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哲学思想与系统科学

第一节　后现代哲学思想与系统科学

人们将大致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盛行于20世纪80年代的，以强调差异性和异质性，反对同一性和整体性为基本特征的哲学思潮称为后现代哲学思想。这里我们说它是一个哲学思潮而不是一种哲学理论，是因为冠以后现代哲学思想的各种观点、学说庞庞杂杂，而且它们之间既有相关性，又有歧异性，很难概括出一个整体框架。其实这种“难以概括”本身就是后现代哲学思想的特点。细心的读者可能早已发现，在前两章我们介绍社会系统学的主要概念时，每下一个定义都是很困难的，如果要像以前的传统科学一样给出每个概念具有明确内涵和外延的定义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采取的做法是照顾当前研究的需要，而有所侧重。追究其原因，可以归结为复杂性。高度的概括和准确与复杂性本来就是不能共存的。

按照传统的思维哲学与科学应当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也许有读者会问，讨论了半天社会系统和社会系统的组织问题，怎么又扯到后现代哲学思想上来了?这是因为后现代主义与复杂系统涉及的复杂性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因为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特征，不确定性。你既可以说有关复杂性和复杂系统的研究印证了后现代哲学思想的某些观点，也可以说后现代哲学思想支持了有关复杂性研究的主要结论。虽然，两者都是新近发展起来的，并各自延续着自己的发展脉络。但在科学史和在哲学史上你会发现从来没有一门科学学科与一种哲学思想走得这么近，也从来没有一种哲学理论直接影响着一门具体的学科发展。现代性发生和发展的时期，也是科学飞速发展的时期，这期间科学与哲学似乎在渐行渐远。现代社会可以说是被理性统治的时期，以至同样崇尚理性的现代主义被根深蒂固的科学观念当作是不可证明的近乎神学的非理性东西而束之高阁，哲学不再是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了。系统科学特别是社会系统学的出现也许正在改变这一切，一个共同的课题——不确定性，把科学和哲学的距离又重新拉近了，传统的科学开始走入一个不能被准确证明的领域，现代主义对理性的崇拜也开始受到后现代哲学思想越来越猛烈的批判。面对共同的“敌人”和共同的“利益”，系统科学和哲学好像在一夜之间跳入了同一条战壕，开始了并肩作战。

科学能够深入不确定领域开展研究，应当归功于把系统作为研究对象这种极富创新精神的想法。虽然最早创立系统科学的人，只是想借助它来研究飞机、火箭这样的简单系统，或者说没有生命的物质系统。但当你迈出了第一步后，第二步、第三步乃至以后就顺理成章了，既然飞机是系统，人不也是系统吗;人是系统，社会不也是系统吗、地球和人类社会不也是一个系统吗。由此，从简单系统研究走入复杂系统研究;从确定性或理性研究，自然而然地转入了不确定性的研究;从单纯的工程学研究领域，逐渐地跨入了生命科学、社会科学领域。

后现代哲学思想对现代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理性、历史和人。理性作为现代性得以确立的基本前提，它被现代社会几乎所有学说极力维护着，从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管这些主义之间是否矛盾，是否对立，它们都一致地坚持理性。“理性被认为足以发现适当的理论规范与实践规范，凭借着这些规范，便能建立起思想系统和行动系统，社会亦将随之而得到改造。与这种理性主义相关联，现代哲学相信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整体，是通过理性来实现人类理想，推动社会前进的过程。像自然一样，历史的发展也是有规律的，是社会不断向善、文明不断进步和人类不断完善的过程，并且历史的规律是人凭借理性可以加以把握和认识的。进而，确立理性的绝对权威也好，强调社会向善也好，最终都是对人的权威的认定，亦即把人放在宇宙和认识的中心，使人成为一切‘非我’族类必须与之看齐的最高主体”^[1]。但在后现代主义看来，“实际上，现代性确立的理性、历史规律和人的绝对权威只是一种幻觉。后现代理论认为，人并不是一个理性的、统一的主体，而是一个祛中心的、碎片化的主体，是一种精神分裂症的欲望流;历史也不是一个连续统一的整体，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一种单数的、大写的‘历史’，存在的只是复数的，小写的‘历史’，也就是说，所谓‘历史’并不是已经过去的事实，而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回忆录、档案、报告、文学作品、文化产品等—存在的文本，是一系列对过去进行记录、叙述或阐释的话语，是人类对自己的集体欲望所作的一种意识形态的表达”^[2]。“后现代对现代性的批判并不是要否认理性、历史和人的存在，而是为了破除人们对这些东西的绝对确信。因为这种绝对确信导致的是对差异性的排斥，对所谓异端的压制，是以一元性的话语压抑多元的存在”^[3]。

