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建设是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和能力的核心动力

第三节　人力资本建设是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和能力的核心动力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超大规模的剩余劳动力，为中国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并在此过程中构成城镇化水平提高的主体力量。这种超大规模的低成本劳动力，也被很多学者评价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但是，从人口结构来看，中国的劳动适龄人口比重和总量都已经下降，从农村可以向城镇继续转移的剩余劳动力也接近供给的极限。

应该看到，农村可以向城市继续转移的劳动力在总量上仍然是巨大的，只是在当前的城镇和农村劳动生产率水平下可以继续转移的劳动力出现了供给不足。东部城镇对简单劳动力的供给已经出现“民工荒”的情况，劳动力成本也快速上升，这种民工荒和劳动力供给不足，并不是劳动力供给绝对量的不足，而是在当前城镇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下可以得到的有效劳动力供给不足。农村部门可以继续流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也接近极限，但也不是说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数量已经降到了很低水平，例如以普查口径来看，中国农村中仍然有接近4亿劳动力总量，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也仍然接近3亿。与世界发达国家农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相比，农村仍然可以继续提供2—3亿的劳动力进入非农业部门。

一方面城镇工业部门出现民工荒，另一方面农村有效劳动力供给似乎不足，说明当前时期，城市工业部门对于劳动力吸纳的拉力和农村对于劳动力挤出的推力似乎出现极限，说明当前生产率水平下可以继续流出的迁移流动人口供给将很快吸纳完毕，传统的依靠简单低成本的劳动力数量来推动的城镇化发展已经接近饱和状态。那么从1980年以来依靠简单劳动力数量转移的城镇化模式，可能就出现了一个瓶颈的状态。继续推动中国的人口迁移流动和城镇化发展，则越来越需要将人力资本构造成为推动城镇化的动力。通过人口迁移流动所带来的人力资本净增加对城市发展和城镇化发展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第一，人力资本有助于农村人口迁移流动，也有利于流动人口更好地在城市沉淀下来，是推动城镇化和完成城镇化的重要因素。迁移流动人口本身具有选择性人口迁移的特点，迁移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流出地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不仅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口更倾向于对外迁移，多项研究也表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流动人口也更容易在城市沉淀下来，他们在城市的就业和发展能力更强，对城市生活有着更强烈的预期。从这个意义上说，投资于教育和人力资本，就是推动中国的城镇化。

第二，人力资本投资有利于提升城市工业部门和农村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力，才能够在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情况下继续推动城乡人口转移和城乡结构调整。增强对人口包括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才能够培育形成大规模现代产业工人，能够适应经济结构的逐步升级。同时，只有继续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才能够在中国低成本简单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相对弱化以后，能够将相对低成本的受过教育培训的劳动力构造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新的比较优势，并在此基础上构造中国未来制造业和服务性产业发展的发展空间。从农村来说，只有通过人力资本作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通过人力资本返回农村推动农村发展，才有利于提高农业部门的粮食生产，并有利于在农业发展基础上进一步减少农业劳动力投入，并从而可以持续推进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因此，在“刘易斯转折点”以后的城乡结构继续深化调整和城镇化的深入推进，需要人力资本投资作为一个启动泵。第一步是实现城乡劳动生产率水平逐步相对平衡，第二步是继续激发城乡劳动生产率的共同提高，并在此过程中推动城镇化的发展。

第三，只有通过人力资本的提高，才有利于提高城镇化运行的规范和质量。以低教育程度和低素质劳动力为依托的城镇化经济形态，必然主要是非正规就业、低质量生产方式。各种食品安全问题、地下经济和中国制造产品的质量低下的批评，相当程度根源于劳动力教育程度较低，生产缺乏规范性和标准化。随着教育培训和人力资本的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也将得到根本的提升，教育培训有利于标准化，教育培训有助于提高法制意识和责任意识，教育培训也有助于将质量提升作为经济产业的长远性竞争优势。

因此，在人口结构中长期变化、在“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的背景下，传统“人口红利”已经难以为国家发展提供足够的动力。继续推动中国的城镇化发展，需要从简单依靠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的简单城镇化阶段，过渡到依靠人力资本驱动的内涵提升的城镇化阶段。因此，人力资本对于中国城镇化已经表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将在中国城镇化发展的进一步提升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增强对城乡居民，特别是对大量迁移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将是当前中国城镇化继续提升和推进的根本动力。只有在人力资本作用不断积累并充分发挥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城乡现代产业和建设现代城市，并只有在人力资本不断积累和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上，才能够对未来二三十年继续推动城镇化和城乡结构转变提供稳定的、持续不断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