为起义诸邦威胁到了雅典的粮食供应，将迫使雅典作出回应，战局或许会朝着有利于斯巴达的方向发展。
斯巴达此番动作似乎对萨摩司的雅典部队起起到了相当的作用。自从6月中旬民主政权重光以来，色拉叙布卢斯一直念叨着要召回阿尔喀比亚德，惜无所获，但是现在，色拉叙布卢斯的理据看起来似乎无法拒绝了。到当前为止，伯罗奔尼撒人的主要掣肘——至少看起来是这样——是替萨斐尼那既不可靠也不足额的援助。但是现在，他们已得到法那巴佐斯的援助——作为军需官，他也许会更为可靠些；作为节度使，他的行省之内有雅典那攸关性命的供给线。为了不让斯巴达人在海勒斯滂地区高枕无忧，必须迅速行动，这一点迫在眉睫。此外，斯巴达人与法那巴佐斯的合作似乎佐证了阿尔喀比亚德的话，他说，替萨斐尼对他们并不忠诚、也不坚定，随时可以被策反。在这样的情势下，色拉叙布卢斯终于设法得到大部分士兵的支持，发布政令，召回阿尔喀比亚德并许以免受起诉的豁免权。色拉叙布卢斯自己则出海将阿尔喀比亚德接到萨摩司，“他想着，得到拯救的唯一机会就是策反替萨斐尼，令其转投雅典一方”。[68]
阿尔喀比亚德与雅典人的最初会面必定教双方都感到些许难堪。这是因为在迎接阿尔喀比亚德的人当中，有许多人仍然认为，阿尔喀比亚德亵渎城邦宗教，变节，叛国，煽动推翻民主政府、建立寡头政权。对于阿尔喀比亚德来说，这次还乡并非如他所计划的那样。阿尔喀比亚德并未回到雅典——在他所设想的计划中，那将是驱逐他的民主政权已经倒台的雅典——，但是，他甚至根本都没有回到雅典，而只是来到了萨摩司。他得到的豁免令他免受控诉、免受相应的法律权利被剥夺之苦，但是，远在萨摩司的他对于雅典的宣判带给他的诅咒却无能为力。[69]然而，他的死敌——安德罗克勒斯（Androcles）、斐林尼库斯、海珀布鲁斯——已经不在了，而且，阿尔喀比亚德其实深谙民主政治之道。他肯定（-176，177-）能够感觉到一些民主党人仍旧抱守的敌意，但是，大部分民主党人已经准备忘记过去，只要阿尔喀比亚德能够帮助他们赢得战争。[70]
阿尔喀比亚德的地位比他自己所设想的要脆弱，除上述种种之外，还表现在另一个方面。阿尔喀比亚德并未成为哪个跨派别大同盟的焦点人物，也未能以该同盟中不可替代的中心人物这般角色身份回到雅典；相反，他被召至与城邦关系已然破裂的萨摩司，而且不过受到其中一个派别——温和派，甚或只是该派别中一个较有势力的领袖色拉叙布卢斯——的庇护而已。雅典的寡头党人拒绝接受他，萨摩司的民主党人对他始终抱有疑惧，阿尔喀比亚德清楚，他的未来——老实点说，是他的安全——取决于与色拉叙布卢斯及其同党搞好关系。但是，无论色拉叙布卢斯有多么倾慕阿尔喀比亚德的才干，无论色拉叙布卢斯与阿尔喀比亚德之间有多熟悉、多亲近、多友好，色拉叙布卢斯都绝不是任何人手中的傀儡。[71]其自身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杰出政治生涯将会证明，色拉叙布卢斯军事与政治才能杰出，意志坚强且性情坚毅，是个独立且有主见的人。当色拉叙布卢斯将阿尔喀比亚德接到萨摩司之后，我们可以肯定，他这样做是为了达到自己的政策目标。我们还可以肯定，色拉叙布卢斯利用驶回萨摩司的这段航程，与阿尔喀比亚德商榷了这项政策与自己的诸多目标。刚刚抵达雅典兵营的阿尔喀比亚德几乎不可能对色拉叙布卢斯说不。
阿尔喀比亚德在对萨摩司的雅典公民大会发表演讲时，难免要提及自己那难堪的过往。阿尔喀比亚德在这件事情上当然要简略带过，未加申论。他谈及自己不幸遭到流放时流露出激动的情绪，也许这并不合理，但是阿尔喀比亚德终究没有为自己作正经辩护，也没有将这不幸归咎到任何具体某人的身上。[72]当前既不宜详论过往、申解私怨，也不宜树敌；当下合乎时宜之举是令听众聚焦未来，期待他阿尔喀比亚德创造奇迹。为了他的最终目标，阿尔喀比亚德不仅得在萨摩司雅典部队赢得军心，还得更迭雅典现状，好让自己最终能够回到雅典，统一雅典各部。最后，他还必须打败伯罗奔尼（-177，178-）撒人。因此，阿尔喀比亚德的发言不仅针对在场听众，还针对其他两类听众：雅典的寡头党领袖，还有伯罗奔尼撒人。据修昔底德说，阿尔喀比亚德有三重目标：第一，赢得萨摩司雅典部队的尊敬，进而重建军心；第二，令伯罗奔尼撒人更为疑惧替萨斐尼，从而失去胜利的希望；以及第三，让统治雅典的寡头政权害怕他阿尔喀比亚德，从而瓦解极端派寡头派党社。[73]因此，阿尔喀比亚德在发言中重点强调他对替萨斐尼的影响力——想必他极力夸张渲染了一番——以及节度使帮助雅典人的迫切愿望——条件是雅典人值得节度使信任。替萨斐尼会带着腓尼基舰队加入雅典人一方，而非伯罗奔尼撒人一方；该舰队已经集合，就在阿斯彭杜（Aspendus）待命。只要替萨斐尼自己还有一个铜板，雅典人就永远无需为获得资金援助而为难；“哪怕最后卖掉自己的床”，[74]但是，除非阿尔喀比亚德安全回到雅典且能够担任保证雅典人行为得当的保人，不然，替萨斐尼是不会完成上述任务的。[75]