我们再来看社会系统学对现代人文科学理论的批判，系统科学不仅不否认理性，而且系统科学自己也在追寻着某种理性，系统科学反对的是绝对理性，反对将理性置于复杂性之上。系统科学认为不确定性和变化性是与理性并存的概念，绝对的理性由于它必然违背复杂性的基本特征是不存在的，它实际上等于死亡。现代主义范畴下的社会学理论都未能足够地包容不确定性，都是过于绝对的理论。如社会主义过于强调平等、资本主义过于强调自由都是不可取的，因为它们都没有考虑问题的其他方面，过于绝对化了。这里系统科学并不否认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的局部和阶段意义，认为当一个社会系统处于相对的不平等状态，或者处于相对的不自由状态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有其积极的社会指导作用的，但当一个社会系统的内部矛盾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时，如果把它们当作不变真理就可能适得其反。同样的道理，人权、平等、自由、民主、法制、环保这些被人们视为共同价值观的东西，哪一个都不是绝对的，当我们过于强调其中之一时就必然损害其他的东西。另一方面，当我们将其中之一绝对化以后，它本身的价值也会随之丧失。例如，当我们试图走向绝对自由时，最终得到的其实是不自由，是自由本身受到损害。或者用系统科学的语言来表述，任何社会系统的吸引子都不是唯一和绝对的，在一个吸引子方向上走到一定程度，就会走到它的对立面排斥子。总之，人们现在称为共同价值观的东西，其实只是合理的社会系统组织过程中应当考虑的诸多因素中的一部分，它们都是不可缺少的，但又都不是唯一的和绝对的。理性需要追求的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条件下的某种平衡。清醒的理性应当做的是，由社会系统自己根据其内外条件作出行为选择，而不是代它作出选择。理性可以做的是不盲目选择，而不是准确选择。

系统科学对理性的批判本身也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的，系统科学认为那些在社会学领域以所谓真理为目标的纯理性追求，无异于在社会学领域对所谓“永动机”的追求，是徒劳无益的。系统科学引入社会系统态函数——熵的概念，是想说明这样一个基本道理，得到的同时必然有付出，得到有多大，付出就有多大，只想得到不想付出是不可能实现的，你如果想得到全部想要的东西，你就必须付出自己全部所有的东西，那种状态只能是死亡，也即永远不再需要。我们说不确定性是复杂系统最主要的特征，而且不确定性随复杂系统元素的增多和时间尺度的加大而显著增强。最简单的社会系统家庭可以只有两个元素构成，大的社会系统如国家则可能由上十亿个元素构成，显然国家这种社会系统比家庭这种社会系统具有更强的不确定性，我们可以有一定把握地预测一个家庭今后一定时间内的大致行为，但我们同样去预测一个国家的行为时就困难得多，前者凭经验和理性的成分多，而后者猜测的成分更多。就同一个复杂系统而言，当我们预测其未来行为时，预测的时间跨度越短，预测中经验和理性作用就越大;预测的时间越长，预测中经验和理性的作用就越小。例如，我们可以根据一个诚实的小孩子过往的表现，预测他下一个言行是诚实的，并且这个预测不会太离谱。但如果我们想预测他几十年以后的行为是否诚实，其可靠性就大打折扣了，以至我们可以认为这种预测是不科学的。这个讨论告诉我们，在一定的尺度内经验和理性具有明显的作用。进一步讲，如果父母坚持采取理性的教育方法培养孩子诚实等优良品格，这个孩子将来在诚实方面的不确定性就会显著降低，即在一定程度内理性是可以影响不确定性的。这说明绝对的理性和否定一切理性都是不对的。

社会系统学是这样看待历史的，它认为历史是系统为了适应环境偶然走出的路径。历史是系统不断地舍弃一部分不确定性，在新的不确定性面前进行选择的行为过程。历史不是理性的必然，它永远都包含着无限多的遗憾。也就是说，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历史的上一个断面与其之前的断面存在着相关性，即有规律可寻;当我们向前看时当前的断面与未来的断面之间是不存在必然性的，任何的理性都指向无数的可能性。这就像是我们在介绍路径概念时曾经提到过的，路径只在你的身后存在，你的面前永远都没有明确的路可供选择，理性可以为你选择下一步提供参考，经验也可能为你提供借鉴，但所有这些都不能给你明确和肯定的答案。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已经走过的脚印，是人类走过的一条路径。这条路径到今天为止，明天将如何走，是人类面临的新的选择。

