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生育政策及生育率变动概况

1.2文献综述

1.2.1　低生育社会研究

所谓低生育社会（society of low－fertility），是指生育水平较低的社会，通常指总和生育率（TFR）在更替水平（2.1）之下的社会。国外低生育理论主要有合理选择理论、风险回避理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理论和性别平等理论等。⁽¹⁵⁾20世纪80年代以后，欧洲国家生育率持续下降，一些国家的生育率降到并持续保持极低的水平，这种现象引起了西方人口学界乃至大众的广泛关注。很多学者对欧洲持续的低生育率现象及其原因进行了探讨，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之一是鲁茨（W.Lutz）等人提出的“低生育率陷阱”（low fertility trap）理论，它是在研究低生育率国家中政策对生育的“进度效应”（tempo effect）的作用时提出来的，主要用来解释为什么西方低生育率国家生育率持续降低并保持在很低的水平难以回升的现象。⁽¹⁶⁾该理论认为，总和生育率等于1.5是一个关键点，当总和生育率降到这一水平时，会引发低生育率的“自我强化机制”（self－reinforcing mechanisms），从而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提高生育率将会变得更加困难，即陷入低生育率陷阱。⁽¹⁷⁾

生育率转变是当代中国社会最深刻的革命性变化之一。对生育率的关注与研究一直是中国人口研究的主体。可以说，中国的人口研究基本上是围绕生育率变动及其社会经济后果而展开和变化的。生育率模型，无论是数学模型还是统计模型，都对促进我国生育率研究，认识我国生育率转变过程、机制、决定因素等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必将对中国人口转变理论的构建奠定基础。⁽¹⁸⁾1992年，我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首次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当年为2.0）。1992年以后，统计部门便不再公布总和生育率这一指标，《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在公布各年度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的年龄别生育率时，也不再顺便提供总和生育率，而以一般生育率代之。政府部门在谈到生育水平时，仅采用“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或“低生育率”这样一些模糊的表述。究竟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生育率水平有多高，一时完全没有了权威的说法，⁽¹⁹⁾这使中国90年代以来的生育水平一直处于扑朔迷离的状况。于学军认为，官方总和生育率在1.8左右，是在占有比较全面信息的基础上更务实的判断。⁽²⁰⁾夏乐平认为，90年代以来的历次普查数据和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总和生育率远远低于1.8的水平，这个数据虽然被机构和个人广泛引用，并得到多次重申，但缺乏根据。⁽²¹⁾而所有应用实际调查和普查数据计算得到的总和生育率水平都表明，2000年的总和生育率在1.3左右，即使考虑一定程度的漏报而需要调整，仍用总和生育率为1.8（甚至以上）作为实际生育水平缺乏依据。总和生育率已经处于1.5以下的可能性很大。⁽²²⁾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所报告的总和生育率为1.22的结果一公布就被普遍认为是“不可接受的”，连主持人口普查的国家统计局都认为是“偏低”了，2003年又发布了把2000年的总和生育率调整为1.4。⁽²³⁾这样，在认为常规人口统计数据不可信的情况下，人们不得不另辟蹊径，寻找能够帮助我们判断目前我国生育水平的其他方法。其中一个被热衷支持的思路就是运用教育统计来估计生育水平，其理由是因为教育数据具有独立性，因而具有可靠性。从推算和估计的结果看，我国1991年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之后进一步下降，低于更替水平。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7～1.8。⁽²⁴⁾但是，教育数据真的是估计生育水平的黄金标准吗？有学者对教育数据进行分析后对此提出了质疑。因为教育数据和其他统计数据一样，也存在质量问题。依据一个质量不高的教育统计数据去作出推算，即便假设与推算过程没有问题，其结果也是存在问题的。如果我们不加鉴别地简单用教育数据作为估计生育水平的“黄金标准”，必将得出错误的结论。⁽²⁵⁾然而，所有有关生育率的全国性调查或人口普查，以及国家人口计生委和国家统计局的年度统计数据，都显示出生育率一致地、持续地下降，⁽²⁶⁾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妇女生育水平也同样处于下降的趋势，只是下降的幅度大小不同。生育水平下降幅度较小的地区多集中在西部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少数民族多的省份，如四川、贵州、甘肃、宁夏、江西等地。这说明我国各地区的生育水平变动具有不一致性和多样性。⁽²⁷⁾因而，基本的共识是我国生育率已大大低于更替水平，但是究竟有多低并不十分确定。

