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冒孝鲁交谊探隐

钱锺书冒孝鲁交谊探隐

钱锺书与冒孝鲁两位先生，自1938年红海归舟中相识，到上个世纪70年代，在将近四十年的光阴里诗章往来，唱和不断，时人有“二妙”之目。这段文字交谊，素来为传记作者、冒氏家人所艳称，熟悉钱锺书先生的读者几乎没有一个不知道的。然而，他们之间的情义，实际上远非人们一厢情愿所想像的那般单纯，有一场波澜曾在上世纪40年代暗暗涌动过。

一

翻开《槐聚诗存》 ，不难发现，整个40年代，也就是钱锺书索居沪上的十年时间里，钱先生在诗题里提到冒孝鲁先生的只有三首，而1938年一年就有四首之多。这三首分别是1942年的《大伏过拔可丈忆三年前与叔子谒丈丈诗中竹影蝉声之句感成呈丈》和《答叔子》 ，以及1948年的《叔子索书扇即赠》 。假如冒孝鲁《叔子诗稿》上的作者简介准确无误的话，那么冒先生“四十年代，任商务印书馆特约编辑、上海商专俄文教授” ，我们不免要猜疑，同在上海这么久，这两位诗人的唱酬怎会这般稀少呢？实际上， 《叔子诗稿》所收40年代诗，尚有七首与钱锺书直接相关。此多彼少，究竟是钱先生去取甚严，还是别有隐曲，这要从冒孝鲁先生的战时际遇讲起。

1942年夏天，也就是所谓的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冒孝鲁先生离开上海，来到了当时汪伪政府的所在地南京。本来，冒孝鲁一直在沪上服侍父亲冒鹤亭，夏承焘先生《天风阁学词日记》1942年1月25日云： “过冒疚翁小坐……晤孝鲁小谈。 ”2月4日云： “早冒孝鲁送其尊人题董玄宰手卷来，谓他日或侍父再来，谈汪梅村及太平洋战局。 ”可见当时冒孝鲁与父亲同住。

据《冒鹤亭先生年谱》 ，1942年“七月，先生赴南京住长子景玮家， ‘八年不见锺山色矣’ ” 。同年八月“月末，长子景玮陪送先生归沪” 。冒鹤亭突然造访伪首都南京，这在当时那些大节未亏的文人眼中究竟是何姿态，我们不妨再次参考夏承焘先生的《天风阁学词日记》 。1942年9月12日条云： “得天五函，附来严古津书，谓□□翁一度游白下，名山翁有‘猿鹤于今半下山’之句。 ”10月8日条云： “得吴眉孙九月廿三日上海长函，有长夜漫漫之惧。□翁赴宁，铩羽而返，颇为当地小报所讥。 ”虽然日记中已将名字隐去，但那“鹤亭”与“疚”字当是呼之欲出的罢。钱名山那句“猿鹤于今半下山” ，尤其值得玩味。

《年谱》的记录中，只有冒鹤亭赋诗《扫叶楼茗集赋呈同座诸公》 ，拜访龙榆生，以及参观陈群的泽存书库的几件事，他在南京还见过什么别的人吗？

南京沦陷时期有一种文人刊物叫《中国诗刊》 ， 《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史料卷》是这样描述它的： “ 《中国诗刊》月刊……社长为汪伪行政院简任秘书陈寥士，为旧体诗词专刊，主要作者大多是日伪政治文化要员及一些汉奸文人，有日军首领重光葵，汪伪当局要人汪精卫、褚民谊、江亢虎……以及膺服于日伪政权的文人……此刊与北京的《雅言》诗刊，都是沦陷区典型的复古主义诗刊，如果说《雅言》主要体现了日寇所提倡的东方本位主义文化和中国文学上的复古主义的合流，那么《中国诗刊》则更清楚地体现了汉奸与汉奸文人在卖国媚寇上的厚颜无耻。 ”上面的这些评判未必餍惬人心，我们只要大体知道它的风格与路向也就足够了。就在1942年10月1日出版的《中国诗刊》创刊号上，有署名疚斋的《寥士再叠知字韵见赠奉和一首》 、 《过桥西草堂赠释堪同年》二诗，释堪是指李宣倜，当时也在伪政府任职。冒鹤老在前一首诗中说： “旧游无觅剩新知。扫叶楼高接胜棋。 ”看来他对这些“新知”还颇感到兴味。同年11月5日《中国诗刊》第二期，陈寥士有《冒疚斋丈来京同人集清凉山扫叶楼次其宴双照楼韵》 、 《送疚斋丈返沪》诗二首，其中“次其宴双照楼韵”数字不宜放过，原来冒鹤亭在南京不但与诗人交游，还曾与汪精卫饮宴。不知为何《年谱》未记此事。

