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时代南京的城市雕塑

四、市民社会时代南京的城市雕塑

1．雕塑内容体现出市民社会多元文化的特点

20世纪末21世纪初，随着告别政治意识形态、进入商业为主导的市民社会，城市文化出现多元化，中国城市雕塑类型和题材也日趋丰富，雕塑的概念不再是一种单一的模式，突破了过去强调政治教化，以宣传和纪念伟人、英雄人物等为主的单一叙事方式，进而呈现出多元化格局，并开始走向和贴近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

以南京为例，这一时期的城市雕塑作品突破了政治宣传的作用，其实际作用和意义更多地转向对城市历史、城市业绩、城市理念、城市特色及城市自然资源与人文积淀的审美表现，转向对市民大众的公共文化理想的憧憬与表达。雕塑所在地点也不仅仅局限于具有政治意涵的城市空间，在文化中心、商业中心以及居民生活区都出现了各具特色的雕塑作品。在南京的文化名街——长江路，一组栩栩如生的民国女学生雕像让人回味着当年南京师范学校“首开女禁”的文化氛围；在南京的商业中心——湖南路狮子桥，一组糕点小贩和“面人王”雕塑烘托出浓浓的商业氛围。

这里着重介绍南京新兴住宅小区——龙江小区附近的草场门桥滨水休闲广场雕塑群。这一雕塑群基本上没有台座，没有了以往纪念碑雕塑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特征，不仅可观，而且可感，雕塑者通过生动活泼、新奇、富于幻想的构思和丰富的雕塑语言，运用拟人化的动物形象，使滨水休闲广场这一公共环境更加充满生活情趣，具有可及性、参与性和开放精神。

这些雕塑已成为附近居民休闲、娱乐生活不可缺少的设置和设施，成为城市居民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这样的城市雕塑对有形资源加以整合利用，成为体现人文关怀的景观，而公众又能真正融入其中，实际上还能增强公众的参与意识，具有城市雕塑应有的公共精神。

2．雕塑建设中仍然存在的权力问题

社会的发展往往存在着“路径依赖”，在城市雕塑的发展中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近年来南京城市雕塑的发展还只是体现在市民社会“新”主体性形象替代原来的政治象征人物，而由于长期以来的行政管理模式和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城市雕塑的设计建设实际上仍带有一种政治监管性质，仍是由政府主导其规则空间，市民社会和精英文化的自由空间及社区的自主性和文化原创力还很微弱，缺乏市民社会的自发的公共意识和文化特性。

目前，城市雕塑的政府主管部门往往通过招标的方式将项目承包给一些艺术家或者公司，他们的中标方案体现了主管部门或少部分人的意志和利益趋向，长官意志决定项目决策的情况仍然不少；老板、企业家，有了钱以后随便建雕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情况也不少。很多城市雕塑的建设并没有请雕塑家进行论证，只要空地就可以立雕塑，至于这座雕塑是否与周围的环境、文化气氛相融合，是否为市民所认可，都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导致城市雕塑的整体水平不高。举南京市一例来说，山西路广场曾经有过的三座雕塑，就是由非专业性的单位树立的，三座雕塑，费用从几万元到上百万元，却得不到百姓的认同，最后一拆了事，浪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

3．未来理想的发展方向

正如法兰克福学派著名学者哈贝马斯认为的那样，只有公共意见与公共讨论被体制化地保护，“公共领域”才能得以发展。要推动真正具有“公共性”的城市雕塑的发展，就需要发展相应的城市雕塑建设的决策机制，从项目的确立、雕塑家的选择、经费的来源、公众如何参与意见等等方面形成完善的制度。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一些国家在发展公共艺术上采取的“百分比艺术建设”（percent of art program）的有效作法值得我国借鉴。它的做法是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以有效的立法形式，规定在公共工程建设总经费中提出若干百分比作为艺术基金，仅限于用做公共艺术品建设与创作的开支。这种做法的优点是，有了长期立法的强制性保证，就不会因个别领导的去留而产生公共艺术兴衰的弊病，更重要的是使公共艺术的建设资金有了非常稳定的保证。在一些城市还任命包括建筑师、艺术家、市政工程代表、社区代表等在内的公共艺术评委，以实现公开、公平、公正地选择艺术家和其作品；对于已安放的艺术品，还要通过问卷调查，让广大群众对其意义和价值进行品评，使公众与艺术品对话，以便更好地确定公共艺术的特定地位（罗铭，2006）。相对健全和透明的制度使得包括城市雕塑在内的公共艺术建设取得了巨大成效，如果能借鉴“百分比艺术建设”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条件，由政府以立法的手段，制定出我国发展公共艺术的可操作的法规和法令，这不失为未来我国城市雕塑理想的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