对于我国生育水平的讨论之所以成为近年来人口研究中一个争论不休的热点话题，是因为它对判断我国的人口态势着实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生育率的变化趋势对未来中国人口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作用，它应该成为中国制定生育政策的参考依据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生育水平大幅度迅速下降，既可以从90年代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生育意愿出现转变、生育年龄推迟、计划生育工作水平提高等角度来部分地加以解释，同时出生漏报也构成解释之一。胡伟略认为，对低生育的理性预期，我国先是从政府、国家、社会的角度开始的，逐渐向家庭、个人发展转变，形成生育的社会认同与家庭理性决策的结合。⁽²⁸⁾翟振武、陈卫认为，90年代我国一直没有公布总和生育率的数据，刚开始时沿用1990年普查的数据，后来一直使用总和生育率1.8，或用达到更替水平或低于更替水平的模糊说法。人们希望2000年人口普查能为我们揭开90年代我国生育水平之谜。但是2000年人口普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低得出乎意料，从普查的过程和结果看，使人们相信存在严重的漏报。⁽²⁹⁾王金营认为，“五普”漏报人口的年龄分布状况与“四普”一样，漏报人口大都集中在0～9岁年龄组。女婴的漏报率远高于男婴。⁽³⁰⁾陈友华认为，如果说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妇女生育率下降主要归因于计划生育因素的贡献，那么，在进入90年代后，计划生育对妇女生育率的影响就退居次要地位，取而代之的则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力量，并成为主导生育率变化的决定因素。⁽³¹⁾朱冬梅认为，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在更替水平以下，这是我国长期实行人口政策和经济发展的结果，但由于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计划生育部门的管理机制等原因，要保持和稳定目前这种低生育水平，任务是艰巨的。⁽³²⁾王金营认为，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的两个基本认识为:当生育意愿低于更替水平时——低生育率水平将是长期的。在以控制人口增长为目标的严格生育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双重作用下，生育水平将大幅度下降并大大低于更替水平。如果这样的低生育水平维持一个超长时期，必将形成惯性，最终将会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致使人们的生育意愿大大低于更替水平，诸如日本、韩国、西欧等发达国家均正在经历这样的痛苦。若生育意愿高于或等于更替水平——我们就有机会适当调整生育政策并严格执行政策，以使我国人口在较适当的时机实现稳定、持续的发展，我们所面临的人口问题可能将会较少、较轻。⁽³³⁾梅志强认为，我国虽然已经进入了低生育水平国家的行列，但由于人口基数大，人口低增长率与高增长量将长期并存。低生育水平反弹的现实风险与新生代“低生育情怀”都应注意。⁽³⁴⁾从低生育社会已来临的事实考虑，2000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强调指出:“稳定低生育水平是今后一个时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

1.2.2　生育革命研究

生育革命（Fertility Revolution）有两重含义:一种是从生物工程意义上进行的生命科学革命，另一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人口转变历程及生育选择的发生机制。生命科学迭创奇迹。1790年，人类第一例人工授精获得成功。1978年，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路易斯·布朗（Louise Brown）在英国诞生。我国第一例试管婴儿是1988年在北京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完成的。促排卵技术、体外受精技术、胚胎培养ICSI技术、胚胎和卵子冷冻技术不断完善并应用于临床，给成千上万的不孕家庭带来了福音。⁽³⁵⁾刘学礼在《生命科学的伦理困惑》一书中认为，我们在欢庆生命科学巨大成果的同时，也从伦理学角度听到了日益响亮的争论声。从试管婴儿开始，到多利羊、克隆人、基因隐私、基因资源……上至政府首脑，下至贫民百姓，都在为此忧心忡忡。究其原因，是因为生命科学的发展引发或可能引发与社会伦理的冲突。刘学礼从生育控制、缺陷新生儿处理、生殖技术、克隆技术、人类基因组计划、基因治疗、转基因食品、器官移植、医学实验、安乐死等十个方面，分析了人类面临的种种伦理道德困惑。⁽³⁶⁾樊新民则在《生育革命:对基因工程时代选择生育的社会学探讨》一书中提出，生育是人类繁衍的方式，有人类以来一直没有特别的变化。随着生物科技的发展，如基因组解秘、克隆人、试管婴儿、避孕新技术的应用，引发了大量的社会、伦理、法律问题。人类生育由自然生育、计划生育发展到选择生育，使家庭、婚姻、生育行为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³⁷⁾本书中所讲的生育革命，主要指社会学意义上的人口转变与生育选择及其意义。

