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寻思

3-2.人文精神寻思

80年代的思想启蒙直接导引出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变革，知识分子被压抑了几十年的参与热情被激发出来。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纯粹的市场经济行为还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因此经常会从自己的精神传统去设想未来，这种未来多少是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事实上我们强调的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性正是以一种理想主义为出发点的。而社会有其自身的运行原则，社会民众与知识分子之间的思想间隔也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当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后，商业文化必然会以其坚强的经济支持和巨大的产出效益而使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陷于孤独的“私语”状况。一些理想化的目标会迅速得到一种世俗性的解释。如自由平等和人人主义，选择自由和享乐主义，其间都存在着互相过渡的津梁。对此作为80年代寻根文学代表人物的韩少功有着独特的体验，他说：“个人从政治压迫下解放出来，最容易投入金钱的怀抱。中国的萨特发烧友们玩过哲学和诗歌以后，最容易成为狠宰客户的生意人，成为卡拉OK的常客和豪华别墅的新住户。”于是“真理的末日和节日就这样终于来到了。这一天，阳光明媚，人潮拥挤，大街上到处流淌着可口可乐的气味和电子音乐，人们不再为上帝活着，不再为国家活着，不再为山川和邻居活着，不再为古人和子孙活着，不再为任何意义任何法则而活着。萨特们的世界已经够破碎的了，然后像一面破镜，还能依稀将焦灼成像。而当今的世界则像超级商场里影像各异色彩纷呈的一大片电视墙，让人目不暇接，脑不暇思，什么也看不太清，一切都被愉悦地洗成空白。这当然也没什么，大脑既然是一个欺骗我们已久的赘物和祸根，消灭思想便成为时尚，让我们万众一心跟着感觉走。这样肠胃是更重要的器官，生殖器是更重要的器官。……人就是身体，人不过就是身体。”⁽³³⁾文学家对于社会、对于文化总是有着特殊的敏感，并用他们华丽的笔法把他们对于社会的变化的感受表达出来。

但是面对迅猛发展的文化与市场的接轨，面对文化人的迅速分化，张承志和张炜的不妥协的立场更为鲜明，因而对于通俗文化对于严肃文化的吞噬呈现出更强的批判性。张承志在《以笔为旗》中对于市场经济对于文学创作的冲击作了如此的描述：“几乎让人信以为真的大热闹突兀地收场了。八年前或更早就被同道们欢呼的新时期不仅旧了且已进了古董铺了。肉麻地欢呼黄金时代的人，庄严地总结新时期的人，‘东施’抹上了魔幻口红，正和‘西施’一起以色售文。几十年纠缠稿纸卷头却意在高官流水账的人，因不逞和无才而小心翼翼但求人和的人，高喊冲锋可是不见流血的人以及种种这棵树上附庸寄生的人都在几个月里蜕壳现形，一下子遛了个空荡荡。所谓三春过后诸芳尽，各自需寻各自门。不过一股脑儿都涌向商人们了。”⁽³⁴⁾张承志还猛烈抨击新闻界和批评界的随波逐流。张承志的言辞中蕴含着知识界对于文化商业化对于文化理想的销蚀的担忧，因此得到了知识界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的共鸣，不过张承志强烈的宗教性阻碍了其话语的扩展性，知识界似乎又在寻找一种更能代表其价值理想和行为规则的“标志物”。所以当王晓明等人在《上海文学》1996年第6期发表《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的谈话录后，人文精神便成为一部分人的旗帜，当时知识界的中心杂志《读书》1994年第3—7期连续发表了几组谈话，随后围绕人文精神这一概念，引发了全国规模的大讨论。

王晓明等人谈话录的对于当代精神状况的批评性论述也是从文学切入的。王晓明的前导性发言显然确定了谈话的基本立场。他说：“今天的文学危机是一个触目的标点，不但标志了公众文化素养的普遍下降，更标志着整整几代人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文学的危机实际上暴露了当代中国人人文精神的危机，整个社会对文学的冷淡，正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我们已经对发展自己的精神生活丧失了兴趣。”在这样的基调下，他们对于90年代各种文化现象和文学现象进行了广泛的批评。最后以“旷野上的废墟”作为对90年代以来社会文化发展状况的总体描述。谈话者对于什么是人文精神并没有作正面的阐明，而是通过如此这般设问来提出问题：“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民族真的可以不要诸如信仰、信念、世界意义、人生价值这些精神追求就能生存下去，乃至富强起来吗？”⁽³⁵⁾这种概念的模糊性在后来的讨论者中也并没有得到解决，很多人都强调人文精神应是知识分子对于超越性价值的追求，是对于终极价值的内在需要。还有人将之设定为一种价值形式，其内容则应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认为这种形式始终是存在的，也应该是存在的。

这种概念的模糊性并没有影响，或许是激发了人们参与的激情，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以这个话题为基础，出现了各种建构性的思路和不同立场的冲突，这表明面对文化观念的巨大转折，知识界对于自己在市场化的社会中的身份和地位的关注和不同定位构成了知识分子对于转折本身的意义和评价的不同出发点。