系统科学是这样看待人的，它认为人之所以成为人，与动物之所以成为动物，只是由于各自所走的进化路径不同而已。人可以为能够比地球上其他生命系统更早地产生智能涌现而骄傲，而自命不凡，但这并不代表说人走了一条唯一正确的路径。首先，人能够产生智能涌现，并不代表其他演化路径不能产生智能涌现，也不代表人的智能涌现是所有可能的智能涌现中相对最好的涌现。人在为自己感到骄傲时，同时也留有无数遗憾，它们懊恼自己为什么不长翅膀能够在天空中飞翔，在这点上它们无比地羡慕鸟儿;还懊恼自己为什么不长出鳃来能够在水中畅游，在这点上它们又羡慕着鱼儿;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类似这种由“为什么不”而产生的烦恼。其次，在生命进化的路途中本就不存在唯一和正确的概念，任何选择都是无数选择中的一种，而且每个选择都既有得也有失，不可能只有得没有失，选择也不是纯理性筛选的结果，而是环境的变化与系统相互作用的可能结果，这种作用中包含了无数的可能性和偶然性。再者，人在自己的演化道路上比其他生命系统更早地走到了所谓的“高级境界”，但与此同时人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即人适应环境的能力越来越弱了，这就意味着当环境发生巨大改变时，人会比类似细菌这样的低等级生命系统更容易被淘汰。人的付出还表现在，当人的智能给人带来更多的满足时，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新的不满足，人的智能水平再高也不可能给自己带来永恒的满足，回到本能的层次上人并不比细菌获得的更多。反而，人为了维持自己的所谓高级的满足，需要付出更为复杂和艰巨的组织努力。

系统科学又是怎样看待自己的呢?一者，系统科学虽然跨越了许多学科，可以不夸张地说它是覆盖领域最广的学科之一，但它仍然有很多覆盖不到的领域，因此系统科学仍然把自己视为一门狭义的学科。系统科学虽然侵入了许多学科的传统领地，但它清楚自己的局限性，因此它尊敬其他科学对知识世界所做的贡献，并与它们共享研究结果，它不追求凌驾于任何一门具体科学之上发号施令。二者，系统科学虽然把社会系统当作最具有不确定性的复杂系统来研究，但它并不放弃任何合理施展理性的可能，仍然把理性当作它从事复杂性研究的有效工具，在系统科学眼里不确定性并不等于不含任何确定的成分、没有可预见性、没有规律性、方向性、甚至可设计性，否则系统科学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只不过任何的理性、确定性、可预见性、规律性、方向性和可设计性都是相对的，最终都要服从于不确定性。再者，系统深入不同的学科领域，把表面上具有不同特性的事物，归为同类—系统加以研究，对开拓各个学科的研究视野，加深对事物本质的理解无疑是有益的，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前进，系统科学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以社会系统为例，虽然面对社会这个研究对象，政治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相互攻击早已有之。政治学在自然科学家眼里从来没有被当成是一门科学，它只是一个大杂烩，是经验主义的堆积;而政治学家也对自然科学家涉足政治学领域不屑一顾，认为自然科学家试图用物理或数学公式概括人文科学只能是徒劳的，因为他们根本不懂政治的复杂性。这种相互的批评从根本上说是好事，因为它在两者之间产生了一种妥协，即促成了社会系统学的出现。当系统科学把自己的触角深入到社会学领域时，它自然带来了两点好处:其一，带来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使我们对社会现象的研究更接近其内在和本质的规律，减少了过多依赖经验的现象;其二，当把社会当作复杂系统看待时，在肯定它的不确定性前提下，又充分减轻了过多的理性对研究结果的伤害，使我们对社会的认识更接近它的本来面目。