虽然已在雅典公民大会缺席良久，但阿尔喀比亚德的修辞天才丝毫没有褪色。他的那番言辞不仅收到成效，且效果超乎预期。士兵们旋即选举阿尔喀比亚德为将军“并授权他掌管一切事务”。[76]阿尔喀比亚德的演说不仅令士兵听众们重燃信心，他的演说甚至令士兵们对伯罗奔尼撒的敌人充满了轻蔑之意，还准备即刻驶回比雷埃夫斯港（the Piraeus）向四百人政权寻报复。这并非阿尔喀比亚德的既定意图，他极力反驳未及击败敌军就要驶回雅典的建议。但是，仍有许多人想要驶回雅典。然而，阿尔喀比亚德似乎力辩成功，说当下首要之急务是他去找替萨斐尼并商定合作之细节。阿尔喀比亚德迫切希望马上就与节度使接洽。他在雅典人那里的地位全然维系于（-178，179-）雅典人相信他与替萨斐尼友谊非凡这一事实，然而，只有阿尔喀比亚德知道，他对节度使的影响力是多么风雨飘摇。上一次置身节度使侧畔的时候，阿尔喀比亚德还是个没有祖国的人，他的安全全然维系于这位波斯节度使的一时好心，对于节度使来说，他不过是个爪牙。此刻，阿尔喀比亚德想要向替萨斐尼表明，他再次成为了雅典将军，率领着一支强大的舰队，“有能力助他，也有能力阻他”。用修昔底德的话来说，阿尔喀比亚德“利用雅典人来恐吓替萨斐尼，又利用替萨斐尼来恐吓雅典人”。[77]尽管我们知道，后来的事情表明阿尔喀比亚德自信过度，但是，我们仍然无需怀疑，阿尔喀比亚德确实认为根据当下的新条件，他是能够将替萨斐尼带到雅典人一方的。
至于阿尔喀比亚德是否了解米利都伯罗奔尼撒军营里的情况，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米利都的状况显然令阿尔喀比亚德的期待看起来相当合理。替萨斐尼如此邪恶不公，士兵们愤懑日增，现在，连军官们也加入了抗议的队伍。节度使替萨斐尼借口说伯罗奔尼撒人迟不出兵，不肯在海上与雅典人作战，为自己不肯痛快偿付薪饷作辩解；而军官们则认为，除非他们打一场决定性战役、或别处寻得一些援助，不然，船员们迟早叛逃。愤怒发泄的焦点很自然地落在了海军主将阿斯提欧库斯的身上。阿斯提欧库斯一直不愿意迎战雅典人，士兵们和军官们认为阿斯提欧库斯对替萨斐尼不够强硬；现在，士兵们和军官们怀疑他收受节度使贿赂才举止若此。最终，图里（Thurii）和叙拉古的部队前来与阿斯提欧库斯对质，讨要薪饷。阿斯提欧库斯的回答正如斯巴达人对异邦人的一惯态度，毫不得体，也绝无圆通，他甚至把手里的权杖扬起来威胁多利乌斯（Dorieus），这位图里部队的将领、了不起的运动员。多利乌斯的船员怒不可遏，差点动起手来，要用石头扔海军主将；主将逃到一座祭坛上，躲过了一劫。[78]
米利都人迅速利用了阿斯提欧库斯的窘迫境地与士兵们对替萨斐尼的愤怒之情。米利都人夺取了替萨斐尼在他们城邦修建的要塞，并依据诸盟友的首肯——特别是叙拉古人——将节度使的驻军驱逐出去。[79]
在（-179，180-）这番混乱喧嚷之中，新任海军主将闵答卢斯前来接替阿斯提欧库斯。其时正当8月，虽然我们不能确定阿斯提欧库斯是不是因为士兵抱怨过激而遭罢黜，但是在此次事件中，这是完全可能的。[80]阿斯提欧库斯驶回城邦。那时由米利都驶往斯巴达的多艘舰船上的乘客名单能够帮助我们多少了解米利都政治局势是如何紧张复杂。米利都人正要驶去斯巴达，控诉替萨斐尼的行为，因为替萨斐尼势必要对他们攻打节度使驻军的行动大加鞭笞，但米利都人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最好的防守无疑就是出色的攻击。与米利都人同行的有叙拉古人赫墨克拉底（Hermocrates）。赫墨克拉底是西西里战斗中的英雄，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都是替萨斐尼头号严厉的批判者。赫墨克拉底的目的是要控诉节度使及其党羽阿尔喀比亚德，这两个两面派阳奉阴违，意在摧毁伯罗奔尼撒人。[81]与阿斯提欧库斯同行的是卡里亚（Caria）人高利忒司（Gaulites）。高利忒司既通希腊语，又通波斯语，是替萨斐尼的使者。节度使也想主动出击，控诉米利都人攻打他的要塞，但是，他还想要其代言人替他辩解敌人对他将要进行的那些攻击。[82]
