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人民大众的孺子牛

他们是人民大众的孺子牛_中国社会心理分析：献给创造“25 年中国” 的人们

4-3.他们是人民大众的孺子牛

2004年第7期的《南方人物周刊》，推出了“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⁴⁷⁾明确表明策划这样一个专题的目的在于呼唤更多的知识分子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我们在这个时候推出这样一个专题，因为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最多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知识分子最少的时代，一个亟须知识分子的时代。拥有教授、博导和各类专家头衔的人多如牛毛，但是能够像马寅初和黄万里那样有着为了真理和良心可以和整个世界对撼的勇气的知识分子纵然没有绝迹，却也已经到了凤毛麟角的地步。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颇像英国作家戴维·洛奇小说《小世界》中的大学教授一样四处参加学术会议、连篇累牍地出版泡沫专著以牟取名利，而对逼到眼前的关涉到最大多数群体利益的大问题视而不见，保持沉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即便他们发出了一些嘀咕，也几乎没有被人听见。”这个专刊对于公共知识分子作了这样的定位：

他们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他们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他们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或许这种媒体化的语言难以成为一种严肃的定义，但是应该说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揭示了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的特点。

长期以来，我们对知识分子的角色认同是和各种类型的技术专家、工程师、医生、或是社会学教授联系在一起的，认为只要他们占有专业知识、受过大学教育，他们就是知识分子。事实上，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加强和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知识分子也越来越专注于自身所从事的“知识”领域。这既是现代社会赋予知识分子的一种必然角色和使命，也是现代知识分子确立自己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但是，对于这类知识分子，萨义德就曾尖锐地指出，他们并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知识分子，而只能说是专业化的知识分子，或者说得严厉一点，是一种典型的犬儒主义。他们是关在小房间里的教授，有着安稳的收入，却没有兴趣与课堂外的世界打交道。

但是，那种仅仅认为公共知识分子只是相对于书斋型知识分子而言的认识，也显然有问题。有人认为公共知识分子就意味着在专业工作之外还将致力于面对公众，关注公共事务；与公众交流沟通，让自己的专业进入社会，让自己的研究成果更多地为社会所了解，所接受。事实上，按照萨义德的说法，纯属个人或纯属公众的知识分子都不存在，只要你用文字表达，就意味着进入公共视野。这里的“公共”强调的是其空间属性。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个体的“知识分子”在进入“公共领域”时，并不可能就变成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他仅仅是获得了“公共”的属性。而我们讲的“公共”，更多强调的是一种价值指称。在这里，真正“公共属性”的获得，是通过共同的利益诉求、共同面对公共权力所产生的公共态度时才会获得。因此，如果说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书斋型人物并不能称为严格的“知识分子”，他只能算是一个专家或学者的话，一个有别于书斋型的所谓公众知识分子也不能真正称为公共知识分子，因为他没有主动地承担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中的伦理使命，没有使自己的专业知识及时有效地参与到公众现实的实践中来。正如苏珊·桑塔格所说，“一个人之所以是知识分子，是因为他在言论中表现出了正直和责任。”显然，知识分子的“知识”，不仅仅是对世界的存在奥秘的一种洞悉，它更是与它的道德效用，与理性、良知、批判、正义等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的。

基于以上分析，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只不过是指利用专业知识，在公共领域就公共利益问题，表达公共意志观念的知识分子。在这里，它获得了社会性认同，具有观念一致性。显然，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只是更加凸现了知识分子的文化表征，更加强调自身的公众化伦理使命，并积极参与到公众的现实领域，并时刻为建立一种自由公正、合理合法的现代文明秩序而努力。

无论是体制化知识分子还是民间知识分子，无论是传媒型的还是青灯黄卷型的，一方面社会的逐步民主化为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实现自己理想的多方面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更需要在这个新世纪高扬人文精神的旗帜。他们在本质上是人民大众的孺子牛。

参考文献

1.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2.杜维明：《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3.卡尔·博格斯：《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

4.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三联书店，2002年。

5.陶东风主编：《知识分子与社会转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

6.郑也夫：《知识分子研究》，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

7.王晓明编：《人文精神寻思录》，文汇出版社，1996年。

8.张承志：《无援的思想》，华艺出版社，1995年。

9.陆健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1995年。

10.许纪霖编：《公共性和公共知识分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11.波斯纳：《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