冒孝鲁先生一直在父亲左右周旋，鹤老来南京，他当然也得跟来。据《龙榆生先生年谱》 ，1942年7月的《同声月刊》“刊有《桥西唱和诗》十二首。系先生与冒鹤亭、冒孝鲁、李佩秋、陈寥士、陈世镕等集于李宣倜桥西草堂时之唱和诗。 ”此外，10月18日的重阳桥西诗会，赋诗的人当中也有冒孝鲁。

《叔子诗稿》中对1942年南京之行并未隐讳，系年诗第一首就是《重来白下作》 ，与陈寥士、陈柱尊、龙榆生、钱仲联、何之硕等人的往来也都明白地写下了。可是， 《叔子诗稿》毕竟是《叔子自选诗》 （扉页上冒先生的夫人题字如此） ，为作者生前手定，那么收哪些诗不收哪些诗，就是诗人的自由了。 《中国诗刊》第二期有冒孝鲁诗： “劫后江南涕未收。登临强自说销忧。台城从昔饶秋气。莫放西风入此楼。 ”这是“欢迎安冈正笃先生北极阁汪邸联吟雅集”中的一首，诗刊还登载了重光葵，梁鸿志、江亢虎、李宣倜、缪斌等十数人联吟的诗作，这首诗便没有收入《叔子诗稿》 ，虽则诗人的语气是极沉重的。

既然经过“手定” ， “改”就与“删”一样无法避免。今本《叔子诗稿》中有《九日扫叶楼分韵得林字》一首，诗云： “臂上萸囊避祟侵。眼中城郭费登临。八方也合休兵革。猛士诗人共入林。 ”而《中国诗刊》第二期原来的总题可是《壬午九日邀诸同文集清凉山扫叶楼登高以双照楼主人癸酉九日扫叶楼诗分韵》 ， “双照楼主人”云云不合时宜，于是被删去了。

八月末，冒鹤老返回上海，冒孝鲁却留下了。他留在南京仅是为诗友唱和吗？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中国诗刊》第二期有陈寥士《赠孝鲁》一首，诗云： “早岁齐声说冒龙（君与龙榆生齐名） 。岂徒倾倒展堂翁。冥心涕笑才难尽。唾手功名遇未穷。欲慰榛芜生感激。翻因澹宕出沉雄。山围潮打千秋事。执手长歌气似虹。 ”展堂翁指胡汉民，上世纪70年代冒孝鲁在《槐聚书来速北行报以绝句五首》的诗注中还讲过“余三六年曾偕内子往罗痕湖探胡展堂翁，默存尝戏谓我为‘湿活居士’ ”云云。这里值得留意的倒是那“唾手功名”四个字。

今《叔子诗稿》 1942年录有《客舍坐雨偶成》一首，诗云：“高楼风雨撩诗思，默对锺山眼更青。檐角时时占鹊喜，枕边忽忽堕鸥汀。人穷可奈须三釜，世乱何由守一经。太息此身缘懒废，不堪随俗作长亭。 ”1942年12月10日《中国诗刊》第三期亦载此诗，题目作《客舍坐雨偶书》 ，字句经改易处甚多，最明显也最重要的是，原来最后两句作： “稍喜官闲容我懒。却思无偶倒吾瓶。 ”今本整句改过，连韵都另换了，那个“官”字也就消失无踪了。 《叔子诗稿》中同年尚有《林霜杰挽诗》一首，颈联为： “天才喻明月，公事了痴儿。 ”可是， 《中国诗刊》第三期上所载此诗，颈联却是“天才喻明月，官事了痴儿。 ”看来，冒孝鲁先生对这个“官”字是再敏感不过了。检《民国职官年表》 ，冒景璠（孝鲁先生原名）曾任伪江苏省第九区、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另外1943、1944、1945连续三年的汪伪行政院参事名单里都有冒景璠的名字。