在此期间，阿尔喀比亚德至少与替萨斐尼相伴若干时候，情势如此混乱，他自然喜不自胜。[83]阿尔喀比亚德回到萨摩司后不久，雅典四百人政权的使团也从提洛岛赶来了。听说该岛民主革命，使团在提洛岛曾作停留。[84]他们试图在公民大会上发言，但愤怒的士兵大喊着拒绝了他们的演讲要求，他们想杀掉摧毁民主政体的这些人。最终，四百人政权的使团（-180，181-）被允许发言，但发言必须遵守规定。[85]使团的人坚持说，革命不是为了摧毁城邦，而是为了拯救城邦。没有人想要把城邦卖给敌人。这是因为，如果四百人政权想要卖国的话，完全可以在阿吉斯攻打雅典城墙的时候就出卖。[86]使团声称，新政权不会是由四百人议事会组成的、极少数人掌权的寡头政体，相反，新政权将由五千人大会来施行统治。[87]使团还谴责说喀耳亚斯的指控是谎言，向听众士兵们保证说他们的亲戚都是安全的。（-181，182-）
无论这些论辩中含有几分实情，这番话都没能达到目的。萨摩司的雅典部队仍然余怒未消，立即驶回比雷埃夫斯港去攻打雅典寡头派的建议得到了热烈的支持。想要采取这种行动的情绪是如此强烈，故而修昔底德说“在此一刻，没有其他人能够控制暴民”，但阿尔喀比亚德站了出来。[88]若修昔底德这样判断不假，那就说明在上一次大会召开以后，萨摩司的雅典士兵水手的恐惧怒气与日俱增，同时，使团那番试图平息大家怨气的话却起了相反的作用，点燃了大家的情绪。这还表明，阿尔喀比亚德的影响力增长得有多么迅速，使得其他将军哪怕是色拉叙布卢斯，其影响力与阿尔喀比亚德相比，都黯然失色。[89]但是，修昔底德还说得更加过分：“此时此刻，阿尔喀比亚德似乎头一次为城邦作了贡献，因为萨摩司的雅典人决意驶回雅典与同胞一战——如果他们真的离开萨摩司，那么爱奥尼亚和海勒斯滂几乎必定会落入敌军虎口——而阿尔喀比亚德，正是阻止这一切发生的人。”[90]（-182，183-）
绝大部分学者都赞同这一判断，但有些细节仍需进一步深究。[91]毫无疑问，这项节制的政策非常符合雅典的利益。斯巴达人不会有机会夺取此刻仍在雅典控制之下的爱奥尼亚和海勒斯滂的部分地区；但如果雅典人此时驶回比雷埃夫斯港的话，斯巴达人绝对有机会趁虚而入。此外，再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雅典的寡头政权就垮台了，舰队与城邦重新团结起来，投入抵抗伯罗奔尼撒人的战争。第一个后果很容易被预见到，第二个后果却没那么容易被预见到。当雅典人决定不要离开萨摩司的时候，他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寡头政权将会继续掌权，从而对他们亲属与财产的安全都形成威胁。除此之外，四百人议事会将城邦出卖给敌人的可能性一直都存在，因为他们似乎确实有所尝试。雅典失守，比起爱奥尼亚和海勒斯滂失守来，势必成为更加严重、更难收复的灾祸。从另一方面来说，在四百人议事会内部存在严重分歧的情况下，攻打比雷埃夫斯港也许能够取得速胜。如果能够取得速胜，雅典军队就能重新团结起来，再度驶向海勒斯滂，展开海上战斗。在此之后发生的事情表明，雅典人将能够赢得这样的海上战役并收复沦陷的土地。如此一番猜想不过是反事实推理，永远无法得到证实，但是这番反事实推理至少能够揭示，原本反对阿尔喀比亚德与色拉叙布卢斯的那些人是如何被说动的；同时，在我们的判断过程中，既成事实的力量往往是压倒性的，这番反事实推理能够多少平衡既成事实对我们作判断时那过于巨大的影响力。在格罗特看来，“作战冲动不仅天然就有，同时也是有一定基础的：它基于对真实机遇更加审慎的判断，同时还基于另一个事实，那就是，阿尔喀比亚德具有多血质脾性的乐观，他不过是乐于冒险、在冒险中又比较走运罢了”。[92]格罗特这番判断，说服力至少是与修昔底德本人的那番判断不相上下的。（-183，184-）
阻止远征雅典、秩序恢复之后，阿尔喀比亚德回复了四百人政权派来的使团。修昔底德告诉我们说，“阿尔喀比亚德亲自回应了使团，并送他们上路”，[93]但是，阿尔喀比亚德交给使团的任务却正是色拉叙布卢斯等温和派的计划。“他并不反对五千人大会的统治，但是他要求他们罢黜四百人议事会，并恢复五百人议事会。”阿尔喀比亚德赞成他们为军队提供更佳保障的各种节省开支的方法，还劝诫他们不要轻易向敌军投降，要坚持到底。只要城邦仍然在雅典人的手中，和解的希望仍然很大。[94]无疑，听众当中的大部分更加希望重建完全民主的政权，但是这群听众所拥护的领袖的目标却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温和的政体。我们可以假定，比起恢复民众煽动家的统治，阿尔喀比亚德更为青睐一个不那么彻底的民主政权，因为前者正是他上一次失势的根源。所以，阿尔喀比亚德赞同自己的保护人色拉叙布卢斯的意见。