我们虽然与后现代哲学思想站在一起批判现代主义，但我们绝不是想彻底否定现代主义，而是想更合理地将现代主义创造的宝贵财富“保值”和“增值”。其实，我们今天提出的许多所谓新的观点在现代主义甚至古典主义中早就被提出来过，只不过表述有所不同，体系有所不同而已。这里我们仅试举几例:a.我们在组织结构的论述中提出的他组织与自组织合理比例的观点，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就曾有类似的阐述，他认为:一个最好的国家应该是避免极端的民主制和极端的寡头制的某种平均形式^[4]。亚里士多得在古希腊时期就作出这样的预测，实在令人敬佩。b.我们关于自组织的提法，在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社会契约论》中也早有相似论述，卢梭认为:合理的社会契约其要旨就在于“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的集体”^[5]，由此，在人民主权的国家中，每个人都具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双重身份，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这里只有相对的意义。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关于自组织产生的根源、机制及发生和发展条件的表述与卢梭的契约观点具有根本的不同，卢梭的观点是建立在纯理性基础之上的，追求绝对的完美。而我们的组织理论是建立在不确定性和人的自然本性基础之上的，它强调的是根据社会系统的条件，进行组织结构的动态调整。作为雅各宾党的指导思想，法国大革命可以说是卢梭理论的一次社会实践，而法国大革命的失败教训更是对卢梭理论的一次有说服力的批判，任何理论不管它多么的艳丽，当它追求的是一个确切目标时，都注定要失败。c.我们关于社会系统状态函数的概念与现代主义哲学大家罗尔斯《正义论》的主要观点也有不谋而合之处，罗尔斯的“正义即公平”观点，其实就是把社会系统实现正义的程度，视为社会系统合理组织的态函数。罗尔斯的不足表现在，他的正义论仍然没有走出追求绝对理性的路子，即放大了理性的适用，减少了对不确定性的包容。而我们认为任何理性的东西都只能具有有限的局部意义，理性必须满足不确定性的要求，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选择把私心实现的程度作为社会系统态函数的根本原因。d.社会系统学提出的组织定律其实与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在其《国家的兴衰》中的观点也非常的接近。如他预言:“一个地区拥有组织稳定自由的时间越长，阻碍增长的组织积累得就会越多”^[6]，曼瑟尔·奥尔森的观点与我们的组织定律所揭示的规律是一致的。采取“透过现象看本质”传统的社会学研究方法，曼瑟尔·奥尔森能得出这样出色的结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只是可惜在对社会问题的求解上，他的研究仍然包含了太多的绝对思维。

后现代哲学思想和系统科学在批判以前的哲学思想和哲学理论的同时，它们自己也在接受来自各方的批判。面对这些批判，作者认为还不到进行全面反击的时候，原因有三个:其一，由于，主要是后现代主义内各种流派过于庞杂，它们之间也产生相互的批判，因此做为受批判者，你不清楚到底应当是谁来承担被批判的责任;其二，社会系统学还是一门很新的学科，它的流传度和被人理解的程度都还很低，对它的批判深度当然也不可能很深，因此需要给那些真正的批判者一些时间去准备有深度的批判;其三，抱着批判自然有益的态度，我们也需要留给自己一定的时间来搜集、概括、消化、吸收已经或者将要到来的批判，以便作出同样有深度的回应。

有一种情况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后现代主义的某些分支在不确定性上走得太远了，过多地强调了不确定性，过度地批判了确定性。前些时候和一位年轻的表现主义画家讨论他的画。他的画色彩过于单一，结构也过于破碎。一位朋友建议他是否能增加些色彩，也许效果会更好。他说现在有些表现主义画家走得更远，甚至就画一些极其简单的符号。我虽然对绘画是外行，但对他的观点还是能表示一些行内意见的。我说那样的表现主义画风太虚无了，还是回归现实一些好。表现主义无非是想表现不确定的东西，但不确定与确定永远都是不可分的，或者说不确定的东西总需要确定的东西作为载体才能够表达出来，两者是相得益彰的关系。过多地忽略了载体，你的思想就难以恰当表现，别人也难以理解。一种大的思潮往往会对旧的东西矫枉过正，然后自己再被矫正，你现在先于别人回归一些，而不是跟着别人再走远，也许你就走在下一次潮流之前了。不仅在艺术领域，在其他领域也是如此，后现代主义都不能走得太远了。

社会系统学的出现，使科学与哲学的距离大大拉近了。几乎社会系统学的每一个基本概念都要触及到哲学，这也为我们提供了重新认识哲学的机会。当把世间所有的事物都归为某种系统加以研究时，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所谓哲学其实就是关于世界这个最大系统的科学，而像物理学这样的具体科学其实就是关于物理系统的哲学，它们是母系统与子系统的关系。从系统研究的层次看，系统研究随着由简单向复杂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升级，发展到社会系统学自然就离最高层的哲学越来越近了。今天社会系统学能够站在反绝对理性的前沿，直接印证后现代哲学思想的合理成分就是这个道理。