二

了解了冒孝鲁先生1942年这段变故，再回过头来读钱锺书先生《答叔子》那几首诗，才会体味到真正的意蕴。 《答叔子》云： “龙性官中想未驯，书生端合耐家贫。敛非澜倒回狂手，立作波摇待定身。九牧声名还自累，群居语笑向谁真。白头青鬓交私在，宛转通词意不伸。 ”钱先生一上来就点到“官”字，表明自己是耐贫书生。 “立作波摇待定身”一句值得留意，因为1948年钱先生《叔子索书扇即赠》诗又再次讲“待定微波姑伫立，伤歧前路小迟回” ，用的皆是陈与义的典。简斋《夏日集葆真池上以绿阴生昼静赋诗得静字》有句云： “微波喜摇人，小立待其定。 ”这固然是钱锺书先生自明心迹的话，但也不无劝谕之意，冒孝鲁1940年《书叶葱奇兵喻后》诗中也有过“为君诵简斋，波摇姑小立”的句子，奈何他已经改变了想法，要钱锺书先生再三提醒他了。今《叔子诗稿》于1942年编年之末系有《次答默存见寄》一首，显然就是回应《答叔子》一诗的，用韵基本相同，诗云： “白鸥浩荡孰能驯？漫说粗官可救贫。且得长歌聊遣日，但明吾意岂无人？死生师友言宁负，肮脏情怀汝最真。老柳白门渐衰飒，相思林际梦春申。 ”两诗题目都用“答”字，那么到底是谁答谁的呢？我猜应该是钱先生首倡，而冒孝鲁先生次韵。那么《槐聚诗存》中为何偏要题为《答叔子》呢？我想此处或有微言大义存焉。至于颔联用韵不同，可能是两人中的某一位对原诗做过改动，具体是谁，现在已难以断定了。

钱锺书《大伏过拔可丈忆三年前与叔子谒丈丈诗中竹影蝉声之句感成呈丈》一首，也有深意。诗云： “独来瞻对若为情，碎影疏声世已更。抢地竹怜生节直，过枝蝉警举家清。如翁足吐诗人气，剩我应专热客名。不假汗淋嘲学士，北窗凉共有谁争。 ”此时冒孝鲁已去南京，两个常在李拔可身边剧谈的年青诗人如今只剩下一个，所以才有“独来瞻对”一说。

依《叔子诗稿》的编年，1942年冒孝鲁在南京，1943年无诗， 1944年则标“泰州” ， 1945年又无诗， 1946年则标“西昌” ，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他只1942年这一年是在南京度过的，后乃他去。事实上如何？据《龙榆生先生年谱》 ，1944年6月4日，“先生与李宣倜、李佩秋、陈世镕、钱仲联、冒孝鲁、陈道量、汤静忱等于玄武湖迎紫堂宴请简斋” 。如此说来，至少1944年冒孝鲁还在南京，毕竟他在当着所谓“行政院参事”呢。说到这里，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钱锺书先生自一首《答叔子》后直到二战结束都没有再跟冒孝鲁有过唱酬了。

1947年，钱锺书为冒孝鲁的《邛都集》写题识，文章不过短短百余字，我们且细玩钱先生的语气： “……与君文字定交，忽焉十载，乱离复合，各感余生。自有麒麟之阁，赏诗不羡功名。 （司空表圣有《杏花诗》 。 ）相遗鲂鲤之书，远害要慎出入。君将南行，记此为别，聊当车赠。 ”什么叫“赏诗不羡功名”？什么叫“远害要慎出入”？平常为别人题赠，当然要拣好听的客套话讲，而此时的钱先生却词严义正，相当峻刻，谁接到这样一份题识怕都会感到难堪罢。

钱锺书先生晚年在给龙榆生先生的门人富寿荪的信中，谈到当年写给龙榆生的诗，曾说： “语带讽谏，足窥当时世事人事，亦见‘文章有神交有道’耳。 ”在“交有道”三字下还特意加上了着重号。我现在重提这段往事，并非要发人私隐，只是感到钱冒二人的交谊波澜亦“足窥当时世事人事” 。如昧于此事，我们不但不能很好地理解钱锺书先生，而且也不能真正地了解冒孝鲁先生。曾子曰： “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我愿为读者三复斯语。

（原刊于《万象》2003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