然而，阿尔喀比亚德演说的核心目的是要对统治雅典的那些人施加影响。阿尔喀比亚德怎么能指望极端派会同意解散四百人议事会并终结寡头政权呢？但是，阿尔喀比亚德确实能够指望一下的是，他的这番话将会鼓励温和派去抵抗极端派的任何僭越之举，甚或鼓励温和派自行夺权，取而代之。事情按照这个路数发展的话，将最大程度地符合阿尔喀比亚德的利益，因为寡头派还在反对他回归雅典，其中一些人例如斐林尼库斯，将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回归雅典。除此之外，阿尔喀比亚德这番演说还有一个目的——或许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目的——那就是劝说（-184，185-）四百人议事会不要与敌人私下议和。议和就意味着交出城邦的控制权，但是，在雅典主力军仍在战斗且不受雅典控制的情况下，与这群并无战斗力的雅典人议和、再将城邦交给这些没有战斗力的雅典人，斯巴达人还承担不起这个代价。
事实上，自行议和的可能确实存在。一支阿尔戈斯使团（Argos）来到萨摩司，提出在萨摩司岛上对雅典人提供援助。这意味着阿尔戈斯民主政权承认萨摩司的雅典部队为雅典的有效政权，而认定四百人政权为篡权僭位者。阿尔戈斯使团来的时候带着旗舰帕拉鲁斯号的船员——之前，他们被四百人政权俘虏，然后被送上运兵船前往优卑亚驻防。[95]不久，四百人政权判断发生重大失误。他们派出帕拉鲁斯号船员为代表，率领使团前往斯巴达，成员包括莱斯波堤亚斯（Laespodias）、亚里斯托丰（Aristophon），以及美莱西亚斯（Melesias）。最后这位美莱西亚斯很可能是伯利克里旧政敌修昔底德斯（Thucydides）之子。该使团的目的定是又一次的议和尝试，但是对于他们得到批准而有权提出或考虑的和约条件，我们却一无所知。使团到达阿尔戈斯的土地上之后，帕拉鲁斯号的船员叛变，并将使团交给了阿尔戈斯人，“因为使团成员与颠覆民主政体的罪魁祸首是一伙的”。[96]对于他所说的这些革命运动的领袖，既然修昔底德并未指明他们的名字，所以我们可以大致推测为极端派成员。无论情况如何，使团从来没能抵达斯巴达。诚然，如果使团抵达斯巴达，他们也许能够与之达成协议，但是，上佳机运，或者说四百人政权的错误判断，无不正中萨摩司的雅典人之下怀。
411年的夏季行将结束的时候，四百人政权，特别是对于那些想要建立永久寡头政权的极端派来说，他们所有的政策尝试都失败了。四百人政权没能在属邦建立寡头政权并以此巩固帝国统治，他们反而带来了更多的叛乱。四百人政权没能与敌议和，没能在萨摩司建立亲善的寡头政权；相反，他们得知在萨摩司岛，寡头运动在雅典部队内部分崩离析，一个愤怒的民主政权取而代之，并差一点儿就走上了前来攻打雅典的道路。四百人政权疏远了革命运动的发动者色拉叙布卢斯，眼睁睁看他成为了敌对一方的领袖，（-185，186-）且战斗力非凡。重要性一点儿也不亚于此的另一件事情是，四百人政权眼睁睁地看着阿尔喀比亚德，他们攫取胜利的主要指望之一，加入了萨摩司那支与他们为敌的武装力量，并誓言摧毁他们。阿尔喀比亚德坚决赞成解散四百人议事会，色拉叙布卢斯也坚决赞成，此二人的坚决态度势必令他们在雅典的温和派同党叛离革命。四百人政权处境堪忧，危在旦夕。四百人政权唯一的希望在于，能否在一切都太迟之前，将斯巴达引狼入室，好拯救他们自己。
[1] 《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94—195页。
[2] 任命司册与司册接受任务一事，是由Thuc.8.67.3和Lys.20.13中推断而来的。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03—204页，以及罗德斯，《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评注》，第386页。
[3] 亚里士多德（Arist.Ath.Pol.30.1）说，五千人大会从他们自己所有人当中遴选100人，“起草宪法”，现当代学者认为，这些人就是制诰。亚里士多德记载了这些人提出的动议（Arist.Ath.Pol.30—31）；亚里士多德还声称（Arist.Ath.Pol.32.1），五千人大会批准了这些人提出的动议。我们知道，五千人大会从来没有成为现实（-158，159-），所以，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这个事情不可能为真。对于这个问题，没有一种解释能够做到毫无瑕疵、没有问题；但是，罗德斯（《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评注》，第387页）提出的解释比较有说服力：“克罗努斯大会将会在原则上规定，政权的权力来源于强有力的四百人议事会（boule）和常设公民大会五千人大会，克罗努斯会议像任命来为五千人造册登记的司册那样，任命了制诰，制定新宪法细则。”
[4] Thuc.8.72.