12.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13.汪晖：《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14.刘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三联书店，1988年。

15.船夫：《十年学潮纪实，1979—1989》，北京出版社，1990年。

16.宋强、乔迈等：《第四代人的反思》，甘肃文艺出版社，1997年。

17.朱苏力：《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载《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2期。

【注释】

(1)本部分的讨论参考了陶东风主编：《知识分子与社会转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郑也夫：《知识分子研究》，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

(2)陶东风主编：《知识分子与社会转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导言第2页。

(3)陶东风主编：《知识分子与社会转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导言第2页。

(4)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三联书店，2002年，第16—17页。曼海姆则强调了知识分子的“自由漂浮”，不依附于任何阶级的特性，认为知识分子并非一个有自己特殊利益的阶层，他们充当的是社会的批评者。见《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商务印书馆，2000年。

(5)卡尔·博格斯：《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0页。

(6)卡尔·博格斯：《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7—118页。

(7)周宪：《知识分子如何想象自己的身份》，载陶东风主编：《知识分子与社会转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3页。

(8)福柯所说：“知识分子现已不再以‘普遍性代表’、‘榜样’、‘为普天下大众求正义与真理’的方式出现，而是习惯于在具体的部门——就在他们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把他们置于其中的那些地方政府（寓所、医院、精神病院、实验室、大学、家庭和性关系）进行工作，无疑这赋予他们一种更为直接和具体斗争的意识。”转引自同上书，第12页。

(9)吉登斯也表达着类似的观点：“前现代文化中的专家知识倾向于依赖模棱两可的编纂的程序和符号形式。或者当这种知识被编纂成典籍，由于刻意要保护少数人对文字的独占，他们便不能为普通的人所获得。对专家知识的深奥性的保持，尤其这种深奥性在于与‘技能和艺术’分离的地方，它可能是专家占据显赫地位的主要根基。而在现代体系中，专家知识的深奥，与其难以言说的神圣性之间少有相关或全然无关，但它依从于长期的训练和专业化的结合，尽管专家（如社会学家）也在建立由行话和仪式组成的防线，以保护其专业知识的特殊地位。”载《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8年，第32—33页。

(10)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3页。

(11)杜维明：《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页。

(12)张汝伦：《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现代性》载《天涯》，2004年第1期。

(13)《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4页、第162页、第185—186页。

(14)1956年大鸣大放时期，西南财经学院院长马哲民的话比较能反映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情。“解放以来，知识分子有进步，靠拢党是事实，但与党有距离也是事实。解放以来知识分子遭遇上有些苦水。老干部对知识分子不信任、不尊重，看不出他们与反动派的分别，或者根本看不起，所以在运动中常把人民内部的问题与敌我问题混淆起来，而不少运动又是以知识分子为重点。所以人人自危，觉得中国有前途，个人没前途，活下去没意思。”胡平：《禅机》，上卷，广东旅游出版社，2004年第二版，第165页。

(15)1957年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文选》，第七卷，第273页。

(16)《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1967年11月6日。

(1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34页。

(18)《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0、41页。

(19)《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3页。李泽厚也认为真理标准讨论主要的意义在政治而非学术，他说：“虽然我对这次讨论的学术水平持保留态度，例如认为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如‘实践’、‘真理’、‘标准’等都没弄清楚，但这毕竟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这次讨论的政治意义和思想解放作用。”《批判哲学的批判》，再版后记，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42页。

(20)www.baiyun.net/jishi/biography/007-7.htm.

