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阶致讲学第一节

徐阶倡讲学

第一节　徐阶倡讲学

作为明代嘉隆之际执掌政局的政治家，徐阶在明史研究中的被重视程度远大于其他政治人物。他与前任首辅严嵩及后来的首辅张居正的比较，也是学者们所乐道的^[4]。然政治史研究与学术史研究之间，似乎缺乏融通。很少人会注意到，徐阶是一个著名的阳明学学者。黄宗羲《明儒学案》便将徐阶列入南中王门之中。明代嘉靖以来，阳明学者几乎无人不讲学，而讲学者所立讲会，也遍及江南诸省、南北二京。徐阶在嘉靖末年作为内阁大学士，与李春芳（1510—1584年）^[5]号称“讲学护法”，对于明代讲学的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徐阶（1503—1583年），字子升，号少湖，晚号存斋，松江府华亭县人。根据聂豹的说法，徐阶之号由“少湖”而改作存斋，是他归心于阳明学的一种象征——“盖湖以地言，志隐显也；存以心言，志学则也。”^[6]徐阶在嘉靖元年（1522年）中应天乡试第八名，嘉靖二年中进士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修撰^[7]。在此之前，他已经受到阳明学的影响。王世贞《存斋徐公行状》记载说：“十五而补博士弟子。又二载，以优等试应天不利，归。亡何而大司马聂贞襄公豹来为令，试公而奇之曰：子国器也。因进公以圣贤之学。”^[8]所谓“圣贤之学”，大约即王阳明所传之阳明学。聂豹（1487—1563年），字文蔚，号双江，私淑于王阳明，生前未入阳明门下，然阳明殁后若干年，由钱绪山、王龙溪二人为证人，始拜称弟子，且从其思想的基本特征来看，“是属阳明心学而无疑”^[9]。因此，徐阶之师事聂豹，“由良知为入门”^[10]，为阳明后学亦无疑。徐阶本人对于王阳明，是非常崇拜的，尝言：“孔孟既没，正学失传，或失则俗，或失则禅，伟哉阳明，妙悟卓识，发挥良知，昭示轨则。”^[11]嘉靖十八年（1539年），他在江西督学时，“就士人家摹得先生燕居像二，朝衣冠一”^[12]。如此用心去寻摹王阳明的画像，可见徐阶对王阳明的崇拜之情。

三十岁时，徐阶致信王阳明的另外一名弟子欧阳德，述及其问学之经历：“阶少役志于富贵，三年而知其无益；始刻志于文词，冀可不朽，今又四年，始觉文词之与富贵，均为外物，欲求吾心所固有者以为终身受用之地而已，虚度岁时，骎骎三十，所谓半路出家。”^[13]因此，徐阶的学问，实际上除了早期聂豹对他的影响外，更多的是受了欧阳德的影响。欧阳德（1496—1554年），字崇一，号南野，是阳明门人中较杰出的一位，一生仕途平坦，身居要职，倡言政学合一、居官讲学，利用其政治地位宣扬阳明学说^[14]，据说“称南野门人者半天下，即阳明无以加”^[15]，而其学亦较为稳健笃实^[16]。徐阶受其影响最为深刻，所谓“得朋友于南野欧阳子，孚爱最久；与闻阳明先师良知之说，契悟最深”^[17]。

首先，欧阳德反复向徐阶宣讲良知之旨。他在写给徐阶的一封信中说：

承惠《学则》、《训蒙》诸书，所论尊德性而道问学，真圣门一以贯之之旨，而所谓君子终身践行，无往非学，尤足以砭近时空言无当之膏肓。……良知数字，未见数数提掇，岂尚有疑于此？殆亦言各有当而偶未之及耳？此二字实吾人精神命脉。^[18]

从中可以看出，欧阳德对于徐阶信中偶未谈及“良知”深表忧虑。所以，当徐阶与其论及“致良知”时，欧阳德深感欣喜——“承谕致良知则无不诚，不必更别求诚，足知吾兄用功真切。”^[19]其实，徐阶论良知之说甚多，如言“所谓仁义礼智浑然全具，而恻隐羞恶恭敬是非随感而发，鄙意窃谓此是良知本体”^[20]。徐阶之学，“良知”之外，常论及“诚”。他曾说：“诚之一字，于学极有力。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只一念之发不能存诚，良知便从此失去，况望其能致也？”^[21]又曾说：“人心惟至虚，故至灵，若着一物，便窒而不能应，只如好善恶恶，本所当诚，然一留滞于胸中，便是有所忿懥。”^[22]

其次，徐阶之学，与欧阳德一样，重视“戒慎恐惧”一套“敬”的工夫，重视笃行实践。他曾说：“鄙意以为，性命本体之妙，不须赞叹；位育功用之盛，不须思忆。只戒慎恐惧是实落工夫，能于此用工，随其生熟，皆有得力处，决不至于口谈道德而身逐势利。”^[23]除此之外，徐阶还秉承了欧阳德居官讲学的实践。