[5] 
（Arist.Ath.Pol.31.1）。此处引用指的是梭伦的四百人议事会（Arist.Ath Pol.8.4）。为梭伦四百人议事会真实存在过而进行辩护的讨论，参见罗德斯，《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评注》，第153—154页。
[6] Arist.Ath.Pol.31.1—2. 关于这段文字的意思，特别是，以
作为
的宾语的建议，参见罗德斯，《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评注》，第401页。
[7] 亚里士多德（Aritst.Ath.Pol.30）记载了为将来而制定的这部宪法。关于这部宪法草案具体条款的探讨，以及关于先前的学术争论，均可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及罗德斯，《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评注》对此的专门论述。
[8] 这是罗德斯重建的历史事实，似乎是很可信的（《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评注》，第406页）。罗德斯重建史实时采用的是梅耶（《古代史研究》，第2卷，第425—435页）和伊涅特（《雅典政制史》，第359—360页，第373页）所使用的原则方法。
[9] 安德鲁斯，《剑桥古典语文学会会刊》，第22卷，第22页。
[10] 安德鲁斯，《剑桥古典语文学会会刊》，第22卷，第22页。
[12] 《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94—195页。
[13] 亚里士多德（Arist.Ath.Pol.31.2.）描述了人员任命的情况与程序。关于这段描述中存在的问题的讨论，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30—231页。罗德斯的观点（《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评注》，第401页）是，四百人议事会的领袖迅速行动，没有考虑挑选新任官员过程中的合法性问题。罗德斯的观点似乎是将证据解释得最好的一种观点。
[14] 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90页，注释3）提供了第6位将军是谁的证据。在这些人之上，佛纳瓦（Fornara）（《雅典将军委员会》［The Athenian Board of Generals］，第66页）援引修昔底德史书（Thuc. 8.64.1—2），又添上了迭忒勒夫（Dieitrephes）。我们被告知，411/410年的候任将军迭忒勒夫已经预料到事件的发展，于是他加入了寡头党，在色雷斯地区取得指挥权，并以寡头党人的名义夺取了塔索斯（Thasos）。这应当发生在6月人事变更之前的几个月。在那个时候，四百人政权很有可能选了他来当将军——佛纳瓦是这样假定的，但我们没必要作这样一番假定。不管怎么说，迭忒勒夫毕竟（-162，163-）在民主政权当政时就已获选举，而且也未必如与谋者所祈愿的那样可靠。
[15] 修昔底德（Thuc.8.70.2）说，受害者人数匪众。虽然修昔底德说的只是被处决的人数，但我们有理由推测，流放和监禁也并非普遍现象。
[16] Thuc.4.65.3；5.26.5.
[17] 关于修昔底德的政治立场，参见麦格雷戈（M.F.McGregor），《凤凰学刊》，第10卷，1956年，第93—102页。
[18] Arist.Ath.Pol.34.3；Xen.Hell.2.2.20；Plut.Lys.14.4；and. 3.11.
[19] Thuc.8.70.1.
[20] 安德鲁斯（《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82页）指出，他可能因为在密仪中渎神而遭受诅咒，进而被单独排除在外。但是这件事牵扯颇多，不止阿尔喀比亚德一人与此有涉。
[21] 安德鲁斯，《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82页。
[22] 从斐林尼库斯（Phrynichus）尖刻的驳斥中（Thuc.8.48.5）中，我们能够推断出他们所怀有的这些希望。
[23] Thuc.8.64.2. 关于迭忒勒夫，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56—157页；关于日期，参见第157—158页。
[24] Thuc.8.64.3；《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61页。
[25] Thuc.8.64.5. 奥克西林库斯史家（Hell.Oxy.7.4）提供了关于替摩劳斯的证据。同时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58—159页。
[26] Thuc.8.64.5. 修昔底德这段申明的其他部分——“这些城邦一旦有了权力比较集中的政府，人们的行动不怕受别人斥责的时候，他们马上就走向绝对自由的道路上，一点也不受雅典人作为‘改革’提出来的空想的诱惑了，——那诱饵就是似是而非的‘优诺弥亚’（eunomia）”［译注：译文采用谢德风译本，第607页］——已然激起了争论。看起来，这明显支持了斐林尼库斯的看法：比起阶级与派别利益而言，帝国子民更容易受到对自由与自治的共同渴望的影响。关于塔索斯事态及塔索斯事态对这类争论的影响，参见普莱科（H.W.Pleket），《历史学刊》，第7卷，1963年，第70—77页。
[27] Thuc.8.48.2.
[28] Thuc.8.63.4.
[29] Thuc.8.70.2.
[30] Thuc.8.63.4.
[31] Thuc.8.90.2；91.3. 同时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307—308页。
[32] Thuc.8.90—91.
[33] Thuc.8.70.2.修昔底德没有提及这些条件。亚里士多德（Arist.Ath.Pol.32.3）提到这些条件时，措辞是
。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90页，注释1）指出，（-166，167-）亚里士多德所记载的这些议和条件和国王阿吉斯的回应（Thuc.8.70.2），不过只是亚里士多德从修昔底德的记叙中推理出来的罢了。然而，我们并没有理由怀疑亚里士多德的前文（Arist.Ath.Pol.32.2）自有其独立性与真实性。
[34] Arist.Ath. Pol. 32.3.
[35] Thuc.8.5.
[36] Thuc.8.71.1.