(21)当时的潘晓给中国青年杂志去信《人生的路为何越走越窄》，从而引发了全社会的大讨论。

(22)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载《解放文选》，上卷，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第310页。

(23)刘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三联书店，1988年，第7页。

(24)吴建国：《也谈“球籍”问题——兼论忧患意识、危机感》，《学习与研究》，1990年第11期。

(25)许纪霖:《从特殊走向普遍——专业化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如何可能？》，载《公共性和公共知识分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0页。

(26)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与现代性问题》，载《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56页。

(27)邓小平：《在武昌、深圳、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4—375页。

(28)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7页。

(29)许纪霖:“知识体制的专业化是从90年代中期逐渐开始的。随着国家对教育产业的投入加大，大学这些年不仅在学生人数和教学规模上大大扩张，而且在管理方式上也逐渐靠拢企业化的科学管理模式，知识按照严格的学科分工建制进行生产和流通，并且以一套严格的学科规范对教授的知识成果进行专业评估。国家体制的资本扩张和利润诱惑，吸引了一大批80年代在公共空间活动的知识分子重新回到知识体制内部寻租。但在学院生活内部，他们不再可能像过去那样可以按照自身的兴趣爱好思考、写作和发表，只能在学科专业标准的规训之下，生产高度专业化的知识产品，并且按照学科的等级评价制度，步步追逐更高、更多的文化资本和专业权威。这种学院化的专业趋势，形成了知识分子内部与外部的双重断裂。在其内部，原先统一的知识场域被分割成一个个细微的蜂窝状专业领地，不同学科之间的知识者不再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论域和共同的知识旨趣。在其外部，由于专业知识分子改变了写作姿态，面向学院，背对公众，他们与公共读者的有机联系因此也断裂了，重新成为一个封闭的、孤芳自赏的阶层。”《从特殊走向普遍——专业化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如何可能？》，载《公共性和公共知识分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1—32页。

(30)波斯纳：《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3—69页。

(31)许纪霖：《从特殊走向普遍——专业化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如何可能？》，载《公共性和公共知识分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4—35页。

(32)陆健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1995年，第111—112页。

(33)韩少功：《夜行者梦语》，《读书》，1993年第5期。

(34)张承志：《无援的思想》，华艺出版社，1995年，第2页。

(35)王晓明等：《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载王晓明编：《人文精神寻思录》，文汇出版社，1996年，第2，16页。

(36)王蒙：《人文精神偶感》，载王晓明编：《人文精神寻思录》，文汇出版社，1996年，第106—107页。

(37)宋强、乔迈等：《第四代人的反思》，甘肃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252页。

(38)朱苏力：“最典型的就是90年代初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虽然参加这场大论战的几乎全都是人文学者，特别是文学和哲学的学者，还涉及到‘躲避崇高’和‘抵抗文学’的一些作家诸如王朔、王蒙、张承志等。但是细想起来，他们争论的问题其实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文精神的失落，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文精神的失落。尽管这场争论并没有结果，中国90年代的人文精神似乎也没有因为这场争论有明显的上升或下降，甚至我们不知道人文学科有什么变化与这场争论有任何关系，甚至这场争论的两派一些核心人物到了90年代后期都在一定程度上‘边缘化’了，但是这场争论却实实在在地与中国的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有关。这场争论——如今回头看来——却反映了市场经济发展带来了中国知识界的知识权力结构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大大强化了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社会和知识话语体制中的话语权力，同时也反映了特别是当时的中青年人文知识分子包括作家对由于社会现代化带来的这种对知识类型的需求以及话语权力之转变或即将到来的转变感到了失落，感到了某种不安。并且历史表明，他们这种失落感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也正是在这种失落中，许多人文学科知识分子——在一定意义上，他们也可—以说是专业知识分子，尽管人文专业知识分子几乎是一种矛盾修辞——至少在一段时期或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成为了公共知识分子。”朱苏力：《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载《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2期。

(39)戴锦华《:书写文化英雄》绪论，http：//www.culstudies.com/rendanews/ displaynews.asp?id=1339。

(40)戴锦华《:书写文化英雄》绪论。

(41)[美]新闻自由委员会：《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4页。

(42)许纪霖:《从特殊走向普遍——专业化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如何可能？》，载《公共性和公共知识分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2页。

(43)胡泳：《虚幻的公共空间》，http：//www.mindmeters.com/other/ 200343154619.htm。

(44)曹静文：《解放日报》，2003年12月12日09:41。

(45)戴锦华《:书写文化英雄》绪论，http：//www.culstudies.com/rendanews/ displaynews.asp?id=1339。

(46)陈壁生：《民间化表达》,《粤海风》，2003年第5期。

(47)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政治学家：刘军宁；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作家、艺术家：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科学家：邹承鲁；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致敬名单：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