本来，沿着“君子终身践行，无往非学”的逻辑，徐阶可能不会重视讲学活动。但是，情形恰好相反。徐阶说：“默识是主本，讲学是工夫。今人亲师、观书册等，是讲学事。”又说：“近有士夫言为学只须着实践行，更不必谈说性命道德。此语良是警空言之弊。但学须有所见，乃能行得，如登万仞之山，必见山头所在，乃有进步处，非可瞑目求前也。”^[24]徐阶为官一生，组织并参加过许多讲会活动。其讲学之名，在任延平府推官时已著。徐阶因谏止“去孔子王号，变像为木主”而遭谪谴，为福建延平府推官。提学副使潘潢（？—1555年，1521年进士）“欲以讲学之任委之”^[25]，约其“为正学书院之行以成端俗正物之化”^[26]。徐阶以“己学未成”拒之。然而，当其督学江西时，倡行讲学，不遗余力。王世贞说：“（公）提督江西学政……公所称良知学，本故王文成公守仁，而文成于江西最显著，自公推行，且像文成而祀焉。”^[27]所谓“像文成而祀焉”，即指徐阶在江西会城南昌建阳明祠一事。阳明祠非但为祭祀之用，且为讲学之所。据李春芳言：

阳明先生祠，少师存斋徐公督学江右所创建也。……（公）日与文庄欧阳公穷究心学，闻阳明良知之说而深契焉。……乃于省城营建祠宇，肖先生像祀之。遴选诸生之俊茂者乐群其中，名曰龙沙会。公课艺暇，每以心得开示诸生。

后来，祠宇颓坏，徐阶又“捐金九十，属新建钱令修葺之”^[28]。此事《阳明年谱》亦曾著录：

江西提学副使徐阶建仰止祠于洪都，祀先生。自阶典江西学政，大发师门宗旨，以倡率诸生。于是同门吉安邹守益、刘邦采、罗洪先，南昌李遂、魏良弼、良贵、王臣、裘衍，抚州陈九川、傅默、吴悌、陈介等，与各郡邑选士俱来合会焉。^[29]

由此可见，龙沙会在当时影响颇大。嘉靖十七年（1538年），徐阶曾邀阳明门人邹守益开讲于贡院，发明性善之旨，“人以为朱、程再见”^[30]。在此期间，徐阶还将江西会城南昌市宅“捐为诸士讲学之所”，建明德书院^[31]。

当初，徐阶谏孔子祀典时，嘉靖帝甚怒，“斥为佞，镌柱识之曰：徐阶小人，永不叙用”^[32]，然在延平府推官、黄州府同知、浙江学政、江西学政迁转数年之后，嘉靖帝亦忘了当初之誓，召徐阶为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侍讲。入京以后，徐阶复“以其暇与故邹文庄公守益、罗文恭公洪先、郑端简公晓、赵中丞时春、唐中丞顺之辈相琢劘，为圣学益切”^[33]。随着徐阶“谨事（严）嵩，而益精治斋词迎帝意”^[34]策略的成功，他在政治上渐得世宗之宠信，地位逐渐上升。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徐阶终于扳倒了专权二十一年的严嵩，顺理成章地成为首辅。野史笔记或谓严嵩垮台有讲学者何心隐之力，亦是讲学者攻反讲学者之一迹。徐阶做了首辅，对于讲学的影响就更大了。嘉靖末年的灵济宫大会，几乎成了明代讲学达于极盛的象征^[35]。

灵济宫为一道观，在北京城西城内，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该地风景宜人。刘侗《帝京景物略》载：“皇城西，古木深林，春峨峨，夏幽幽，秋冬岑岑柯柯，无风风声，日无日色，中有碧瓦黄甃，时脊时角者，灵济宫。”^[36]嘉靖末年，京城为官的官僚、上计的外官、赶考的举子以及国子监的国子生们，政暇或治学之余，即相集于此讲学。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举人罗汝芳入京参加会试，“同波石徐公、中溪颜公、西石王公、梦坡敖公、二华谭公及诸同志大会于灵济宫”^[37]。该年，罗汝芳因父亲病重，不应廷试即归乡。十年之后的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罗汝芳再次入京应廷试，“时内阁存斋徐阶、部院双江聂公、南野欧阳公、俨山周公，皆以兴起斯学为己任者。乃定会于灵济宫，师（即罗汝芳）集同年桂岩顾公、近麓李公、洞阳柳公、望山向公、一吾李公、会试同年昆湖瞿公、泽峰吴公、浑庵戴公、少龙贺公、敬所王公，旧同志善山何公、西吾张公、吉阳何公、浮峰张公、芳麓王公数十百人，联讲两月，人心翕然，称盛会也”^[38]。次年，身为太湖县令的罗汝芳入觐，邀其师颜钧入京讲学。据颜钧自传，“时徐少湖名阶为辅相，邀铎主会天下来觐官三百五十员于灵济宫三日。越七日，又邀铎陪赴会试举人七百士亦洞讲三日”^[39]。所以，《明儒学案》盛称此二次灵济宫大会之盛，并归功于徐阶——“（阶）及在政府，为讲会于灵济宫，使南野（欧阳德）、双江（聂豹）、松溪程文德分主之，学徒云集至千人。其时癸丑（1553年）、甲寅（1554年），为自来未有之盛。”^[40]黄宗羲不言颜钧之主讲，盖亦厌颜钧之无忌惮。但是，黄宗羲又说：“丙辰（1556年）以后，诸公或殁或去，讲坛为之一空。戊午（1558年），何吉阳自南京来，复推先生为主盟，仍为灵济之会，然不能及前矣。”^[41]徐学谟也称此会因何迁“名位未可恃号召，诸少年多无应者”^[42]。因此，灵济宫讲会最发达的阶段乃在欧阳德、聂豹、徐阶等人皆在京城之时，即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至三十四年（1555年）。《明史》卷二百八十三《欧阳德传》也说：“当是时，德与徐阶、聂豹、程文德并以宿学都显位，于是集四方名士于灵济宫，与论良知之学，赴者五千人，都城讲学之会，于斯为盛。”