王蒙对于人文精神的“偶感”尽管被人认为是有意无意地抽去90年代提出人文精神的具体语境，将之曲解为对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态势的不满和对计划经济时代的留恋。但这种批评多少有些“防卫过当”。因为人文精神论者往往强调超越时空的抽象的人的终极关怀，如认为“五四”以后知识分子因追求富国强兵，实现现代化，是急功近利之举，是人文精神在近代失落的主要原因。这似乎更接近于“抽空语境”之情状。王蒙的下述提问确实击中了人文精神论者的要害，因为王晓明等人的谈话所谈的失落感就是针对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逐渐繁荣起来的通俗文艺（甚至是对“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对于现代性的诉求）和王朔等人的调侃，所以王蒙的问题是自然而然的，即“在通俗文学不发达的往日，如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我们是拥抱和洋溢着Humanism——人文精神的吗？”⁽³⁶⁾

在一些人看来，人文精神的讨论是一种无病呻吟，是“知识精英”不甘寂寞的表现，是对于启蒙身份的一曲挽歌。“所谓的‘人文精神的’的误区，把人文精神同中国人实现经济宏愿截然对立起来的做法，用遁世的‘人文精神’向现实投放标枪的作风却是我们不能不加以反击的。进入90年代，中国社会的多样化与平民性日益显现，经济生活的地位也越来越突出。民众更加关注股市的涨跌、房价的高低、自己所在单位的效益等贴近生活的实际问题，人们也更注重享受由于经济发展而带来的各种繁荣。这一切并不是‘精英’们不愿自己和民众一起关注和享受的，让他们不能容忍的是，民众居然在没有他们指点的情况下去关注享受着现世的快乐；民众在关注享受的同时竟然忘了去请教一下‘精英’，甚至忘了‘精英’的存在。于是‘精英’们的失落感油然而生。于是真正的忧思来了，他们给他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对人文精神失落的忧思。”⁽³⁷⁾

但无论如何，许多人更愿意将人文精神的讨论看作是对于自身身份确定的一种认识，并随着这种讨论，知识分子群体逐渐开始了进一步的分化。⁽³⁸⁾

首先是不同学科之间的知识分子开始产生重大落差，如果80年代是文学和哲学占据显学地位的话，那么在90年代经济学和法学的学者逐渐成为知识话语的主要生产者。

其次，从知识内容来说，经济学和法学所讨论的问题，虽也涉及体制改革和具体的社会秩序的安排，但从根本上它回避了对于宏观制度本身合法性的质疑，而是对现有的体制提供优化方案，因此知识界与管理阶层达到了一种新的合作而非意识形态的对抗。

再次，政府通过不同形式，有效地吸纳知识精英参与实质性和象征性的政府决策。这使知识阶层更愿意成为“智囊”而非“批评者”。而习惯于对社会事务发表意见的公共知识分子，也日益表现出理智和建设性的态度，因此说知识群体虽然从整体上表现出多元性的一面，但总体社会环境的宽松，使得知识阶层的批评性和建设性达到一种相对的平衡。

总之，90年代是中国思想界的反思期，亦是知识分子进行深刻反省的时期。这主要反映在对中西文化清醒的认识、比较后，独立意识的形成、人文精神讨论、“社会哲学”的兴起、“学术规范的讨论”等。

直接催促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心理发生转向和变化的原因在于：

1．社会变革和转轨的原因。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是通过政治力量强行推进的，尽管市场经济本身是通过市场原则自觉进行的。在一切按市场规则行事和以资本增值为目的社会，在赢家通吃的社会，人们竞争的激情一下子被激发了起来，只是由于缺少文化准备和心理准备，人们失去了从容应对的策略，在张皇失措中，人们几乎来不及思考便张开双臂拥抱了市场经济。与此同时，由于文化的商业化和文化理想的销蚀，导致了文化人的迅速分化。俗儒和知识官僚的出现就是其中分化的结果。

2．人文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人文精神大讨论。80年代以启蒙身份重返社会中心的人文知识分子在90年代的市场化、世俗化、功利化大潮中迅速被抛向了社会边缘。人文知识分子在获得了自由的同时，也丧失了特权。人文知识分子话语霸权的失去和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使他们产生了一种深深的失落感。这种失落最后通过“人文精神的危机”得以喷发。但是，人文精神危机之说，恰恰助长了弥漫整个知识界那种缺乏理性根基的人文激情的膨胀。在人文精神讨论中，人们发现，并没有过分关注人文精神本身的内涵，也没有把对人文精神的讨论确立在不同的有效层面上，只是笼而统之地指责和一味地怀旧与解构，并没有达到真正建构的目的。人文精神寻思究竟从中能得出什么经验性的东西。

3．传统学科的陈旧与社会哲学的兴起。传统学科体系、内容、方法的陈旧和传统学院生涯的危机，导致了人文学科的危机和人文知识分子的生存危机。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在群体自立的基础上力图谋求建构独立的话语体系和纯粹的“学统”。

以上三个方面的原因，使得知识分子在进行反思的同时，也在朝两个方向转向：

其一，以往以观念产生和社会良知代言人自居的人文知识分子变得现实和功利性。这类知识分子缺少社会批判精神，盲从随大流，一味为市场经济摇旗呐喊。主要表现为：（1）以市场为导向，以追逐利益为目标；（2）官僚知识阶层的出现；（3）专业技能性知识分子的重用。

其二，向专业化知识分子转向。其原因是：（1）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2）中国社会发展和教育体制改革的产物。（3）后现代思潮传入中国专业化知识分子的形成，导致了四个后果：一是，制约了知识分子对公共问题发表看法的能力。二是，在扩展知识的同时，导致了思想的狭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只能产生“工匠”，而不能产生出思想家。三是，知识产品和大众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从而削弱了社会公众听取专家意见的能力。四是，知识分子岗位意识的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