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五代史》说冯道事，有两个故实与郭威有关。这之中透露了一点信息，让我今天有理由相信王殷的所谓“专横”与“掊敛”为子虚乌有。
郭威从邺都起兵向汉隐帝发难，最后汉隐帝被杀，郭威进入京师，百官都来朝谒。冯道是百官中资格最老的大臣，郭威对他也特别尊重，所以见到冯道后，马上向冯道“设拜”，行往日见到冯道时的大礼。郭威的意思是：我推翻了汉隐帝，我就有资格做新任天子，现在我故作低姿态来拜你冯道，你就应该对我有诚惶诚恐之心，直接提出“拥戴”为君的意见。按照常人理解，似乎应该呈现这样的逻辑。但冯道却从容地接受他的拜见，而后，缓缓说道：“侍中此行不易。”
侍中您这一趟来得不容易，辛苦啦！
史称郭威“气沮”，心气受到挫折，“故禅代之谋稍缓”，所以试图直接禅代隐帝为天子的阴谋还要稍稍往后拖一拖，没有马上即位天子。
后来郭威又请冯道赴徐州去册封刘赟为后汉的嗣君，并迎接刘赟还朝来即位做天子，冯道已经看出这事可能不那么简单，就直截了当地问郭威：“侍中由衷乎？”
侍中先生，您让我去徐州干这个活儿，是出自您的真心吗？
郭威发誓说是真的，是由衷的。
冯道又说：“莫教老夫为谬语，令为谬语人。”
你可别说话不算话，我到了徐州说让刘赟来继承皇位，回头您这边变了，我冯道等于跟人说了荒谬的假话，那样一来，我可就成了假话人啦！
这两段故实，都可以让人看到冯道的器局确实不一般，更有相对坦诚的一面，并非单向度的老奸巨猾。
但是后人修史，没有收入这两段故实。因为，如果收入，就会对郭威的形象造成损失。所以《旧五代史》所引，收入这两段故实的《五代史补》，对此评论道：“周世宗朝，诏御史臣修《周祖实录》，故道之事，所宜讳矣。”周世宗一朝，下诏令史臣修《周祖实录》，所以冯道的事，应该有所避讳了。《旧五代史》依据五代各朝《实录》拼凑成书，而这些《实录》“皆无识者所为，不但为尊者讳，即臣子也多讳饰”，这几乎是治史者都知道的常识。
在这样的地方，为“周祖郭威”而删除冯道的“光辉事迹”，就有可能在那样的地方，为“周祖郭威”而增加王殷的“罪恶案例”——但王殷实在是没有“罪恶案例”，只好用一句空洞的大话“专横”“掊敛”而为王殷的所谓“罪恶”定性，以此来证明郭威诛杀王殷的正当性。
从逻辑推演，我愿意得出这个结论。
还可以继续推演：王殷为何获罪？真实的原因是什么？
王殷，与王峻不同，史称王殷性格谦和谨慎，“好礼”。懂得进退之礼，也即懂得节制和当位。他不应该有“逾制”出格的事。此人对母亲还特别孝顺，每当要有与人结交的决定，都要先来禀告母亲，母亲听后觉得可以，他就与人交往，不可以，就不与人来往。因此，王殷即使在军旅之中，也没有过杂的交往。他过去在后晋石敬瑭时做刺史，总是按规矩做事。政事稍有处理不当，被母亲发现，他就自己站在庭院，将一根木杖给下人，抽打自己，以此来安慰母亲。
王殷的曾祖、祖父、父亲都曾做过地方上的中级军官，有家教。这位母亲对儿子管束也严。应该能够看出，王殷一直是一个很本分的军人，也没有太大的野心。石敬瑭时，他母亲去世，他要守墓，但石敬瑭下诏，要他做官管理地方。
王殷上章说：“臣为末将，工作不工作对国家都没有太大的损益。我因为母亲的训导教育，这才成人，现在母亲逝世，我不忍这么快就离开母亲的坟墓。请允许我按规定为母亲守丧三年。”
石敬瑭很赞赏他的孝心，答应了他。
有限的记录也不难分析：王殷没有大恶，他不大可能危及郭威的后周帝国。他最后的悲剧，直接原因，很可能源于一个同僚何福进。
何福进当时是成德节度使（治所在河北正定），与王殷同在河北。史称何福进“素恶殷”，一向憎恶王殷，什么原因，没有记录。根据以上史料记录，可以约略猜测一点蛛丝马迹，很有可能王殷不愿意搭理这个何福进。王殷不是一个善于交际的人。