[37] Thuc.8.71.2—3.
[38] Thuc.5.63.4；卡根，《尼基阿斯和约与西西里远征》，第91—106页。
[39] Thuc.8.72.1—2. 关于四百人政权行动的时间问题，参见Thuc.8.86.3；以及《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84、285页。
[40] Thuc.8.63.3；73.2—3. 关于日期，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54页。
[41] 关于萨摩司三百人政权行事动机的讨论，参见勒贡（R.P.Legon），《历史学刊》，第21卷，1972年，第156页。
[42] Thuc.8.73.3.
[43] Thuc.8.73.4.
[44] Thuc.8.48.3.
[45] Thuc.8.76.2. 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68页。在这里，《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的作者敏锐观察到，“列昂与狄奥梅冬也没能逃过，他们是不喜欢寡头政权的（Thuc.73.4），但他们都太容易被认为是默许寡头政权之存在的”。
[46] Thuc.8.47.2.
[47] Thuc.8.73.5.
[48] Thuc.8.73.6.
[49] Thuc.8.74.1.
[50] Thuc.8.74.2—3；《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66页。
[51] Thuc.8.74.3.
[52] Thuc.8.74.3.
[54] Thuc.8.75.2.
[55] Ibid.
[56] Arist.Ath. Pol. 40.2—3.
[57] 关于新选出的将军可能都有谁的一种可能，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68页。
[58] 修昔底德（Thuc.8.76.3）告诉我们说，士兵们在公民大会上站出来发言，建议并动员大家，以直白的言辞阐述要旨。在绝大多数的雅典公民大会中，发言的不是将军，就是其他的民选官员，或者是政治领袖。这次大会的情况很可能是一样的。安德鲁斯（《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68页）由此联想到了将军的营前训话。格罗特（《希腊历史》，第8卷，第48页）假定，发言的就是色拉叙卢斯和色拉叙布卢斯，这个假定很可能是对的。此外，修昔底德提到的阿尔喀比亚德回归（Thuc.8.76.7）一事，表明极有可能是色拉叙布卢斯，因为他“一直都是这个看法……说大家应当召回阿尔喀比亚德”（Thuc.8.81.1）。
[59] Thuc.8.76.7.
[60] Thuc.8.61—63.2.
[61] Thuc.8.78.
[62] Thuc.8.79.1. 关于具体时间，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72页。
[63] Thuc.8.79.
[64] Thuc.8.80.1. 关于 
是过去时（imperfect）而非克拉森（Classen）和史度普（Steup）所说的不定过去时（aorist）的看法，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74页。关于对阿斯提欧库斯之审慎行事的赞成，参见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95页。
[65] Thuc.8.80.1—3. 关于科列库斯及命令，参见Thuc.8.8.2及39.2。布索特认为，拜占庭叛变发生在8月初（《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96页），这个观点看起来是合理的。所以，舰队很有可能是于7月末驶离的。
[66] 闵答卢斯（Mindarus）抵达那里并接替阿斯提欧库斯的时间应在此之后不久，尽管修昔底德没有清楚说明具体时间。布索特估计是在8月的某个时候，这一估计很有道理。安德鲁斯（《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4卷，第38页；以及《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80—281页）采用的是贝洛赫的看法。安德鲁斯与贝洛赫都认为，海军主将就任时间是在“秋分左右”，也就是9月末。然而，安德鲁斯意识到，阿斯提欧库斯似乎在此之前稍早就被解职，原因应该是斯巴达历法并不规则。西里（《克丽娥学刊》，第58卷，1976年，第335—358页）认为，海军主将职务还不是一个按年更替的常规职务。就算真如西里说，阿斯提欧库斯也没有理由不如坐针毡。很明显，阿斯提欧库斯成功应付了前来对他进行调查的参谋团（Thuc.8.39.2），但他在毫无建树与战功的情况下想要长久待在这个位置上，也是不大可能的。
[67] Thuc.8.80.3；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96页，注释4。
[68] Thuc.8.81.1.
[69] Plut.Alc.22.5，33.3；《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75页。
[70] 哈茨菲尔德（Hatzfeld），《亚西比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Alcibiade，étude sur l'histoire d'Athènes à la fin du Ve siècle），第246页。
[71] 泼李希（C.Pöhlig）（《古典语文学年刊》增刊［Jahrbücher für Klassische Philologie］，第9卷，1877—1878年，第233—234页及注释6）指出，同时代、同德谟的阿尔喀比亚德、塞剌墨涅斯、还有色拉叙布卢斯可能相互熟悉并关系亲近。这个观点听起来很有道理。特别是，注释6详细列出了他们之间在公共事务方面的关系一直以来长久而亲近的证据。
[72] 修昔底德（Thuc.8.81.2）仅仅告诉我们说：“他放声疾号，为着自己因流放而遭受的不幸。”
[73] Thuc.8.81.2. 最后一个分句是我根据 
一句译出的。而修昔底德是作为第一个理由提到的。关于对此问题的有帮助的评论，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76页。
[74] Thuc.8.81.3. 后来，年轻的王子小居鲁士（Cyrus）对莱山德（Lysander）也说了类似的一番话：如果波斯大王的拨款与他自己的资金都耗尽了，他会打碎自己那金银铸成的宝座（Xen.Hell.1.5.3）。正如安德鲁斯所说（《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76页），“要么，就是两位波斯节度使都热衷此类言辞；要么，就是这种说法在希腊已经成了东方修辞的通用译法。”
[75] Thuc.8.81.3；《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77页。
[76] Thuc.8.82.1. 阿尔喀比亚德并未正式得到什么超乎常规的权力，他所行使的不过是事实上的指挥权。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77页。
[77] Thuc.8.82.2.