人类的生育革命最早发生在18世纪中叶的法国等欧洲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育革命在全球范围内呈爆炸式的扩散。中国的生育革命在这个全球性的浪潮中独树一帜。对生育革命的研究，最初源自西方人口转变论（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ory）。人口转变，是同生育革命高度相关的一个概念，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各种人口现象处于相互联系的同一体系中，呈有规律地阶段性递进、转变的特征，它是指人口从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转变。其主要观点是:人口再生产类型依照时序经历了从原始型、传统型到现代型的转变，它们分别以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这三者的高高低、高低高和低低低为其人口学特征。⁽³⁸⁾1929年，美国社会学家和人口学家汤姆逊（Warren Thompson）根据一些国家人口出生率、死亡率的历史资料，把世界各国人口增长变化水平区分成高、中、低三种类型。⁽³⁹⁾1934年，法国人口学家兰德里（Adolphe Landry）进一步丰富了人口转变的内涵。⁽⁴⁰⁾1945年，美国人口学家诺特斯坦（Frank W.Notestein）在此基础上将这三种类型归纳为人口发展的三个阶段: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人口高增长潜伏期，高出生率、低死亡率的人口转化增长期，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人口下降稳定期，并最先系统地论述了人口转变的条件、原因和理论，提出了“人口转变理论”⁽⁴¹⁾，将人口转变确定为对人口发展一个特殊阶段的称谓。

赵时亮认为，从人口统计指标来看，所有人口转变都是从稳定的高生育率、高死亡率逐步过渡到稳定的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这个共性显然可以作为人口转变是否完成的评判标准。人口转变完成的标志应该是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达到并稳定在低水平之上，对于这个低水平到底有多低，各国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总的说来应处于更替水平左右，但没有必要必须低于更替水平。⁽⁴²⁾李通屏、郭继远根据政策的实施强度，将1949年以来中国的人口转变分为五个阶段:无生育政策制约的死亡率主导型人口转变（20世纪50年代），城市有规定、农村无政策背景下的人口转变（1963—1972），全面推行“晚、稀、少”生育政策背景下的人口转变（1973—1980年秋），生育政策向一孩紧缩并予以严厉实行阶段的人口转变（1980年秋—1992年），生育政策的稳定发展阶段（1993年以来）。⁽⁴³⁾王金营、杨磊认为，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的自然变动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和一个特殊时期，基本实现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第一阶段:1949—1957年的人口转变阶段，即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向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转变阶段（特殊时期:1958—1962年上半年的人口低增长时期）；第二阶段:1962—1972年是以生育率升高拉动的第二次高增长阶段；第三阶段:1972—1991年，该时期是生育率快速下降并进入调整的阶段；第四阶段:1992年之后总和生育率快速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从20世纪末开始生育水平一直稳定在1.6～1.8。⁽⁴⁴⁾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而死亡率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已经降到7‰以下），进入低生育水平国家的行列，从而初步完成了传统意义上的人口转变。王学义认为，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成效，极大地缩短了中国人口转变的过程，使中国快速进入稳定、持续的低生育率水平时期，初步缓解了人口数量增长对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⁴⁵⁾叶明德提出，低生育稳定期是中国特色的人口转变阶段。⁽⁴⁶⁾穆光宗指出，中国的人口转变、人口发展已达到了新的阶段，人口问题正在发生重大转型:增长型人口问题正在转变为结构型人口问题、环境型人口问题和政策型人口问题。成功的人口转变、持续的人口发展需要规避新的风险，消解旧的风险，促进家庭和社会的双安全。⁽⁴⁷⁾于学军认为，在计划生育的推动下，中国人口伴随着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环境，经过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无计划的高速增长、70年代生育水平的大幅度下降、80年代的徘徊波动，终于在世纪之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伴随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两个转变”，以及“三为主”的落实和“三结合”的推广，在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道路上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进入了“后人口转变（the Post－demographic Transition）时期”。⁽⁴⁸⁾罗淳认为，低生育水平是后人口转变产生的先决条件，负增长是后人口转变存在的标志性特征，高龄化是后人口转变的必然产物。⁽⁴⁹⁾孙文、张再生则认为，我国已经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这一结论，是基于全国的平均发展水平而言的。由于人口发展的地域差异和城乡差异，我国人口转变的进程有快有慢。⁽⁵⁰⁾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以后，尽管一直困扰我们的人口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过高等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但是伴随而生的人口老龄化、性别比失衡、人口迁移等问题日益突出，人口问题呈现出复杂化和多样化的趋势，这给我们今后的计划生育工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⁵¹⁾