结果，“福进入朝，密以殷阴事白帝，帝由是疑之。”一向憎恶王殷的何福进，趁着入朝的机会，将王殷的“隐事”也即“隐私之事”，秘密地打了小报告，郭威这才开始怀疑王殷。
但郭威最后决计除掉王殷，很可能源于他自己的一场大病。
郭威最后的日子里，需要做一场祭祀天地的大礼——郊禋。古人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家最大的事一是祭祀，一是征战。祭祀尤其重要，它是王朝治理天下合法性的重要表征。郊禋，规定了日子，这时诸藩都需要进京来共同见证这一神圣的时刻。
王殷也进京，被郭威任命为京城内外巡检，京师公安局长。这是当年史弘肇做过的工作。京师大典，需要内外警戒，安全保卫工作很重要。
按照记录中的说法，王殷在京师巡检，每次出入都要带着随从几百人。但即使如此，王殷还是觉得武装力量不够，要求如数配给铠甲兵器，以备巡逻。史称后周太祖郭威对此感到为难。但我实在看不出“为难”的地方是什么。
史书记录又说，当时郭威已经病得很严重了，就要举行祭祀大典，而王殷却挟持功高震主之势，在天子左右，说“众心忌之”，诸位大臣对王殷都有嫉恨。就这样，郭威带病，勉强撑起病躯，坐进大殿，王殷按礼进入问安，于是被拘捕。记录到此，连史书都承认是对王殷的“污蔑”了，史称“下制诬殷谋以郊祀日作乱”，颁下诏书，诬称王殷密谋要在祭祀天地的大典那天发动叛乱。给出的处罚是：流放登州。
登州，在今天的山东烟台庙岛群岛中，古称沙门岛。此地等于当时中原的东端荒凉之地，是出海到辽东的必经之地。流放此地已经算是重刑。
但王殷还没有到登州，刚出汴梁城，就被杀掉了。
还不算完，又派出镇宁节度使郑仁诲到邺都去“安抚”，但这位郑先生到了邺都后，王殷的儿子在邺都任衙内指挥使，并不出来拜见这位使者。郑仁诲又贪图王殷的家财，于是“擅自”将王殷的儿子杀掉，把他的家属都迁徙到登州流放地去了。
据说王殷回朝之前，邺城寺庙的大钟，悬挂处断开，大钟掉落。又有人说邺都府邸的幡竿之上出现火光。还有说法，王殷入朝之前，邺都人为他饯行，王殷上马离开时，马镫断落，王殷也摔在地上。人们认为这都是不祥之兆。这类故实真假难辨，可以看作“命定论”的影响。但即使在这样的故实中，也仍然无法看到王殷的“罪恶”。
船山先生《读通鉴论》，反复陈意，认为五代以来姑息藩镇是国家祸乱之源，因此，应该对藩镇用重典治理，乃至于杀掉几个藩镇，可以立威，也有利于国家安定，但即使如此，船山先生也认为“王殷无罪受诛”。
薛居正《旧五代史》也评论郭威诛杀王峻、王殷，不仅“不能驾驭权豪”而且未免“伤于猜忍”。这是五代时期由藩镇问题而引发的一个军政死结。依郭威的品性，他还没有能力和智慧解决这个问题。至于诛杀王峻、王殷的积极意义，如何令周世宗柴荣可以“乾纲独断”，将国家治理推向秩序化，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慕容彦超、王峻、王殷，三大藩镇，经由“郭威模式”，解决了。但这种模式，作为政治遗产，它的野蛮性质和文明性质共存于一个时空中。这就为后来的大宋帝国留下了一个两难的选择：不杀藩镇，藩镇有可能作乱；杀藩镇，国家法制就会受到伤害，天下文明也遥遥无期。
越是看到这类紧张，越是能够理解赵匡胤的公道之心、仁德之风，以及独具创意的政治智慧和责任担当。赵匡胤，在两难选择中，走出了第三条道路。这是后话，容当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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