[78] Thuc.8.84.1—3. 我将
一词译为“手里的权杖”（swagger-stick），我认为它在斯巴达十分重要，我这样翻译也是为了在现代语言中体现出其重要性。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79页。
[79] Thuc.8.84.4. 值得指出的是，曾经极力反对斯巴达与波斯第二条约草案的参谋（
，参见原书页码第86页）力卡斯（Lichas）斥责米利都人说，他们和小亚细亚的其他希腊人应该默默受波斯大王驱使，直到战争结束。这番话令米利都人极为愤怒，后来，他们（-179，180-）拒绝把力卡斯埋葬在米利都的土地上（Thuc.8.84.5）。我们不知道力卡斯为什么这么做。也许力卡斯只是务实行事，防止进一步扩大与替萨斐尼之间的裂痕。如果真的如此，一方面，我们无法从这段记载中推出任何关于力卡斯或斯巴达人对待第三条约合法性的信息——在第三条约的谈判过程中，力卡斯协助有功；另一方面，我们也无法从这段记载中推出力卡斯或斯巴达的任何根本意图。关于这些观点的讨论，参见圣·克洛瓦，《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源》，第154—155页，第313—314页；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104—105页；《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79—280页。
[80] 参见本书第196页，注释①。
[81] 此时此刻，赫墨克拉底自有其特殊理由要带着控诉前往斯巴达。叙拉古民主政权复辟，他新近被解除了指挥职务。（关于他此次去职为何并非色诺芬所称的410年［ Xen.Hell.1.1.27—31］，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81—285页。）替萨斐尼利用赫墨克拉底的流亡者身份，趁着他没有指挥权对他进行攻击（Thuc.8.85.3）。
[82] Thuc.8.85.
[83] 修昔底德（Thuc.8.85.4）告诉我们说，在阿斯提欧库斯和这些人等驶往斯巴达的时候，阿尔喀比亚德已经离开替萨斐尼并回到了萨摩司。
[84] Thuc.8.72.1；77.
[85] 规定的要求：Thuc.8.72.
[86] 《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85页。
[87] 我对于此番声称的理解结合了Thuc.8.72.1与8.86.3这两段记载。在前一段记叙（Thuc.8.72.1）中，雅典的寡头党领袖吩咐使团，要他们告诉萨摩司的雅典部队：“参加政权的除了四百人议事会之外，还有五千人大会；尽管，因为他们在亚狄珈之外服役征战的缘故，迄今还没有任何事务重大到值得召集五千人大会来予以商议。”
.在后一段记载（Thuc.8.86.3）中，使团告诉萨摩司公民大会说“五千人大会的所有成员将会轮流参与政府事务”。
.两段记载都令校勘家和注疏家感到颇为棘手。
我所能确认的是，第一段文字（Thuc.8.72.1）所要表达的，是雅典再未召开过5000人或超过5000人大会的起始时间，或者从雅典进入战争状态开始，或者自雅典进入战争的晚近时期以来；然而，我难以采信这一点，因为公民大会发生过的某些活动所要求的法定人数是6000人。对这段文字还有另外一种训读方法，似乎更为可信：这里所说的是自寡头政权建立以来的时期。毕竟，这段时期才是问题所在。四百人议事会想要对萨摩司的雅典人说的大概不外如此：“雅典不仅由四百人议事会统治，也由五千人大会统治。你们未曾听闻五千人大会召开，是因为在我们掌权以来如此之短的时间内，我们所承担的军事义务——诸如保卫城墙，抵抗敌军——以及我们所负责的海外任务令大家尚无暇开会。我们当然可以违反常例召开一次五千人大会，尽管如此，但又有何事务紧迫如此、需要违反常例呢。”
是强调形式，安德鲁斯意见如此（《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83页）。
第二段文字（Thuc.8.86.3）则在翻译上有问题。有一些学者的理解方式与我在本注释第一段所提到的一样，但是，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这段文字的意思是“所有公民都将轮流担任五千人大会成员”。这种训读方法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是第一种训读方法又会在语法上造成麻烦，更极端点说，是解释不通的。安德鲁斯（《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85—286页）认为，此分句存在讹误，理由是“使团不太可能将如此重大的政体细节夹在‘他们不会向斯巴达人投降’和‘我们不会虐待船员家属’这两个声明之间”。然而，在我看来，所谓的政体细节——如果当真有这样的细节的话——并不重要。使团的沟通任务是申明，新政权不会是极少数人掌权的一个寡头政权，5000人将会是真正的统治者。反正这些都是弥天大谎，我们无需过度关注为了撒大谎而编造出来的这些小谎，也无需过度纠结修昔底德记载得是否详尽准确。如果这种训读方法真的是正确的，使团所讲述的故事肯定与他们得到的指令不同；同时，使团必定能够因时度事，捏造些细节出来用于佐证说明。
