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氏之乱与西域商人地位的提升

李氏之乱与西域商人地位的提升

在蒙、金战争中，蒙古军连年南下，对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激起中原地区以汉族为主的各族劳动人民的反抗。活跃于河北、山东等地的红袄军是农民起义军（因起义军身穿红袄）中的一支有代表性的队伍。他们既反对金朝的统治，又反抗蒙古军的侵略。红袄军将领彭义斌从山东打到河北，纵横数千里，有兵数十万，无论金军还是蒙古军，都把它视为劲敌。

蒙古统治者为了加强自己的实力而笼络那些大地主军阀们，一律照其旧而令官，授予行省、领省、大元帅之类头衔，让他们世袭管辖原来的地盘和军民。这些大地主军阀集团头目全握兵民之权，数十年专制一方，形成了强大的割据势力。李璮的叛变就是在此背景下酝酿起来。

李璮是金末红袄军首领李全之子。1218年，李全降宋，一面火并其他红袄军，大量搜刮、积聚钱财，一面在南宋和金朝之间要挟，获取高官厚禄。当强大的蒙古军队攻进山东后，李全于1226年投降蒙古，以每年向蒙古献金币的条件换取了山东淮南楚州行省的官职。1231年，李全死，其妻杨妙真袭职。不久，杨妙真死，李璮袭为益都行省，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势力逐渐强大。宋开庆元年（1259年），李璮加速准备反叛蒙古，一面进犯南宋，取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西南）等四城，一面积极加固益都防御，储存粮草，截留盐课。元世祖中统元年，忽必烈与其弟阿里不哥发生争夺汗位的战争。忽必烈为了稳定李璮，加封他为江淮大都督，并对他的上述活动隐忍不发。李璮趁忽必烈倾全力抗御阿里不哥南犯之机，三年二月，举兵反叛。他献涟海三城给南宋，杀蒙古戍兵，从海州泛海还攻益都，进据济南。南宋封李璮为齐郡王节度使封号，但并没有在军事行动上给予支援。李璮在进攻济南时，曾传檄河北，希望取得华北地区汉人军阀的支持，但应者无几。因此，处境完全孤立。忽必烈迅速集中蒙汉诸军，以宗王合必赤统领征李璮。三月，史枢、韩世安、阿术等于高苑老僧口击败李军，李军退守济南。四月，忽必烈又命右丞相史天泽专征。史天泽与哈必赤定议，筑环城围济南，进行长期围困。济南被围四月，李璮粮秣告罄，军心离散。七月，李璮投大明湖不死，被俘，被史天泽斩于军前。

忽必烈迅速平定李璮叛乱，对巩固其刚刚夺取的政权和避免再次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都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据《宋史纪事本末》记载，李璮“死而北人绝归朝之志”，北方汉族地主武装的军阀们受到李璮事件的警告，再不敢有反叛之心，更加死心塌地地为蒙古王朝效力。李璮事件的确牵连了不少地主军阀，忽必烈趁机大削地主军阀的兵权。在心有余悸的史天泽的带领下，东平严忠嗣、满城张弘略、济南张宏等纷纷交出兵符，放弃军权。这样，忽必烈既消除了发生叛乱的后患，又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忽必烈还在地方实行“军民分治”的政策，把益都军民一分为二，董文炳领军，撒吉思领民。以后这一制度在各地推广，诸路管民官理民事，管军官掌兵戍，这样进一步把各地的兵权集中到皇帝手中。

李璮、王文统败亡后，色目人集体向忽必烈进言：“回民虽时盗国钱物，未若秀才（指汉人官员）敢为反逆。”色目官员多擅长经商理财。他们来自中亚，有的可以帮助元朝统治者搜刮财富，又不至于像汉人军阀那样形成武装叛乱集团，因此他们逐渐成为一个被重视的民族。李璮叛乱之后，忽必烈在不得不继续任用汉人的同时，开始重用色目人，以达到互相牵制的目的。1262年，忽必烈任中亚费纳客忒人阿合马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1264年，左右部并入中书，超授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列于相位。一批色目人也因此被任用管理财赋，色目商人的地位得到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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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帝国的昙花一现，让人惊诧，让人感叹，留给后人众多的思考。前期打天下嗜血如命，掠杀无度，见城毁城，遇人斩人，所向无敌。后期治天下昏庸傲慢，以落后奴隶制改造先进的封建制，不学汉人优秀的治国之道，偏把恶劣的宫廷内斗练得炉火纯青。他们仅享中华几十年荣华富贵就卷铺盖走人，也是意料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