刘爽指出，人口转变是一个多维的动态历史过程，是一系列特定人口转变的集合。其中，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的变动仅仅是人口转变的表象和“外壳”，其“内核”则是通过制度、文化和技术等承载的人口行为及其动力机制，由此引致的变化才代表了人口的内在转变，强调关注人口的内在转变是理解中国特色人口转变道路的重要视角和基础。⁽⁵²⁾李建民认为，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发展进入了转变过程以后，就其具体转变过程、动因及其社会经济影响而言，可能会遇到古典和新古典两个方面的问题。所谓古典问题，是指古典人口转变论关于人口转变规律方面需待解释的问题，而新古典问题则是指新古典人口转变论关于人口转变差异性方面需要在理论上解释的问题。在技术和制度的双重影响下，我们正面临两个选择，一是修正和完善人口转变理论，二是创立一个新的理论。⁽⁵³⁾生育革命的理论，为修正和完善人口转变理论提供了一个入口。而生育动机、生育需求、生育行为的合理变化是人类社会逐步趋向合理的表征。中国的非常规性生育革命，是由政府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制推行和落实导致的。⁽⁵⁴⁾李建民认为，从现代化的意义上讲，生育革命是生育观念（为什么生育）的现代化，是生育行为（怎样生育）的现代化，是避孕和节育技术（控制生育）的现代化。在生育革命过程中，影响生育率各个变量变化的时间是不同的，因此在生育革命的不同时期，推动生育率下降的主导因素会有所不同。根据主导因素的差异，我们可以把生育革命的动力结构分为死亡率转变驱动型、政策驱动型、生育意愿转变驱动型和生育成本约束驱动型等几种类型。中国的生育革命并不是悄然降临的，它是由政府的“有形之手”所发动和驱动的。在生育率转变过程中，政府执行的严格的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政策是导致生育率下降的最重要的原因。⁽⁵⁵⁾

1.2.3　生育制度史研究

对中国生育革命的研究，离不开对中国生育制度史的研究，这方面首推费孝通先生的早期代表作《生育制度》。作者通过对婚姻、抚养、继替等问题的深入研究，讨论了双系抚养、婚姻的确立、家庭的基本三角、世代的隔膜、社会性的断乳、社会继替、单系偏重、以多继少、亲属扩展等重要问题，是中国社会学家对社会结构进行功能论分析的代表作品之一。⁽⁵⁶⁾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生育制度历经几次重大变迁。孙沐寒的《中国计划生育史稿》和史成礼的《中国计划生育活动史》两部专著，堪称中国生育制度史研究的奠基之作。史成礼在长期从事计划生育研究和管理工作的实践中收集了大量资料，从计划生育的历史回顾、计划生育概念及学科建立、计划生育工作的分期、人口与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思想的建立、计划生育指导思想的变化过程、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工作成果及走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道路等方面，对中国计划生育活动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概括，并以人口与计划生育活动纪事的形式记载了中国计划生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事件。⁽⁵⁷⁾《中国计划生育史稿》则第一次系统地分析了中国计划生育的发展轨迹，并对计划生育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及计划生育的国际评价作了最初的研究。⁽⁵⁸⁾《中国计划生育史稿》在生育制度史研究方面所做的基础性工作，开系统研究中国生育制度史之先河。正如国家计生委原副主任周伯萍在该书序中所言:“《中国计划生育史稿》是值得称道的。这部史稿的价值在于，它建立了一个体系，第一次对我国的计划生育过程作了系统的叙述，从而为计划生育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讨论的基础……史稿运用的材料比较丰富，大体上也是客观的。当然，这部史稿同任何一个新事物一样，不可能一下子达到完美无缺的程度。如何评价我国的计划生育史，看法不可能完全一致。”⁽⁵⁹⁾从史料看，《中国计划生育史稿》的占有量较大，它不仅有大量官方活动史料，还占有大量民间活动的史料；从史料运用方面看，《中国计划生育史稿》的史料运用比较准确；从科学体系看，《中国计划生育史稿》的结构比较完整，特别是对计划生育史的分期，颇有新意。⁽⁶⁰⁾