[88] Thuc.8.86.5. 这段记载的意思是，阿尔喀比亚德在上一次公民大会时站出来阻止类似行动——回雅典远征——的时候（Thuc.8.82）所发挥的作用未及这一次关键；这段记载还暗示，在上一次，其他领袖也可能能够成功劝阻士兵们。霍尔乍浦斐（Holzapfel）在19世纪提出来的看法是，这两段文字所记载的是同一件事情的重复冗笔。但他这种看法一般不为学者所接受。参见梅耶，《古代史研究》，第2卷，第410页；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97页，注释2；《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87页。
[89] 然而，我们必须谨慎对待修昔底德这番判断。普鲁塔克给出了修昔底德所忽略的细节：与阿尔喀比亚德合作的可是色拉叙布卢斯，“据说此人的嗓门在所有雅典人当中是最大的”（Plut.Alc.26.6），我们没有理由对普鲁塔克这话提出质疑。布伦特（P.A.Brunt）（《希腊研究评论》，第65卷，1952年，第59—96页）认为，“阿尔喀比亚德很可能是修昔底德在第5卷、第6卷以及第8卷所记录的某些事情的信源”（第95页）。布伦特的看法非常有说服力。关于阿尔喀比亚德在塑造斯巴达政策、影响修昔底德相关记叙这两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参见卡根，《尼基阿斯和约与西西里远征》，第252—259页。
[90] 我接受B抄本的训读（Thuc. 8.86.4）：
.其他诸抄本（MSS）作
而非
，这样一来，译文就应当类似于史密斯的版本：“阿尔喀比亚德看起来正声名显赫，并于国有益，远甚他人”（娄卜版，第4卷，第343页）。布伦特拒斥B抄本，观点清楚而扼要：“如果我们接受B抄本这种训读方法，那么，修昔底德的意思就会变成阿尔喀比亚德此前从未对雅典作出任何贡献……但是，要说修昔底德拒绝承认阿尔喀比亚德哪怕是貌似曾经在411年之前为雅典作过一些贡献的话，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故而，毫无疑问，应当接受其他抄本的训读”（布伦特，《希腊研究评论》，第65卷，1952年，第61页，注释1）。但是我认为布伦特对“看起来”一词的强调言过其实，未能解释正确。阿尔喀比亚德早前生涯在不知情的人或群体看来如何，并不重要；修昔底德如何看待阿尔喀比亚德早前生涯，才是问题关键：也就是说，修昔底德个人如何理解阿尔喀比亚德的行动？克劳利的译文，“既然阿尔喀比亚德第一次为国作了贡献”，华尔纳的译文，正是在这一刻，看起来，阿尔喀比亚德第一次（-182，183-）为他的国家作出重大贡献，在我看来，是得其要义的。那么，问题不是阿尔喀比亚德之前的行动看起来是否对雅典有用，而是实际上是不是有用。
我认为，修昔底德不可能认为阿尔喀比亚德的如下举动对于雅典来说至多只算得上是无用的：颠覆尼基阿斯和约、采取最后导致斯巴达人在曼提尼亚取胜的雅典对伯罗奔尼撒政策、还有发动西西里远征。安德鲁斯清楚表明（《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86页），这就是修昔底德的个人看法。此外，安德鲁斯认为应当训读为
的看法，在语言学上是令人信服。就我们当前所要做的事情来说，两种训读方法都可以接受，因为无论是训读作
，还是训读作
，这段文字都能够表达修昔底德对阿尔喀比亚德这番行动——反对回到比雷埃夫斯港发动攻击——的强烈支持。
[91] 关于其中一些细节，参见布劳多（E.F.Bloedow），《重申阿尔喀比亚德》（Alcibiades Reexamined），威斯巴登，1973年，第38—40页。
[92] 格罗特，《希腊历史（第8卷）》，第56页。此处给出的这番论辩不过是对格罗特看法的重新阐述罢了。就我所知，没有人对此有过驳斥；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99页，注释2）仅仅对此表示有所注意，但未作述评。布劳多（《重审阿尔喀比亚德》，［-183，184-］第38—41页）似乎是唯一表示过对此基本有所共鸣的学者，但布劳多的观点较格罗特走得更远。布劳多认为，舰队从萨摩司离开以及接下来失去爱奥尼亚和海勒斯滂的后果，将危及替萨斐尼试图在雅典与斯巴达之间保持的势力平衡，故而迫使节度使加入雅典一方。正因为如此，替萨斐尼就可能会召来腓尼基舰队，同时雅典人将轻易收复失守的地区。一旦雅典人得到替萨斐尼的实际支援，他们就有可能将此支援维持下去。我认为，替萨斐尼，不大可能对与斯巴达部队作战的雅典人提供任何实际支援，毕竟，斯巴达部队是由法那巴佐斯支持的。411年，无论是替萨斐尼，还是波斯大王，他们都不可能认为雅典之胜符合他们的利益。此外，无论替萨斐尼有多么独立，他仍然听命于波斯大王，同时，我也无法相信，波斯大王会允许他的某位节度使在希腊人的内战中支持其中一方与另一位节度使所支持的另一方作战。
[93] Thuc.8.86.6. 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99页）准确捕捉到了修昔底德的记叙所要表达的情绪：“他像个君主一样地解散了使团”。
[94] Thuc.8.88.6—7.
[95] Thuc.8.74.2.
[96] Thuc.8.86.8—9. 关于美莱西亚斯，参见戴维斯（Davies），《雅典有产家庭论》（APF，Athenian Propertied Families），第232—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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