但是对于徐阶来说，他在士人讲学中产生最大影响的是在做了首辅之后的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的灵济宫讲会。这一年灵济宫讲会的推动者也是罗汝芳。《明史·罗汝芳传》载：“入觐，劝徐阶聚四方计吏讲学。阶遂大会于灵济宫，听者数千人。”谭希思《皇明理学名臣传》记载此事说：“（罗汝芳）入觐，同徐岩爌谒政府徐文贞阶于西苑，曰：‘宗社以人心为本，今来朝官多誉俊，所患学脉不端，请合并一番示向往。’文贞躍然，大会于灵济宫，盖本朝称盛焉。”^[43]此会徐阶本人因为在直庐不便外出，并未亲身参加，只是亲手书写程子《定性》一书、“学者先须识仁”一条，由其长子携至会所，命“宗伯李公（春芳）、少宰朱公、中丞毛公分主会事”。诸学者就“识仁”、“定性”二义更互究绎，然后录以就正于徐阶^[44]。李春芳对此亦有记载：

京师同志之会，每三年一大举，天下之述职暨与计偕者咸与焉。元辅存斋先生实主其盟。今年复大举于灵济宫，合内外凡数百人，先生以常直不克出，乃遣其子尚宝扬卿君以往复，以册书明道先生《定性书》及“学者须先识仁”二篇，命与会者讽咏而商榷之。既各出所见，就正先生。先生一一批示，皆直指性天仁体，群疑涣释。^[45]

徐阶所作的“一一批示”，即其《教言》。《教言》大略在阐发良知之旨：

仁，人心也。心最虚灵。虚谓大公，灵谓顺应。良知者，即此虚灵之发见。识仁原只是良知自识。若说识仁之要，在直信良知，尚未合一，未为直截简明、精义无二，盖必有事，即是致良知，即是全此虚灵之体。知得忘与助者，良知也；勿忘勿助者，致知也。此其存之之法。良知良能，原不丧失，以旧习未除，却须存养此心。^[46]

后数句谈“存养此心”，亦可见徐阶改号“存斋”之本意。

徐阶的《教言》，罗近溪录了一份，带到南京，交给了耿定向。王畿就是在南京的讲会中见到徐阶的《教言》，以为“一时风动之机，殆遍寰宇，明道术，正人心，是大有功于名教”^[47]。但是，这样的高谈阔论，全不干政事朝章，对于国家何利之有？讲求实学的高拱、张居正自然会这样想。更何况，徐阶以首辅讲学，带动着朝野轰然的讲学风潮，也带来了一些弊端。后来万历时期学者沈德符即说：

徐文贞素称姚江弟子，极喜良知之学。一时附丽之者，竞依坛坫，旁畅其说，因借以把持郡邑，需索金钱，海内为之侧目。^[48]

谈迁《国榷》云：

华亭（徐阶）讲学，为天下倡，世群而效之。学社棋置，舍官寺而语玄虚，薄事功而课名理，下至巨奸元盗，窃入而影附焉。^[49]

同时的学者王世贞说：

阶既尊信新建学，而其门弟子若尚书聂豹，阶所师事者；尚书欧阳德、李遂（字邦良，号字斋，1526年进士，1504—1566年）、郎中王畿辈，阶所友者，咸各有徒众，不能尽遵行所闻知，而所至挟诈，恣为奸利，海内苦之，颇指以归咎阶。^[50]

此数种言论，都明确地指出徐阶的讲学活动对于讲学的推动作用，但同时还指出当时的讲学因为形成一种风潮，而出现利用讲学而罔利的弊端。这或者是一种事实，后来张居正的禁讲学，其直接的动因就是常州府知府施观民以建龙城书院大量敛财。实际上，在隆庆二年七月徐阶致仕之后，高拱和张居正先后执政，遂一反徐阶之政，箝制讲学之风。所谓物极必反，灿极而烂，明代讲学运动在嘉靖末年隆庆初年达于极盛之后，遂遭一反讲学潮流之阻遏。反讲学者中，代表的人物有高拱、杨博^[51]、胡正蒙（1503—1556年）^[52]、张居正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