与此同时，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走中国式的计划生育工作道路: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三十五年》对1949—1984年这35年间中国计划生育工作的道路进行了历史性回顾，肯定了成绩和经验，国家在1978年以后从各方面规定了有利于计划生育的相应政策，加上全社会的关心，计划生育工作已经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组织保证；⁽⁶¹⁾杨子慧在《计划生育在中国》一书中论述了我国计划生育的产生与发展，计划生育政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计划生育的成就，探索中国式的计划生育道路及决心；⁽⁶²⁾邓辛未的《中共计划生育的分析》对中国大陆人口的发展、人口变动、中共人口理论的根据、计划生育政策的意义及功能、中共人口政策及其转变过程、“独子政策”的演变与症结等进行了较为客观的剖析与评价；⁽⁶³⁾曹景椿的《中国计划生育道路》较为系统地回顾了中国计划生育所走过的道路。⁽⁶⁴⁾值得一提的是，《当代中国的计划生育事业》一书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国计划生育工作的创建和发展过程，总结了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成就和经验，向国内外关心中国计划生育与人口发展的读者提供了比较翔实的资料，该书在第一章中把1949—1988年的计划生育工作划分为计划生育的提出与反复、实行与挫折、大力开展及新阶段四个时期，较为清晰地梳理了中国计划生育的发展脉络。⁽⁶⁵⁾

关于中国生育制度的历史分期，史成礼最早将节育工作分为酝酿准备阶段（1950—1958）、试行阶段（1959—1965）、人口失控阶段（1966—1971）和推行阶段（1971年以后）；⁽⁶⁶⁾后来，史成礼又将其修正为鼓励人口增长时期（1949—1952）和限制人口增长时期，并将限制人口增长时期细分为计划生育的宣传准备阶段（1953—1957）、计划生育的反复阶段（1958—1961）、计划生育的初步推行阶段（1962—1965）、计划生育的大力推行阶段（1971—1980）、计划生育的深入开展阶段（1981—1983）和计划生育的完善政策阶段（1984—1986）；⁽⁶⁷⁾美国学者艾尔德把中国生育制度分为六个时期:计划生育的坚决否定时期（1949—1954）、由政策不明确向计划生育方向发展时期（1954年9月—1958年6月）、计划生育中断时期（1958年6月—1962年1月）、计划生育的重新展开时期（1962年1月—1966年6月）、计划生育再次中断时期（1966年6月—1969年8月）和计划生育作为国家政策大力展开时期（1970年以来）；⁽⁶⁸⁾日本“世界政治经济调查委员会”把我国生育制度划分为五个时期:人口政策的摸索时期（1949—1955），计划生育工作开始时期（1956—1958年6月），人口政策中断时期（1958年7月—1961），人口政策复活和推进时期（1962—1968）和计划生育完善、进展时期（1969—1971）；⁽⁶⁹⁾日本厚生省人口学家若林敬子把我国计划生育划分为七个时期:鼓励生育阶段（1949—1954年9月），节制生育的初期阶段（1954年9月—1958年6月），人口增长近乎无政府状态（1958年6月—1962），计划生育普及时期（1962年1月—1966年6月），计划生育中断时期（1966年6月—1969年8月），全国性计划生育的普及、发展时期（1969—1978）和计划生育新的历史时期（1979年以后）。⁽⁷⁰⁾孙沐寒则将中国计划生育的历程划分为盲目生育时期（1949—1962）、节制生育时期（1963—1970）、计划生育时期（1971—1978）和计划生育全面发展时期（1979年以来）四个阶段。⁽⁷¹⁾

孙沐寒的《中国计划生育史稿》和史成礼的《中国计划生育活动史》两书均成书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社会学科刚刚恢复重建，两书在研究方法上缺乏多学科的结合。同时，计划生育运行机制在当时还未健全，生育制度史又远非两书所能记载。从当时情况看，“要想给计划生育的发展划出若干个阶段，而且每个阶段安上一个准确无误的名称是很困难的，甚至难免有牵强之嫌”⁽⁷²⁾。随着计划生育现行体制的逐步确立，计划生育渐趋成熟、规范，并走向制度化、法制化。学界对生育制度和生育革命的研究，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成果，对前辈的研究成果有了更多实质性的理论突破和超越，为后学们对生育制度和生育革命作进一步学理探讨留下了研究的空间。因而，立足人口社会学的角度，兼采众家之长，通过宏观把握、微观分析和动态比较，解决前辈们遗留的研究课题，可以对生育制度和生育革命作出更加全新的审视与思考。

1.2.4　生育政策研究

生育政策是生育革命发生的重要依据。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生育政策演变的研究成果较为集中。作为《中国人口政策、人口研究史年谱》的姊妹篇，日本学者若林敬子的《中国人口政策、计划生育政策大事记》以大事年表的形式，对中国的人口政策、计划生育政策作了最初的资料整理。⁽⁷³⁾徐天琪在《人口政策概论》一书中把中国人口政策的形成过程分为放任人口生育（1949—1954）、提出节制生育与计划生育（20世纪50年代中期—60年代）、大力推行计划生育（70年代）和全面开创计划生育新局面（80年代至今）四个阶段，并对中国人口政策的成效作了评估。⁽⁷⁴⁾汤兆云分别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口政策理性思考》和《20世纪70年代中国人口政策研究》两文中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人口政策，在新中国人口政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个时期的人口增长、人口理论争论和人口政策的设计对后来中国人口发展影响深远。⁽⁷⁵⁾而70年代，我国形成了以“晚、稀、少”为主要内容的人口政策，改变了一般家庭生育积年所形成的早婚、早育、多育的社会习性，构成我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蓝本，是中国现代人口政策的奠基之作。⁽⁷⁶⁾李建新在《七八十年代中国生育政策的演变及其思考》一文中认为，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展了全面计划生育工作，就控制人口的生育政策而言，经历了起步、紧收、调整和稳定四个阶段。⁽⁷⁷⁾在《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的演变历程》一文中，张纯元依据我国人口生育政策演变的史实，详尽地分析了现阶段人口生育政策的理论依据，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人口生育政策划分为限制人口增殖生育政策的思想准备（1949—1961），限制人口增殖生育政策的提出及其在部分市、县的试行（1962—1969），限制人口增殖生育政策的逐步形成和全面推行（1970—1980），限制人口增殖政策在生育数量上的进一步收紧（1980年秋—1984年春），限制人口增殖生育政策的进一步调整和稳定（1984年春—现在）五个阶段，并对未来人口生育政策的走向作了展望。⁽⁷⁸⁾汤兆云把我国生育政策分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节制生育人口政策、70年代“晚、稀、少”人口政策和八九十年代的计划生育人口政策。⁽⁷⁹⁾冯立天、马瀛通、冷眸在《50年来中国生育政策演变之历史轨迹》一文中，采取史论结合的方法，扼要描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生育政策演变之历史轨迹，并根据政策取向、实施环境和决策层的态度，将其划分为九个历史时期，使我们对生育政策的历史有一个较为清晰的概念，并可悟出政策的未来走向。⁽⁸⁰⁾此外，还有相当多的论著或就某一时期、或从长时段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进行研究，对某一时期或1949年以来的计划生育政策作了较为透彻的分析与反思，并对新时期的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探讨和展望。⁽⁸¹⁾

1.2.5　研究述评

目前国内外学界对中国生育革命的研究方兴未艾，从社会学视角开展的跨学科交叉研究更是成果不多。因而，从整体解构入手，结合生育制度变迁与生育政策流变，把生育革命的历程放置到社会转型和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的宏阔背景下加以考察，开展长时段的纵贯研究，在进行历时性分析的基础上，从生育率转变、生育需求下降、生育行为改变、生育目的和生育意愿转变等维度考察生育革命的发生机制，从农村、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等层面探索生育革命的共时性张力与实践策略，总结生育革命的社会效应，无疑将成为人口社会学研究的重要生长点。从人口转变与生育革命的角度，开展低生育率社会的社会学研究，为在理论和实践上回应我国当前的生育政策与实践，揭示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发展的一致关系，利用人口预测结果等经验材料论证和检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挖掘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潜力、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条件，以及依靠转变发展方式获得新的经济增长源泉提出政策建议，⁽⁸²⁾找到了新的契合点，留下了大量可供探索的空间和可行的研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